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两宋炼丹术中的非金石药物

一、炼丹术药物转型的原因

(一)医学、本草知识的积累

传统中医药学知识源远流长，商代甲骨文即有各种身体疾病的记载。自上古起，汤液、植物等非金石药物逐渐成为医家治病之方。神农愍黎元之多疾，遂尝百草以救疗之。《史记·汤本纪》云：“伊尹善烹调，制汤液。”伊尹以汤液治病，开启了正史记载古代中国以药治病的先河。许慎《说文解字》释：“医，治病工也。殴，恶姿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医即由芳香型植物配成的药酒。数千年来，医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治病药物的积累与总结。

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并非医学药物专著，常用的甘草、益母草、芍药、却记载了百余种后世常用药性植物，其中包括丹家泽泻、地黄、远志等百余种；《山海经》更是明确动物类药物的治病功效(见第一章)；《五十二病方》除二十余种矿物药及十余种待考药物外，其余一百多种皆为非金石药物(见表1)，对西汉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有重要借鉴意义。

自《神农本草经》起，中国本草学体系逐渐成型，对药物知识的系统化、理论化总结进入全新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建立了与道家服食派、不老神仙理论的相合。凡365种药物中，非金石药物319种，占据87%比重。东晋炼丹家葛洪在医学领域也颇有成就。他十分重视草木药物的治病、救亏损功效，其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共载医方1869首，其中药方1060首。药方除少量金石药物用于治疗癣疥、毒疮等外科疾病外，其余多为草木药。由此可知，葛洪对药物药性、主治功能的研究贡献卓著。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传统药物学理论发展至南朝齐梁之际，出现了另一位丹家兼药物学家陶弘景。陶氏医学、本草学贡献主要集中在专著《本草经集注》中，另有道教典籍《真诰》多载草木服食之方。第二章对陶弘景非金石药物的重视己有专论，兹不赘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除上述医家及其代表著作外，两汉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另有《李当之木草》、《吴普本草》、《隋费本草》、《秦承祖本草》、《李当之药录》等24种本草学专著。又有诸如《雷公炮炙论》此类药物炮制专著。此时期的医学、本草学成就对唐代本草知识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唐代集前朝医药学之大成，在弘扬继承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唐初医药化学家孙思邈被后世誉为“药王”，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前者变涉临床各科及针灸、食疗、药物，预防，卫生保健等；后者凡三十卷，卷1-4论药物，对药物品种、产地、采集、种植、炮制、保管、贮藏及临床处方原则等详尽记述。两部著作所涉经方多复方，少则两味，多则数十余味，不少经方只有草木药，如《千金翼方》“用药处方·消食篇”载消食之方：“白术、桔梗、大黄、黄芩、大豆屑(熬)、麦、皂荚、莱菔根、麦门冬、吴茱萸、槟榔橘皮、小蒜、浓朴、苦参。”孙氏草木药情结可见一斑。唐显庆四年(659)，苏敬等人以《本草经集注》为蓝本，撰《唐本草》，新增药物114种，分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有名无用等九类，非金石药物品种、数量以及主治功能都有增益。在唐代官修本草风尚的影响下，一大批医学、药物著作纷纷问世。《月王药诊》、《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专论药物；《外台秘要》、《四部医典》等旁涉经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涌现出大量外来药物。贞观元年(627)，伽毗国献郁金香；贞观十七年(643)“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此外，乳香、血竭、木香等草木药物也由外域传入中土，充实着中国传统医药学宝库。

药物学发展至唐代，己经积累下丰富的临床用药经验，其影响逐渐超出医者经方范围，掀起重视非金石物性之风。唐代段成式撰《酋阳杂姐》二十卷、续集十卷，载入《新唐书。艺文志》。该书内容广博，包括古代中外传说、神话、故事、传奇、生物资料等，是唐代重要的博物学著作。卷七载酒食、医篇；卷十六载羽篇、毛篇；卷十七载鳞介篇、虫篇、卷十八载木篇；卷十九载肉攫部。该书一方面是对唐代及其以前非金石物性知识的系统总结，详备介绍了各类动植物的产地、性状、性味功用，反映了唐代真实的博物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伴随着中国传统药学体系的成熟完善，非金石药物的准备与积累进入了新的阶段。

唐代医学体系下以动植物类非金石药物治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准备过程，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用药经验为后世炼丹家以丹方医用的新理念吸收，进而发扬光大，成为炼丹术药物转型的先导性条件。

(二)丹毒之祸

关于金石、金丹之毒与解毒方前章己有论及，丹毒之祸实则由来己久。但由于隋唐以前外丹术发展水平、金液还丹仙道之极的理论创建以及炼丹术社会普及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炼丹术中的解毒环节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正如陈国符言：“在东汉，外丹术进展，尚在初期，治此术者少，中毒者亦少。以此对于此事注意者少。至外丹盛行期，治此术者众，中毒者亦众，于是才研究而得有解毒药。此盛行期当在唐代。”陈氏所言非虚。唐代，一方面因李唐王朝尊道抑佛政策影响，道教与皇权结合更为紧密；另一方面，唐朝帝王自太宗始沉迷于不老长生之术，开启了服食金丹、五石之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老长生之术遍及朝野，修道成仙己然风靡，随处可见丹炉袅袅之烟。唐代饵丹药者既有道士丹家、帝相王侯，又有文人墨客乃至村野闲夫，显然，丹炉之事己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较炼丹术早期而言，丹毒己为祸至深，为金石所误者不计其数。

史料记载，唐朝诸帝对不死延年之药的迷恋几近疯狂，太宗、周武、高宗诸帝甚至命外域僧人炼制长年之药。《旧唐书》云：“(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以诣阙。使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高宗也曾令印度长年婆罗门卢伽阿逸多合炼长年药，并加其为怀化大将军。清代学者赵翼于《廿二史札记》“唐帝多饵丹药”篇云：“自秦皇、汉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误人矣。及唐诸帝，又惑于其说，而以身试之……”据统计，凡唐朝诸帝之中，太宗、宁宗、敬宗、穆宗、武宗、宣宗等皆为金石所误，而迷恋金丹服饵术者达十余人。

朝纲之上，又有“杜伏威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李道古“终以服药呕血而卒。”韩愈晚年亦惑于金石之事，一方面清醒认识到服金丹的危害性，但另一方面却以石药疗疾“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终至“一病不痊。”《新唐书》中，大臣中为药所误者还有鄂国公尉迟敬德、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太学博士李于、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刑部侍郎李建等人。另外，孙思邈《千金翼方》中提及服金丹失节度的解救方法，可推知社会下层服食金诸石者亦不在少数。

可以说，伴随着“由丹而仙”观念的鼎盛，金丹、金石茶毒在唐代已经伤及社会每个角落。在丹毒之祸的背后，一方面外丹理论危机逐渐凸显，虽然此时期灵砂、铅汞、硫汞诸外丹流派竞相争鸣，但内丹理论已经开始盛行；另一方面，解外丹丹毒之法不断探索与普及，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载数种杀金石、丹毒法，如去玄珠毒法、杀丹阳铜毒法、出火毒法、杀鍮石毒法等；《大洞炼真宝经妙诀》述灵砂七返诀七篇，载五金、四黄之毒；《悬解录》载“辩金石药并去毒诀”；《通玄秘术》、《诸家神品丹法》、《庚道集》等唐宋主要外丹经典也多述伏金石药法。在诸多去毒法中，减少金石药物比重和“以药制药”成为唐代以后外丹丹方主导。

自孙思邈以后，炼丹术用药发生了明显改变，丹方中草木、鸟兽、果实、米疏、乳类等非金石药物比重增加，丹家对非金石类药物愈加重视，甚至出现了专门介绍草木类药物的外丹经典，如《蓬莱山西灶还丹歌》、《白云仙人灵草歌》等，《石药尔雅》、《丹方鉴源》也多有非金石药物药效性状描述。

丹方中非金石药物的加入，一方面减少了金石药物比重，从源头上降低了丹药毒性。以唐沈知言撰《通玄秘术》为例，通篇共载各类还丹共25种，丹方中皆有非金石药物使用，凡25种丹方中，用药比例达半数及其以上者有紫金丹、下元走马丹、抵圣固阳丹、下元补骨丹、御仙丹、羊肾丹、掷果丹、鹿茸丹、冷饮子、造化露粉、釀仙，其余诸丹或以金石、非金石药共为原料，或以非金石药炮炼金石主药，且篇后载“采药芽诀”专论采草木药法。以草木诸药代替部分金石药物显然成为炼丹家新的药物选择趋向。另一方面，在药物功能上，唐代炼丹术中非金石药物，特别是草木药物的加入意在伏金石之毒。

《通玄秘术》序言：“神丹诸家秘要皆是济世治疗人间一切诸疾延驻之门，并制伏五金八石，点变造化……”如何制伏五金八石？丹家选择了具有驱毒疗效的非金石类药物用于炼丹。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草木、鸟兽、溶液类药物多性温冷，不似金石般大热，用于“救亏损”，延年迟死。南北朝时期即有以香草、香料为炼丹原料驱毒的记载。以“阴阳调和”、“物性相制”之道，调节金石火热之毒。

唐代两部外丹经典《蓬莱山西灶还丹歌》、《白云仙人灵草歌》共载草木类药物二百余种，所载草木之药皆为炼丹专用药，少见于历代本草，除治各种身心病症外，还具有伏制五金八石之效。《丹方鉴源》载杂药篇、杂药汁篇、诸油篇、诸脂髓篇、诸鸟兽粪篇、诸灰篇、诸草汁篇等，其中所论非金石类药物皆可煮汞伏雄，柔五金，润八石。除直接用于炼丹原料外，非金石类药物也被广泛用于“治丹发动”，《太清石壁记》言：“若觉丹发，即用生熟汤沐浴，葱豉酒一盏，同薰黄法饮。若不定，取露蜂房、甘遂、崴蕤、麻黄等分，煎取饮子，一服立愈。”金丹之外，唐宋流行的黄白法也普遍存在以非金石药物“点化”金石的观念。《春渚纪闻》卷十“丹药纪”载“草制汞铁皆成庚”言：“太宗征泽潞时，军士于泽中镰取马草，晚归，镰刀透成金色。”可以说，伴随着“丹毒之祸”横行，非金石药物凭着自身性状特征以及丹家给予的深切希望提高了身份，广泛用于丹方之中。

(三)外丹术理论世俗医药化倾向的影响

炼丹术修仙体系自建立伊始即与世俗医学、本草学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自战国求访仙药至秦汉“以采至炼”，无论是早期药物服食还是仙药炼制，皆为“假求外物以致坚固”，显然，神仙服饵系统下的“外物”即为本草药物。其后，东晋葛洪提出以“金液还丹为仙道之极”，将药物分为三品，一为金丹，次为黄白，三为仙药。服食三者，皆可成仙。自此，炼丹术与本草药物建立了理论上的相合。

历代炼丹家皆兼修医术。自葛洪兼医者丹家双重身份，且医且修仙始，经南北朝道士陶弘景融摄道医，后至唐代孙思邈医药化学领域的开拓弘扬，外丹术理论经历了一个世俗医药化的发展倾向，丹药与医药逐渐融合，黄白术与神仙思想也渐行渐远。金丹、黄白理论世俗医药化最直接的表现即丹方逐渐向药方靠拢，丹方逐渐有了治病疗疾的功效。朱晟将4-10世纪称为炼丹术的黄金时期，将10-13世纪称为白银时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宋炼丹术医药化倾向所带来的炼丹理论的创造性降低。丹家与医家之间共性逐渐增加，丹方功能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药物使用，一方面，金丹没有完全丧失仙道之极的地位，金石药物仍广受丹家青睐；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药学体系以草木类非金石药物为大宗，金丹既己担负起“救亏损”、“益年寿”之能，昔日的延年小药则堂而皇之流入丹家丹炉鼎器，其功能也不再仅仅限于辅助之用。唐初炼丹著作《太清丹经要诀》己初现丹方医用化倾向，所述“太一玉粉丹法”、“造小还丹法”、“造艮雪丹法”“造赤雪流珠丹法”、“炼太阳粉法”等或“延人寿命，愈疾”，或“治热风鬼气，邪痊虫毒”。

外丹术

随着外丹术理论世俗医药化进程的加深，唐代炼丹著作《太清石壁记》在炼丹用药选择上实现了突破。((太清石壁记》(以下简称《石壁记》)收入今本《道藏》第18册，属洞神部·众术类，一般认为《石壁记》由隋朝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元朗)撰，唐人楚泽先生改编。该经共3卷，上卷载20余种丹方、药方，包括太一金英神丹方、造大还丹方、黄帝九鼎丹方等：卷中载30余种小丹方，详述服丹方法、服丹禁忌及丹药功效，并附丹经秘要口诀，介绍数种草木、矿物药别名、隐名；卷下载炼制金石之法，如炼钟乳法、作铁粉法等，又有服诸丹之法。因《石壁记》以隋人苏玄朗撰原本改编而成，因此丹经中丹方用药多显唐前特征，特别是卷上载20余种丹方，以非金石药物为炼丹原料者仅“造大还丹”使用蛇床子，“石硫黄丹方”使用茯苓，凡两味草木药，其余皆为金石药物。而卷中用药不似卷上，虽然仍以金石药物为主，但丹药炼制中非金石药物比重有所增加，丹方中使用猪脂、牛乳、胡椒、干姜、桂花等非金石类药物十余种，或直接用于炼丹原料(如“伏火硫黄丹”所用桂花)，或用于炼丹过程中的药物炮制加工。

当然，从《石壁记》所载载丹名、丹法炼制以及疗病功效可知，该经所代表的是医用丹方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用药上，仍有明显服食求仙的色彩。非金石药物在丹方中并未如普通药方动辄数十味草木药般普及，数量上相对较少、类型比较单一，在使用方法上，则以“合药”为主。随着丹方医用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唐朝出现了专门介绍草木药物性状、主治功能的外丹著作《蓬莱山西灶还丹歌》、《丹方鉴源》，直至唐后期《通玄秘术》的出现，非金石药物在丹方用药中的地位才真正巩固下来。虽然，唐代外丹黄白术发展鼎盛，金石药物仍广受重视，但随着炼丹术理论发展至唐代后期，自炼丹术开始奉为圭桌的重金石，轻草木小药思想已逐渐失去理论基础。《太古土兑经》卷上言：“若草木之药坚实而重者，亦一两可敌石药三倍。”炼丹术体系下的草木小药在理论上第一次实现了对金石药物的超越。

二、盛唐两宋炼丹术非金石药物的使用

(一)炼丹术中非金石药物的普及化

经过数以千年的药学知识积累，伴随着唐代丹毒遗祸以及炼丹术医药化倾向的不断加深，炼丹术体系下的非金石类药物终于冲破传统炼丹理论的藩篱，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盛唐、两宋炼丹术中非金石药物的普及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此时期主要外丹经典凡涉炼丹药物或丹方者皆有非金石药物。据统计，现存《道藏》经中盛唐、两宋时期内问世的外丹黄白经典，以非金石类药物为炼丹原料者二十余部。其中包括专门介绍用于伏制丹砂石药功效以及治病疗疾的《蓬莱山西灶还丹歌》、《白云仙人灵草歌》；包括系统介绍炼丹药物别名、隐名的《石药尔雅》；包括介绍诸石药、草药、杂药性味、性状的《丹方鉴源》；包括释诸草药龙芽实名的《纯阳吕真人药石制》；包括记载神仙养生之法的《神仙养生秘术》；其余皆为用于水法、火法炼丹的金丹、黄白经典，包括《金华玉液大丹》、《太古土兑经》、《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诸家神品丹法》等。

笔者对《道藏》涉盛唐、两宋炼丹术药物经典统计如下：

表9

由上表可知，盛唐至两宋时期内，凡涉丹方、丹法的外丹著作多载非金石类药物，丹家在药物选择上更具灵活性。除此之外，又有《太上圣祖金丹秘诀》、《涌泉匮法》等，由于丹法简单，非金石药物数量少，此不予列举。

当然，上述丹经往往杂揉各丹法、大量使用药物隐名、异名，常有一物数名或数物一名现象，且用药多有重复性，因此，药物统计数量或有出入。如《石药尔雅》卷中载：“更有子东灰、紫亭脂，此是大丹之事。”二者究竟为何物，尚不能判定；《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死雄”：“苍木、当归取汁，同雄末入罐内……”此苍木是否为苍术，术误作木耳？再如，桑灰、桑柴灰在丹方中广泛存在。桑灰为桑科植物桑的木材、枝叶所烧成的灰。《丹房奥论》十三“论灰霜”有：“灰霜乃草木之精液”。《唐本草》载其：“味辛，寒，有小毒”，“敷金疮，止血生肌”。相比而言，桑叶成分、功能与之相似。《本草纲目》记载桑叶：“味甘苦，寒，有小毒。”，亦可止金疮出血。依药物性味、主治功能而言，桑灰可归于草木类。此外，药物类别又可依形态、性状划分。《丹方鉴源》有“诸灰篇”、“诸草汁篇”，桑灰、草灰等与草木药分而论之。因此，对草木灰类药物如何分类，并无严格标准。

同源性药物种类、名称的相似性也是影响药物统计、分类的重要因素。《梦溪笔谈》曾有精辟论述：“药有用根，或用茎、叶，虽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达其理，未可妄用，如仙灵脾，《本草》用叶，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远志用根，则其苗谓之小草：泽漆之根，乃是大戟；马兜铃之根乃是独行，其主疗各别……”

以附子为例，植物药附子因其显著药物功效被誉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广受医家、丹家青睐。然而，与附子同源形似者众多。《本草经集注》“天雄”条云：“天雄似附子，细而长者便是，长者乃三、四存许，此与乌头、附子三种，本并出建平，谓为三建。”除天雄外，附子与乌头同源，因采摘部分和时间的不同，产生药理上的差异。在药物名称上，附子与白附子、香附子等相似，药理上实则差别很大。

唐末丹经《通玄秘术》多处使用附子为原料。“紫金丹”列蜀附子半斤，“下元补骨丹”列附子二两，“御仙丹”列天雄一两、山附子一两。药物统计与分类时如何处理附子与蜀附子、山附子以及众多同源形似物的关系，只得依个人见解而论。此时期，用药种类的精细化与复杂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炼丹术中草木药物使用的丰富性、普及化趋势。

其二，丹方中非金石药物占药物总量比重明显提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盛唐丹经《太古土兑经》载数种黄白之法。卷上“黄芽术”用药：雄黄、雌黄、砒黄、赤石脂、代赭石、丹砂、曾青、黄连、黄孽、牛粪汁。“染药术”用药：硇砂、石胆、麒麟竭、光明砂、硫黄、麻灰汁、戎盐、桅子、黍米酒、紫苏油、浮海末。非金石药物比重少于半数。唐末水法炼丹经典《轩辕黄帝水经药法》，有丹方者三十种，除第八玉石水外，其余皆为“化水之石加入井华水飞三次，加入一味草木药，加入苦酒溶液，复加入胆硝石四两”模式，药物比重较为均衡。

宋代《金华玉液大丹》作“金华玉液大丹”：“以朱砂、三友木、新荷叶、马鞭草为原料，煮法以“三草灰汁八分浸满，捣碎生姜，用布包塞瓶口，重汤煮之，日足取出朱，用皂角煮一日……”金华丹从炼制、煮法、养法，至三转变化，非金石药物己占半数以上比例。而宋代《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无论作池之法、点化金石之法抑或九转大丹之法动辄数味，乃至十余味非金石类药物。《集成》卷二“虚源九转大丹朱砂银法”第一转：“用朱砂一两半，细末。汞一两，同研极相着。用绵子裹，悬胎石灰汁，并芫花末一两，同煮一伏时，取去，蜜调芫花、草乌、天南星、嫩地榆叶，如指厚。又用白芨、白蔹，用椒末，以鸡子清调，又包一重。入合，用白虎末铺盖，用油调蚌粉固缝，入瓦瓮中，养火七日……”。从上述盛唐到宋代丹经用药对比，可进一步明晰此时期非金石药物在炼丹领域的普及化趋势。

(二)非金石药物用药特点

盛唐以后的外丹黄白法中，非金石药之用途多端，究其用药特点，除了数量和用药比例提升外还表现在以草木药为主、用药品类灵活、用法多样等方面。

1、非金石药以草木为主

《木草经集注》有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表9将果、菜、米食同归于一类。即便如此，草木药物在非金石药中的比重仍占据主导。《蓬莱山西灶还丹歌》、《白云仙人灵草歌》、《纯阳吕真人药石制》专论草木，此特点与早期炼丹术非金石用药明显不同。以不同时期水法炼丹为例，《道藏》本《三十六水法》(后简称《水法》)载43种水法，其中前36种作于初唐以前，后7种为唐宋间增补；唐、五代时期《轩辕黄帝水经药法》(后简称《药法》)载32种水法(《道藏》本缺第3，4)，多以水三重提取，以苦酒加入硫酸铜或硝酸钾，混以诸多植物药，埋于地下成水。两部丹经为中国炼丹术史上仅有的水法专著。丹法用药对比如下：

表10

与《水法》相比，《药法》在药物使用数量上有所突破，除银芽石水、和白母石水有名无方以外，其余皆以非金石药物化石成水。另外，在非金石药物类别上，二者也有明显差别。《水法》中除玉粉水、云母水、紫鹤石水、九子石水、理石水、桂水以外，其余皆以动物药为主，这代表着炼丹术前期用药的一般特点。《药法》中除玉石水以动植物药合用外，其余皆为草木药。重草木之风，当与唐代以来炼丹术医药世俗化倾向有关。

2、药物品类灵活多样

炼丹术中的草木药物大致可分为三类：医学常用药、炼丹专用药、道医通用药。此时期不同外丹著作对草木药类型的选择各有倾向性。丹家选择第一类药物往往注重其服食、治病、解毒功效。《通玄秘术》以“固益肌体为先”，凡83味草木药中，医家常用药占半数以上，皆载于《神农本草经集注》，或用于延年益寿(上品者如地黄、菖蒲、远志、甘草、泽泻、桂等)；或用于祛病疗疾(中下品者如当归、五味子、附子、白茅、干姜等)。

《丹方鉴源》诸灰篇、诸草汁篇、杂要篇也有数味医用草木药物，其功能主要为伏制五金八石。第二类炼丹专用药，体现了丹家用药特色。据统计炼丹术中所用草木药未载于历代本草者达294种，占炼丹术草木药物的70%左右(总数约400余种)。《蓬莱山西灶还丹歌》、《白云仙人灵草歌》共244味药物皆未载于历代本草，功能以伏五金、治病为主。少数亦可直接服食，如真珠草“服药定无忧，服食人不老”、聚珍草“服食添长命，生餐善治心^”②。第三种道医通用药，主要为丹经所见，亦载于历代本草，但医学功效不显著，医家较少使用，如管仲(贯众)、柳絮、浮萍、瓦松等。

在动物药分类中，医籍往往按其由低级到高等的进化规律划分。从低等级虫部、介部到高等禽部、鳞部、兽部。丹经载动物类药不似医家，主要以主治功用为重，无等级之分。丹家使用动物药主要分四类：第一，动物肉体或器官组织，其功能多为炼制养生丹，如《通玄秘术》“下元走马丹”：“取雀儿二十个，胸上肉及肝，苦酒三升……”“掷果丹”用雄鸡肝、白羊血、牛黄、白马茎等为药。除制作此类养生丹外，丹家也以此类药伏诸石之火。《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卷下载伏炼雄黄方：“取二百斤猪肠，熟洗之，讫，以布拭肠令净洁，讫，以药著中……蒸之。”至炼丹术发展至宋代以后，动物药也用于制作丹釜神匮。《庚道集》卷一“伏火朱砂”以猪肝和泥，围合缝，固济，以此法达到强固丹釜的目的。

第二，动物脂髓，《丹方鉴源》“诸脂髓篇”除铜骨、羚羊角、乌贼鱼骨外，牛脂、羊脂、猪脂、蝟脂、骆驼脂、驴马脂、皆为此类，其中最受丹家青睐的是牛脂和猪脂。《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次入润华池法”载：“黄牛脂、猪脂各一斤，白硝石八两，小便四升……”其功能为作药汁，“以金入池内，即润泽奇妙。”

第三，乳、血类。乳类包括白乳、黄牛乳、白牛乳等，其中牛乳又作蠢蠕浆、首男乳。乳类主要用于火法炼丹，可出一切火毒：乳类之外，又有动物血液作为炼丹药物。在古代信仰世界里有杀牲献血以祭祀、歃血为盟的传统，血往往用来祭祀、盟誓。汉晋时期，周代“献血腥神”的神灵信仰为炼丹家继承，除用于金丹炼制前的仪式准备与服丹前祀神之外，血液逐渐有了辟邪的功能。《抱朴子。黄白》“务成子法”以羊血、鸡血、兔血等涂丸，达到辟邪、避虎狼刀兵的目的。《三十六水法》记载六种动物血汁，兔血、土龙血、鹤子血、乌犬血、青凫血、白犬血，丹家以血液作华池溶液，其作用机理并不明显，用于水法炼丹当与传统信仰中血液祀神、辟邪有重要关系。盛唐以后，血液类别更为广泛，除鸟兽类血液外，甚至出现了死人血(文龙血)——这些习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传佛教。

第四，动物粪便排泄物，此为丹家常用动物药类别。盛唐以前此类药物即受丹家重视，《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二，“狐刚子作九转铅丹法”、“出雄雌铅法”、“出神飞铅法”、“鼓出铅诀三转”、“太极真人九转丹“皆以牛粪汁(玄精汁、地强汁)溲金石”。盛唐后，此法延续。《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载：“粪养一切药力”《丹方鉴源》进一步明确诸鸟兽粪功用：“雀粪伏砒”、“马粪养一切药力大”、“狗白粪煮铜”、“牛粪抽铜晕”、“蚯蚓粪固济”、“寒号鸟粪缩锡”、“鹑鸽粪缩锡”。小便亦可“煮白矾，伏硫黄”。另外，火法炼丹过程中，牛粪、马粪等也常用于生火，作为炼丹燃料使用。

草木、动物以外的非金石药物还包括米食、果蔬及溶液等，形式多以糯米成汤、米食作醋、粟麦为酒、粟米裹丹、枣穰为丸，以各类有机溶液作华池左味为主。此类药物总量较少，但广泛用于水法火法炼丹及神仙养生之术中。

3、药物炮制多样化

《雷公炮炙论》序言：“若夫世人使药，岂知自有君臣；既辨君臣，宁分相制。只如栨毛(今盐草也)，沾溺，立销班肿之毒……”药物有佐使、相制，为发挥最大药效，中医药物多需炮制。经过加工，药物可降低毒性、改变剂型、提纯去糟、加速成分有机反应等。丹家在丹方中加入非金石药物重要目的即为伏制五金八石，去金石之毒，而非金石药物本身也有一个加工炮制的过程。

非金石药物中需要炮制者多为草木药。《金液还丹百问诀》论世人求草药：“赤芹、莴苣之徒，盈诸兜笼，章柳、瓦松之类，尽满箧箱。或捣末、油煎、水煮多时。或用地丹，柞自然之汁。”该段论述一方面揭露了唐末五代外丹黄白师广用草木药用于炼丹，同时展示了草木药物炮制的几种方法。

第一种，草木榨汁。《丹房奥论》十五“论作虀”载：“凡用草煮制诸石，皆以新草汁为良。”具体方法为“用草绞自然汁，置净器中，用纸蒙盖，春秋三日，夏二日，冬五日，然后逼取上清水，煮药。”外丹黄白法中，草木榨汁受丹家重视，《丹方鉴源》“诸草汁篇”专论草汁性状功用。《金华玉液大丹》作“金华玉液大丹”、作“六神匮”，《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死硫”、“死朋”，《太古土兑经》作“水云母法”等皆以草木取汁为药。

第二种，水煮草木。以鲜草木置于炉鼎，添水进行热处理，所添之水往往是在丹家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井华水、东流水、桑上露水、茅屋雨水等液体。此外草木液化过程中，为加速草木药分解，促成新化合溶液的生成，有机溶液的加入也必不可少。如《集成》卷一作涌泉匮：“将好米醋三升，每升约二酒，白梅二十个，白芨、白蔹作块各半两，荷叶灰半两，同醋入罐中……煮一伏时。”常见有机溶液有醋、酒、蜜、脂、酪、乳、油、小便等。同时，水煮草木的过程，往往是华池溶液制作过程。《集成》卷一作灵砂华池：“第二池，用半夏、南星、当归、麻黄、乳香、没药为末，白酒脚浸之，将前赤物镕作汁，倾于内，候冷取过第三池。”第三池同前法，草药成汁，加入醋、单梅水煮药。煮制草木药是炼丹术中最常见的药物炮制法。

第三种，草木研末、烧灰。为使草木药发挥最大药效，丹法中除将草木药榨汁处理外，也常细坐剉研末。具体做法一般为：一味或数味草木药，细剉，并金石放于瓷锅鼎釜，以水煮制。待时满，去诸药，以水洗净。丹家常用此法温养石药、软五金，伏八石；草木烧灰功用有三：最主要功用为草木烧灰淋汁，煮制八石。《金华玉液大丹》以桑柴烧灰，淋取浓汁，炼制银精丹，以荷灰汁养雌雄粉，煮银母。《九转灵砂大丹资圣玄经》以桑灰汁治硫黄、水银。丹家称此类草木灰汁为“灰霜”，《丹房奥论》“十三论灰霜”载：“灰霜乃草木之精液，味咸，惟毒，残贼五金。”以之煮炼八石“立能拒火，功力甚大”其二，以草灰入鼎器，与其他有机溶液化合，作华池溶液之用，此法与水煮草木作华池法相似。其三，草木烧灰亦可作盖头之用。《集成》卷三“第六转不用盖头仙基之法”：“土体但以草药固之……不以云母石盖之，但用荞麦杆灰拌盖之，以火三两养三日。”

第四种，草木煎炒。与煮制法不同，草木药物煎制只需加入少量醋、油等，于鼎器中共金石药共锻。《金华玉液大丹》一转变化：雌雄粉“仍用水调白芨末，颗颗包了，同菖蒲末同炒一日许……加入赤了脚半两，共为末，和银粉一两，依前锻粉法锻之。”《碧玉朱砂寒林玉树匮》炼制铅汞：“银铅半斤，入锅镕之，下石灰、白胶、香朴，数遍拨去秽浊，取净者，次下桑白皮拌炒之。”^⑥以油、醋煎炒药物，主要用于作匮、贴身。

草木药物之外的其他非金石类药物较少需要加工处理。动物药按类别区分，动物组织器官、血乳、脂类、粪便类因性状、功用差异用于丹药炼制各环节，多数直接使用，但少数也需烧灰、煮制，如《太古土兑经》伏丹砂法：“将猪脂煮五日，即入卤汁中，煮五日……”，伏硫黄法：“入牛膝灰汁中煮一日，又入蜜水煮一日……”。另外，因炼丹药物与中医药学千丝万缕的联系，丹家在用药时偶尔使用中药加工品。

《集成》卷一作僵法：“第一池，将赤锻红浸于人中黄内，七日，愈多愈好。”人中黄为甘草加工品。《本草纲目》载其制法：“在竹筒中塞入甘草末，两端用竹，木封固，冬季投入人粪缸中，立春时取出，悬当风处阴干，破竹取出甘草末，晒干。人中黄具有清热凉血，泻火解毒的功效。中药加工品用于炼丹，可发挥药物最大疗效。

综上所述，炼丹术非金石药物在盛唐、两宋经历了一个普及化过程，药物数量由少至多，药物品类、用药范围、药物使用特点渐趋广泛、多样化，药物炮制过程尽显丹家特色。可以说非金石药物在外丹黄白术中的使用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当然，对炼丹术中非金石类药物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伴随着盛唐以后非金石药的普及，丹家对药物的使用更趋复杂、多样化，比如对草木药的使用就包括贴身、外贴身、饼、膏、毬子等。非金石药物剂型之间的化合反应以及在丹药制作中具体化学作用的体现也须进一步探讨研究。

结 语

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炼丹术走过了悠悠数千年发展历程。神仙服饵系统下的成仙模式，由最初的采炼仙药发展至仙道之极的还丹金液，再到炼丹理论医药世俗化倾向，丹家从来没有停止对不老神仙的追求与探索。从葛洪到狐刚子，从陶弘景到孙思邈，一代代炼丹理论家、实践者，不惜亲身登山问道，涉水求真。丹鼎炉火之事，耗其终身心血。

事实上，丹家对炼丹药物的探索与选择有一个溯本求根、回归本源的过程。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事物发展至于极必相反，溯求本源才是探求事物发展的原因、动力所在。古有“道医同源”、“道医相通”、“医道通仙道”、“十道九医”论，葛洪也曾明确指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丹家对炼丹修道的根源性溯求表现为两点：其一，炼丹理论经历了道医同源——道医分离——成仙手段世俗医药化过程。晋代葛洪将修仙之术归为三种，即金丹、黄白与仙药，金液还丹成为了仙道之极。自此，战国以来与医学密切相关的神仙服食模式正式纳入道教丹药炼制系统，并在晋唐之际掀起了金石、金丹成仙之风。然而，医学脱离修仙体系后，发展并未停滞，特别是经南北朝陶弘景以及唐初孙思邈的推动，经历了系统整理与创获阶段，伴随着唐代丹毒之祸的盛行，医学与炼丹术最终再一次出现融合趋势。其二，“道医同源”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为对同源性药物的依赖，特别是道者、医家对草木类非金石药物的重视。早期阶段的神仙服食多以动、植类药物为主，《山海经》所载服食成仙药物多为草木、动物药，汉代具有神仙服食性质的《神农本草经》除46种矿物药外，其余皆为非金石类药物，早期神仙服食与医家关系可见一斑。第二阶段，成仙模式由于神仙服食变为服饵金丹，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成仙理论的突破，同时还带动着药物选择的转变。自炼丹术还丹理论出现后，金石药物长时期内成为炼丹家丹炉鼎器内的主宰，非金石类药物只能作为成仙之前的“补虚”、“救亏损”小药、或配合金石作辅助之用。而唐代后，炼丹术伴随着世俗医药化倾向，炼丹用药与医学用药重新汇合，如陈国符所言：自唐代始，中国外丹黄白术普遍使用草木药。这种由合到分，由分至合的发展线索贯穿着炼丹术发展始终，同时影响了历代丹家对炼丹原料的选择。

在今天，纵览历史上“医道同源”思想对于仙道的借鉴，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利用合理的外在医药服食的辅助手段，促进内在的性命双修？这是个未竟的命题，希望本文对各位实修仙道者及研究中医药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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