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军：另一种“制度史观”——“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刍议

另一种“制度史观”——“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刍议

孙正军

近年来的历史研究，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即以往多被视为终点的对于研究对象的究明，现在或成为新研究的起点。譬如在政治史领域，有学者倡言政治事件研究应由“事件史”转向“事件取径”的历史，即不再把政治事件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透视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路径和视角[1]。又如在史学史领域，历史书写的研究或史料批判研究亦不满足于确认史料文献真伪，而是通过对史料文本生成过程的探讨，追究围绕此过程的政治动向、社会风尚或文化面貌等[2]。中国古代制度研究领域亦存在此取径，阎步克先生提倡的“制度史观”，即为显例。所谓“制度史观”，本义是指基于政治体制观察、阐述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这是阎先生于2009 年正式提出的一种认识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观。阎先生不仅以对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理论思考为基础，不断充实和发展制度史观，还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的演变为例，将制度史观付诸实践，充分展示了这一基于中国历史自身逻辑的历史观应用于制度研究的巨大空间和潜力[3]。

不过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史观乃是有意识的相对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而提出，这种“自觉”使得制度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呈现出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类似的研究倾向：其一，关注长时段；其二，探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形态这样根本性的问题。长时段，以及直面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这对历史研究极为必要，但在当下细节化、碎片化的研究环境中，却不可避免的限制了制度史观的应用。那么，处于当下研究环境，制度史观如何能被更多制度研究应用？笔者认为，发展限制更少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或是可选途径之一。在此取径下，研究者只需遵循制度史观的字面意义——通过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图景，即在明确制度的结构、功能、等级、沿革等自身内容的基础上，以此为线索或视角，进一步探求围绕在制度周边、与制度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换言之，“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或可被视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制度史观的中短程取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历史阶段未必一定是落脚之处，历史的阶段性或连续性亦非应有之义，长时段的观察也不再是必然要求，中时段的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个王朝统治时期，短时段的某位帝王在位期间甚至某年某月，皆可成为观察窗口。

一、“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制度史观以中程或短程时段为观察窗口，这并非笔者异想天开。事实上，阎先生自己所定义的制度史观，在政治制度外加入政治势力作为衡量因素后，制度史观取径中短时段也成为可能。毕竟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相比，政治势力的变动极为频繁，前者可以“百代皆行秦政制”或“两千年一贯制”，或者虽有变态、异动，但起伏波动中仍存在一个延续性很强、称为“常态”的“中轴”。政治势力却很难以两千年为一观察窗口，阎先生曾以东汉历史为例，“东汉二百年间的政治制度相当稳定，然其初年与后期的政治势力格局却变化甚大：东汉后期，清议名士以其巨大影响力影响社会生活、参与政治斗争，以及士族的崛起。”[4]而从中国历史看，类似东汉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或王朝内，政治势力都很快发生变动。西汉军功受益阶层退出历史不过百年时间，东汉军功显贵甚至在立国伊始即迅速完成从台前到幕后的转换，而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名士更是此起彼伏，转瞬即逝。及至三国，曹魏有曹氏、司马氏之争[5]，蜀汉有荆益新旧派别之斗，孙吴也有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的兴替[6]。晋世以下亦莫不如此，围绕政治权力，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常常旋起又骤灭。要之，政治势力变动所呈现的中国历史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在长时段视角下，这些都是难以窥见的。因此，随着政治势力进入制度史观的观察范畴，中短程取径不仅成为可能，也是必要的。

没有了长时段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等根本性问题的限制，中短程取径的制度史观或曰“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也有更多研究可被纳入范畴。陈寅恪先生分梳南北朝隋唐礼制、职官、刑律、音乐等制度的流变，高屋建瓴的提出隋唐典章制度三源说[7]；论述宇文泰援引《周礼》复古改制，揭示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即试图建立与承孝文以来洛阳文化之东魏北齐及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左相抗衡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8]；对府兵制的探讨，亦在结合关中本位政策的基础上抽绎出主导北周隋唐三朝政治权力核心之关陇集团[9]。唐长孺先生考察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发展，亦注意其与现实政治的关联——从曹魏时与大族名士的对抗、妥协到西晋以下服务于权门世族；而对包括土地制度、兵制、赋役制度等发生在唐代中叶以降的一系列变化，从中提炼出影响深远的“南朝化”命题[10]。周一良先生探析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亦旁及政治、社会中的文/ 武、士/ 庶、高门/ 次门、南人/ 北人等问题；讨论北朝领民酋长和六州都督，则又窥视北魏之民族政策及北魏后期北人之动向[11]。气象宏大的钱穆先生更善此道，无论是据汉代相权之重否认中国古代皇帝专制，还是从九卿多掌皇室事务揭示汉代政治多封建制度残余，抑或是从汉武帝时选官制度的若干变化看到士人政府之出现等，均显示出越出制度之外的宏阔视野[12]。这些以制度为中心的论述均未自设牢笼，仅着眼制度，而是以对制度的探讨为基础，观看包裹在制度周边、推动制度生住异灭之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这之中，既有相对宏观的整体时局，也有具体而微的临时举措，既有中长时段的社会风尚，也有一时一地的特定考虑。这些围绕制度却又不限于制度的思考，无疑都可被视作“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之先驱。

与中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意识似乎更为明确、自觉，这或许得益于他们对“国制”[13]的强烈关心。据笔者所见，日本学者很少会把制度研究局限于制度本身，而是多由制度出发，引申扩展，或旁涉其他制度，或论及国制整体。譬如同样探讨二十等爵，中国学者多围绕二十等爵制自身，如爵制构成、爵位分等、得爵依据、附属权益、爵位继承、官爵关系、爵制变迁等展开讨论，日本学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借以构建秦汉政治或社会结构[14]。西嶋定生从二十等爵制中发现“个别人身支配”，进而揭示秦汉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统治秩序，即为典型[15]。又如九品中正制，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制度外的政治、社会等，但总体仍以究明制度为主[16]。日本学者则在六朝贵族制论的视角下将其提升至政治形态层面予以考察，允为代表者即宫崎市定初刊于1956 年的《九品官人法研究》[17]。此外对于与任官相关的印绶制度，中国学者多聚焦于印绶的形态、等级、使用、功能等，栗原朋信、阿部幸信等日本学者则致力于从“内—外”、“上—下”、“古—今”、“南—北”等维度对国家结构、政治文化进行探讨[18]。当然，中日学者的这种差异也不绝对，中国学者的制度研究亦不乏越出制度外的论述，日本学者也有一些研究通篇纯粹坚实，缺少扩展提炼，但即便如此，后者仍多在文末有所延伸，显示对制度以外内容的关心。

笔者以往的制度研究亦对制度外的内容有所留意。《从“五等”到“三等”——北魏道武帝“制爵三等”原因钩沉》考察北魏道武帝爵制改革，在探求道武帝改五等为三等，舍弃伯、男二爵的缘由之余，指出彼时制度变革不宜简单贴上“汉化”或“胡化”标签，其实质毋宁说是“实用化”[19]；《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探讨《隋书》所记梁陈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料来源，确认其并非本于梁陈之制，由此提示应对史志记载进行史料批判研究[20]；《二王三恪所见周唐革命》梳理二王三恪在周唐革命前后的三次异动，注重挖掘隐藏于制度变化背后的政治意图[21]；《东晋南朝的东西省》考察在江左政权尤为醒目的东西省，在明确东西省官职性质的基础上，反思盛行已久的六朝贵族制论[22]；《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小考》以“释褐”一词的使用为线索，揭示唐代三卫作为候选官介于官民之间的性质，留意与其他时代的候选官进行对比[23]；《制造士人皇帝——牛车、白纱帽与进贤冠》揭橥六朝皇帝舆服仪制中加入来自臣民服饰的元素，旨在呈现六朝皇帝性格的士人化倾向[24]；《〈通典〉“晋太尉进贤三梁冠”小札》指出太尉于西晋初年由着进贤冠改着武冠，复古改制思潮实具重要影响[25]；《禅让行事官小考》检讨汉魏禅让和魏晋禅让对奉送玺绶行事官的不同选择，发现其与新王朝的政治理念“不谋而合”[26]；《魏晋隋唐的九卿排序》瞩目魏晋隋唐九卿排序的变动，在具体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影响变动的二元素——汉代故事和现实需求[27]；《宗子维城——北朝隋唐宗子军小考》聚焦北魏至李唐宗子军的兴衰演变，借以折射拟制血缘在北族和华夏文化中的不同意义[28]；《汉武帝朝的秩级整理运动——以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秩级的形成为中心》[29]以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三种秩级皆形成于汉武帝前期，阐明武帝对秩级的精心设计，进而揭示武帝意欲建立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的意图；《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30]考察九卿制度在汉代的形成过程，指出九卿制度建立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及政治意图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唯一动力；等等。这些附于文末、在制度讨论之外引申发挥的思考，虽然内容或多或少，或浅或深，与制度的关联或远或近，主题也千差万别，但从中不难看出，笔者对制度的探讨并未局限于制度自身，而是以制度讨论为基础，或提炼总结共性、规律，或借以窥视其他制度、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历史内容。这种研究方式，无疑也可被视为“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要之，在“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的视角下，长时段不再是必然限制，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也非不可或缺的立论元素，举凡以制度究明为基础，进而关照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都可被纳入研究范畴。而所关照者，从时间上看，以中短程时段为主，譬如某一历史阶段、某个王朝统治期间或某一特定时间；从内容上看，既可以是与本制度相关的同时期其他制度或制度全体，抑或不同时期的类似制度，又或是围绕在制度周边，影响制度生成、流衍乃至消亡的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简言之，立足制度观察其他，此即“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

二、两种境界：观所曾观与观未曾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论及“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曾提出着名的“三种境界”之说：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尽管据文句本义，三种境界是指在求学立功道路上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应于时间维度，但三者间存在高下之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也存在高下之别的两种境界。其一，“观所曾观”；其二，“观未曾观”。所谓“观所曾观”，即是由制度观察此前曾有观察的内容，由于所观察的内容属已知，因此这一过程与其说是“发现”，毋宁说是“印证”。

从迄今所见“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看，主体仍是“观所曾观”，即以印证基于其他研究所获得的历史认识为主。这一点从认知心理的角度也可获得解释。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觉是个体对感觉信息的组织和解释，亦即获得感觉信息的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应地被看作是一系列连续阶段的信息加工过程，依赖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因此，知觉是由感觉察觉的现实刺激和已贮存的知识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过去的知识经验参与知觉的方式，在持知觉的假设考验说的学者看来，主要是以假设、期望或图式的形式在知觉中起作用，即人在知觉时，接受感觉输入，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当前刺激是什么的假设，或者激活一定的知识单元而形成对某种客体的期望[31]。显然在此过程中，过去的知识经验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知识，其势必既受到个人先天倾向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个人原先所获知识的影响，即受到个体知识结构的限制[32]。概言之，即所知引导所见。明乎此，“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以“观所曾观”为主也就不难理解了。基于依赖已有知识经验的认知心理，学者在由制度引申观察其他历史内容时，往往倾向于先与旧有知识相联系，在旧有知识框架内进行理解。这一思路不仅便利，且行之有效，很自然成为学者首选，然而由此观察到的内容却不可避免的只是“所曾观”，而非之前不为人知的全新内容[33]。

当然，即便是“观所曾观”，其间亦有高低之分。其低者，经由制度所观察的内容不仅已为人知，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熟悉，接近常识。在此场合下，制度只是构成印证已有知识的一个视角，固然可以丰富已有知识，但非不可或缺，已有知识在此之前已然作为广被认可的知识为人熟知，并不依赖制度研究而存在。因此，这种场合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借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内容，毋宁说给制度的兴衰变异提供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历史图景，已有知识对于制度研究的意义远大于制度研究对于已有知识的意义。笔者对唐代前期二王三恪的梳理或属此类。无论是武则天面对李唐的尴尬定位还是神龙政变后李唐君臣对于武则天的矛盾心理，乃至周唐革命暧昧模糊的历史进程，学者借由政治、官制、礼制以及宗教文化的种种异动已有所揭示，周唐革命前后二王三恪的三次变动固然可以更为系统、细节的呈现这一进程，但相当程度上只是佐证，并不能提供超越上述认识的新知，所有经由二王三恪制度所“发现”的历史认识都可在已有知识中寻出对应。在此研究中，二王三恪对于围绕周唐革命的相关认识并不关键，相反后者却为如何理解前者超乎寻常的变动提供直接的历史背景。

“观所曾观”的高者，虽然观察的内容此前亦为人知，但多不过只言片语的提示，未经论证，甚至可以说即是假说。这种场合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制度不再无足轻重，而是印证已有知识（假说）的重要线索，缺少了基于制度的观察，已有知识很可能仍停留于假说阶段。仍以笔者自身研究为例。按南朝皇帝性格的士人化，学者已据南朝帝王陵墓中修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发现南朝皇帝追慕对士人风尚[34]，尽管皇帝性格的士人化与皇帝追慕士人风尚仍有差异，但二者仅一步之遥。笔者通过对南朝皇帝舆服结构中出现此前未见的牛车、白纱帽、进贤冠的追索，确认三者原本皆为臣民服饰元素，南朝皇帝因模仿士人着用风尚，故在舆服仪制中引入，由此揭示南朝皇帝性格的士人化倾向。固然，这一揭示也可以说是对此前学者基于南朝帝王陵墓中修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的发现的“印证”，但从此前研究的论述看，毋宁说以往的发现即便不是假说，至少也非被广泛接受的知识，借助于基于南朝皇帝舆服仪制的思考，南朝皇帝的士人化面向才变得更为清晰。这一经由制度探讨所观察到的历史认识还可成为理解其他历史现象的基础或线索，譬如南朝皇帝肖像画盛行、传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中南朝皇帝多呈文士状等，皆可由南朝皇帝性格的士人化获得解释[35]。由此可见，印证简单提示甚至假说的“观所曾观”，虽未提供全新知识，但其意义并不因此减色，仍然是探寻历史面貌的重要途径，甚至在某些场合，还可构成新研究的起点。

当然，无论哪一种“观所曾观”，所观察的终究是已有知识，尽管后者的接受度和普及度存在不同。而与之相较，观察完全属于新知的“观未曾观”，境界更高一筹，也更具挑战。如前所述，在认知心理上人们学习、接受新事物时更容易与已有知识经验联系，在旧有知识框架下进行理解。而“观未曾观”则是放弃与已有知识联系，放弃在熟悉的知识框架下进行理解，这既是对思维惰性的超越，也是对路径依赖的克服，其难度可想而知。循此路径观察的内容，不再是对已有认识的“印证”，而是“发现”此前不为人知的全新知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发现”价值更大。

无待赘言，“发现”是以“空白”为前提的，越多“空白”也就越有可能“发现”。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历史学传入中国的20 世纪初期，由于研究基础薄弱，“观未曾观”的机会更大；而随着百余年研究的累积，原本四处可见的“空白”渐被填满，所余“空白”微乎其微，由此基于制度的“观未曾观”理论上也更为艰难。从实践来看也确实如此，很多“观未曾观”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都出现在20 世纪前半叶，时代越晚，所观内容越易陷入日益丰富的其他研究所建构的历史认识，变为“观所曾观”。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新资料的大量出现，以及研究视角的积极转换，近年来历史研究又出现许多“空白”，由此立足制度研究的“观未曾观”也重见契机。关于新资料的推动，可以阎步克先生对汉代“宦皇帝者”及“吏”群体扩张的研究为例。尽管“宦皇帝者”传世文献已见，学者也略有揭示，但正是借助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多处记载“宦皇帝者”的存在，以及王朝对“宦皇帝者”和“吏”管理的差异，阎先生才揭示出汉代政治中存在两大官员群体：其一是“宦皇帝者”，他们侍从皇帝，构成一支武装力量，经常被派遣承担各种随机事务，且是行政官员的重要来源；其一是“吏”，为王朝行政事务的承担者[36]。阎先生对汉代“吏”群体扩张的“发现”同样得益于《二年律令·秩律》对汉初秩级的记载，以此为基础，进而比对汉代中期以后的秩级序列，阎先生勾勒出禄秩序列向上伸展的轨迹，呈现“吏”群体政治扩展的方向[37]。至于视角转换的影响，阎先生基于品位—职位视角观察历代官阶制的五期演化允为典型[38]。可以认为，无论是汉代官僚群体的“宦—吏”二分、“吏”群体的扩张，还是官阶制的五段分期，都是以往研究未能究明的，正是借助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新资料，以及“品位—职位”的新视角，阎先生才能在几无“空白”的秦汉史领域发现“空白”，实现“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的“观未曾观”。

以上我们提出“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之两种境界，“观所曾观”和“观未曾观”，前者又可细分出高、低两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虽然存在“观所曾观”和“观未曾观”两种境界，但这并不等同于研究本身亦对应的划分高下，“观所曾观”和“观未曾观”的高下之分只是针对基于制度所观察的内容而言。第二，一项“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未必只对应一种境界，基于制度所观察的内容完全既可能是“所曾观”，也可能是“未曾观”。譬如阎先生对“宦皇帝者”的考察，揭示汉代官僚群体存在“宦—吏”二分，这是“观未曾观”，但文中指出汉代政治体制依然带有诸多原始残迹，则又属于“观所曾观”。又笔者对南朝皇帝着用牛车、白纱帽、进贤冠的探讨，揭示彼时皇帝性格的士人化，印证的是此前已有的简单提示，属于“观所曾观”中的高者，而文末对六朝贵族制的反思，回应的乃是广为人知的传统命题，则又落入“观所曾观”中低者的一面。

三、一个陷阱：观非所观

无论是“观所曾观”还是“观未曾观”，指向的都是“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积极的一面。不过，这里亦存在陷阱，此即“观非所观”。所谓“观非所观”，即是指宣称由制度所观察的内容，实际据制度不能引申至此，亦即制度与所观察的内容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造成“观非所观”的原因有许多，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 制度自身探讨存在疑问，以此为基础观察的其他内容也难以成立。譬如西嶋定生曾据汉代新帝存在天子即位和皇帝即位两个过程，判断汉代皇帝具有神圣和世俗二重属性[39]。不过，近来年的研究却显示汉代新帝即位只有皇帝即位[40]。若此说可从，则汉代皇帝的二重属性无从谈起。

2. 基于制度观察的内容与制度本身并无联系，学者牵强附会的将二者进行联结。这种状况较多出现在以论带史、结论先行的研究中，为了证成某个结论，强行将制度与结论进行比附，结果表面看来是“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实际却是“观非所观”，制度探讨无法引申观察出预设结论。譬如对于唐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立之制，内藤湖南、内藤乾吉瞩目于门下省的审议封驳之权，以此论证唐代施行的乃是贵族政治[41]。不过，这样的认识近年来已被抛弃，研究者更强调三省制在文书形态转变和政务运行中的作用和意义[42]。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说但凡卷入历史分期论争的制度研究，都易陷入以论代史，被有意无意的解释为支撑某一分期理论的依据。

3. 制度与所观内容间逻辑链条过长，使得前者不足以支撑后者。逻辑链条过长，关联也就越弱，逻辑遂失去效力。譬如对于“二重君臣关系”中长官与属吏之间的第二次君臣关系，学者或据长官辟召属吏的制度，或据辟召后属吏“策名委质”的仪式，引申论证第二次君臣关系的存在[43]。不过，这里面似乎有一个误解，即把第二次君臣关系看成是某种制度性关系，但实际第二次君臣关系毋宁说只是一种观念性存在。因此，辟召制度或“策名委质”仪式与第二次君臣关系之间并不能直接联系，中间尚存在长官与属吏关系的界定、时人观念变化的把握等诸多环节，缺少了这些环节，第二次君臣关系即不能成立。这一点从辟召及“策名委质”出现后第二次君臣关系没有随即出现可获得印证[44]。要之，尽管事实上辟召或“策名委质”推动了第二次君臣关系的形成，但并不能直接由辟召制度或“策名委质”仪式引申论证第二次君臣关系的存在，亦即仅据辟召或“策名委质”，事实上无法观察到第二次君臣关系。

4. 忽略制度的时效性。一种制度的建立及充分实施，大多仅发生在特定时间，超出此时间界限，实际行用的制度便与其最初形态产生距离，在此状况下展开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因通常以完整、显见的最初形态为据，结果便会出现制度与所观察内容之间的“错位”。而即便以实际行用的制度为据，考虑到制度自身有其变迁脉络，制度与其他历史现象的分离使得前者经常超前或滞后于后者，在此状况下，“错位”观察同样难以避免。这里可以学者对汉代六玺制度的考察为例。对于以“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为名的皇帝六玺，一般认为完整存在于两汉，进而据此印证或论断汉代皇权具有“皇帝—天子”二重属性[45]。不过据阿部幸信分析，皇帝六玺至汉成帝时方始完备，此前仅有源自秦/ 齐、面向王朝直属地的“皇帝信玺”，和源自楚制、面向诸侯的“皇帝行玺”[46]。由此可见，即便汉代皇帝具有二重属性，至少从西汉中前期的皇帝玺制是看不出的。如果忽略六玺的存在时间，仅据其使用差异便推测两汉皇帝一直具有二重属性，这样论述显然欠妥。

5. 模糊制度书写与制度现实之间的距离。制度研究的依据是现存各种记载制度兴衰变异的制度文本，以往学者多据这些文本探讨文本所标榜的某个时期的制度，譬如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代表的历代正史之《百官志》、《职官志》，便被视为显示当朝官制的主要依据。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这些制度文本与其所标榜的制度现实之间常常存有龃龉，如陈梦家注意到《汉表》所记俸例与汉简所见西汉实际行用的官职俸禄不符，阿部幸信也注意到《续汉书·舆服志》将绶制作为礼制而非官制的认识与汉人观念有别，小林聪和笔者则发现《宋书·礼志五》和《隋书·礼仪志六》所记皇太子以下百官印绶冠服制度与刘宋和梁陈实际多存差异[47]。这种不符或是由于受书写者自身或书写时代的干扰，或是由于依据了别一时期的史源，无论如何，其结果便是制度书写与制度现实之间出现距离，试图在基于前者的制度与围绕后者的其他历史内容间建立联系，势必也是徒劳。由此可见，不仅制度有其时效性，制度书写的时效亦需留意，忽略了这一点，“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只能是“观非所观”。

以上我们罗列了可能导致“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观非所观”的几种原因，此外还有其他可能，于此不赘。要之，“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的成立，其基础有二，一是制度，二是制度与所观内容间的联系，二者有一存在疑问，旨在基于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内容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便容易误入歧途，滑向“观非所观”。

四、余论：从制度史到“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无待赘言，就制度言制度，乃是一种封闭的研究态势。而“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则将眼光越出制度之外，将原本分属于不同课题的研究连结起来，由此制度研究趋于敞开，显现出明显的开放性、包容性。基于此的审视，一些原本已知的知识可再度获得确认，一些之前未知的知识也变得有迹可循，尤其是从制度揭示潜伏在历史表象之后、沉默而隐秘的政治、社会结构，更能体现制度研究的巨大意义。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从爵制中发现“个别人身支配”，进而揭示秦汉王朝的统治秩序，西嶋定生的二十等爵制研究或许只是优秀，未必能在20 世纪学术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只是对“宦皇帝者”的构成、等级略作梳理，或是对秩级伸展有所指摘，没有揭示汉代官僚群体的“宦—吏”二分结构，以及王朝政治结构中“吏”群体的扩张，阎步克先生的前述研究大约也不会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两位学者没有局限于就爵制谈爵制，就官制谈官制，而是注重在此基础上引申“发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深层王朝政治结构，上述研究才得以放大意义，成为制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另一方面，即便是认识制度自身，“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也多有裨益。制度有其独立性自不待言，但其存在亦非孤立。故早在1950 年代，钱穆即论及研究制度应注意制度与其他制度及全部历史文化的联系[48]，近年来陈长琦先生提倡制度研究应具整体观，也是基于“制度内部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同时制度与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49]。制度既是整体制度乃至社会的一部分，由其他制度以及包裹在制度周边、与制度遥相呼应的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反观制度，无疑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而对于后者的探讨，势必有助于认识制度自身。

要之，由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内容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学界并不陌生，甚至从现代历史学建立之初就已开始积累。然而不得不说，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制度研究，仍以究明制度为主，仍多局限于纯制度研究，真正从制度引申观察其他历史内容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仅占少数。纯制度研究固然重要，不过，若考虑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权重，考虑制度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事所具整体性的规训和引导作用，不免令人感到仅论述制度自身似乎未尽其材用，没有充分发挥制度研究的价值。因此，我们揭举“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希望借助此，推动研究者更有意识的经由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内容，由此扩大制度研究的视野和意义。

附记：本文写作于2018年3-6月驻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期间，感谢文研院在物质和智识上的诸多帮助。本文初稿完成后，曾先后于阎步克教授主持的研讨班及2018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何谓制度？——中古制度文化新研”学术工作坊上提交发表，蒙师友提供诸多宝贵意见。对于以上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 1] 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4-153页。

[ 2] 参《笔谈：“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第34-51页。

[ 3] 关于制度史观，参拙稿《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 4]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5]关于曹氏、司马氏之争的最新理解，参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关于蜀汉、孙吴内政治势力的变动，参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三文，均收入氏着《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0-207、262-295、296-327页。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初刊1944年，三联书店，2001年。

[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第98-107页。

[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第137-155页；《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初刊1943年，三联书店，2001年，第198-199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303-316页。

[10]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刊1955年，中华书局，2011年，第81-121页；《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初刊1992年，中华书局，2011年，第468-473页。

[11]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初刊1948年，《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初刊1948年，后均收入氏着《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94-116、177-198页。

[1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初刊1952年，三联书店，2001年，第1-10页；《国史大纲》，初刊1940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44-149页。

[13]所谓“国制”，即从历史角度来审视国家基本法制结构，试图相对更为综合与全面地、在王权与官僚制度等个别问题或法制史、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来理解国家。参吉本道雅《先秦时期国制史》，刁小龙译，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第48页。

[14]中国学者研究参杨眉《秦汉爵制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第2-7页；师彬彬《两汉二十等爵制问题研究综述》，《史志学刊》2016年第3期，第61-71页。日本学者研究参高村武幸《日本における近十年の秦汉国制史研究の动向－郡県制・兵制・爵制研究を中心に》，《中国史学》第18卷，2008年，第110-115页；楯身智志《前汉国家构造の研究》序章《先行研究の総括と问题の所在》，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6年，第3-9页。

[15]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日文版初刊1961年，武尚清译，中华书局，2004年。

[16]相关研究参李毅婷《20世纪以来九品中正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第13-20页；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绪论《回顾、问题与交流》，中华书局，2015年，第2-6页。

[17]最新梳理参川合安《南朝贵族制研究》序篇第二章《日本の六朝贵族制研究》，汲古书院，2015年，第37-60页；林晓光《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文史哲》2017年第5期，第20-42页。

[18]栗原朋信《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汉玺印の研究》，《秦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第123-286页。阿部幸信《汉代における印绶赐与に関する一考察》，《史学雑志》第107编第10号，1998年，第1-26页；《汉代の印制・绶制に関する基础的考察》，《史料批判研究》第3号，1999年，第1-27页；《绶制よりみた前汉末の中央・地方官制―成帝绥和元年における长相への黒绶赐与を中心に》，《集刊东洋学》第84号，2000年，第37-53页；《汉代における朝位と绶制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82卷第3号，2000年，第1-24页；《汉代における印绶の追赠》，《东方学》第101辑，2001年，第16-30页；《前汉末～後汉における地方官制と『周礼』》，《东洋文化》第81号，2001年，第161-179页；《汉代における绶制と正统観―绶の规格の理念的背景を中心に》，《福冈教育大学纪要》第2分册《社会科编》第52号，2003年，第1-18页；《汉代官僚机构の构造―中国古代帝国の政治的上部构造に関する试论》，《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31号，2003年，第1-43页；《後汉时代の赤绶について》，《福冈教育大学纪要》第2分册《社会科编》第53号，2004年，第1-19页；《皇帝六玺の成立》，《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8号，2004年，第63-87页；《前汉时代における内外観の変迁－印制の视点から》，《中国史学》第18卷，2008年，第121-140页，中译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黄桢译，第5-15页；《汉晋间绶制的变迁》，徐冲译，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4-249页；《魏晋南北朝皇帝玺窥管 : 玉玺・金玺と「伝统」の虚像》，《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第41号,2017年，第1-45页等。

[19]《文史》2010年第1辑，第63-78页。

[20]《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135-160页。

[21]《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97-113页。

[22]《中国中古史研究》第3卷，中华书局，2013年，第105-144页。

[2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5-42页。

[24]《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264-287页；修订后收入游自勇主编《切偲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6-155页。

[25]《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02-111页。

[26]《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第26-36页。

[27]《中国中古史集刊》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1页。

[28]《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7辑，2018年，第73-93页。

[29]《文史哲》2020年第5期。

[30]《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31]王苏、汪圣安《认知心理学（重排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25页。

[32]梁建宁《当代认知心理学（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33]“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倾向于“观所曾观”与“二重证据法”下对新出史料的理解颇为类似。按照王国维自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陈寅恪归纳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初刊1940年，后收入氏着《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又陈寅恪在1935年“晋至唐史”课上对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之关联另有形象比喻，“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段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6页）。可以看到，“二重证据法”倾向于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理解，甚至是将新出文献嵌入传世文献呈现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不过对于这种方法，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疑义，强调新出文献之主体性、独立性。参孟彦弘《评〈走马楼吴简初探〉——关于新史料与传世文献的比对》，《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第285-291页；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470-471页。

[34]林圣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第69-72页；韦正《地下的名士图——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墓室壁画的性质》，初刊2005年，后收入氏着《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5-88页。

[35]拙稿《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为线索》，《唐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1-339页。

[36]阎步克《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3-90页。又可参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88-123页、370-407页。

[37]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86-99页。又可参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第285-341页。

[38]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4页。又可参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48-71页；《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9-483页。当然，阎先生后来基于“品位—职位”视角观察到更多内容，于此不赘。

[39]西嶋定生首倡此说，尾形勇、李俊方、渡边义浩等续有论述，参西嶋定生《汉代における即位仪礼―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初刊1975年，后收入氏着《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93-113页；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年，第206-213页；尾形勇《中国の即位仪礼》，井上光贞等编《东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仪礼と国家》，学生社，1982年，第21-48页；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第21-27、80页；渡边义浩《汉魏における皇帝即位と天子即位》，《东洋研究》第165号，2007年，第1-27页。

[40]松浦千春、金子修一、陈浩等均持此说，参松浦千春《汉より唐に至る帝位継承と皇太子―谒庙の礼を中心に》，《歴史》第80辑，1993年，第63-82页；松浦千春《汉代の即位仪礼についての覚え书き―西嶋定生论の検证》，《一関工业高等専门学校研究纪要》第39号，2004年，第64-51页；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第八章《中国古代即位仪礼与郊祀、宗庙祭祀》，张子如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1-320页；金子修一《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第六章《中国古代即位礼仪的场合》，肖圣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8-154页；陈浩《两汉皇帝即位礼仪再研究——以“二重即位”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12年等。

[41]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初刊1922年，黄约瑟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第12-13页；又有林晓光译（改题《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收入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内藤乾吉《唐代的三省》，初刊1930年，徐世虹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8卷《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第225-227页。

[42]较近的研究参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年。

[43]前者如钱穆、吕思勉，后者如甘怀真。参钱穆《国史大纲》，第217-218页；吕思勉《秦汉史》，《吕思勉全集》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6-368页；甘怀真《中古中国时期“国家”的形态》、《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均收入氏着《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2-178、197-198页。

[44]第二次君臣关系大约在两汉之际逐渐形成，晚于辟召制度及策名委质仪式的出现。参李迎春《秦汉郡县属吏与长官关系考论——兼谈东汉“君臣之义”的政治实质与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第78-88页。

[45]根据皇帝六玺论述皇帝具有“皇帝—天子”二重属性，此为西嶋定生首倡，不过西嶋仍注意到六玺并非一开始即存在，武帝以后始备。《皇帝支配の成立》，初刊1970年，此据《西嶋定生东アジア史论集》第1卷《中国古代帝国の秩序构造と农业》，岩波书店，2002年，第31-39页。

[46]阿部幸信《皇帝六玺の成立》，《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8号，2004年，第63-87页。又在此之前，栗原朋信已推测汉初仅皇帝三玺，西汉中期以降增天子三玺，形成六玺。《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汉玺印の研究》，《秦汉史の研究 》，第154页。

[47]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初刊1963年，后收入氏着《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35-146页；阿部幸信《後汉车制考－読『続汉书』舆服志劄记・その一》，《史艹》第47号，2006年，第56-58页；小林聪《六朝时代の印绶冠服规定に関する基础的考察－『 宋书』 礼志にみえる规定を中心にして 》，《史渊》第130号，1993年，第77-120页；拙稿《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135-160页。

[4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第4-7页。

[49]陈长琦《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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