曾国藩的齐家之道

古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晚清名臣曾国藩的一生在平衡为官和齐家关系上为后世做出了典范。“立功、立德、立言”的家风家训，让他不仅为官治政游刃有余，更实现了家族的昌盛。在此，我们从《曾国藩家训》中借鉴涵养优良家风的秘诀，结合新时代新风尚引领社风不断向好。

论及“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孙中山、章太炎、范文澜等人非议不绝，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人则评价极高，从1872年他去世至今仍众说纷纭，尚未盖棺定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概括成“誉之者则为圣相，谳之者则为元凶”。编辑曾国藩家书日记精华为《曾文正公嘉言钞》的梁启超高度称赞他“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钱穆评价他“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教育家”。徐少锦、陈延斌著《中国家训史》认为曾国藩家训是“仕宦家训的峰巅”，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评说曾国藩家训的郦波教授将其家训誉为“千古家训之大成”。150年来以曾国藩家训为主题的出版物不计其数，其影响远超“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等古代家训名篇。岳麓书社2022年1月出版的张天杰译注《曾国藩家训》，可谓近年有关曾国藩家训解读的集大成之作，读来感慨有三。

曾国藩从古代圣哲原典中追寻“立志多读古书，立志作第一好人”的原点。同治九年正月初八，曾国藩第一次给侄儿曾纪寿写信，就鼓励他立志，因为“古来圣贤豪杰，皆有非常之志。人之有志，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根，作室之有基，力田之有种”。“侄年方幼学，宜立志多读古书，立志作第一好人”。随即开列具体书单，先熟悉“四书”“五经”，“然后次及于《周礼》《仪礼》《公》《榖》《尔雅》《孝经》《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庄子》《荀子》《说文》《文选》《通鉴》，及李、杜、苏、黄之诗，韩、欧、曾、王之文，周、程、张、朱之义理，葛、陆、范、韩之经济，次第诵习。虽不能一旦全看，而立志不可不博观而广蓄。”这些书，在曾国藩对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书中屡屡谈及，也是曾国藩多年勤读不辍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奉为圭臬，并作《圣哲画像记》以敬之。其中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父亲，他不仅要求儿子立志多读，而且率先垂范每日必读，“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不仅天天读，而且必须“一书未毕不点他书”；不仅只是督促，而是在有限的言语和家书交流中，将自己阅读原典的会心之处倾囊相教，其中既指出儿辈阅读和写作时应该注意的关键，也不隐瞒自身醒悟到的遗憾不足，希望子侄引以为戒。可以说，遍览中国历代家训家书，曾国藩家书中对学习中国古代圣哲原典的细心指导和精要评价，尚无人能出其右，这与他一生孜孜从古代圣哲原典中追寻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读书、治学、从政、处世、书法、养心、养生的原点分不开，堪为典范。

曾国藩从中国家训经典中追寻修齐治平的原点。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大学》梳理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明德于天下的逻辑必然，《孟子》明确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将每个人的成长、每个家庭的治理有机融入到社会、国家、天下治理的整体中，将齐家作为修齐治平的必然一环，视家庭教育为安身立命之所，以“修齐治平”、“认祖归宗”、“家国天下”为信仰，充分彰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为中国社会稳定和中华文明传承中重视家庭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大优点。旅美学人杨笑斯著《家哲学》曾比较论证了中西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差异，对中国家训文化提出高度评价。作为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熏陶的理学名臣，曾国藩自觉认同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十分重视齐家之道。他告诉儿子，“颜黄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家书中告诉长子曾纪泽：“张文端公所著《聪训斋语》，皆教子之言，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尔宜常常省览……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他专门寄两本《聪训斋语》，让家人“细心省览”，认为此书“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他认为，颜之推《颜氏家训》、康熙《庭训格言》、张英《聪训斋语》必须精读之、力行之，方能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方能治家有方，方能奠定治国平天下的坚实基础。

“勤”“俭”“严”“和”以齐家

“勤”必有恒。一勤天下无难事，人但有恒事必成。曾国藩一生最为推崇这个“勤”字，他自为勤而不惰、勤而不傲，凡事以勤为先。他认为，勤有三大好处：于个人能养品、于家庭万事兴、于团队能形成好风气。他力主以勤治事，无论是办团练、治湘军，还是任尚书、当总督，都要制定一份工作表，不仅把自己每天从早到晚的事务及时间安排得紧锣密鼓，而且与官兵一道早起勤习行事。他主张以勤兴家，提倡家长带头勤，家庭成员也要勤，甚至还亲自拟制功课表，将家务劳动细分为食事、家事、细工、粗工四类，交由其夫人欧阳氏带头示范并督导落实。

“俭”而有节。尽管身居要职，但曾国藩一生尤其重“俭”，在他看来，“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在家书中，他说：“无论大事小事、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全身上下除官服以外，几乎均出自家纺制作，金榜题名时买的一件绸缎马褂，也是穿了30年而不舍弃。家中饮食，多以自家种植养殖供给为主，他吃饭不讲排场，每餐一菜一汤已知足，被人称为“一品宰相”；碰上公务应酬，他总有一个习惯——只吃眼前菜，以此提醒别人不可奢侈浪费。家中不论男女老少，穿戴都很朴实。他时常告诫子弟：“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严”中生趣。曾国藩治军以严著称，尤善以情感人、以德服人。而对于齐家，他不仅把这套方法也运用得恰到好处，而且新增了许多趣的措施。在家书中，他说：“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只有做一个满是趣味的人，生活才是富足的。”在曾国藩看来，趣是生发活力的根本。个人修养中要讲究志趣，家庭生活中要讲究情趣，事业发展上要讲究智趣。事实上，从曾国藩存世的上千封家书中，并不难发现其身上充斥着满满的趣味，他常在平淡的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齐家育人。他自己也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月之间。”在家中，曾国藩并非一脸严肃刻板，而常与家人有说有笑，甚至有时还讲点幽默趣事，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正是这种严而有趣的教育，深深影响了曾家子孙。

“和”能致祥。自小成长于一个大家庭，并作为8个弟妹的兄长，曾国藩深知家和的重要性。他主张和以治家，贵兄弟和睦，并在家书中写道：“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在他看来，家是人生事业的根据地，失之将成无本之木。“和”是一团祥和之气，一种愉悦的氛围，能直接影响个人、家庭乃至家族的兴衰成败。因此，他不光重视悉心呵护自家的和美，以身作则爱家人、亲兄弟、济族人、和同僚、睦邻里，而且要求家里每个人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和气的状态、和睦的姿态，做到礼仪为先、亲善友好。

曾国藩一生倾注了大量心血来维持兄弟和睦，并现身说法引导他们和而少争、清廉守正。他常写家书劝诫子弟：“欲以口舌胜人，转为人所不服也，居今之事，要以言逊为宜。”还在曾家老宅正堂悬挂“八本堂”牌匾，力主“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当官以不要钱为本”等八条人生准则，强调“家和是八本之根本”，足见其对和以修身治家旺族的殷切守望。也正是在这股和风熏陶下，曾氏家族代代出英才，绵延百余年而不衰。

今人可从曾国藩家训原文中追寻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原点。曾国藩深知“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他在家书中回忆，“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说明他曾立志想效仿前人作家训以教育家人，但最终未能写成的原因在于：“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可见曾国藩对作家训的要求很高。首先要熟读经史子集，全盘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入世、处世、经世、出世各方面的知识；此外还要融会贯通齐家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加以灵活运用，自成体系，才能动笔写曾氏家训。他虽未写成家训，但一直以此标准在思考和准备中，随时归纳总结，随时将心得或面授、或记载于家书中谆谆教诲家人，以至在他逝世后李氏兄弟能迅速编撰其家训，曾文正公家训一时广为流传，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家训文化的深思熟虑与践履实行。曾国藩虽未专门写家训，但其散落于家书中的家训汇编已成为中国家训的登峰之作，可谓一本《曾国藩家训》在手，遍览中国传统家训精华。今人欲一窥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堂奥，读《曾国藩家训》当为入门之书和必读之书。岳麓书社此版《曾国藩家训》，全书有前言，139则家书每则有导读、原文、疑难注释注音、全文翻译，书末附《曾国藩家族七代世系简表》，当成为通向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原点的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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