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至唐初炼丹术中的非金石药物

经过了两汉的草创，魏晋的传承与弘扬，特别是葛洪《抱朴子内篇》的理论支持，炼丹术基本的修仙体系以及修炼模式初步建立。铅汞、丹砂两派成为金丹、黄白之术的主流，至南北朝时期，炼丹术己经走过了近五百年漫漫历程，此时的炼丹家己经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继承弘扬之余，炼丹术的发展也一定程度遭遇到了困惑。

南史

困惑之一：理论上的怀疑。道教在南北朝时期有过两次重大改革。北朝北魏道士寇谦之清整五斗米道；南朝金陵道士陆修静整编、勘定了魏晋时期各类道书。寇、陆两人弘扬道教，却都排斥或否定丹药服饵。虽然此时期，炼丹术从个人、道团炼制走进上层，帝王统治者不乏妄求服丹成仙之梦，如北魏太祖拓跋硅曾“置仙人博士，立仙坊”，专事烧炼金丹，太武帝、孝文帝等人也笃信服食成仙之说，但均烧炼不成。正史对金丹术也多持谨慎态度。《南史》记载：“孙登子亮，少工刀楯，以军功封顺阳县侯，历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俭，所得公禄，悉以还官，宋明帝下诏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长生，迎武当山道士孙怀道使合仙药，药成，服之而卒。”据《宋书》载，亮之所以“心动如刺，中间便绝”因为“药成未出火毒”《魏书》言徐謇“欲为高祖(文帝)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崧(嵩)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遂罢”。可以说，南北朝时期，炼丹术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困惑之二：炼丹术修仙思想出现裂变，与世俗医学、本草学关系更加密切。南北朝、隋唐初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炼丹家：陶弘景和孙思邈，两人集炼丹、医学本草成就之大成，并最终达到修炼学所讲的大成层次。陶弘景“依违于出尘与入世之间”，“对服丹可致羽化登仙的效果深为笃信，对炼丹术颇怀虔诚之心，”且“援医入道”，对本草学倾心有加；孙思邈则“援道入医”，既为“真人”，又为“大医”被后世尊为“医药化学家”。

陶弘景、孙思邈医者、丹家的双重身份以及在两个领域的突出贡献推动了丹药转型，炼丹术与医学、本草学相融合的趋势初现端倪。道医融摄影响到炼丹药物选择，丹药炼制虽然仍以金石为主，但从《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到《太清丹经要诀》非金石药物比例逐渐增加己经成为一种趋势。

一、且医且修仙——陶弘景本草成就与炼丹术的融合

(一)陶弘景的医家与丹家双重身份

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道医当属南朝齐梁之际的陶弘景。陶弘景，字通明，号华阳陶隐居，丹阳株陵(今江苏南京)人。此人幼好学，据《南史·隐逸传·陶弘景》记载：(陶弘景)“读书万卷余，一事不知，深以为耻。”“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他曾师从陆修静的弟子孙游岳，受道家符图、经法。后遍访江东名山，渴见隐逸道士，得杨、许手书诰诀及真人遗迹十余卷。从陶弘景早年经历可知，他所沿袭受授的为魏、杨、许一派(即后来的上清派)，重思神守一、导引行气。至于他在本草、炼丹领域的成就，概与后来人生经历有关。

梁武帝好丹术，希图藉金丹达至不朽，因此命陶弘景为之炼丹，并以梦境相告：“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阀，宜及真人真心，无难言也。”而弘景“初难之”，言：“吾宁学少君邪？”不管是否出于无奈，陶氏为武帝炼丹确有其实。《南史·陶弘景传》云：“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云笈七签》记载了他从太极真人杜冲得《九转神丹生虚上经》，并进行了七次炼丹实验，最后终于成功，开鼎时“光气照烛，动心焕目。”陶弘景一生炼丹著作颇丰，王家葵先生考证有87种之多。见于正史、传记的如：《太清诸丹集要》、《服饵方》、《炼化杂术》、《合丹诸药试法节度》、《太清玉石丹药要集》、《灵方秘奥》、《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等。

除了炼丹成就，陶弘景在本草学上也颇有建树。《肘后百一方》云：“余宅身幽岭，迄将十载，……见葛氏《肘后救卒方》，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民之所为大患，莫急于疾疢，疾疢而弗治，犹救火不以水也。今辇掖左右，药师易寻，郊郭之外己自难值，况穷村迥陌，遥山绝浦，其间枉夭，安可胜言!”陶弘景撰写或整理了大量医学、本草学专著，如《本草经集注》七卷、《药总诀》、《补阙肘后百一方》、《名医别录》等。

古有“道医同源”之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而如陶弘景般在炼丹与本草方面有如此成就者实为寥寥。本草药物知识，特别是占据绝大比重的草木药物与炼丹术悄然发生着融合。陶弘景也成为促进道家炼丹术医学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二)陶弘景对非金石药物的重视

作为南朝最富盛名的炼丹家，很遗憾，陶弘景的炼丹著作均己亡佚，我们只能从他所著本草、道经的只言片语和用药倾向中推测他的炼丹思想。

1、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非金石药物情结

《本草经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是陶弘景最重要的医学成果。该书“以《神农本草经》三百六十五为主”，又别增副品，共载药物730种。全书共七卷，首卷为序录，其余为药物论述。《集注》为依经所著，但并未照搬原典。本经之外，又增加了药品的功效与主治，并注以说明；增录副品部分为汉、魏、晋本草医家之大成。如陶隐居序云：“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更复损益。”《集注》集历代本草成就，搜集、整编而成，在此基础上亦颇有创获，成书意义极为深远，它代表了南北朝医学、本草发展水平，后世历代本草，如《唐本草》、《大观本草》、《证类本草》等无论药物名称、分类、主治、七情性恶、编书体例等编撰皆以此为蓝本。可以说，在中华本草史上，《集注》具有承上启下的转折性意义。

《集注》除了丰富的医学、本草知识外，也体现了浓厚的道教色彩。文中有大量方士、神仙之语。服上品仙药皆可轻身延年、久服神仙不死，在药物种类以及成仙功效上较《本草经》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药物的选择上，陶弘景对草木药等非金石类药物体现了特殊的情结。

药物种类上，据统计，凡730种药物中，非金石类药物634种，比重达到87%，其中具有神仙服食以及治病疗疾且为后世炼丹家经常用于炼丹的草木药上品九十三种，虫兽类上品二十九种，果类上品十种，米部上品四种。除此之外，另有一百五十二种有名无实类非金石药物，其中一些久服亦可轻身延年，如“离楼草，味咸，平，无毒，主益气，多子，轻身长年”，“吴唐草，味甘，平无毒。主轻身，益气，长年”等等。凡一百五十二中药物中，如上两种服食可“轻身、益气”或“轻身、长年”者二十余味。由此计算，在非金石类药物中，上品者又占25%左右，仙药总数较《本草经》大为增加。

虽然医学本草中，草木、虫兽类非金石药物种类有了极大丰富，对药物的性味、主治等有了进一步认识，但应该承认，陶弘景炼丹药物上的贡献并非援非金石药入金丹、黄白之术上，因为在丹家的丹炉里，金石类药物仍是炼丹主角。《集注》数百种非金石药物在炼丹术中无明显痕迹，主要功能还是服食成仙，这一点与《神农本草经》有前后延续性。《集注》中提到的若干药物炼制法，如“采炼松脂法，并在服食方中，以桑灰汁若酒煮辄，内寒水中数十过，白滑则可用。”地黄“作干之法”需“捣汁和蒸”等，这些药物炮制与丹药炼制在性质上还相差甚远，但药物加工、炮制过程、手段与指导思想却有相似性。另外有一点不容忽视，《集注》所辑非金石药物逐渐受丹家重视，许多药物出现于后世外丹术经典中，对炼丹术药物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

陶弘景医者、炼丹家双重身份的影响，加速了本草药物与炼丹原料的融合，“仙经及道术所须”使本草学体系下的非金石类药物开始逐渐走进丹房、鼎器，拉开了炼丹药物革命的序幕。

2、《真诰》修仙所用非金石类药物

陶弘景所著《真诰》是上清派重要经典，以“存思”、“服气”为主要修炼方式，同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陶弘景服饵以及炼丹用药的情况。据容志毅统计，《真诰》共涉及各类非金石药物五十余味，包括植物药、动物药以及几种散剂、溶液。其中用以服饵修仙、神仙服食、炼制丹丸的非金石药物笔者统计如下：

表6

神仙服食由来己久，服食草木类仙药古即有之。具有神仙服食性质的《神农本草经》和《抱朴子·仙药》均有大量记载。比较上述三类著作中的服食药物，《真诰》体现出了陶弘景抑或南北朝时期独有的特征。

其一，《真诰》中用来神仙服食的药物多为草木类药物，与《神农本草经》和《仙药》相比，较少服食无机矿物药。明确用以服食的矿物药仅有：石中黄(化水)、白石、丹砂、空青、银屑、雄黄、雌黄、铅黄、紫石英、云母、石脑、石髓。另外有两则史料值得注意：《甄命授第二》：“乃可加以五云、水桂、术根、黄精、南烛、阳草、东石、空青、松柏脂实、巨胜、茯苓，并养生之具，将可以长年矣。”《稽神枢第四》：“杀三虫之药：附子、麻子、地黄、茱萸根、术、桂、菖蒲根、云芝英与《仙药》”，以金石、诸芝为上品仙药，除此之外尚有延年药物，排序皆以金石为上相比，金石药不再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草木类药物的地位在陶弘景那里有了很大提升。

其二，早期草木类仙药多为单服，《真诰》中则出现多种合服、甚至草木类药物炼制的丹、丸。《协昌期第二》载丹丸法炼制，以术、白蜜、大枣共炼：“成治术一斛，清水洁洗令盛。·····一时百病除，……神仙不死。”又法：“术散五斤，茯苓煮三沸，……久服，能飞越峰谷，耳聪目明矣。”炼麻腴法：“清水三解，麻腴一斛，……内酒中服之，亦可单服。”虽然丹丸制作仍属于神仙服食性质，但草木药用于丹方，己经有了金石炼丹的特点，与宋代丹法中以草木药物为主，甚至无金石类药物现象极为相似。

其三，陶弘景是上清派的创始者，不再视金液还丹为仙道之极。《运象篇》有：“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若得《大洞真经》者，后不需金丹之道也，读之万过，毕便仙也。”《甄命授》篇云：“明《大洞》为仙卿，服金丹为大夫，服众芝为御史。”因此，陶弘景的修仙方式可概括为三类：

除病、去三尸——服仙药(服仙药必须配合以导引、行气、房中)

除病、去三尸——服食金丹

明《大洞真经》，修炼上清道法

金液还丹之外，亦可服食仙药或明真经、炼道法成仙。因此，不难理解作为修炼金丹主要原料的金石药物相对于汉晋时期的独尊地位而言为何悄然发生着变化。至于陶弘景数十年的炼丹行为以及著作，乃是探讨外丹作为内炼辅助的途径而付出的努力。

二、传承与擅变—南北朝唐初炼丹术非金石药物

(一)“南北朝唐初”抑或“唐宋”

学术界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分期往往以朝代的终结作为分界，如“唐宋变革论”、“外丹术、医学分离自金宋”等，对炼丹术的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学术界对炼丹术发展阶段的划分基本都是秦汉(炼丹术出现)——魏晋南北朝(炼丹术发展)——唐代(外丹繁荣，内丹兴起)——宋代(内丹繁荣)——元明以后(外丹全面衰落)为主，该划分虽然条理清晰，容易归纳总结，但往往有悖于事实，至少炼丹用药的发展特点划分炼丹术发展阶段并不能严格遵循于朝代的交替。那么，为何将南北朝和隋唐初期两个时段放在一起？

首先，两个时段的炼丹术特征极具相似性，丹经、丹法杂揉，难以判定其具体时代。如上节所论，道教发展到南北朝经历了两次改革，南北道派均未将金丹、黄白视为仙道之极。修仙方式呈现多样化，上清派的内视、存思之说颇为流行。甚至如胡孚琛所言，“南北朝时期即有内外丹之分”。但由于帝王统治者偏好以及魏晋炼丹术发展余绪影响，金丹黄白之法还是有了进一步发展。除陶弘景已亡佚炼丹著作以外，道藏经中现存数种南北朝炼丹经典或一定程度上反映此时期炼丹水平的外丹之作：《上清九真中经内诀》(载饵丹砂法)、《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要诀》(载作神釜法、用药法)、《太清金液神气经》(载炼丹、服丹、修仙之法)、《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内容繁复，详述九鼎丹方、炼丹药物、炼丹禁忌、祭法、杀毒法等)、《抱朴子神仙金液经》(载金液还丹之法及功效)、《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载九转丹诀)、《太清石壁记》(载外丹方诀及草木、矿物药别名、隐名、服丹法)。丹经断代历来都是炼丹术研究中的一道难题。以两则材料为例，《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要诀》载“黄帝四扇散”配合饵丹，其药物来源主要是植物：“松脂、泽泻、干姜、云母、干地黄、石上菖蒲、桂。凡八物精治，令分等，合捣四万柞，盛以密器中，勿令女子六畜、诸殗秽者见之。旦以酒饵三方匕，亦可水服之，亦可以蜜，丸如大豆许。旦饵二十丸，至三十丸，半季则可去浊炁，除百病耳，然可绝谷饵丹也。此黄帝所受风后神方，却老还童之道也。”此为“却老还童之方”。

《太清金液神气经》载“灵飞散方”云：“云母一斤成炼者，茯苓半斤，亦可一斤。栢子仁七两，续断草七两，石钟乳七两，菊花五两，亦可十五两。术四两，干地黄十三两，桂七两……”服食可“身轻”、“耳目聪明”、“服散，寿六百年”。两则材料记载的散方无论从服药功能，以及药物种类上都具相似性，体现了共同的服食炼丹风格。但学术界更倾向于将《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要诀》视为南北朝古籍，将《太清金液神气经》视为隋唐丹经。另外《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为唐初炼丹经典，详细介绍了魏晋至隋唐外丹炼制及服用方法，记载多种炼丹水法，对研究唐初及以前的炼丹术有重要意义。《经诀》内容博杂，各部分出世年代难以划分，且丹方、丹法所呈现的特点相似，特别在炼丹药物的选择上，两个时段的继承延续性极为明显。(《经诀》炼丹用药的分析详见下一节)因此，南北朝、隋唐初期时段中的炼丹术无论从经典遗存、还是炼丹方法上都体现出共同的时代特征。

其次，约以《太清丹经要诀》和《太清石壁记》为分界点，炼丹术在唐初发生了重大转型。以丹方用药为例，唐初以前无论陶弘景的炼丹成就抑或《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的用药特点均沿汉魏古风，《要诀》经孙氏融摄医学、本草，新型药物使用初露端倪。《石壁记》最终成书晚于《经诀》、《要诀》，卷上所载十余种丹方也鲜有非金石药物使用。卷中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用药风格，由于《太清石壁记》成书年代以及所代表时代的特殊性，该书完全可视为炼丹史上承与启下、擅变与转型、具有全新意义的标志性文献。

可以说《要诀》代表了南北朝至隋唐初炼丹用药时代的终结；《石壁记》则开启了盛唐炼丹药物的新局面。陈国符说：“自唐代始，中国外丹黄白术普遍使用草木药。”这里的唐代，严格来说应为初唐以后。自盛唐一系列丹经，如《石壁记》、《蓬莱山西灶还丹歌》、《白云仙人灵草歌》、《石药尔雅》等炼丹典籍的问世，炼丹用药才有了明显时代烙印，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二)继承与弘扬—《黄帝九鼎神丹经诀》非金石药录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以下简称《经诀》))是炼丹术史上重要的外丹经典，收入今本《道藏》第18册，归属于洞神部·众术类。关于《经诀》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认识。据陈国符考证：《经诀》成书年代为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至武后二年(686)；韩吉绍在《论<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通过分析丹经中药物产地、引述《本草》实为《本草经集注》等方面认为，《经诀》当成书于唐贞观八年(634)至显庆四年(659)，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该书最可能撰于唐高宗显庆年间。

《经诀》凡二十卷，内容庞杂，包含了丰富的药物知识。《经诀》卷一引自《黄帝九鼎神丹经》，正如卷二引葛洪语：“按《黄帝九鼎神丹经》曰：黄帝服之，遂以升天。若以呼吸导引，及服草木之药，可延年，终不免于死也。若服神丹，令人寿无穷也，与天齐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因此，《经诀》炼丹用药思想沿袭两汉、魏晋，同时代表了南北朝、隋唐初期炼丹术的一般成就和水平。《经诀》各丹方、丹法年代无序，内容博杂，现将其中的非金石药物，按用途辑录如下——

表7

与汉晋时期炼丹药物相比，此时期丹方中非金石药物比例没有明显增长。药物功能上，非金石药物扮演角色是否有所改变呢？现根据合服金丹黄白、炼制金石药、促使金石化水几种用途举例如下：

《经诀》卷十二载“太极真人九转丹”：“第一转：取胡粉五百斤，以石盐二十斤，至于一石水中，取牛粪汁一石和之……。第二转：以石盐三十斤明净者，和汤八斗……。第三转：以首男乳一斗(牛粪汁亦可)，取石盐明净者三十斤，为汤八斗……。第四转：以朱砂好色光明洞澈者二十斤以酒煮三七日……。第五转：雄黄五斤，以真牛酥诸之七日……。第六转：取雌黄二十斤，吴黄矾石五斤，合之牛乳麻子汁……。第七转：取石曾青五斤，香附、白附各百枚……。第八转：取戎盐三斤，朴硝、芒硝各三斤，捣筛同药，以牛粪汁合之……。”

从“九转丹”的炼制过程可知，除第七转香附、白附外，其余皆用于金石辅助药，多附以“合之”之名，且用药量远不及金石药。

《经诀》卷九载“炼金银法”：“炼金法：取未经用者，甘埚消，投好清酒中三百遍……。”“炼金银法：消新出铆金银，投清酒中，淳酿中，若真蜜中，二百度……，消投猪脂中二百遍……，加麦饭半盏许……。”当然，“作出银色药法”中草木药有重要用途：“取蜀地白梅子、乌梅子，捣之使熟，铜器中，以水一斗，梅二升，醋一升，盐末一升，一时煮使极熟……。”这里，草木之药也只用于药银着色，无大量使用的痕迹。

《经诀》卷九及至卷十九载诸多金石炼制之方，如炼水银方、炼雄、雌黄法、炼铅法等，介绍诸多金石药物性味主疗、产地出处等。金石药炼制多以各类溶液为主，少量兽类药物，几乎没有使用草木药物。

《经诀》载数种金石化水之方，如卷十九“青矾石水法”、“淳碱水法”、“雌黄水法”、“磁石水法”等。卷八“明化石序”述《三十六水法》来源：“臣闻凡合大丹，未有不资化石神水之力也。此水之法，虽自黄帝，至于周备……。^③”可以说《经诀》载金石水法多引自古本，相比于古本《三十六水法》而言，使用药物上没有明显区别。

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探窥南北朝、隋唐初期炼丹水平，可与两汉、魏晋炼丹成就聊作对比。《抱朴子内篇》载有炼制金丹黄白之法，古本《三十六水法》

载化石成水之法，在两部著作中，玄水液、龙膏泽、鲤鱼胆、黄狗胆、枣膏、猪脂、黍米、苦酒、麻汁、蜜、白梅、漆、鸡子、牛肉、桑上露、桃汁、桑灰、葱涕等皆有使用，《经诀》载非金石药物而不见于前世丹经者很少，且药物类别上以溶液、动物类药为主，草木药使用并不多见；药物功能上，除更加注重用于炼丹祭祀，神釜、神匮制作，金石药加工炮制以外，无明显区别。另外从《经诀》卷九至十九可知，南北朝、隋唐时期，丹家更加注重金石药物的炮制、加工、化水、驱毒等技术处理环节。特别是对金石毒性的认识较魏晋更清晰。《经诀》多次引狐刚子之言，讨论金石、金丹毒性，对有毒矿物的认识己超越五金，认为金石皆有毒。从丹经中驱金石毒方以及用药上可知，南北朝、隋唐初期的驱毒法还停留在伏火、化石为水，使用各类溶液阶段，但正是对金石药物性状清楚的认识以及炮制环节的重视，为后来非金石药物提供了广阔的引入空间。

综上所述，《经诀》中的非金石药物成就，更倾向于两汉、魏晋之风，金丹、黄白炼制过程中草木药物数量无明显增加。南北朝时期医家对本草知识的创获，尚未深入体现在此时期的炼丹丹法中。但随着医学中本草知识的普及与弘扬，加之炼丹术中丹药炼制为非金石药物提供的准入空间，非金石药物以崭新的面貌登上炼丹术历史舞台只是时间的问题。

(三)孙思邈的丹药观与《太清丹经要诀》非金石药录

1、孙思邈的丹药观

孙思邈是唐代初期著名的医学家、炼丹家，其道医事迹、医药学成就学术界多有涉及，兹不赘述。孙氏传奇一生，贡献颇丰，受人敬仰，被冠以道医、神仙、药王等尊号。

孙思邈对丹药的态度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援道入医，以丹治病。古有“道医同源”论，葛洪、陶弘景之辈“且医且修仙”。然而，孙氏虽贵为王朝医者，但却功成身退，在修仙道路上愈走愈远。他走的路子，更多是援道入医，以道为本，医为用。《千金翼方》卷第十四《退居·服药第三》云：“世有偶学合炼，又非真好，或身婴朝级，心迫名利，如此等辈，亦何足言？今退居之人，岂望不死羽化之事？但免外物逼切，庶几全其天年。然小小金石事，又须闲解神精丹，防危救急所不可缺耳。”

《药方·胆腑·万病丸散》记载“太一神精丹”制法、功用。“丹砂 曾青 雌黄 雄黄 磁石(各四两) 金牙(二两半)，上六味，各捣，绢下筛，惟丹砂、雌黄、雄黄、三味，以配酸醋浸之……，置釜上，以渐放火，无问软硬炭等，皆得……，以雄鸡翼扫取，或多或少不定，研和枣膏，丸如黍粒……”丹房鼎器炼制的神丹并未用于不老成仙，而是“治客忤霍乱腹痛胀满，尸恶气，癫狂鬼语，蛊毒妖魅，温疟”。《太清丹经要诀》中炼制的神丹很多具有镇心、益气、明耳目功效。显然，孙思邈对丹药的态度比葛、陶二人，更符合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孙思邈对金石丹药的态度更加谨慎，更具客观性。《要方·解毒》载：“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要方·服食法》载数种抗病保健方，金石药的比例大大降低，增加了枸杞、松子、茯苓等延年益气的草木药。孙氏将金石多用于虚匮、痈病、癣疥、恶疾及诸寒病。这也与《要方·议处方》中“夫疗寒以热药，聊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蛊毒药，痈肿疮瘤以疮瘤药，风湿以风湿药，风劳气冷各随其所宜”的科学观点相匹。

应该说，金丹大药至唐代仍然未失去仙道之极的地位，随着有唐一代尊崇道教之风盛行，服食金丹之势愈演愈烈，但在孙思邈这里，丹药的意义不再仅仅限于服食成仙，丹方与药方开始有机融合，孙氏开启了以丹方治病的先例。另外，由于对金石药物性状、功用的进一步了解，孙思邈在其炼丹实践中有意识加入草木类药物以避其害，其炼丹用药思想在《太清丹经要诀》中可窥其一斑。

2、《太清丹经要诀》非金石药录

《云笈七签》“卷七十一·金丹部”收录《太清金丹要诀》一卷(以下简称《要诀》)，署名“处士孙思邈撰”。学界基本认定该经为孙思邈所作。《要诀》凡一卷，载六十八种神丹，又有造六一泥法、炼矾石法、造烧矾石炉法以及数种金石药物炼制之法，介绍十余种丹方。虽然有丹方者只占神丹总数的少部分，但从丹方用药可窥见孙思邈炼丹药物选择趋向。丹方中涉及非金石类药物者有：太一三使丹(猪负革脂)、小还丹(犀角、麝香)、太阳粉(左味)、流珠丹(小麻油、灰汁、酒、蜜)。除小还丹中犀角、麝香作为炼丹主药原料外，其余皆为辅助金石之用，草木类药物在丹方中没有涉及。翻阅早期丹经、医书可知，早在魏晋时期，葛洪记载绮里丹、两仪子饵黄金法中即用猪膏、猪负革脂。《中藏经》中以犀角、麝香并数种香料辟邪魅魍魉。葛洪在《抱朴子》、《肘寸后备急方》中也使用犀角驱邪、治病，而麻油、灰汁及左味溶液早在炼丹术之始即广泛使用。因此，直至唐代初期，炼丹术在主要原料的选择上仍然延续早期炼丹、医学用药特征。

《要诀》丹方中非金石药物作为炼丹术主要原料并不普遍，孙思邈对非金石类药物的重视更多体现在炼制黄白及处理炼丹金石药等环节，丹经涉及非金石药物如下表：

表8

与《经诀》相比，《要诀》丹方中的非金石类药物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体现了新的特点。以黄白炼制法为例，《经诀》载“炼金银法”：“消新出铆金银，投清酒中，淳醯中，若真蜜中，二百度……，消投猪脂中二百遍，亦得成柔金，加麦饭半盏许……。”

《要诀》载“太山张和煮石法”：“章柳根六斤、杏仁五升、酸枣仁五升、槐子一升，别捣。右三味先捣，槐子以水搅之，去滓取汁，和前药，内不津器中，埋舍北阴地，入土一尺，以土覆之，百日发取，名曰太一神水。取河中青白石，如桃李大者五升，取北流水九升，煮之一沸，以神水二合搅之，又煮一沸。候石熟，任意食。食之五日后，万病愈，一年寿命延永，久服白日升天矣!取神水二升，渍生铁二斤，十日化为白银矣!”

显然，《要诀》在黄白炼制过程中己将非金石类药物列为主药，同时，“煮石法”中没有“猪脂、酒、蜜”等动物、有机溶液，而代之以诸草木药，这更趋向于盛唐炼丹用药特征。

另一方面，孙思邈在《要诀》中为非金石类药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技术准入空间。非金石类药物既可直接用于金丹炼制(如犀角、寮香)，又可用于黄白法、缎炼五金八石、作神水溶液，还可役使百鬼(炼丹合杀鬼丸法)。最重要的是在丹方功能上，孙思邈推动的丹方医用化倾向，使得昔日医家药房中用于治病疗疾的草木药流入丹房鼎器。唐代三部具有治病功效的炼丹著作《要诀》、《太清石壁记》、《通玄秘术》使用非金石类药物呈现递增之势，其中常用动植物药占据了主流。因此，当学界探讨唐代仙道之极的世俗扩张使得“昔日道人的锦囊妙计，纷纷流向俗间”时，决不能忽视医家、炼丹家孙思邈对丹方医用化作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推动的盛唐炼丹术药物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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