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井直刚,1931年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二战爆发前,被调任至《朝日新闻》驻南京分社。时至1937年,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记录下淞沪会战的全过程。上海沦陷后,随日军第六师团一路杀奔至南京,目睹了南京攻防战与城破之后的全过程,并在战后不顾日本各界的反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公诸于世,并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主动现身作证。又于1956年,出版《目击者的证言》一书,志在揭发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这种无畏且耿直的表现,使其成为当时日本少有良知的作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NHK放送协会对其进行了采访,已经八十多岁的今井直刚头脑依旧清晰,他对记者直言不讳地讲述自己当年的亲眼所见。
他说:那是十二月十五日的傍晚,我和同事中村在分社的门外吸烟,中村用胳膊肘搥了我一下,示意我朝着东边看。我的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直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
我问中村,这些中国人会被带去哪里,接着又会怎样?中村笑了笑,耸耸肩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我知道中村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已经见得多了,所以习以为常了。那些人会被带到“屠场”,然后就会被全部杀掉。
突然之间,一种莫名的冲动涌上心头,我跑进去拿起相机,拉着中村朝着东方跑出。跟随着那只长长的队伍一直来到下关的中山码头。尽管夜幕降临,但借助刺眼的照明灯,依旧可以看清楚那些中国人的样貌,他们有的身穿军装,有的穿着便装,有的脸上布满皱纹,有的脸上挂着稚嫩,有的在默默无声地抽烟,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甚至在说笑,但没有一个人在哭。他们或许已经感知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因此没有人反抗,都很顺从地听从日本军人的指挥。日本军人的手指向哪里,他们就去向哪里,很有秩序,毫不慌乱,如同机械的木偶一样。
一阵沉寂过后,突然响起密密麻麻的机枪声,接着又响起密集的爆炸声,以及潮水般的喊叫声。我和中村试图离着近些,但随即有几个日本军人将我们拦住,他们很有礼貌地阻止我们走近,说是流弹乱飞很危险。
无法接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中村说,这么精彩的画面,不能拍摄下来真是一种遗憾,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中村说完这番话,又用一种非常怪异的口气要我跟他回去。我说还想再看一会儿,于是中村就自己回去了。我尽量让自己离得近一些,我要用我的这双眼睛记录下残酷的画面。我看到日本军人用缴获来的机关枪、小炮、炸药包对那些已经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进行杀戮,美其名曰要销毁敌人遗留的军火,实则只为杀掉这些被视为“无用累赘”的可怜人……
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大早,我和中村带着相机出了门,来到扬子江畔,只见昔日碧波清水的扬子江变成了酱汤色,远远望去如一条黑袋子,江面上飘着难以计数的死尸,男女老幼都有,有的人的衣着看上去很华丽,像是有钱人,有的则衣衫褴褛,有的却连一丝衣服都没有。
再往前走,看到一处码头上到处都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着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慢地移动着。他们身穿救济会特制的衣服,胳膊上系着一个印有红十字标记的白布,这个标记是他们的保命符,以证明他们是良民,他们是在为白种人工作。
他们此时的工作并不是救人,而是将尸体拖到江边,丢入江中。很显然有人还活着,发出呻吟声,哀求不要被投入江中。但他们对于哀求声充耳不闻,因为在码头的高处,几个持枪的日本军人正在监视他们的工作,倘若他们好心泛滥,那么被投入江中的人就是他们。
我和中村默默地看着,看到他们处理完码头上所有的尸体后,很自然地排成一列,似乎是在等待日本军人对他们下指示。
本以为日本军人会示意他们散去,没想到会是哒哒哒的机枪声,那些人仰面倒地,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我和中村这才意识到,那块印着红十字的白布,什么作用也起不到。枪声停止后,日本军人笑着离开,有人还朝着我和中村挥手致意。我和中村谁也没有理会他们,只能无奈地叹气,明明可以留下他人的生命,为什么却非要无情地剥夺,我想了很久也想不明白,或许这就是战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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