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峁遗址

中国陕西延安宝塔山正北2.5公里处，是《文化大观园》此行的目的地。

一眼望去，这里似乎和遍布在黄土高原上的，一道道山梁土峁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它的身份却不一般，这是一座4500年前的“宫城”。

王鲁湘：在我脚下的这一道黄土山梁上头，有中国最早的一座宫殿，矗立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中国最早的筒瓦，板瓦，也有中国最早的宫殿式的格局。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这样一个叫芦山峁的地方，去拜谒这一座华夏先民最早的宫殿。

2018年，芦山峁遗址当选“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这里被称作“中国最早的宫城雏形”，有着“中国最早的瓦类建筑材料”。

2020年，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这座4500年前的“宫城”到底是谁建的？又为什么消亡？我们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带着种种疑问，我们和芦山峁遗址考古领队马明志，一起登上了这座古老的高原宫城。

2016年起，经过持续的考古发掘，一座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100米，距今约4500年的台城显现了出来。

马明志：它这个有点像周原，西周的那个布局，以这三个建筑为中心，这坐北朝南的，大体上坐北朝南的，然后它两边有厢房，这一排厢房，这边一排厢房，后边一排房子。这个后院跟前院都是下陷的。为啥下陷呢？是因为房子被垫高了，房子在高台上，所以显得它下陷了。下陷有个好处，就是说下完雨以后，所有的水先集中到这一块，然后不能从这门直接冲出去，它向两侧排，两侧排呢就是一个可能是礼制上的需要。第二个主要还是因为水的流速，水流速在这儿形成一个涝池，像个湖泊一样，然后从这边有一个堰坝，夯土的堰坝，从这翻出去，对。溢出去。如果直接流的话就一个晚上就可以。就当地人说一晚上可以拉出一道沟，然后几次雨下的这个院子被切割开了，切割出来两部分，后院也是朝着一个方向排水。

原来，早在4500年前，中国就有了史前最大、布局完整的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落，芦山峁遗址留存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的“宫城”遗迹。

王鲁湘：这就是进入最主要的三大宫殿区了。

马明志：对。就是一排三座，坐北朝南。

王鲁湘：我们现在这个是正中间这一块。

马明志：然后他们三座就把整个院分成前后院了，然后这三座没有连，是一排房，中间有过道。其实根据山西陶寺的那种复原，就这三座房有可能共用一个通的顶子，然后这个过道也是在上面带顶子的，共用的顶子下边，有点像现在这种情况。一个共用的顶子，然后变成了里头是三间，中间留三个过道，两个过道通向前后院，能沟通。

王鲁湘：这也完全可能。

马明志：几种分析，有的人说有单独屋顶，有人说是有通的，一个通顶。中国建筑后来讲究是梁柱结构，靠梁柱支撑整体的一个重量或者布局，架构。然后墙只是一个第一挡风，它不起支撑作用，第二个是隐蔽，隐私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墙不一样，它这个墙体特别宽，最宽的地方有的墙将近两米宽，这就是墙基是吧？。

马明志：当时的墙就一直上去就这么宽。

这么宽的墙，那它肯定是起支撑作用，所以就说这个可能跟后边传统中国的梁柱结构还不一样。不完全一样。但它有可能这个墙有辅助的承重作用，承重作用。

王鲁湘：这个一百多平米吧？

马明志：房屋的面阔是11米，就十七八米。

王鲁湘：那就已经将近200平米的面积。

马明志：然后加上外围，建筑面积就是225，将近230平方米。就跨度很大，中间那个半圆形的火塘，是被宋代一个大坑给破坏掉了，剩下一半，然后每个房子正中心有一个大火塘。

王鲁湘：就是我们西南少数民族还是有一个围绕火塘为中心。

马明志：对。但这个火塘很大，它这个火塘大，就2米到3米的直径。

王鲁湘：火塘大，既然有一个火塘在，那应该是一个，至少是一个议事和居住的地方。

马明志：是，肯定是有人长期有人居住，包括议事，这样一种世俗的功能在。

在芦山峁遗址，随处可见的“白灰面”，是居室防潮的最佳选择，它见证着芦山峁的远古先民对生活环境的朴素认识和改造。

在一号院落房址的地面上或倒塌堆积中，出土了不少筒瓦和槽形板瓦，这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瓦。这些筒瓦和槽型板瓦的环环相扣，构筑成了芦山峁遗址上大型建筑的屋顶结构。

考古发现的3000多年前的陕西岐山凤雏村的两进院落建筑遗迹，以及诞生于公元1420年，号称四合院“巨无霸”的北京紫禁城，都可以在芦山峁找到祖型。

王鲁湘：现在我们芦山峁的峁顶的考古发掘也已经持续了几年了，基本上的面貌是不是已经揭示出来了？

马明志：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工作刚刚起步，通过对芦山峁遗址的调查、勘探，发掘做了这么多年，从2016年到现在，其实我们只是对它的核心区重要遗迹的分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的情况，它跟我们在周边的关中、榆林地区发现了聚落的选址和分布形态是不完全相同。

王鲁湘：不完全相同，它特点是什么？它选址。

马明志：它这个区域呢，它会选择一个分水岭。以分水岭为聚落的核心区，然后两侧有横向的支梁，它这个核心区在大梁上，主梁上。然后它的这种低一层级的普通聚落，在两边的衡梁上头，就像一个丰收的“丰”字，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地形，没法形成一个封闭式的一种城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榆林地区，以石峁为代表的，它会选择一个半封闭的，它会形成一个环状。多重环状的

王鲁湘：对，它可以建一个环状的一个城墙围起来。

马明志：多重，像同心圆一样，那样的聚落形态。

王鲁湘：它这里做不到。它是一个像丰收的丰一样的这种开放性，没办法。

马明志：开放式的，横向的沟，横向的冲沟呢，让它地形没法形成一个闭合，那么这样一个聚落形态加上它的文化内涵，跟周边的这个石峁这些石城聚落，都是有区别的。

王鲁湘：有区别的，虽然离得很近，时间也搭得很紧，但是是另外一个文化形态。

马明志：目前来看它跟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

王鲁湘：更近一些。

马明志：陶寺早期的文化面貌更相近，宏观上都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吧。

王鲁湘：我们来到了延安文物研究所的延安文物的一个藏品研究展，这样一个柜台里头的话呢，我们看，都是我们在芦山峁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吧？

马明志：对。

王鲁湘：这里头有一些是经过你的手的吧？

马明志：有一部分是经过我发掘出来的。

王鲁湘：我看这里头啊，这个大的这个陶瓮好像是那种葬婴儿的是吧？

马明志：对，我们叫瓮棺葬。他是把生活中的一个实用器，那个加上陶缸，然后两个拼起来，叫做瓮棺。

马明志：灵魂沟通。

王鲁湘：进出是吧？这里最精美的当然就是这些玉器了，你看，这个玉璇玑，这个形状也好，玉质也好。玉礼器，在这里头也基本上也全了。

马明志：就是大的这种种类已经齐全了，到了再比这个再晚一些，这个区域里边出现了玉璋，当然玉璋出现了在山东地区，比这可能还稍微早一点，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王鲁湘：也就是刀也好，璋也好，钺也好，璜也好，璧也好，环也好，都出现了，而且还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不是礼器，是实用器的，簪子

马明志：佩玉，那属于佩玉，或者装饰的。而这种，这件玉簪或者叫玉笄，原来这个以前小孩到十几岁的时候又叫及笄，有一个及笄礼，这个显然不是一般人带的。

马明志：他这个一个是碧玉，玉质特别好，做工特别好，而且他那个簪首那一块有一个神台一样的一个造型，另外上边站立着一只回首的一个凤鸟，而这种凤鸟的形态呢，跟后世战国时期的那个漆器，包括纺织品上面的那个凤鸟，回首的那种凤鸟形态特别像。

王鲁湘：就文化上一脉相承。

马明志：一脉相承，也就是从我们所说的史前新石器时代，到三代，到这个秦汉时期，它一脉相承，包括到魏晋，一脉相承。

王鲁湘：对，就是这文明的基因是一个起始。

马明志：对，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有时候觉得把它联系可能实在跨得太大，但事实上放在一个大的时间尺度上去看的话，它是一脉相承的。

王鲁湘：至少是数千年一脉相承。

马明志：数千年一脉相承。

这柄53厘米长的“七孔玉刀”，领先二里头夏代七孔玉刀约500年，它可能是“有祀有戎”的玉帛方国时代，象征力量与王权的礼器；还可能是战争中的杀戮利器。远古先民笃信：玉可以通天地、祀神灵，象征永生不灭。出土于芦山峁的种种玉器，再度印证了中华民族的尚玉信仰。

马明志：我们都知道玉它分为葬玉，包括礼玉，有这些东西，但现在，我们西北这块，包括这个华北这黄土高原这一块，现在发现的跟南方所不同的，就除了墓葬，里边随葬这个玉器之外，在城墙、这个房子的夯土里，包括奠基坑里出土。这种现象，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就说反正这种现象呢，跟南方良渚系统、跟石家河系统它反正是不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下一步我们会探索。

王鲁湘：那是不是也就是说这种建筑非常的关系到一个部落的这个生死存亡，所以他必须要祷告于天地，有这个意思，就祈求这个神来保佑这个城池和这个宫殿的一种安全和这个有关系，有这种心理在中间。

马明志：我想您说的是对的，在古文献里边会提到奠基、奠竁。比如说墓葬里面，墓葬的中间会挖一个坑。比如商代的墓葬，在人的腰部以下会挖一个坑，我们一般叫腰坑，这个可能就古人奠竁，然后盖房子，包括到现在，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建设项目叫奠基，奠基在古人的这种理念中，所有的这种地面上的万物，包括领土、土地，它是归天或者地所，天神。

王鲁湘：是神灵赐予给我们的。

马明志：天神地神所支配的。我们要使用的话，要得到他们的允许。所以奠基行为，包括奠竁的行为，其实就是向神明进行祈求和祷告。

曾经，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原腹地，应当是夏代之前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数十年来，随着陶寺、石峁、芦山峁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推进，西北大地涌现出灿若繁星的“集团式远古文明”。

芦山峁遗址被确立为“黄帝文化的策源地和核心区域”，大型人工台基院落建筑的发掘，具备中国最早宫城雏形，属于黄土高原早期的礼仪建筑群，对于研究中国区域社会、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等具有重要价值，是“填补了空白”的远古文明重大发现。

马明志：它的意义的话，我想我一个人是说不全的，或者说不准确的。

王鲁湘：对，而且刚刚开始。

马明志：刚刚开始，但是我们也是从几个层面去理解它。那么第一个层面就是从最基础的文化，我们刚才说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这种文化它是基于仰韶文化，继承了仰韶文化的主体，演变过来的。

王鲁湘：这种延续性。

马明志：这种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以前所说的仰韶文化，它是一个历史文化区，芦山峁在延安所做的工作，也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区域里面，它的文化内涵跟晋南地区跟关中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也都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圈，那么它同样它们都继承了仰韶文化的一个主体内涵。同时如果说放在现在，我们探索政治或者是政治文明的这样一个历程来说的话，通过形而下的这种院落布局，我们可以观察到它跟夏商这个主流的广域王权，就是三代，包括历史时期这种宫殿的一脉传承，包括礼制上，礼制层面的。

王鲁湘：礼制层面的东西的出现，他们当时候对于秩序已经有了一个模式，要居中，要对称，有中轴线。

马明志：这个其实礼制的核心就是一种合理的秩序，被大部分人所公认接受的一种秩序。我们所理解从一个遗址的核心区的这种建筑所体现出的一种秩序观，然后就一脉传承到夏商周，到历史时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芦山峁这组建筑或者是几组建筑，它所承载的礼制层面或者政治层面的这种意义，怎么说也不过。

编辑：王竹、巴塔木

山峁的读音

山峁的读音是shān mǎo。

方言。圆顶的小山头。左齐 《南泥湾屯垦》：“到收工的时候，战士们总要再发起几个‘冲锋’，非要开到一个山洼或一个山峁才肯停止。” 柳青 《铜墙铁壁》第十四章：“ 巩家沟通泥沟子的那道沟里也拥满了敌人，先头已经上了吴家沟的山峁。”

造句：

1、一场大雪覆盖了惠家沟的山山峁峁。

2、现在，延安的山峁沟坡正迅速变绿。

3、约90米的小山峁上，长85、宽46、残高3米。

4、位于延安市宝塔区碾庄乡芦山峁村。

5、陶庄村民组有35户145人，分住在3个山峁上。

6、其两侧山峁起伏，表层全被黄土覆盖。

7、那时，到处是光秃的山峁和荒凉的沙漠。

8、涧峪岔镇多为沟壑山峁地形，自然条件差。

9、阴山峁水库流域面积30平方千米，库容485万立方米。

10、全县山峁139座。

11、石窟开凿在平定川河与葫芦河交汇处的小山峁上。

12、毛主席工作疲惫的时候，爱在这座小山峁上散步。

13、位于城南60公里镇川镇石崖底村悬空寺山崖之石山峁。

14、该村有4 2户人家，散居在沟底、山腰，直到山峁。

头徽这种新颖的产物它最早出现在什么时期？

史前头徽的出现，看是小事一件，却又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

现代的头徽

在帽子上订上一个徽章，是一种特别的标识，这是头徽，现代更习惯于称为帽徽。说起帽徽，自然就比较好理解了，军士们的帽子上，或者一些特别行业的头饰，这是少不了的装饰，当然它可不仅仅是装饰。我没有用“帽徽”来做标题，是因为这头徽它不仅用于帽子，还可能用于头盔、发带等等。

在额头部位的标识，不论是什么材质什么形状什么纹样，我们都将它们作为头徽认知。当然本文讨论的头徽的源头，时代大体限定在史前，不涉及历史时期的情形，也不会涉及晚近的额花装饰。头徽这个题目有点冷僻，近些年虽然有所关注，但觉得资料不大丰富，所以一直未能下笔。最先在脑子里扎根的是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人面像，人面像的额头刻画有明显的标识，不知道应当如何解释它。后来注意到良渚和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有过一些思考，特别是近来又有了陕西神木石雕的发现，这才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理出一些眉目来了。

石峁遗址新近发现一批石雕引起广泛关注，刷新了以往的诸多认知。我先是注意到在一方人虎图石雕画面上，中间神面的额头出现了一个浮雕半圆饰，它的形状是底边大体平齐上边圆弧，立时觉得它与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半圆形玉饰形状相同。

良渚文化的玉半圆形饰也是冠面或发带上的附加装饰，据此观察这件石雕体现了明显的良渚文化风格。石峁及邻近其他遗址如芦山峁发现过良渚风格的玉琮等玉器，觉得良渚的影响一定波及到了河套地区。但后来又仔细观察了其他几块石雕画面，发现类似构图并非只此一例，显然只是用影响来解释就过于简单了。在第二石上一个神面的额头，也出现了同样的半圆形雕刻。

又在第三石见到左右相背的侧视神面像，额头位置也都出现了同样的半圆形装饰。这几例石雕表现的额顶装饰完全一样，说明它是一种固定的构图。当然同样类似的神面石雕，也有不见额饰的。不过在另外的石雕上，也发现有别样的构图，如在一件石雕头像的额头雕琢的是三个突起的圆点，而且还是斜向排列。

石峁的发现，让我首先想到良渚文化的玉器及玉器纹饰，似乎感觉到了良渚文化影响的切实存在。这只是良渚文化影响的余绪，还是两地远程直接交往的遗存？交流是一定存在的，但这是什么性质的交流，还需要深入研究。因为这样的石雕不会是自遥远的东南方运来，应当是本地工匠所雕刻，那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在浙江余杭的瑶山和反山的良渚大墓中，共发现7套半圆形玉饰组件，以4件套多见，仅有一例为8件套。有的玉饰上雕刻出了简化神面，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标识。

这半圆形玉饰，对于良渚文化而言，是一种小玉件，除了发掘亲历者，不大引人注意。半圆形玉饰出土时，多是在墓主头部附近，大体可以看出呈环状范围分布，所以发掘者研究后认定这是一组头饰，或者就是冠饰，良渚博物院在展览中画了复原图，以为它是良渚王的标配。

由可供观察的四座墓分析，我做过一个简单的复原，认为它们可能是缀在发箍上标识性的装饰。

受良渚半圆形玉饰的启发，让人又想到了石家河文化中发现的玉虎面。石家河文化出土不少玉虎面，可惜没有明确出自成人墓葬的例子。虎面像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分圆雕形和厚片形两种类型，以片形多见。圆雕者形如玉柱，头顶至嘴部穿通孔。厚片者方脸，有尖卷耳，其中间有圆穴，表示耳窝，额头出尖，眉部有凸直线，宽直鼻，有上颌，无下颌。虎面构型非常精练，形体很小，半立雕，左右对称，大耳，眼分长圆两种。

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玉虎玉虎面都穿有系孔，可供佩戴。石家河文化还见到许多玉蝉，形体大小与玉虎面相若，也带有佩系的穿孔，有可能与玉虎面同样属于标识物件。

石家河文化玉虎面和玉蝉同良渚文化玉半圆饰一样，也可能都是冠帽上的额首装饰，在一些石家河玉神像的冠面见到了虎面图形。

在有些玉人和玉神像的冠面上，则见到几何形纹样装饰，可见对于冠面的标识当时是非常注意的。我们还注意到，在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罐上，有一例神面纹的额头，绘出了半圆形标识，应当也属于头徽。这个发现也非常重要，这是相当于夏纪年范围的遗存，表明中原在当时使用头徽确定无疑。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头徽的形状与石峁所见基本相同，但平边弧边的方向相反，这是明确的区别之所在。

石峁、良渚和石家河玉石神像人像额首冠面上的装饰，都属于头徽，称之为头徽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它应当就是头徽一类的东西。这一系列的发现表明，头徽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史前末期，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成为了流行风，它的存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头徽的流行，可能是在良渚时期形成的趋势。由于双墩遗址的发现，似乎说明头徽的出现还有更早的源头。1986年双墩遗址出土一件陶塑人头像，高6.3、宽6.5厘米，头像眉弓明显突起，双目圆睁，嘴唇张开，耳带穿孔。头像左右脸颊各有5个锥刺点连成一线，被认为是纹面。值得注意的是，额头上刻画有2个同心圆纹，这被定义为“雕题”。这所谓的雕题其实也应当是头徽，这件陶塑人头像出土层位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7300年，这是目前所知头徽出现的最早源头。

其实双墩这个头徽的源头，现在并不能完全确定，主要是因为材料单薄且只此一例。虽然如此，蚌埠双墩的发现却非常重要，我们相信陆续会有更多材料面世。

行文至此，准备打住，却偶尔想到了另一个发现。在年代稍晚的红山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证据。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一件陶人坐像，发现者描述人像头戴“平顶冠”，其实冠形比较复杂，平顶一词还不足以概括，不过让人更注意的是冠的前额位置贴伏有一横条状装饰，有明确的形状，但没有表现纹饰，这大体可以确定是头徽之类。

人像年代判定为距今约5300年，这与良渚早期年代相当或者稍早一点。如果扩展一点想象，红山人的头徽首选，可能是旋眼玉神面，也即是以往习称的勾云形玉佩。史前头徽的存在，是可以确认的了，虽然它的历史发展脉络还不清晰。后世见到的帽花、帽额，或者名为帽正、帽准的额饰，也许与早期的头徽具有一些内在的联系，这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国有国徽，军有军徽，还有帽徽领徽之类，其意义不言自明，它不是可有可无的物件。

良渚文化戴有羽冠的神人纹

史前头徽的出现，看是小事一件，却又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头徽既是不同文化不同部族的象征符号，互相区别，一方面突显的是政体区别，又或者是军武的区别，这在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对立与对抗。这样的时代，可能文明已经确立了吧。

史前头徽的出现，看是小事一件，却又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头徽既是不同文化不同部族的象征符号，互相区别，一方面突显的是政体区别，又或者是军武的区别，这在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对立与对抗。这样的时代，可能文明已经确立了吧。

文章来源于网络，所有权归原作者所有，大道家园只作为存储空间，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guoxue/135550.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曾备受瞩目的“少年班”和“神童班”，···

下一篇: 古人常道“大路有水，小路有鬼”，有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