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政治智慧

孔子生活在春秋中后期周人封建制度走向瓦解的阶段。这在鲁国体现得尤其突出。作为周公的封国，鲁国一向被视为遵行周礼的典范，直至春秋末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摩了《诗》三百的演奏后，仍对周人的礼乐文明叹为观止。但另一方面，自鲁隐公被其弟桓公弑杀以后，鲁国的政治局势就陷入持续动荡。

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和季友围绕庄公爵位的继承展开斗争，一度即位的公子般和闵公先后被杀，僖公虽然最终在公子季友的支持下得以继位，但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权臣专政的局面也就此形成。鲁昭公一度试图废黜“三桓”，但最终反被驱逐而客死异国。

同时，“三桓”内部也发生着惊心动魄的角力，曾经行走于列国之间、留下“三不朽”之说的叔孙豹却在晚年遭遇家变，两位嫡子先后被庶子竖牛杀害，他本人也遭囚困饿死。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设计谋杀“三桓”嫡子，几乎造成鲁国的倾覆。

孔子善于通过各种礼乐场合的细节来判断国家的政治走向。泰山原本是天子和诸侯才能祭祀的名山，但季氏却“旅于泰山”，在这里行礼；《雍》是《诗经·周颂》中的歌诗，原本用于天子的宴享，但“三桓”在宴会中也以《雍》收尾；禘是一种大规模合祭先君的仪式，但从“既灌”这一仪式往后，几乎所有仪节都不再遵循古礼。

孔子通过这些现象敏锐地意识到，无论是周还是鲁，其衰败的命运几乎难以挽回：“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当他得知季孙氏在家中演习天子“八佾”之舞时，终于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激愤之辞。

孔子主张“复礼”来清除积弊，重建文明。孔子所谓的“礼”，不仅指具体的仪节，更包括一整套正名、尚文、敬慎、自省的价值观念，要求人们根据自身所处社会角色承担相应的责任。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内心缺乏对于仁义、正名等理念的体认，再完美的仪节也毫无意义。相反，如果能够真正体认礼的内涵，即便形式从简也无妨，所以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

孔子特别强调“礼”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崇“法”倾向。郑国大夫子产将刑律铸在铜鼎上，将其公之于众。孔子并不否认刑罚在国家治理中的必要性，他曾经说过：“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对于刑罚的敬畏是君子应有的品质，但他更追求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到底，是对“人”之为“人”的一种尊重与期待。

孔子坚信人有一种内在的、积极的、向善的追求，“人”本身就是“道”的完美呈现。孔子经常谈到“人”与“道”之间的关系，认为“道不远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后来孟子将这种主张进一步发挥，提出著名的“性善论”，这种理论与其说是基于实证和经验，不如说是对人类品格的一种美好期待。在乱世之中，这种主张固然难以迅速奏效，但随着社会的稳定，孔子的思想开始得到重视，最终在汉代重新焕发生机。

《论语》是一部记录两千多年前人们言行的书，当时的社会制度、知识体系、话语方式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但人类的基本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观念仍存在相当的稳定性。因此，如果能跳出具体的时空语境，从更宏阔的意义上理解，《论语》今天仍具有较高的教育和启示价值。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中契合马克思主义、有益于现实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进行肯定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关于学习、实践、求真、辩证等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助于现实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观念进行肯定和发展。比如，借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关于勤奋学习而不厌烦、教诲别人永不倦怠的叙述。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比如，借鉴“每事问”“不耻下问”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1930年5月，针对“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1949年3月，他强调：“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比如，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推崇。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引用这则典故，强调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并举“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的例子形象地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比如，认同“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蕴含的科学取舍方法。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不利于现实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进行否定和批判

毛泽东同志对《论语》缺乏斗争精神、鄙视劳动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冲突、对现实革命和建设有阻碍的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比如，在革命斗争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回顾历史，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妥协退让的错误。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始终保持斗争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比如，对孔子鄙视劳动的态度进行否定和批判。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按语中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毛泽东同志对儒家轻视劳动的态度颇为不满，强调：“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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