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备受瞩目的“少年班”和“神童班”，为何消失了 看他们的经历

中国一直以来对于教育这方面都非常的重视。特别是有很多孩子，在学习上有着极高的天赋，学习速度很快，接受能力更快。他们往往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因为在学习上突出的表现而受到大家的关注，社会上称这些孩子们为“神童”。

曾经，在中国出现了非常让人瞩目的“少年班”和“神童班”。这些孩子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学习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少年班”，“神童班”慢慢的被取消了。

其实，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对的，但是教育是需要德智体美劳同时进行，而不是单纯的学习知识。

没有情商，有再高的知识又能如何？曾经这些大人口中所谓的神童，带着所有人的期待去学习，却完全忽视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以至于完全扭曲了自己的人生。这样的“少年班”的确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

首开“少年班”，对孩子却是适得其反在1978年，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家李政道鉴于当时人才匮乏的年代，提出了“少年班”的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方式的确将全国各地的优秀神童聚集在了一起。

在当时，经过层层考试，来自全国各地的21名孩子，成为了第一届少年班的大学生。但是他们的年龄全部都非常小，最小的只有11岁，最大的也没有成年。

在当时，这些孩子完全没有任何社会经验，跳过了所有的学习步骤，直接来到了大学。这些孩子们虽然有着高于常人的智商，但是来到少年班对于他们来说，却并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引向好的方面。

这些孩子们是在很多人的瞩目下来到了“少年班”。踏进这个班，他们的人生仿佛就是一片阳光大道。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对学校生活的一些不适应和压力。这些孩子们都想要表现的非常的好，所以心理压力非常的大，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正常的学习，所以面对这样的压力，这些孩子们的心理很快就被击溃。

而且，他们很多人都要比正常的大学生要年纪小，孤独是他们在“少年班”最大的感受。大人们强行夺走了他们应有的快乐童年，在“少年班”又只能学习，“少年班”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对他们的人生完全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是让其不幸的原因。

荣誉“少年班”，少年问题却慢慢显露在当年的第一届少年班中，13岁的宁铂被称作“第一神童”，备受关注。

外界对他的关注，并没有给这个少年带来任何的好处，反而是增添了他的巨大心理压力。能够受到这样的关注，证明宁铂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孩子。可是在少年班的种种经历，却是让宁铂心理压力日益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宁铂本身非常喜欢天文专业。但是进入少年班之后，没有人真正在乎宁铂喜欢的是什么，而是非要让他学习物理。宁铂在一个自己不熟悉领域里，学习的有些吃力，最重要的是，他对物理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外界对他的关注，却促使他非常在意自己成绩，久而久之，无法释放的压力慢慢的击溃了宁铂的心理防线。

宁铂在2003年选择了出家，将自己神童的身份完全丢掉。他的同学曾经评价说，对于宁铂来说，进入少年班的荣誉是一种动力，同时也是一种枷锁。而宁铂并没有将此变成自己前进的动力，而是成为了毁掉自己人生的一把剪刀。

不光是宁铂，在当年这个少年班中，有不少的孩子都出现了宁铂的这种现象。因为过早的进入了大学校园，完全没有一个心理成熟的过程，因为在学习生活中，这些少年班的孩子，除了学习，完全没有独自生活的能力。

当年少年班的老师汪慧迪就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少年班的问题所在。这些孩子只一味的接受知识教育，完全没有情商学习这一块。所以这些学生们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心理问题。

学在“少年班”，学成后却定居他国心理问题是少年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便是人才流失的问题。很多少年班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并没有全心全意的建设祖国，而是远赴他国，在他国定居，并且用学到的知识为他国的科技发展所效力。

在1996年的少年班就有这么一个学生尹希。在少年班学习了几年之后，尹希远赴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并且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学成的他并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留在了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教。

在物理方面，尹希表现非常的突出，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尹希为此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尹希的出走不过是一个个例，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国倾尽全力的培养出了这么的人才，却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中国，去到其他国家，为他们服务。

中国一直被世界认为，没有顶尖的科技工作者。其实并不是。而是我们精心培养的科技研究人员，都选择了为他人做贡献。这就是这些少年班的孩子所缺乏的精神教育，他们在意的只是知识教育，而情商教育方面缺失，在精神教育方面也是非常的匮乏的。

小结：这些“少年班”“神童班”曾经是多么的受人瞩目。可是现在，却已经慢慢的被取缔。这些少年班的学生们，经历着难捱的心理折磨，有的能够承受得了的学生即使是学成，也选择了定居他国。其实这就已经显露出了少年班的问题所在。文化教育是一个全面的过程，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丢失，决不能揠苗助长。

一个人的学习过程，其实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必定要遵循这个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够正常的成长。少年班的失败，便是警示世人，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人的德行。

而这些神童们，因为这样违背自然规律的成长，也甚至会将自己的一生毁掉。即使是时代的产物，但相对这些被误了人生的孩子们，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北京“神童班”高考成绩骄人 14人600分以上

6月23日，高考(论坛)成绩揭晓。有“神童班”之称的北京八中少年班24人中，14人成绩在600分以上，其中10人剑指北大、清华。全班最低512分，也超过北京高招一本线。

这个少年班最小的13岁，的15岁。再过段时间，高校录取通知书下发，他们将成为新一代少年大学生。

4年学完8年的课程，并且成绩骄人，“神童班”的少年大学生的确了不起。

14岁的沈嘉思这次考了644分，他们一家是湖南人，沈嘉思上三年级时，爸爸因为工作调动进京，全家跟随而来。

2005年，母亲罗女士在报纸上看到了八中少年班的招生宣传，她决定带沈嘉思去试试。

凭借数学方面超常的能力，沈嘉思很幸运，和另外23名同学组成八中少12班。那一年，她10岁。

42年前，11岁就考上中科大的神童谢彦波：他的陨落原因及现状如何？

197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随着高考的恢复，曾经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无数知识青年迎来了曙光——知青返乡。

同年的12月28日，国家决定在全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也正是在这一年，为了加快科技兴国的步伐，中国科技大学的“天才少年班”横空出世，11岁的天才儿童谢彦波滚着一只铁环走进了大学校门，与“第一神童”宁铂成为了中科大少年班第一期学生。

回想当年，第一位神童宁铂的故事依然历历在目，年仅13岁获准破格进入大学就读，是全中国第一个被公认的天才神童，却因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最爱的天文学系，反而被安排就读理论物理，身心无法调适，最后于2003年选择了出家修行，令人唏嘘不已！

而谢彦波的故事也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他没有上过初中高中，由小学直接进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之后，他的人生一路开挂，11岁上科大，15岁上科学院理论物理所读硕士，18岁读博士，被看好有希望在二十岁前得博士学位，结果中国博士没有读完，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森做固体物理理论工作。

只是，谢彦波这个最有望拿诺贝尔奖的神童却铩羽而归，因与美国导师不和，无法博士毕业就被安排回国了。

天才少年谢彦波究竟怎么了？

一、不喜欢开口讲话的神童

11岁，本是普通孩子读小学五年级的年纪，谢彦波却直接跨过初中、高中进入了大学。他的童年究竟是怎么样？

谢彦波生长在一个知识家庭，在湖南医学院的家属大院里长大，父亲是湖南医学院物理教师。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谢彦波从小不喜欢开口说话，成为了父母的最大困扰。

即便开口，他连个“我”字也不称，饿了就说：“彦波要吃饭！”渴了就喊：“彦波要喝水！”

妈妈摇头叹气说：“这孩子，像个榆木疙瘩，长大准没出息！”

而爸爸却不同意妈妈的看法，说：“彦波是外浊内清，引导得好，出息不会小呢！”

上学后，谢彦波依然不喜欢开口讲话。老师连问几个问题，他一声不吭，这让老师很是头疼。

然而这个不爱说话的小孩，学习能力非常地强。他在小学三年级就把初中的数学学完了，四年级就学完了高中数理化，到五年级时已开始钻研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解答了数以千计的题习题。

别人小学毕业就是升初中，谢彦波却参加湖南医学院子弟中学高二年级的数学竞赛，还获得了第二名。之后，他又参加长沙市高中生数理化竞赛，又获得了很漂亮的成绩。这两次好成绩让彦波出尽了风头，人们都称之为神童。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得知才11岁的谢彦波就参加高中考试，且成绩优秀，立即派专人来对他进行面试，结果惊人地发现他的数学相当于大学水平，其他各门功课也都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由此，中科大决定录取他进了少年班。

之后，凭借自己超强的学习能力，15岁的谢彦波提前一年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成为国内年龄最小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18岁的他就读博士，被看好有希望在二十岁前得博士学位。

只可惜，神童很快就陨落了。

没读完中国博士，他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森做固体物理理论工作。而美国之旅也并不顺利，因与美国导师不和，谢彦波这个最有望拿诺贝尔奖的神童却铩羽而归，无法博士毕业就被安排回国了。

二、神童的陨落原因

在朋友面前，谢彦波略显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谢彦波入大学时才11岁，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当时的班主任汪惠迪甚至不得不替孩子理发、缝衣服等。并且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然而，最要紧的是他不懂得、也没有机会学习如何与人打交道。

他进入少年班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学习、分析、实验。因为“天才”的头衔，他几乎完全被剥夺了作为孩子的天性，原本应该属于他的玩乐也被无形剥夺了。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

谢彦波是少年班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所以他和第一神童宁铂被当作了典型报道。在那个年代，翻开报纸随处可见关于他们的报道。他那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各大媒体的报纸上。

慢慢地，谢彦波与众少年班同学一样，开始将自己不当做普通人，并且开始不自觉地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怕是到了青春萌动的年纪，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他也只拼命压抑而从不表现，毕竟他是神童呀！这个在心理学上叫性压抑。

他越发不喜欢与人交往，甚至有时是觉得别人不懂他，觉得自己和别人不是一路人。

18岁的谢彦波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高光的时刻，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因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本该最有望拿诺贝尔奖的谢彦波，却被其导师安德森这么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原来，谢彦波因为论文被导师驳回，曾数次去找导师理论，甚至还曾在深夜找到导师家中与师母发生争执。争执之中，因他将手放进裤兜里，被师母以为他要掏手枪而吓得魂飞魄散。

话说，谢彦波就不能退一步，把论文重写一遍吗？

还真是固执，因为在他身上有太多的光环压着，他太害怕失败了。

谢彦波认为是导师不喜欢他的论文。因为为了向导师论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数次在黑板上向导师演示，而安德森却总是借故离开。

相信大部分的同学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选择重写一篇论文，虽然会花很多时间，但至少可以保证自己顺利毕业。即使不重写，好好和导师沟通，也是有可能顺利通过毕业的。

只是，谢彦波不愿意转弯，也不肯转弯，自认为自己不是一般人，坚持自己的理论课题。

然而，两人的僵持，让他痛苦极了。越是痛苦，他越渴望论文能够通过，甚至陷入了一种近乎着魔的状态。

而恰好此时，在美国，发生了中国留学生杀害教授的事件。

思想固执、行为偏激的谢彦波本就让安德森超出想象，在这个事件的影响下，他更是成为了普林斯顿的“高危存在”，随即被遣散回国。

美国镀金，谢彦波铩羽而归，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因为除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少年班学生干政也被遣散回国，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这样子的挫败给谢彦波打击很大。他从未经受如此大的挫折。回到国内后，他彻底从神坛跌落了下来，之前环绕在他身边的光环迅速暗淡下去，随之而来的是失望、鄙夷甚至蔑视。

三、现状如何？

干政回国后，中科大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过他，劝他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

然而几年之后，干政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表示想回科大工作。但是，科大没有同意，因为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必须是博士文凭，他没有。

后来，汪惠迪老师也劝干政再去读博士。他依然拒绝，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只是，现实很残酷，他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而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当时25岁的谢彦波运气则要好一些，回国后，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副教授。他与普通人一样，很快地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的小房子。

而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谢彦波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总结谢彦波陨落的原因，大概就是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舆论的过分关注，造成了谢彦波的性格缺陷；以及素质教育的缺失。少年班的悲剧已然过去，但真的过去了吗？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我们是否应该要注意孩子的素质教育？

张方：“天才教育”的实验品

张政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儿子就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1987年的上海，一个名叫张方的小男孩震惊了教育界：仅仅13岁的张方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他所在的卢湾区副区长兼教育局长王乾德躬身问小张方：“是谁教你的？”
张方告诉他：“是父亲。”
1964年，张方降生时，他的父亲张政正在摆地摊，一边高声吆喝，一边四下张望，看有没戴红袖章的人走过来，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神童”之父。
张政曾经是一名人民教师，但当时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又有亲戚在台湾，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被迫离开原来的家，栖身于一个小阁楼里，全家人的生活都靠张政去小菜场摆地摊贩卖自制的刨子。
张方小时候，由于父亲“不光彩”的出身，常常在街头巷尾被小朋友们追打。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把打架的人统统站一起处罚，还阴阳怪气地对他说：“小方啊，你长大后跟你老爸一样。”
张方经常泪光闪闪地哀求道：“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张政看到整日挂着眼泪的儿子，护犊之心大起，决定让张方留在家中，闭门不出，用《春秋》、《史记》中的历史故事，用《孙子兵法》中的哲理来打发儿子的时间。
张政代课的机会很少，一旦有了，张政就带着张方一起去。他要儿子在听课的同时，知道他父亲除了是个小贩、清洁工外，还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改变张方以及张政人生道路的转机，恰恰源于张政在工农速成学校代课时拿到的一份资料。这是一份美国科学院教育处霍尔姆兹儿童教育会议文件总汇，执笔者是世界级教育专家本杰明。S.布卢姆。
布卢姆在《教育过程》一文中认为：只要选择恰当的途径，即可把艰深的、甚至高等数学的内容向儿童灌输。
看完此文，一个令张政不“安分”的念头产生了：反正儿子无法接受常规的课堂教育，与阳关大道无缘，何不独辟蹊径呢？
凭着多年当老师的经验，张政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空间观念存在钝感，儿童时期是学习潜力最大的天赋可塑期。而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中，小学数学教育仅限于教四则运算，在他看来，这是对儿童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时的传统教材是按学科发展历史顺序来“循序渐进”的，结果导致中学毕业也只学到中世纪数学水平，这样的“循序渐进”是不是科学？
张政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理念延用的是前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模式，对教育过程循序渐进原则的理解太机械，而不是依照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过程。他对此非常不满，而他本人学贯数、理、化，便试图按某一主线，将这三门学科贯通起来。
张政很珍惜儿子的天性，他觉得所谓“人才”，首先是“人”，而后成“才”。那么，如何不逆儿童天性，而把艰深的概念、复杂的方法教给儿童，使其耳聪目明呢？
张政凭借多年的经验，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然后耐下心来，一一做了尝试――儿子就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张政对张方的教育方法是，首先用图画的方式给张方讲故事，等他坐得住了，再教些趣味物理题，比如“大力士躺在一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和两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哪个比较疼？”物理讲了很多，复杂到需要计算时，才讲数学的微积分，但要学会微积分，前面的代数、三角、几何都得会。所以，张政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微积分的数学同时起步教。
在动荡的文革时代，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张政却有个宏大的设想，他要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把初中高中的数理化都教给刚到上小学年龄的张方。
为了培养儿子，曾经做过中学教师的张政开始自己编写教材，他跨越了传统教学循序渐进的体系，把中学的三角几何代数、大学数学的微积分，加上相关的物理化学知识，融合到了一起。
“如果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惊人的！”正是这个执着的信念，引导着张政在制造“神童”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张政对张方的管教非常严格：天冷了不想起来，张政会掀张方被子；如果第二天背不出公式，张方有时会挨耳光。虽然张政说，教张方读书并不指望培养出少年大学生，只是想“让他少出去惹事”，但张方深深感到父亲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那种迫切心情。
直到四年级的时候，张方才回到学校读书。苏联学者吉米多维奇的一本分析习题集，水平达到大学数学系水准，有4800道题目，他大概做了3800道，数学水平已远远在同龄人之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
一天，张方与数学老师爆发了一场让父母至今记忆犹新的冲突。
那是张方做的一道求解梯形面积的题目，老师批错了，他就拿着试卷希望老师改回来，结果老师只是挖苦他。张方就跟老师辩论，老师说：“错了就错了吧，分数就不还给你了。”
张方很不服气，对老师出言不逊：“你到底会不会做数学题？”接着就给老师出了三道高中数学题，结果老师答不上来，面红耳赤。
宁铂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中国第一神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接见了他。当时，宁铂与方毅下围棋的照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1978年大年初二，张政在马路的壁报栏里读到了这篇报道。这让张政激动无比，多年来的教育成果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写信，举荐与宁铂同龄的儿子张方。
接到张政的推荐信后，中科大立刻派人来对张方进行测试考核，一共有7名中科大的老师来到上海。在学校的会议室里，张方从上午8点多一直考到下午5点多，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
考试时，张方遇到一道要求用归纳法解析的题目，没有学过归纳法的张方试着跟老师商量道：“老师，我能不能用其他方法解这道题目？”
监考老师一口答应下来。张方感觉到大学老师出的题目、思维方法更多元，因此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深深的向往。
等候在外的张政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不仅不担心，反而很高兴，因为这么长时间没出来，说明张方肯定能解他们的题，考大学有戏！
果然没过多久，张方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就这样，不满14岁的张方通过了中科大的测试，进入首届少年班。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张方开心极了，高兴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问道：“大学是不是一个很大很好玩的地方呢？”
张政微笑不语。从儿子小时候起，“考大学”就是他一直灌输给张方的目标，但那个时候，张方太小，对大学的概念很模糊，还以为大学就是一个乐园。
这一年，张方成为上海首位少年大学生，一时传为佳话。
在上海教育界，他是一颗闪亮的明星，被誉为“神童”。但张方对这个称谓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神奇，只是读书比别人好一点而已。”
从张政的“神童班”走出来的学生，无论学习成绩还是思维能力都超过了普通学生
1978年3月8日，中科大少年班开学。由于张方当时的家庭成分问题，政审没有通过，不准他入校。
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对第一届少年班的情况非常关心，得知这个情况后，给张方亲自做了批示：“允许入学。”迟到两个星期的张方这才得以进入中科大学习。
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的学生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在这个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环境里，张方看到周围的同学跟自己差不多，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更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于是，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张方后来回忆说：“感觉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还有一群水平相当的伙伴。”
大学时代的张方依然稚气未脱，喜欢搞些恶作剧。他有时候下课抓只青蛙回来，放到人家铅笔盒里头，等到别人一上课打开铅笔盒，青蛙就跳出来。上课的教授笑着问：“谁干的？”
1978年，全国上下对知识的需求到了饥渴和狂热的程度。少年班的“神童”们几乎成为全民偶像，全国上下都对他们热切关注并寄予厚望。
这批孩子已然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张方说：“我们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礼物：南京一所学校的小学生寄来糖果和花生；一名解放军战士把历年获得的日记本送来，给我们当习题本；还有一位不知道叫什么的人大代表，每月寄钱来，要老师买东西给我们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领导和科学家前去看望，鼓励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好好学习。
一个多月后，这批少年大学生被安排到各个系。
张方选择了近代力学系的工程热物理专业，梦想将来从事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他说：“小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个铅笔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我指着铅笔盒对父亲说，将来我要造大飞机。”
张政用独创的教学法将13岁的儿子成功送入中科大少年班之后，历史悄悄地翻过了他当清洁工、小贩的那一页，张政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他开办了一个“神童班”。
张方的事迹传开后，张政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制。张政更大的舞台在卢湾区，时任卢湾区副区长兼教育局长的王乾德看望张方时，问张政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变成课堂教育，张政表示愿意试一试。这个想法得到时任上海市教委主任舒文的支持。
1978年9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压缩到8年的理科实验班，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老师只有张政和两名助手，教数学和物理，用的是张政亲自编写的课本。
张政的招生简章是这样的：
学生：6-7岁的儿童，就近招收；
智商测定：基本属常态儿童。
如果实验成功，他们将在6到8年时间内，完成12年中小学全部课程，并进入理工科大学深造，在20岁时，他们将比常人提前进入创造发明期。
张政开始亲自刻蜡纸、摇油印机，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他“制造神童”的“秘方”。
“秘方”告诉人们：智慧的开启使儿童变得聪明，胜于知识的传授，“神童”不在于他超常获得多少知识，而在于他超常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即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教材的编写顺序上，张政抛弃了按学科发展历史先后顺序的做法，而是按儿童的逻辑思维发展能力。如在一步完成演绎推理的求解题中，原来的一年级算术，“进化”为代数或三角函数；原来一年级就要求解的应用题，从析题到解题需要二至三步推算，他使之“隐退”。
张政打破了数、理、化之间的学科界限。他在教三角函数时，物理就跟上力的三角解析；物理讲了定量、面积的度量，数学就跟上小数运算；代数讲比值，化学就跟上分子式运算。
经常引起张政反感的，是传统教材中常让儿童去计算生产队亩产、工厂生产率。他觉得教育要与时代同步，就要让儿童接受现代、至少是近代科学概念。他不教单纯的20以内的四则运算，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学会，他的基础训练就是要儿童走进现代科学的王国。于是，在他编的教材中，出现了周围的人听不懂，或者从不敢讲给儿童听的概念，比如线性规划、网络矩阵、拓扑变换。
在线性规划启蒙中，他出的题是：林晓有1角4分钱，铅笔4分一支，橡皮2分一块，有几种买法？答案用座标来表示。
在网络矩阵启蒙中，他出的题是：图中A、B、C三点之间有多条单向通道，要求学生将这些通道储存在矩阵中。
在拓扑启蒙中，他画出一个立体几何图形，要求学生从一个特定视角将其画在平面图上。
在二年级物理课上，张政就开始讲到重心、支点这类抽象概念。他画了几张画，通过画来提问：“杂技演员走钢丝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鸭子被赶时为什么会跌跤？恐龙的尾巴和头颈为何一样长？”学生们居然都听懂了。
张政把他编的教材命名为《儿童高等理科教材》，既符合儿童心理，又属“高深”的学科范畴。
五年后，实验班参加全市初中毕业生统考，结果平均成绩为：数学84分，物理80分，化学70分；“发散性思维”对比测试，实验班儿童的思维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与高二优生相仿。
1984年，上海市政府教卫办决定：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理科实验班”作为“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改革”科研项目，由上海师大教科所接管，评估进一步整体化、系统化。
1985年，张政“神童班”里的18名同学分别考入了交大、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当时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也不过16岁。
张政的“神童教育”第一次获得了全面成功。
因为一时冲动，“神童”张方成了“二等公民”，只能做临时工
在父亲的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张方却遇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事情。
张方对搞学术、做科研、造“大飞机”一直怀有强烈的愿望，但他在毕业时却未能如愿。毕业分配时，由于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张方没有像很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同学一样被分到对口研究单位或是留校，系领导甚至没有把他安排到家乡上海，而是将他分配到了专业不对口的一家炼油厂――南京金陵石化总公司。
张方说：“他们说南京离上海挺近，工作后还可以考研，我也就勉强同意了。”张方感到十分不满，如果他像其他同学一样坚持，很可能就留在学校了，也许会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毕业分配的不顺利，是张方走上“非典型”成长之路的开始。
1983年，张方在大学毕业到工作之间有一段休假时间。由于对工作安排不满意，张方当时决定先不去报到，希望档案能退回原籍，恢复上海户口。
就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件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做生意。
那时改革开放不久，个体户地位不高，何况张方还是一个顶着“神童”光环的大学毕业生，做生意绝对是相当大胆之举。
当年7月，张方和朋友一起筹集了几百元，在上海批发电子手表，然后跑到安徽的大街小巷兜售。张方刚刚“赚了一点小钱”，就被父亲张政制止了：“那不是白读书了吗？”
父亲要求他去南京报到。于是，在离截止日期只差一天的时候，张方赶到了炼油厂。
由于去做一线工人而非技术人员，再加上工厂无法满足他考研的要求，19岁的张方仅仅在金陵化工总厂干了8个月。他对化工一窍不通，而且心存不满，在厂里的生活很不如意。张方抱怨说：“化工厂的味道、炼油厂的味道特别厉害，你捂被子还能闻到那个味道，是硫化氢的味道。”
有一次，老员工叫张方到催化车间去检查催化油性管，让他们戴着口罩爬进去。看到油性管里面布满了化学粉尘，张方坚决反对：“我不爬，我不想看！”
从小生活在书本里的张方，在工厂的现实里感受到极大的反差以及从没有过的挫折感，这个一向骄傲的小伙子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
不久，厂里因为张方不懂化工，过年时就派他去敲锣打鼓，成了文化小分队队员。
不服管的张方一气之下丢下了户口和档案，不辞而别，只身跑回上海。这个决定，不仅让他失去了“神童”的光环，更让他在以后的19年里成为没有户口和档案的“二等公民”。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张方无法在上海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临时工。
张方最初想到的是做老师，但是由于没有户口，街道里面安排就业没有他的份。有几个学校本来有机会让他去讲课，试讲也通过了，可是一听没有户口就连连摆手。于是张方只能以代课为生。
同样在一个学校教书，别人开工资，他就只能拿点代课费，福利一概免谈，甚至连个身份都没有。
原本打算安安稳稳留在代课教师岗位上的张方又没能如愿。开学后不久：校长过来找到他，说他的位置已经有正式教师来顶替了，让他赶紧离开。
当年风光无限的“神童”，因为一时的冲动，吞下了苦果。为了生活，张方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方的生活过不下去。1984年，张方回到上海到一些学校代课，有时还做家教、导游，甚至做泥瓦匠、木匠、电焊工，样样都肯干，几乎尝试了他所能从事的各个行业，只是从来没有机会研制飞机发动机。
就这样，仅仅三个多月，张方挣了800多元，买了当时非常罕见的电冰箱。
张方感到很欣慰：“我在炼油厂的工资才58元，而我当时一个月可以挣300多元。”相比之下，张方的生活境况甚至好于他的很多同学。
1985年，张方又约了几个朋友，筹资7000多元，到江西新余做服装生意。他们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卖服装。但父亲张政仍然激烈反对，要求他去考研。
恰在那个时候，张方的大学老师邀请他去深圳大学从事科研工作。那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思想解放。在深圳大学能源研究所，张方作为一名借调的研究员工作了一年多，但由于无法解决档案问题，最终未能留下。
眼看工作落实困难，张方决定出国留学。
1990年，张方赚得一笔费用后，回到上海学习英语。
1993年，他通过了托福考试。张方把出国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在拿到几家国外大学的入学许可后，为赚取留学必需的费用，他在深圳拼命干活，白天在一家宾馆做电工，晚上在深圳大学夜校 *** ，教财经英语和高等数学。
然而，他费尽心机办好了担保和护照，却因“年龄偏大”等原因，签证被拒。三年的努力换来的是三次拒签，彻底断送了张方的希望。
张方后来回忆说：“我买了一份美国的担保，用掉2500美金，然后自己一分钱都没有了。”连连失意的张方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
1997年，张方结婚了，一家三口住在徐汇区一条老式里弄的公房里。
2002年，张方的户口终于迂回了上海，但一切似乎都已经太晚了。
这时候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生很多，张方已经没有昔日的优势了：学历没有优势，年龄没有优势，而且专业也没有优势。
如今的张方“子承父业”，与父亲张政一同在狭窄逼仄的家中开办补习班，以此为生。
当年张政的“神童班”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教育界的争议，“神童班”在办过一届之后没有再办下去。如今？张政又重新开办了“神童补习班”。
每到周末，六七个孩子总会聚在闵行碧江路的一间仅能容下一张桌子、一块黑板的普通小屋里，学习美学、哲学、工程力学等知识。
“美是什么？”张老师一发问，孩子们就纷纷抢着回答：“漂亮衣服！漂亮玩具！还有漂亮……”
“那爸爸努力赚钱，顾不上穿漂亮的衣服，他觉得什么最美呢？”
孩子们愣了几秒钟，一个小男孩说：“赚钱最美。”课堂中响起一阵笑声。
等孩子们又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些最美的事物后，张政总结说：“高尔基说过，生活中完善的理想是最美的。”
孩子们歪着小脑袋，似乎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节儿童美学课从上午8点半一直上到10点半，中间没有休息。平时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这里特别安静，一直集中精神听讲。
张政站在黑板前生动地讲解着天文、地理、数学、美学，精神抖擞，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他已是古稀老人。
教出一个又一个“神童”的张政心中最难过的，莫过于当年名噪一时的儿子张方至今无业，只能“子承父业”，以做家教为生。对于张政来说，他不知道谁应该对张方的遭遇负责，是生活还是命运。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常常陷入自责。
现在，张政唯一的心愿就是儿子张方可以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他仍在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而努力。他经常对张方说：“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有你。”
张政殷殷嘱咐儿子：“希望你能继承我这个教学研究，把只需要六到八年就能够达到高中水平的教学实验继续下去。因为公立学校都没有这个打算，我只能寄希望于你了！”
张方回答说：“爸爸，我没有你这样深厚的文科基础，在理科教学方面，渗透进你的思想还是有可能，全盘接过来恐怕不大现实。”
如今，昔日“神童”张方正把他曾经的学习方法教给更多的学生，星期一到星期五备课，双休日做家教。
在小小的家里，他正在实现自我价值。张方说，这个价值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话，虽然比不上企业家，但“相当于几个教师的收入”，足够满足三口之家的生活。
张方目前最担心的是社会保障问题，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按揭等。这些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大，让张方感到越来越沉重。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老了以后怎么办，谁养我？养老保险我现在没买，也没有单位帮我交。”
即便坎坷如是，但回首这段人生路，张方依然觉得自己很成功，用他自已的话说：“以后我想写本书。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真实地活着，我能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享受到了自由发展的乐趣。即使在做泥水匠的时候，我也清楚，我这样做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做准备。”
天才教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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