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下为公”思想是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关于构建文明社会与理想世界秩序的重要原则，是“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治理理念的重要体现，不仅包含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远大政治抱负，更向世人揭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义利关系、公私关系的智慧。“天下为公”作为一种治理观旨在建设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与“和而不同”的文明理想世界，包含着对义利关系与公私关系的和合追求，折射出在面对义与利、公与私这样相互对立面关系选择时的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一是“以义为上”的义利观。“以义为上”并不意味着无原则性地舍利取义，在很多情况下义与利并不是不可兼得的博弈关系。“以义为上”的义利观要求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义利关系，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动机从而达到义利兼得的目的，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用遵循“义”的原则来推动整体利益的获得。二是“以公为先”的公私观。个体的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同时也是社会共同体(集体)的一分子。在西方社会共同体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而在中国社会共同体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的部落联盟，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强调通过共同利益的实现来推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天下为公”以其“宏大的道德价值指向”和超越性、开放性的特征，使其在人类历史的运动发展中“不断获得新的阐释，有了不限于伦理价值和政治秩序的丰富的哲学涵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同时，更需要将天下为公的理念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进入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动荡变革期，特别是“一些地方战乱和冲突仍在持续，饥荒和疾病仍在流行，隔阂和对立仍在加深，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呼声更加强烈”为此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和处理外交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郑重提出并不新阐述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那么，我国提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神底气是什么呢?尽管有学者分析和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对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相比较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更大，且正是因为其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更为直接的智慧涵养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神基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着“协和万邦”的思想《尚书·尧典》提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观念。其中“协”即协调、协助，是手段；“和”即和平、和睦、和谐，是目的。“协和万邦”的意思是通过协调协助，使各诸侯国之间达到和平和睦、和谐。在今天看来“协和万邦”是指国家之间加强合作相互促进，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最终达到和平、合作、共赢的目的。显然，“协和万邦”由单个国家引向世界各国，将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间基本结束了战争与武力对抗，倾向于用对话协商、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矛盾冲突。虽然许多国家都已经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但仍有少数国家崇尚武力，喜欢用战争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从而带来了危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协和万邦”的和合文化思想无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同时他还指出，中国人自古就非常推崇“远亲不如近邻”“国虽大，好战必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等和平思想。“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植根于“和合”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中，以达到“大同社会”为终极目标。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这一时代发展潮流，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深入推进，这一重大理念日益转化为实际行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将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在事物的不断运动变化中实现发展，人类社会离开和谐共生的大环境也无法得到延续与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以开放句容的心态对待世界不同的文化，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始终保持尊重与借鉴的态度。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独特性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主要的特点，由于每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所以世界才会呈现出绚烂多姿的人类文明。文明没有优劣等级之分，只有在尊重各种各样不同文明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才能够走出一条彼此接纳与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在日内瓦总部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差异只是特色、地域的差异，并不是什么高下优劣的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批判了“文明优越感”的狭隘性与危险性意味着发展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无论哪一种文明如果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必将走向衰落。但在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一定要讲究”和实生物”的多元文化智慧，以海纳百川、相互尊重的宽广胸怀，以及平等相待兼收并蓄的真诚态度，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融、和谐共生。

天下大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求同存异、共同参与的全球事务治理智慧

“大同”出自《礼记·礼运》属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是儒家追求的“修已安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完美实现。到了“天下大同”的社会，各种文化密切接触，相互交流，并行不悖，和谐共存，既各自珍视特色长处、又尊重包容他人的价值理念。1990年，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他前瞻性地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蓝图，这一美好的愿景包含着“四步走”的发展战略：从“各美其美”相对狭隘的发展阶段，到“美人之美”能够理解并尊重他人的价值理念阶段，再到“美美与共”既重视他人又珍爱自己的价值阶段最终达到“天下大同”多种文化求同存异并行不悖的理想状态。中国的“天下大同”的理想归根到底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只有在立已立人的情况下才能够构建完整的世界格局，才能够为全人类谋发展谋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以实现“天下大同”社会为目标，又以“天下大同”为哲学智慧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世界安全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我国，正是以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亚投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和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中国秉承合作不对抗、双赢多赢共赢而不单赢的原则，寻求全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引领各个国家形成共识从而促进协调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求同存异共同参与的方向发展，进而为实现“天下大同”目标夯实基础。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天下为公”的记载，大意为这个世界是天下所有人共有的，其中所蕴含的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兼收并蓄，与西方文化相融通，强调在面对世界性威胁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需要合作解决各国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当今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国情、历史、文化等虽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是相似的，应对世界各国所面对的以气候环境问题为代表的共同挑战，需要形成价值共识。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引导员将写有参赛代表团名称的雪花造型引导牌拼合在一起，形成一大朵雪花，象征着友谊、光明、和平的火炬放置于雪花中间，中国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向世界传递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承认不同的存在，尊重个体各自的特征，在平等公正的环境中互为依存、相互补充，形成新的和谐，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独特智慧。

早在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就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的倡议。这场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共有100多个缔约方，对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致辞，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战胜新冠疫情，还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共商共建”思想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共商共建”为应对环境问题提供了新举措，也为国际社会解决共识性问题拓宽了思路。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针对环境问题，中国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践行环境保护多边主义，形成全球环境治理合力，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思路和宝贵经验。

天下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对内对外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建构和谐社会秩序和推动国际友好往来的重要价值认同体系。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天下为公”的治理观，其中所蕴含的“协和万邦”“和实生物”“天下大同”的智慧涵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根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于新时代全球治理的新高度。不仅丰富了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时代内涵，拓宽了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实践途径，而且扩大了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国际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想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还特别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这就是说新时代要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必须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对内对外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建构和谐社会秩序和推动国际友好往来的重要价值认同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参与全球治理营造良好国际和平发展环境的需要，将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创造性地应用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之中，推动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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