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炼丹术非金石药物的使用

第二章 两汉魏晋炼丹术非金石药物的使用

一、第一批外丹、黄白经典中的非金石药物

(一)用药概况

严格来说，炼丹术的产生当以“还丹”观念的出现为重要标志。随着不死成仙思想愿望的极度膨胀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西汉炼金术开始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仙术革命的悄然变化，仙药的获取“由采至炼”。到两汉之际出现了第一批炼丹术经典，成仙方式自“由金而仙”变为“由丹而仙”，“还丹”观念产生了。

炼丹术诞生之初，盖因葛洪所论“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草木药埋之即朽，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焉能生人？可以疗病益气，又不免死也。”因此，炼丹药物中非金石类药物并不受重视。两汉之际出现的第一批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周易参同契》等用药中涉及非金石类药物者寥寥。现总结如下：

表3

(二)用药特点

通过对早期第一批外丹黄白材料的整理可总结如下：

首先，此时期炼丹著作、金丹炼法为个别道术方士所为，总体上呈现相似特点，凡涉及炼丹用药方面的记载，几乎全为金石类无机物，非金石类有机物几乎没有涉及。零星的记载如：《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上作神丹之法，云：“……取云母粉二十斤，捣下细筛，布于地，令上见天，以穿中。桑叶十斤，布著云母上，酉时以清水三斗，洒桑叶上……”从桑叶用量以及安放位置可知，在此水法炼丹中，桑叶其实主要用于隔离与密封。另外在炼丹过程中，桑叶中的甾酮、氨酸等有机分子，特别是K₂CO₃成分会与云母、丹砂中的无机分子化合(具体反应在后文伏金石之毒章节有讨论)。《黄帝九鼎神丹经》“第二神丹”用动物药“鲤鱼胆”一味。《神农本草经》记载：“鲤鱼胆味苦，寒。主治目热赤痛，青盲，明目。久服强悍，益志气，生九江池泽。”为服食不老延年的上品仙药，早期丹家将鲤鱼胆用于炼丹当与此有关。至于“第四、第七神丹”中的合服药物应与神仙服食有关。

其二，此时期水法炼丹中所用溶液，意在“令炼丹药物混泡”，以酒、醋(百日苦酒)和龙膏泽(桑上露)为主。

酒的出现可追溯至远古时代。《战国策。魏策二》有：“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说文解字》同样记载：“酒，就也，……古者仪狄作酒醒，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酥酒。”曹操《短歌行》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记载表明，酒的发明与夏朝第五位国君少康有密切关系，同时在代表夏朝中后期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精美酒蹲也印证此说。《史记·殷本纪》也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显然，无论酒的发明最早为何时何人，至少上古三代时期酒的酿造与饮服己非常普遍，随处可见觥筹交错、夜夜笙歌之景。

当然，除寻乐助兴外，酒另有其内在功用。《汉书》记载：“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现代中医则认为酒乃水谷之气，辛甘性热，入心肝二经，有活血化癖，疏通经络，祛风散寒，消积冷健胃之功效。因此，医家以酒为药引，丹家用酒作溶液成为风尚，并一直沿用至今。

醋也是丹家使用较多的溶液，又称醯、酢、苦酒等。中国对醋的发明使用也很早。《尚书·说命下》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由此可知，周代抑或更早，梅己经被用来作和羹之用。《周礼》记载西周天官家宰下设“醯人”一职，说明西周时期，醋、酱之类调味品己经广泛用于食物生产。《本草经集注》载：“醉酒为用，无所不入，愈久愈良。以有苦味，俗呼苦酒。”医学上对醋的使用也很多。《名医别录》载其：“味酸，温，无毒。”“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毒。”《本草拾遗》：“破血运，除症决坚积，消食，杀恶毒，破结气，心中酸水痰饮。”

至于龙膏泽(桑上露)，《三十六水法》、《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作“硫磺水”法均冠以“八月”，云：“八月桑上露”。就作用机理以及在炼丹过程中的化学反映来看，露与水无异。以桑上露为溶液更多的是体现思想的意义，盖与朝露行消遁化，随朝阳遁于无形的特征有关。《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九“明炼铜铁石等毒人用和合事防辟法”载“取露法”云：“以清旦，令细心童子洗手，以挣绵挹纹取之。”取露者必须是“细心童子”，且要“洗手”，这其实是一种简易仪式，象征了庄严与神圣性。这种仪式其实与丹家炼丹及服丹之前的仪式准备，如斋戒数日，沐浴五香，勿使妇人、儿童见之等有异曲同工之处。

另外，丹药炼制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太清金液神丹经》、《太微灵书紫文琅玕华丹神真上经》、《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要诀》等外丹黄白经典皆有“及丹飞著上釜”以“三岁雄鸡羽扫取之”；《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则言“以雄鸡羽扫药”。东汉郑玄释“五毒”时也有：“置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雄鸡羽扫取之……”显然，正如“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降生神丹”动植物药二十四味代表二十四神之气一样，丹家或医家的选择绝非无意而为，或注重雄鸡羽扫药的效果，或出于对雄鸡的信仰，或雄鸡本身被赋予天地造化的代表意义，都体现了炼丹者当时的知识信仰与思维特征。至于炼丹家选择药物时更加注重的是药的药性特征，还是所蕴含的神气，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无论“取露仪式”还是服丹准备，抑或“以三岁雄鸡羽扫药’，对这些有趣现象的分析可见微知著，揭示出炼丹家甚至丹家所代表的时代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正如葛兆光所言：“真正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今天生活的是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反复思索的问题及由此形成的观念。”“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深入探究物质世界背后的思维信仰并非易事，笔者无力为之，且本文主题主要为炼丹药物本身而非古代丹家的思维世界分析，因此，寥寥数语，以待学界探根究源。

二、一脉相承——魏晋炼丹非金石药物

《周易参同契》、《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等第一批外丹经典突显了早期炼丹用药一般特征，所开启的炼丹重金石之风影响深远。魏晋时期炼丹术的用药特点虽然与之稍有不同，但主导思想一脉相承。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和约同时期问世的《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降生神丹方》无论从炼丹理论、丹法工序、以及丹方用药等方面都极具代表性。

(一)《抱朴子内篇》

言中国道教发展、金丹黄白理论无有不提及葛洪者。葛洪著《抱朴子内篇》(后简称《内篇》)意义重大，不仅体现在规范、清整神仙道教，系统创建“神仙可致”的修仙模式，而且该经以其明确的著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存于后世，内容上保存完好，集早期道教思想、炼丹术理论、方法汇编而成。学术界对葛洪及其代表作《内篇》的研究热情至始而终从未减弱，且成果斐然，从外丹黄白角度的探讨也不乏力作。本文无意画蛇添足，拟从学界较少涉及的非金石类本草药物角度进一步认识葛洪的成仙思想。

葛洪真人

1、修仙准备与仙药服食

葛洪的修仙思想极为明确，视还丹金液为仙道之极，但也并未彻底放弃烧之即焦、煮之即烂的草木之方以及众成仙之术。首先，医学出身的葛洪十分重视修仙之前的准备阶段，即先以草木药物救亏损，以达强身固体之效。《内篇·极言》云：“百病不愈，安得长生。”意为服金丹长生之前，草木药物的强身治病过程同样不可或缺。医学体系下，葛洪本人精于治病救人之术，并撰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医书。以《肘后备急方》为例，该书载有大量草木、动物类药。据统计，凡药方、医方共载植物药230余种，动物药70余味，单味或数味并用，皆可治病疗疾。

其次，在成仙模式中葛洪的非金石药物情结多体现在药物服食层面，即服仙药成仙。《祛惑》篇载：“昔有古强者，服草木之方，又颇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许，尚聪明不大赢者，时人便谓之为仙人，或谓之千载翁者。”通览《抱朴子内篇》，葛洪将成仙方式分为三种：仙药、黄白、金丹。上品仙药中首为金石及诸芝类，诸芝包括：木芝(木威喜芝、飞节芝、樊桃芝、参成芝、木渠芝、黄庐子芝、寻木华芝、玄液华芝、黄孽檀桓芝)、草芝(独摇芝、牛角芝、龙仙芝、麻母芝、紫珠芝、白符芝、朱草芝、五德芝、龙衔芝)、肉芝(万岁蟾蛛、千岁蝙蝠、千岁灵龟、风生兽、千岁燕等)、菌芝。金石、诸芝为仙药上品，除此之外尚有延年草木之药：松柏酯，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楮实、象柴(枸杞)、天门冬、黄精、术、柠木(实之赤者)、桃膠、槐子、玄中蔓方、楚飞廉、泽泻、甘菊、松叶松实、桂、富蒲、远志、五味子等。据葛洪说，凡此草木类药物，共三百余种，服食皆能延年。

非金石类仙药服食方法与金石药也有不同。金石类药多性热，有大毒，多需

化为水，和以它药服之。如服五云(云母)之法，需“以桂葱水玉花之为水……以无巅草樗血合饵之。”雄黄当以玄胴肠裹蒸，以松脂和服。与此相比，诸草木类仙药多为单服，得末而服之。

书中记载的椒姜御湿，菖蒲益聪，巨胜延年，威喜辟兵，都旨在突出单类药物的性状主治特色；除单服药之外，少数草木药也需以它药和服。所谓集众药之精，可胜自然者，如“桃膠以桑灰汁溃，服之百病愈。”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功用或不相同，如“黄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穷，一名垂珠。服其花胜其实，服其实胜其根……”另外，据《仙药》载，肉芝类多需炮制，或阴干得末，或需和以草木之药，如“千岁灵龟……以羊血浴之……风生兽似貂……取其脑以和菊花服之。”

2、金丹、黄白用药

葛洪载九鼎、太清、九光大丹皆为古法，重五金八石，黄帝九鼎丹、太清丹等大丹丹法前章已有论述，兹不赘述。除金液大丹外，又有五灵、门羡子等作小丹之法，虽不及太清及九鼎丹，但亦可令人不死。诸小丹丹法如下表：

表4

除金丹用药外，《内篇》亦有黄白制法。金丹与黄白本有区别，金丹用以不朽神仙，黄白旨在获取贵金属金银，但炼制的黄白含矿物之精，亦可服食成仙。

铜柱经曰：“丹砂可为金，河车可作银，立则可成，成则为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因此，炼丹术发展至后来，二者逐渐难以区分。葛洪列举多种炼制黄白法，所用非金石类药物有：牛胆、灰汁(应为草木灰)、苦酒、大醋、牡荆赤黍酒。药成后，合用之药有：杆血朱草、白羊血、青羊血、丹鸡血、虎胆、蛇肪、牛血、白犬血、兔血、鲤鱼胆、紫觅、狐血、鹤血。

3、《内篇》的地位和用药思想

上文总结了《抱朴子内篇》金丹、黄白、仙药三种修身成仙过程中使用的非金石类药物。通过《内篇》与秦汉丹经及服食类药物著作的比较我们可总结如下：

其一，《抱朴子内篇·金丹》共涉炼制金丹之法十余种，包括九鼎丹、太清丹两种大丹及数种小丹丹法。葛洪授太清丹经三卷、九鼎丹经一卷及金液丹经一卷炼制大丹。就丹法内容而言，《金丹》中所载九鼎丹、太清丹法用药与汉代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及《太清金液神丹经》并无增加，炼丹过程甚至更为简单；门羡子、赤松子、康风子、韩终等神仙己存于刘向《列仙传》中，皆上古神仙，皆以服食、静思、炼药等不死成仙为业，因此，小丹之法亦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炼法和功能与早期神仙服食密切相关；《仙药》中供服食成仙的金石、草木类药物大多见于《神农本草经》上品仙药中；《金丹》、《仙药》中记载的各类用以炼丹或直接服食的动物、植物药在汉代服食经典《三十六水法》中有较多使用； 《金丹》论及丹法传授渊源：“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静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元放以授余从祖，从祖以授郑君，郑君以授余”。仙经需密授，需立坛盟誓，故“他道士了无知之者”。

综合上述几种分析可知，《内篇》是对秦汉炼丹方术的系统总结与弘扬推广，是早期炼丹经典的集大成之作，承袭汉代炼丹、服食之风。作为魏晋时期著名的炼丹家，葛洪的炼丹贡献更多表现在成仙理论的创建以及炼丹方法的传承。至于炼丹方法、丹方数量和炼丹药物种类并无明显时代痕迹与个人特色。

其二，葛洪系统总结秦汉炼丹思想、炼丹药物，在炼制金丹大药服食成仙外，用于普通疾病的治疗，彰显其医家本色。据统计，葛洪《抱朴子内篇》中金丹、仙药、黄白凡三篇，涉及非金石类药物在其医著《肘后备急方》中使用者如下：

表5

表5所论为《内篇》直接、间接用于炼丹或服食成仙的非金石类药物在《肘后备急方》中的治病疗效。由于《肘后备急方》为临床急救手册，用药皆以常见药物为主，因此，《内篇》中尚有一部分药物并未涉及。尽管如此，两部经典药物重复比例仍然很高，这充分反映了葛洪在祈求成仙不死之前的医学准备，以及《抱朴子内篇》金丹、黄白思想与医药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古有“道医同源”之说，虽然在葛洪那里，医学与成仙属于不同的两个系统，但是就方法和途径，特别是对非金石类药物的使用情况上来说，外丹黄白术发展道路上始终有本草药物的佐使相伴，二者从未实质性分离。

(二)((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降生神丹方》(以下简称((八景丹方》)

《八景丹方》收入今本《道藏》第34册《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经》卷下，原题张道陵撰并注。陈国符先生认为该经成于两汉之际；丁贻庄撰《秦汉时期的炼丹术》借鉴此说；另有观点，如容志毅在《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降生神丹方一外丹黄白研究》一文中，通过史料梳理以及分析各时期炼丹用药特点，考证发现该经与秦汉外丹黄白术经典明显不同，文中从几种香料的传入时间推断此部丹经成书年代，颇有说服力。本文从容氏观点，将丹经年代断为晋代哀帝时期，约与《抱朴子内篇》同时代。

《八景丹方》所载“八景丹”用药24味：丹砂、雄黄、雌黄、空青、熏陆香、硝石、紫石英、青木香、白石英、真瑰拾芥(琥珀)、阳起石、云母、粉霜、鸡舌香(丁香)、石黛、戎盐、金牙石、石硫黄、龙骨、虎头脑阴骨、蚌中珠、白附子、磁石、太一余粮。与秦汉第一批丹经相比，《八景丹方》中药物比例出现变化，非金石类药物数量增加。凡24味药物中，熏陆香、青木香、琥珀、鸡舌香、白附子5味草木药物。另有3味动物药：龙骨、虎头脑阴骨、蚌中珠。五味有机药物混合上述其他金石物加热后会迅速碳化，生成碳(C)。不同温度下C可与丹方中其他金石药物化合，产生新的单质或化合物。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该丹方中所用植物药，熏陆香、青木香、鸡舌香三味为香药型植物药；白附子从性味上讲不是香型植物，但是具有重要疗病功效。《名医别录》言：“白附子，主心痛，血痹，面上百病，行药势。”^①《海药本草》载：“白附子，主治疥癣，风疮，头面痕，阴囊下湿，腿无力，诸风冷气。”而琥珀主要成分为树脂、挥发油，另外还含琥珀酸(Succinic acid)，琥珀松香酸((Succinoabietinolic acid)，琥珀银松酸(Succinosilvic acid)，琥珀氧松香酸(Succoxyabietic acid)，琥珀脂醇(Succinoresinol)，琥珀松香醇(Succinoabietol))等。琥珀为有机物，加热到150℃即软化，250⁰C-300℃熔融，散发出芳香的松香气味。同时，据《证类本草》、《本草纲目》记载琥珀也具有重要药用功效。因此，《八景丹方》有机药物的选择以香料和药用为重。

《八景丹方》使用药物达24味，较早期炼丹用药呈增长趋势。究其原因，当与不同丹家受各自炼丹理论影响有关。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以“龙虎”为原料，以象坎离变化，重铅汞，代表铅汞派；《八景丹方》以二十四种药物象征二十四神气，两者用药因指导理论而别。另外，丹方所用五种草木药多为香料，说明炼丹家在药物选择时具有倾向性，即重视植物的香型特征。丹方中使用香药并非个例，《云笈七签》卷77载数种灵丸，其中“镇魂固魄飞腾七十四方灵丸”用药有：云母、雄黄、真瑰、硝石、玄参、槐子中仁、龙骨、猪等、青丘霜、虎杖花、鸡舌香、青木香、熏陆香、詹糖、戎盐、空青、丹砂、石兑黛、白石英、桃华、太阳婴童羽衣、太阴精素华、北结阴精流华、结气凝精素华丹、神华阴精流珠。而且“灵丸之妙大哉乎，凡诸变化七十四种，金银宝玉赤树绛实立生水火，有妙于琅玕八景四蕊绛生神丹之用”。显然文中所言“琅玕八景四蕊绛生神丹”即上文所说“八景丹”，两部丹经约处同时代。事实上，炼丹术前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早期，香料、香灰常用作炼丹原料用于炼制外丹。丹家为何选择香料作为炼丹药物？除袅袅升起的香烟笼罩丹炉，香气环萦四溢，制造清虚玄妙，神秘莫测的仙境以感格神灵，祈求保佑之外，这里涉及早期炼丹家是否意识到丹药之毒的问题。

三、金石之毒的初步认识与伏毒法

(一)金石之毒的初步认识

据史料载，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意识到“金石之毒”的问题。《山海经·西山经》有：“皋涂之山……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银、黄金，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周礼》“天官家宰下”记载：“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郑玄释“五毒”夕，认为五毒即：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己经对后世常用炼丹金石药物有了清楚的认识。

《史记•扁鹊仓公传》：“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神农本草经》将几种炼丹常用药物如：礜石、戎盐、铅、锡列为多毒性的下品药。此外，草部下品有“苧根寒主小儿赤丹其渍苧汁療渴”，服金石药可致“人心热暑”；服大豆、焦甘根等皆可制金石之毒。服金石类仙药致中毒或不良后果可追溯到汉代，汉代《古诗十九首》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这里的药主要为金石类药物。另据《云笈七签》“金丹诀部”记载：“汉安帝时，有刘泓者，久学至道，弃官如山。后至延光元年十一月，九霄君来降，为悯道士不知烧丹之正道，乃指陈至药之根源，分别杂丹之门户，并解金石毒《守仙方》。”上述资料表明，医家、丹家对金石毒的认识由来己久。

早期丹药炼制以金石为主，而金液还丹多为无机化合物，因此多含剧毒。根据史料推测，炼丹家早在炼丹之始就意识到金丹毒性，且设法伏毒。《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中有服丹之法：“以龙膏泽(桑上露)及枣膏和之，丸如大豆，平旦以井华水服之，日一丸。”《太清丹经》服丹和以枣膏可有两种解释，其一，炼丹家认识到金丹毒性，服丹和以二物，为解金丹之毒。《医林纂要》言枣膏可“补心宁神，平肝定惊，止怒解毒。加之酸以收心泻肝。”张觉人先生曾实验将面粉丸成的丹药给兔子吃，兔子食后，中毒死亡；而以枣肉制成的丹丸，兔子食后并无死亡。除此之外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本草纲目》卷八“金石之一”记载：“诸药用枣膏为丸，止惊悸、虚痫，镇五脏，去邪气，治健忘，冷气、心痛，痃癖、癥结、脱肛、痔瘘、宿食等。”

《神农本草经疏》(四库本)卷二十四记载：“抱朴子服胡麻法：用上党胡麻三斗，淘净，蒸，令气透，日乾，以水淘去沫，再蒸，如此九度，去壳炒香为末，白蜜或枣膏丸弹子大，每温酒化下一丸，日三服。”胡麻无毒，抱朴子服胡麻法注重的是枣膏的药用而非解毒功效。

如果说《太清丹经》中“以枣膏和药”不能确定是否为解金丹之毒，那么同时期的另一部丹经对金丹之毒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黄帝九鼎神丹经》升炼“丹华”法云：“用真砂一斤，纳釜中，以六一泥涂釜口际会。以马通火……拥釜又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可止火，……药皆飞著上釜，……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以羽扫取，一斤减四两耳。若药不伏火者，当复飞之。……药不伏火而不可服也。”赵匡华认为：“古代道士之所以选择伏火炼丹是因为天然金石矿物有大毒，伏火提炼精华可制其毒。”显然，作“九鼎丹”时，“药当复飞以伏火”就是丹家慑于金丹毒性所致。

早期著名的炼丹家狐刚子对金石、金丹之毒也有阐述。关于狐刚子的生卒年代，由于没有正史记载，因此学术界意见不一。据陈国符考证：狐刚子为晋代人，约与抱朴子同时代；赵匡华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赵先生则认为狐刚子生活在东汉末，略早于张道陵，代表了最早的铅汞一派，与魏伯阳似有师承关系。魏伯阳《参同契》中系统的铅汞理论盖出于狐刚子。《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引狐刚子语曰：“五金尽火毒，若不调炼其毒作粉，假令变化，得成神丹大药，其毒未尽去者，久事服饵，少违诚禁，即返杀人。”

约同时代的《太清天师口诀》署名张道陵撰，包含了后汉中期丰富的炼丹术资料。该经“度灾灵飞散法第一”中有：“一切金银多毒，若不精炼，恐畏伤人。先铅炼三七遍，次水银炼三七遍，玄水炼三百六十遍，石灰汁炼三七日，消毒灰蒸炼三七遍，消毒灰炒炼三七遍，醋炼三七日，然后毒尽，方可服之”；“次作消毒灰法，用牛屎灰、理石灰分等，取磁石碎之，用东流水熟煮，取汤将淋二灰得汁，此灰能消金毒银毒，是名消毒灰也。”

综上所论，古代医家、方士于战国乃至更早就充分意识到金石之毒，早期炼丹家同样注意到金石与金丹的毒性。伏金石之毒，成为炼丹家所要面临的一道难题。

(二)早期炼丹术中的驱毒与伏金石药法

金石多毒性，炼药需谨慎。如何驱金石之毒？炼丹家在反复实践以及理论总结的基础上作出几种尝试。其一，以服丹时枣膏裹药，枣膏的驱毒功效客观上确实抑制了金丹毒性的挥发。其二，炼丹家从炼丹过程中抑制金石毒性，所用方法多为伏火，《九鼎丹经》“丹华”的炼制即为反复飞炼，以伏丹毒。其三，又有水法炼丹，将炼丹药物混合放入华池溶液，密封，埋于地下数十日，一则化金石为水，二来去金石之毒。其四，据资料表明，炼丹术的早期，丹家己经意识到在火法和水法炼丹中加入非金石类有机物，特别是香型草药参与药物的有机化合，达到伏金石之毒的目的。

回顾《八景丹方》，丹方使用的香型植物药经过高温加热生成香灰，变为碳(C)。丹鼎内由于炼丹原料的混杂，同时发生着数种反应，雄黄(A_S2S₂)、雌黄(A_S2S₃)遇氧加热会生成砒霜(A_s20₃)a②化学反应式为：

2A_s2S₂+70₂=2A_S20₃+450₂

2A_s2S₃+90₂=2As₂0₃+6SO₂

砒霜含有剧毒，成人服用砒霜致死量为0•1-0•2g。《八景丹方》共用雄黄四斤、雌黄三斤，用量仅次于空青(五斤)。从丹方用药量可知，八景丹中砒霜含量很高。而植物药的加入，使碳化香料参与化学反应：

A_s20₃+3C===2A_s+3CO

单质砷本无毒，且状态不稳定，在常压下密封加热至613℃会升华。丹药中砷氧化物含量的降低，客观上可限制八景丹毒性的挥发。《八景丹方》使用香药为炼丹原料，其反映的丹家主观动机究竟是否为抑制金丹毒性？资料表明，我国古代医家、丹家确实有以香料驱毒的历史。《隋书》卷63记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场帝)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 《太清石壁记》卷下“紫雪法”以沉水香、丁香、青木香、麝香作“紫雪霜”；可治毒风、毒热以及服石药发热毒。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用以解毒的“五香汤”即是青木香、藿香、熏陆香、沉香、丁香。

金石多毒性，金丹、黄白炼制除需要驱毒以外，还要注意限制药性的挥发。炼丹术中较多使用的雄黄、雌黄因受热而易挥发，药物飞散则意味着炼制金丹、黄白的失败。其实炼丹家很早就意识到限制药物灵活性、挥发性的问题。《周易参同契》有：“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此处说明的是以黄芽抑制汞的挥发；葛洪《抱朴子·黄白》有：“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二黄一赤作金，欲作金成功，伏雄黄、雌黄亦必不可少；《太清金液神丹经》作“金液神丹”之法使用丹砂、雄黄、雌黄、曾青，并以“桑叶十斤布著云母上”，炼丹家虽未明晰桑叶的功用，但就客观化学反应而言，桑叶可用以伏雄黄诸药之火。隋代道士苏元朗更明确指出了伏制雄黄诸药时草木灰的作用：“雄黄若以草伏住者，熟炼成汁，胎色不移。若将制诸药成汁并添得者，上可服食，中可点铜成金，下可变银成金；雌黄草伏住火，胎色不移，鞴熔成汁者，点银成金，点铜成银；砒霜若草住火，烟色不变移，熔成汁添得者点铜成银。”

仍以《八景丹方》为例，八景丹方使用的五种草木类药除生成C参与反应外，还有草炭、草木灰(K₂C0₃)成分，与雄黄共热可发生如下化学反应：

2A_s2S₂+6K₂C0₃+60₂==3K₃AsOa+K₃AsS4+6C0₂

K₃A_S0₄，为白色砷酸钾，不易挥发，因此，丹家在八景丹方的炼制中达到伏雄黄、雌黄的目的。

然而，由于魏晋、隋唐时期，丹鼎派得势与上层贵族统治者，加之葛洪视金液还丹为仙道之极等修仙理论的创建与弘扬，金石炼药、服药之风一时风靡，历代多有成就者，如葛洪、张道陵、陶弘景、孙思邈等等，后世帝王服食外丹导致中毒身亡，除了因为缺乏内炼功夫之外，大多是不得真传、没有采取有效的伏毒措施所致。因此，炼丹术中的伏金石毒法，应该成为丹药炼制的必备程序。

未采取有效的伏毒措施而导致服食产生祸害的例子，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魏晋文人方士服食“五石散”风气。于嘉锡先生认为寒石散(即五石散)“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从魏正始到唐天宝“五百年之间以散发致死者，无虑数十百万人矣”。魏晋士人彰显“魏晋风度”，对金石药、散趋之若鹜，代表了魏晋乃至南北朝隋唐普遍的大众化心理，对金石药的依赖性绵绵延续，炼丹家更是将金石奉为圭桌，钟爱有加。解金石之毒与伏金石之火，可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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