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之道与齐家

孝悌之道是尧舜以来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孟子“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赵岐《孟子题辞解》云:“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然而孟子把尧舜之道概括为孝悌之道。《孟子·告子下》第二章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把尧舜之道概括为孝悌之道，就是说尧舜之道的道德根本是孝悌。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赵岐注云：“孝悌而已，人所能也。尧服，衣服不逾礼也。尧言，仁义之言。尧行，孝悌之行。桀服，谲诡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义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为尧似尧，为桀似桀而已矣。”

孟子把尧舜之道归结为孝悌，并以尧舜与桀纣对比，指出如果人们服尧舜之服，诵尧舜之言，行尧舜之行，那就会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反之，则会成为桀纣这样的邪恶罪人。服饰合乎礼制，口言仁义之言，身行孝悌之行，才不会成为桀桀那样的大恶之人。朱熹《孟子集注》引杨氏曰：“尧舜之道大矣，而所以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间，非有甚高难行之事也，百姓盖日用而不知耳。”尧舜之道是大道，但不是高不可攀，而就是从百姓日用的孝悌开始，体现在言行举止的方方面面。

孟子关于尧舜孝悌的思想当本于《尚书》。《尚书·尧典》说舜“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的父亲瞽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他的后母是个没有妇德之人，他的后弟傲慢不友好，三个人经常联合起来谋害舜。但舜以孝行美德感化他们，竭力使家庭和睦，同时自身加强修养，没有变得邪恶。《尚书·舜典》还说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伪孔传》：“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就包含了孝悌之道，舜自己能够做到兄友、子孝。

有学者通过古代文献的考察发现:尧舜时期已有孝悌萌芽,夏代有忠德流行,商代则是悌道大盛,周人比较全面地形成了孝悌风俗,这些都是孔子系统孝悌思想形成的历史资源。孟子说孔子乃“集大成”者,其于孝悌思想亦然。孟子正是在尧舜以来到孔子、曾子的基础上对孝悌之道发扬光大，并以孝悌之道为基点，推衍到治国平天下。

孝悌之道，家庭和睦。人类社会基本伦理有五，而家庭就有三伦：父子、夫妇、兄弟。处理好这三重关系，就是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父子一伦为人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纵向延续，伦理规范是“父慈子孝。在家庭伦理中，所缺乏的、难以做到往往不是“慈”，而是子女对父母的“孝”，于是儒家特别强调“孝”。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伦理规范是“兄友弟恭”，一般而言兄友问题不大，弟恭往往难以做到，所以要强调“悌”。贾谊《新书·道术》：“弟敬爱兄谓之悌。”孔子非常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论语》中多次以孝悌连言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孟子重视孝悌之道与家庭和谐。《孟子·万章上》第一章，孟子与万章讨论舜为什么在田间耕作时会“号泣于旻天”，孟子认为舜的号泣是舜对父母既埋怨又怀恋的表现。舜发自内心地孝敬父母，无论父母对他如何他都尽为子的孝道，以至于得到人们的喜爱、得到美女、财富和尊贵都不足以消除他的忧愁，只有得到父母的欢心才可以消除忧愁。孙奭疏曰：“此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无物以先之，虽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悦于其父母，莫有可也。”朱熹《孟子集注》：“此章言舜不以得众人之所欲为己乐，而以不顺乎亲之心为己忧。非圣人之尽性，其孰能之？”孟子认为，舜虽已贵为天子，得到了人人都愿得到的东西，如天下士人归附、女色、财富、地位，但他并不高兴，他内心的忧愁是，还没有得到父母的欢心，年五十仍思慕父母。这说明孝道是人生一切的根本，一个人不能尽孝道，其他方面人生的成就就失去了价值基础，变得没有意义。

儒家认为，百善孝为先，孝悌为仁之本，从天子以至庶民都是如此。以“孝”为本源，扩而充之，才能形成其他的善行。“孝”主要是对父母的感情问题，人都应该终身爱慕父母，但实际上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终身都只爱慕父母，其他如年轻漂亮的姑娘、妻子、君王等统统不爱。这当然不行，也是不能尽孝；另一种情况是既终身爱慕你母，又不妨害爱姑娘，爱妻子，爱君王等。孟子这段话是通过对大舜的行为作心理分析后引出的。大舜由于没有得到父母的喜爱，所以，即使获得了绝色美女和妻子，甚至自己已做了君王，达到了权力和财富的顶峰以后，也仍然郁郁寡欢，思蓦父母之爱。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大孝”，那就应该既“终身慕父母”，又爱少艾和妻子，这才是健康正常的心态。“终身慕父母”就是对父母的孝心纯真无伪，始终一贯，不为权利、美色、物质享受所动。

《孟子·万章上》第二章孟子与万章有讨论舜为什么会“不告而娶”？以及怎么认识舜在这件事上的做法。以礼，古代年轻人婚姻都得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舜娶尧之二女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舜特殊的家庭环境，如果禀告了父母就娶不到妻子，就不能完成夫妇之大伦，也不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舜在父母、兄弟伤害他情况下能够以真诚之心尽孝悌之道，父不慈子依然孝，弟不恭兄依然友，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正是舜伟大光辉之处。孙奭疏曰：“此章指言仁圣所存者大，舍小从大，达权之义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朱熹《孟子集注》：“此章又言舜遭人伦之变，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舜父顽母嚚，常欲害舜。告则不听其娶，是废人之大伦，以雠怨于父母也。”

舜遇到了人伦之道的变异，父母兄弟不行其道，常常想加害于舜，而他的行为则符合天理的常道，能够尽孝悌之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舜处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如果告必不能娶，夫妇之伦不能立，必然会怨恨父母。如果理解舜的“不告而娶”？赵岐注：“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礼也;舜不以告，权也。故曰犹告，与告同也。”赵岐认为告而娶是礼，不告而娶是权。孙奭疏“君子于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犹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礼而合义，故君子以为不告犹告也”，孙奭以“反礼而合义”解释。朱熹《孟子集注》：“舜告焉，则不得娶，而终于无后矣。告者礼也。不告者权也。犹告，言与告同也。盖权而得中，则不离于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权。正者万世之常，权者一时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权非体道者不能用也。盖权出于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则天下之罪人也。’”

朱子、范氏以“正和权”的辩证关系来解释，与赵岐近。都说明舜的做法是反礼之权，不告而娶，就跟告了一样，并不违背人伦大道。这是孟子经权思想在孝悌之道方面的具体应用。

孟子也重视以礼尽孝。孝道体现在人子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体现？通过礼。《论语·为政篇》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问孝，孔子告诉他事奉父母不要违背礼仪，而礼仪贯穿生死，父亲生前以礼事奉，父母去世以礼安葬，去世之后以礼祭祀，这才算得上尽孝。所以孝与礼密不可分。

《孟子·滕文公上》引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这句话与《论语》完全一致，赵岐注认为是“曾子传孔子之言”，朱熹《孟子集注》也认为：“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迟者”。什么孔、曾、孟是一脉相承的。孙奭疏云：“孟子以此答然友之问，言曾子谓父母在生之时，当以礼奉事之，如冬温夏清，昏定晨省，是其礼也；父母死之时，当以礼安葬之，如躃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礼也；及祭之礼，如春秋祭祀，以时思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能如此，则可谓之能孝者矣。”

孟子下面接着说：“三年之丧，斋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三年之丧”是上古传下来的，是全社会的人都应该实行的。赵岐注：“孟子言我虽不学诸侯之礼，尝闻师言，三代以事，君臣皆行三年之丧。”孙奭疏：“三年之丧，自上至于天子，下而达于庶人，三代夏、商、周共行之矣。”朱熹《孟子集注》：“三年之丧者，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父母之丧，必以三年也。”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民一贯，夏商周三代一致，内在精神是体现孝子感恩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发自仁心的孝道应有之义。

孟子之所以重视三年之丧，朱熹解释说：“当时诸侯莫能行古丧礼，而文公独能以此为问，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丧，固人子之心所自尽者。盖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于此有所不能自已也。”又引林氏曰：“孟子之时，丧礼既坏，然三年之丧，恻隐之心，痛疾之意，出于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尝亡也。”孟子时代丧礼已坏，诸侯们都不行三年之丧，而只有文公还询问，孟子赞颂他，并指出三年之丧的礼仪是为了体现孝子的仁爱之心，表达孝子失去父母之后的悲痛之情。这就是孟子主张保留三年之丧的原因。

《孟子·离娄下》第十三章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是强调生养与死葬比较起来，死葬似乎更为重要。赵岐注：“孝子事亲致养，未足以为大事，送终如礼，则为能奉大事也。”孙奭疏：“此章指言养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终，行之高者，事不违礼，可谓难矣，故谓之大事。孟子言人奉养父母于其生日，虽昏定晨省，冬温夏清，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当其大事也。惟父母终，能躃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当之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环境下，无论能力如何，对父母的赡养大都能够尽心尽力，不成问题。但父母去世后以礼丧葬，有繁缛的礼节和苛刻的要求，特别是要守三年之丧礼，确实不容易，所以是一件大事。朱熹《孟子集注》：“事生固当爱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于送死，则人道之大变。孝子之事亲，舍是无以用其力矣。故尤以为大事，而必诚必信，不使少有后日之悔也。”朱熹认为生养是人道之常，而死葬是人道之变，所以是大事，一定要诚心诚意，尽心尽力，以免日后懊悔。

孝悌之道，可以维护家庭秩序，促进家庭和谐，古人云“家和万事兴”。《礼记·礼运篇》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反之，“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 (《说苑·敬慎》)《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几代同堂，家庭和睦，其乐融融，所谓天伦之乐，是几千年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样态。

曾氏家族对治家非常重视，曾国藩的祖父就很重视家庭教育，但形成很好的家风还是在曾国藩一代。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少时也是一个纨绔子弟，30多岁改邪归正，对他的三个儿子管得很严。到了曾国藩，他更加注重家庭教育，把“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目标。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修身齐家”，因此曾国藩对家的治理非常注重。总体来看，曾国藩对家的治理看重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曾国藩强调孝悌和家，所谓孝，是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报恩；悌，是对兄弟姐妹的友爱和关心。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还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曾国藩深受孔学影响，十分看重孝悌在齐家中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只有孝悌，才能使家庭和睦、兴旺发达。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说：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他甚至认为，孝悌比耕读更重要，即耕读之家能延续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自己终身躬行孝悌，是孝悌的楷模。

在孝的方面，曾国藩对祖父母、父母极其恭敬孝顺。他始终以很低的姿态给父母长辈写信，常常盛赞其德其行，时时嘘寒问暖，经常禀报商议家事，恳请兄弟子侄尽孝尽责。曾国藩经常为不能亲身孝敬父母长辈而内疚惭愧。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信中说：“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当父母长辈稍有病恙，曾国藩深切担忧，他说：“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当母亲病故时，曾国藩更是哀痛不已，深深自责。咸丰二年七月给纪泽的信中说：“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

在悌的方面，曾国藩对弟妹们关爱备至，真正起到了“长兄如父”的作用。曾国藩有弟弟四人，其家书的精华在于与弟书及训子书，尤其是与弟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超过训子书。一般而言，关心子女容易，关心兄弟姐妹难，因为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而兄弟姐妹则会自立门户，渐行渐远。曾国藩在大量写给诸弟信中所充溢的兄弟之情，令人深为感动，这不仅体现其望弟成才的苦心，而且体现其崇高的道德风范。曾国藩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全方位的，既有生活上的关心，又有读书上的关心，还有做人上的关心。

在生活上，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诸弟信中说：“予尚有寄兰妹、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仿照去年寄呈母亲、叔母之样”。在读书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致诸弟信中说：读书讲究志、识、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在做人上，当得知四弟以在家塾不利于读书而想外出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致诸弟信中劝诫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在教育关心诸弟上付出了极大努力，曾国藩仍自责自己未尽全力。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父母慈爱子女，子女便孝顺父母，兄长友爱弟弟，而后弟弟尊敬兄长，这是一般常理，就不必说了。倘若父母不慈爱子女，子女却能够自行孝道，时间一久，没有不感动父母的，这才是真正的孝顺。要是兄长不友爱弟弟，弟弟也能敬重兄长，日子久了，没有不感动兄长的，这才是真正的孝悌。

自古以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或是兄长与弟弟的关系，都是天然的人伦关系，各自有他的因缘果报。因此，不论父母是否慈爱子女，兄长是否友爱弟弟，为人子女或弟妹的，都必须竭尽自己的本分，孝养父母、敬重兄长。我们能在孝悌上用功夫，久而久之，家庭自然会一团和气，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学问、事业，都会有意想不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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