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朱熹融合儒、释、道三教,并加以时代的改造和创新,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有哪些著名的思想论断?为何被评价为伟大的教育家?今日,让我们一起了解朱熹传奇的一生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朱熹出生在福建,祖籍江西婺源,今天的上饶。他生下来右眼睛边上长了7颗痣,如北斗七星,与众不同。不管怎么说,朱熹后来的影响力,确实对孔子的儒学有再造之功。我们现在给朱熹的定位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要理解他的思想,还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我今天重点谈谈他的身世、阅历和主要贡献。
朱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他的几个好朋友照看。他们很给力,其中,刘子羽给朱熹建了一栋小别墅,刘勉之则把女儿嫁给他。一个给他起房子,一个给他找老婆,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啊。还有,这几个人虽然都是儒者身份,却对佛教情有独钟。朱熹从小接触佛教,就与他们有关,他早年认识一个叫道谦的和尚,是宋朝著名僧人大慧宗杲的徒弟。据说,朱熹当年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时,他的行李箱里空空如也,只放了一本禅宗和尚的语录,叫《大慧语录》。朱熹后来回忆说,因为禅宗的和尚说话,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话不说死,两头都照顾,他就学着和尚的口气,竟然得了高分。
朱熹19岁就考上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什么叫“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是地方的州试,第二级是朝廷的省试,第三级是皇帝的殿试。殿试本来也有通不过的,但宋朝有个特殊情况。当年宋太宗在殿试的时候,以貌取人,把两个长相不好的人给淘汰了,结果那两个人投敌叛国,去了西夏国,给西夏出谋划策,北宋连吃败仗,损失惨重。宋朝以后便吸取教训,殿试环节就不淘汰了,但排名有高低。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朱熹就属于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虽然名次靠后,但19岁考上进士,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宋朝319年,总共才录取了二万多进士,一次就录取几十个,最多不超过几百人。有人调侃说,殿试相当于985,省试相当于211,州试相当于普通本科,其实,这没有可比性,过去是精英教育,与今天的全民普及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大家看到“程朱理学”这个名词,就会想到朱熹与二程有关。确实是这样,朱熹是二程的学术传人。问题是,朱熹生活在南宋,二程生活在北宋,相隔一百来年,怎么接得上呢?其实,朱熹一开始学得很杂。千万不要以为朱熹从小立志做圣贤,就只会天天摇头晃脑地背诵四书五经。真正要做圣贤哪有那么简单。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这就叫“泛滥百家,出入佛老”,宋明时代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这个经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太小,你就是想做圣贤也没有资格啊。我们现在分科太早,文科、理科、工科在高中阶段就想定下来,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行切割,那绝对是做学问、搞科研的大忌,格局太小,出不了大师级别的人才。朱熹大约在24岁的时候,学问才有一个根本的转向。因为这一年,他拜见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李侗。李侗是谁?杨时的第二代弟子。杨时就是那个“程门立雪”的人。列成一个道统传承就是这样:
“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
这样算来,朱熹成了二程的第四代弟子。有意思的是,先秦的孟子也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合称“孔孟”。朱熹与二程也是隔4代,合称“程朱”。有点巧合。
你可能会纳闷:朱熹原来就有私塾老师,加上前面提到的三位刘先生,都有学问,凭什么要拜李侗为师?主要原因是朱熹前面学得太杂,没有主心骨。特别是他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太深,前面那三位刘先生就经常与和尚道士打交道,儒佛道三教不分家。朱熹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大问题。他年轻时候研究过道教的神仙术,有诗为证:“不学飞仙术,日日成丑老。空瞻王子乔,吹笙碧天杪。”
意思是,不学神仙之术,会很快变老变丑。只能羡慕王子乔那样的仙人在蓝天白云间飞过,吹着芦笙飘向远方。他也写学佛的诗:“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大意是说,闲来无事翻翻佛经,暂时远离尘世的烦恼。在空山新雨后的竹林深处,大自然的幽静更能让人体会佛教“无为法”的奇妙,身心安详而宁静。
从这些游仙诗、禅趣诗可以看出,朱熹年轻时候对佛老二教还是很向往的。这跟他后来强烈批评佛老形成鲜明对照。
朱熹24岁时,做泉州同安县的主薄,心中的疑虑增多,于是“徒步数百里”,没有坐车,走了几百里路,专程来到李侗的住所,向他请教。朱熹回忆说,他在李侗面前说个不停,学富五车的样子,还说自己学过佛教。但李先生只回应道:你说那么多悬空的道理看起来高大上,一旦用到实处,就会自见分晓。大家一定要明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名师关键时候几句话点拨你,胜读十年书。
李侗提醒朱熹的,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现真理。这非常重要。李侗明确告诉朱熹儒佛道三教的区别,朱熹经过反复思考,大约在28岁的时候,最终和佛老决裂,回归到儒学,成为与二程一样的儒家道统人物。朱熹有句名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对孔子的推崇类似于西方人对待上帝。我们不妨也来看他的一首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选入了中学课文。如果不了解朱熹的思想转变,一般人只能根据文字,理解成这样:在春天的一个良辰吉日,我来到泗水之滨,只觉得无边的美景是那么清新亮丽。谁都知道这是可爱的春风,才让大地变得万紫千红。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朱熹生活在南宋,泗水是孔子的家乡,远在北方的山东,那是敌占区,跑到泗水河边去春游,那不是找死吗?所以,这首诗的“泗水寻芳”只能是象征,象征儒学的春风吹遍了朱熹的世界,他在儒学的熏陶下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感到一切都是春光融融。当然,这只是文学的理想世界,现实生活却很残酷。
朱熹19岁考上进士,就有了从政的资格。他曾做过几任地方官: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于县办公室秘书长;知南康军,南宋的南康军有三个县,相当于知州,这个职务周敦颐也做过。还做过漳州知府、潭州知府。潭州在湖南长沙。《宋史》朱熹传用一句话概括他一生的从政阅历:
“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仕”就是做官,“九考”就是九次考核。古代的地方行政官员三年一考核,那相当于他做了27年的地方官。其余时间都是做有职无权的闲职。“立朝才四十日”,是说他在朝廷任职约40天。
南宋时代的政局很复杂,那个时代的官员要想有一番作为非常困难。朱熹为官多年,为民办事,政绩当然有,但让他名留青史的还是他的讲原则、重气节,“六劾贪官唐仲友”就是一段佳话。
宋孝宗淳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朱熹52岁,担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之职。盐茶是两浙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常平盐茶公事算是一个肥差。他的这个职务本来是当朝宰相王淮推荐的,而唐仲友的亲家却王淮。这一年,朱熹到台州视察灾情。没想到,一连接到各种反映台州知府唐仲友违法乱纪的举报。面对正义和私情,朱熹虽然纠结,但最终选择了正义,决定对唐仲友的丑闻进行调查,并总结成8条违纪行为上报中央。一开始唐仲友仗着宰相王淮的撑腰,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被提拔为江西提刑,相当于江西省司法厅长。但是,朱熹一身正气,誓不罢休,前后六次向朝廷递交弹劾报告,惊动了宋孝宗。宰相王淮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向皇帝奏请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之职,让他提前退休,安全着陆。朱熹当然很气愤,毅然辞职,回到了福建武夷山。
朱熹65岁的时候,还给宋宁宗皇帝当过老师,当时叫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让我们想起北宋的程颐给小皇帝当老师的情形。程颐担任那个崇政殿说书才1年多,而朱熹做这个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不过40多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理学家大多是理想主义者。本来,做帝师是人生莫大的荣光,但理学家想的是如何“格君心之非”。皇帝有错误,也要帮他纠正。朱熹奉诏入都,当时就有人提醒他,皇上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你见了皇帝切忌以此为言。朱熹严肃地回答:
“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朱熹不顾皇帝的面子,用他那套“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标准,给皇帝上政治课。批评皇帝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可想而知,宋宁宗哪里受得了一位道学家如此铁面无私的训导。他的这个帝师自然是做不成了。朱熹这种道学性格为他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过了两年,韩侂(tuo)胄做宰相,权倾朝野。朱熹看不下去,上疏直言,惹怒了韩宰相。这一次终于引发“庆元党禁”。要知道宋宁宗就是韩侂胄等人扶上台的,皇帝也要听他的。朱熹遭到清算,他的学问作为“伪学”被查禁,他的许多弟子遭到流放或坐牢。还有人趁机给朱熹挖出十条罪状,称他“不忠于国”、“不敬于君”,还说他“纳尼为妾”、“为害风教”,等等。后来有人根据后面这两条罪状,演绎朱熹把两位尼姑收为小妾的绯闻,还编造他与自己的儿媳妇通奸的情节,搞道德绑架。世界上喜欢听绯闻的大有人在,像朱熹“外传”、“别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只是后人的附会,谁也没法考证。
青年朱熹来到同安上任,就职之始,就在官署大堂上悬挂了一面“视民如伤”的牌匾。
“视民如伤”出自《左传》中陈怀公与逢滑的一段对话,陈怀公问:“国胜君亡,非祸而何?”意思是,国家被敌国战胜,国君逃亡,这不是灾祸又是什么?逢滑回答:“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意思是,我听说国家想兴旺,就要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这就是它的福德;国家想灭亡,就把百姓当作尘土草芥,这就是它的灾祸。
朱熹初入仕途就将“视民如伤”公开悬示于众,不仅是一种为政宣示和对自己的提醒,更是以此接受百姓们的监督。《宋元学案》记载,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体恤乡里百姓,上书减免赋税,重视乡村教育,筹款整修县学。他政绩突出,深受乡民拥戴,3年任期结束,“士思其教,民怀其德,不忍其去”。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官名)。他到任时逢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朱熹不仅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还积极向朝廷争取减免税赋。由于措施得力,百姓“多所全活”。这时,浙东地区也发生了灾荒,朱熹因为救荒有方,朝廷命朱熹前往浙东救灾。
朱熹还未到任就给各地州郡写信,召集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朱熹到达时,各地商船运来的粮食已经聚集了很多。朱熹每天都深入乡间考察灾情,《宋史》记载朱熹“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也就是在乡村考察时一律单车独行,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他雷厉风行,也以此要求属吏,有的官吏受不了而“至自引去”。对于丁钱、役法等规定,如对百姓不利,朱熹都整理出来加以革除,同时制定规划,为百姓做长远打算。朱熹在浙东虽然时间不长,但政声远播。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受诏赴经筵讲义,因此引起了权贵妒恨,皇帝以“朱子迂阔”为由,将在朝仅46天的“帝王之师”朱熹逐出御前经筵。第二年,皇帝又听信反儒道的朝臣谗言,将儒道视为伪学,下旨罢免朱熹祠职。
为师:将山水之美与教育紧密结合
朱熹仕途并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主战派”,得罪了朝中主和的权臣,朱熹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朱熹服膺儒学,平生有志于游学、讲学,对官场并不热衷。朱熹从开始为官至去世前的50多年间,仕途经历时断时续,中间曾以各种理由辞官。
朱熹一生除了讲学著述,很大一部分时间就去游历山水。他在书院或精舍讲学近50年之久。期间只要一有闲暇,便去观光踏青,游山历水。其游历兴致之高,赏察之深,足履之勤,重游之频,可谓与生命相伴,成为其生命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可以为此“足以乐而忘死”。
但他也不是单纯纵情山水,而是将山水情怀与教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宋代是我国书院教育体制的盛行时期,作为南宋时期发展理学的集大成者和鼎新书院的著名教育家,朱熹对中国的书院教育体制的发展和盛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先后兴复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创建了寒泉、武夷、竹林三所精舍。
朱熹在建造书院时非常重视地点的选择,不论白鹿洞书院,还是岳麓书院,朱熹将游历中发现的风景最优美的地方选作院址,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我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关于筹备(学校)重要问题之一,即为校址之选择;因为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很有密切关系。”而朱熹生活时代距今近千年,在当时已深知自然美的环境对受教育者的重要影响,并且努力为之,实为难能可贵。
朱熹自己在《武夷精舍杂咏诗序》做过详细的记载,从中可见书院的创立,从环境地址的选择、建筑布局的搭配、院舍堂室的命名,到生活设施的安排、讲学气氛的营造,都充分体现了“与造化俱游”,与林泉共乐的山水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
治学:著有《四书章句集注》,
构筑起庞大的哲学新体系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经典。
少年时,朱熹秉先父遗命,拜“五夫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为师,研读《四书》。“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学,对《四书》都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胡宪更是将长期收集的数十家《论语》解说,附以自己独特见解而成的《论语会义》传授给朱熹。此书为朱熹注释《论语》提供很大帮助。
在他们教导之下,朱熹坚持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研究中心,研读大量学术著作,为研究《四书》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
中华文化从远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熹集大成,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孔子编撰《五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五经》文化经典的地位,但回应不了当时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道学的挑战,导致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
中华文化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在尊崇维护《五经》的同时,需要重新选择意义更加突出、内容更加明确、能回应佛道挑战的新经典。选择新的文化经典的任务,从唐代韩愈提出,经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最终落在了朱熹身上。
朱熹认为,《五经》内容丰富但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他继承二程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的思路,并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形成文化新经典。
朱熹用40年时间“遍求古今诸儒之说”,融汇百家,收集各种经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释。《论语集注》引用学者1629条注解,《孟子集注》引用学者1324条注解。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大学解》《大学或问》《论孟精义》等与《四书》相关的著作,构筑起包括理气论、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内的庞大的哲学新体系。
作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从宋代开始普及,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由此也确立了朱熹在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朱熹的著作。现见他早年与萧子升、黎锦熙的信及所著的《体育与研究》等所提及朱熹言行,可见他对朱熹理学已多有认识,如称“朱子主敬”,“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日: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著吃饭,穿衣则想著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75页)1949年6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批判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时还引用了朱熹的格言:“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朱熹这段话,见自他的《四书集注》的《中庸》第十三章。朱熹的行事鞠躬尽瘁,也是青年毛泽东称赞的,他是把朱熹列为与孔孟齐驱的“传教之人”;尤其做学问,还引用了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克勤小物》所指出的,“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
但是,毛泽东认为朱熹是唯心主义,经常把他放在对立面。1957年1月,他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只讲唯物主义,不讲唯心主义,只讲辩证法,不讲形而上学,你就不知道反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也不能巩固。因此,不仅要出孙中山全集,蒋介石全集也要出。黑格尔、康德、孔子、孟子、老子、二程、朱王都要讲。“朱王”就是朱熹和明朝的王阳明。显然,他认为朱熹著作和学说是属于反面的东西。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里更明确指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朱熹就是这个系统,唯心主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168页]
毛泽东重视朱熹的理学。五六十年代,他对佛学有兴趣,由此也谈到了理学。毛泽东说:“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
朱熹是集宋理学大成者,有完整的哲学体系,对后世颇有影响。1959年,毛泽东就说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因此,毛泽东从不轻视朱熹在历史上、尤其是学术思想领域的地位,有时还经常提到他,赞扬他。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合肥向当地图书馆借阅朱熹《楚辞集注》,还向张治中介绍: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又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当张治中提及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泽东就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翌年6月,他在庐山上和工作人员闲谈时又谈到了朱熹:朱熹曾在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毛泽东晚年,有时也谈到朱熹。曾说:理学家很虚伪,但朱熹是一位大学问家,要读他的书。据芦荻回忆,毛泽东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毒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处。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书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朱熹传》在《宋史·道学三》)。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还把十三世纪印刷的朱熹《楚辞集注》六卷翻印本,赠给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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