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传说由大禹或大禹之子启建立,距今约有4000余年,后为商汤所灭。
然而,由于夏朝史料十分匮乏,考古未能一锤定音,至今没能确认夏朝文字,二里头遗址只是疑似夏墟,于是西方学者数百年来一直否定夏朝,根本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夏朝,认为这是中国人虚构的王朝。比如,美国历史书籍《Word History, Pattern of Interaction》中谈及夏朝时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据传说,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出现在这个时候。”
那么,夏朝存不存在呢?不谈考古发现的诸多蛛丝马迹,仅从史书记载来看就有两条铁证,可惜西方学者却视而不见。
史书记载了完整的夏代世系世系,又叫“世系表”,指一姓世代相传承的系统,由男性子孙排列而成,呈现出一个“倒树状图”,通俗一点说就是家谱。
《史记·夏本纪》记载,夏朝共传14代,17后(夏统治者在位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1禹—2启—3太康—4仲康—5相—6少康—7予—8槐(芬)—9芒(荒)—10泄(世)—11不降—12扁(局、禺)—13胤甲—14孔甲—15皋(吴、皋苟)—16发(发惠)—17履(夏桀)。
《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代世系,与司马迁略有不同,但总体一致。
问题在于两点:一是会不会是周人虚构,二是这个夏代世系是否可信?
如今,最早的夏朝世系材料出自周朝,而甲骨文中又未记载夏朝,那么夏朝会不会是周人虚构?通过虚构夏朝,证实天命转移,宣告周人代商合法性、正统性的政治目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周初天下诸侯而言,夏朝只离他们六百余年,存不存在他们比较清楚,周人虚构一个不存在的夏朝,让天下诸侯承认,其难度之大,实难以想象,又未必能达到政治目的,属于一个比较无聊的超级工程。笔者认为,周人可以虚构夏朝一些历史,但要说虚构一个存续500余年的王朝这么大的动作,基本不可能。
既然如此,夏代世系可不可信呢?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前,西方学者认为周朝是中国第一王朝,夏朝与商朝皆不可信,《史记》中的商朝世系自然不足为信。但甲骨文出土之后,证实了商朝存在之余,商朝世系也在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通过商朝案例推断,史书中的夏朝世系应该基本可信。
周武王与孔子对待夏朝后裔作为一个存续500余年的王朝,夏朝实行的也是分封制,大量族人分散各地,因此夏朝灭亡之后,必然留下诸多后裔。《史记·夏本纪》:禹“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褒氏……”,此后历代夏王分封,因此夏朝后裔分散各地。
根据史书记载,至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的夏朝后裔,其中名气最大的有四支。
1,越国。《史记》记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夏朝少康时代,为了延续禹王陵的守护与祭祀,就将庶子封于越地,形成了后来的越国。传说,大禹在会稽山“禹会诸侯”,死后葬于此山,因而建有禹王陵。
2,鄫国。春秋战国《世本》记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考古发现,夏代曲烈封地缯国当在河南方城八里桥一带。
3,褒国。清代嘉庆《汉中府志》载:“禹封其子为褒君,是有褒国。”历史上的褒国,最有名的一个人叫褒姒,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博取美人一笑。
不过,这三个国家是不是夏朝后裔,还存在一定疑问,不仅在于史书记载极少,无法进一步论证,还在于缺少帝王将相证实。而杞国就非比寻常了,周武王、孔子先后肯定杞国是夏朝后裔。
《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商汤击败夏桀,建立商朝之后,将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遗族迁到杞国(今河南杞县一带),但后来曾数次废掉杞国封号。甲骨文中,一共有六块卜辞提到杞国,比如有“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商,亡灾?”说明历史上的杞国在商朝的确存在过。
武王伐纣之后,根据中国“二王三恪”政治传统,需要优待前三朝后人,赐给他们封地,让他们以“宾客”身份在新王朝祭祀祖宗宗庙,表现出胜利者的度量和优雅,于是找到了夏朝王室后裔,并将之封于杞地。
《史记·陈杞世家》: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以古人对血统之严谨态度,周武王会搞错吗?显然不可能。而且,周武王大封诸侯,周公旦与姜子牙仅得侯爵,真正公爵只有宋国、虞国、虢国等少数几个,因此周朝封杞国为公爵,绝对是非同一般的礼遇,说明了杞国来历非凡。
数百年之后,孔子为了考察夏朝之礼,于是亲自访问杞国,但由于杞国文献大多散失,因此《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感慨道:“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夏朝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从孔子的话中,也可以证实夏朝的存在。
其实,随着地下文物不断挺身而出,夏朝存在的证据越来越多。
宋代宣和年间,山东临淄出土一组春秋青铜器——叔夷钟,上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隙成唐,又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败厥灵师,以少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叔夷是宋穆公之后,而宋国是商人后裔,因此叔夷说出商汤“删伐夏司”,与殷革夏命一样。
2002年,考古专家在海外发现西周青铜器——遂公盨,上有铭文“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等,记述大禹治水,划定九州,以及大禹由此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这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
不过,如果夏朝存在,为何如今没有找到像甲骨文一样的传世文字文物呢?
其实,这可能与夏朝文字载体有关,中国文字载体一般有石头(石鼓文)、陶器(陶文)、竹简或木简、青铜器(金文)、骨文(甲骨文),其中的竹简或木简最为简便,只是容易腐朽,所以至今没有发现春秋时期的竹简,更不要说夏朝、商朝竹简了。而甲骨文中有“典”、“册”等字,说明商朝日常文书使用竹简或木简,只有重要的卜辞才刻写在龟甲、牛骨上,从而甲骨文流传了下来,商朝简牍未能流传。因此,夏朝可能也是使用简牍,只是岁月久远,如今已经腐朽,所以无处寻踪。
同时,如今发现的“陶文”、“骨刻文”,都比甲骨文早,其中骨刻文与夏朝存在时间较为吻合,在山东、陕西、河北、河南均有发现,或许骨刻文就是夏朝文字,只是如今还没有解析出来,或解析出来的还无法与残缺不全的夏朝历史记载验证罢了。
可见,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从史书记载来看,夏朝必然不是虚构的王朝。如果夏朝是周人虚构的,那么这简直就是一个不下于长城的超级工程,需要无数才高八斗之人参与,需要蒙骗无数才智高绝之人,而且还是对周朝统治没什么作用的超级无聊工程。
然而,西方学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更何况,还有一种叫傲慢与偏见的东西存在。
参考资料:《史记》
长久以来,对于“夏朝”的存在与否,一直都存在异议,很多人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商朝之前有夏朝,“夏商周”一直都是连在一起说的,所以对于夏朝的存在深信不疑,但是也有人提出了,现在并没有任何能够直接或者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夏朝的存在,列举出了种种例子,证明夏朝其实是不存在的,而这样一说自然也会有人拿出证据来证明夏朝是真实存在过的。那么夏朝到底有没有存在过?一起来看看吧。
夏朝(约为前2000年一约前1600年),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程度,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呼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在二里头出土的器物中,已经发现了很多文字,这些文字有明显的象形文字特征,这些文字是最早的中国文字。
根据研究,夏朝传世的官方文字是夏篆,这些文字主要以甲骨文的形式存在。
先古时期,夏商周属于同一个体系,一脉相承,同根同源,都来自于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来自同一个家族,属于近亲,是割不断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近亲。商朝的先民原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少数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并无文字,当商王成汤赶走夏桀之后,并没有继承和使用夏朝的官方文字,因为他们对文字与文化并没有多少认识,也并不重视,到了盘庚时期,将都城迁至殷以后,才大范围的使用夏朝遗传下来的民间俗体文字,这也正是造成夏朝的官方文字与商朝的民间俗体字之间相差悬殊的真正原因,尽管相隔三百多年,夏朝的官方文字仍保留着比商朝的民间俗体字先进的一种优势。
夏时使用夏文字,商时使用甲骨文,周武王讨纣伐商时,是打着“奉帝命复有夏”的旗号,当把商纣赶走,建立周朝的时候,周天子又恢复并且使用了夏朝的官方文字夏篆。
历史上,夏禹书、禹王碑都是夏篆的传世文字。
按西方的考古标准,要以文字、城市、国家出现才能定义为文明。通常老外们说中华文明是从商朝开始的,只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是典型话语霸权主义,无非是想灭你的文明根基,为中华文明西来说摇旗呐喊而已。
以文字为例,甲骨文是高度成熟的文字,不像埃及的象形文字,以画图表意。甲骨文早就过了象形文字阶段,已经可以意示形了,不用靠画图形传达意思了。如“狗”这个字,甲骨文就不会画一条狗,“狗”在甲文中表示的意思是两条狗交配时的状态,勾住了分不开。甲骨文用五条笔画就勾勒出狗的主要意思,不会把狗的生殖器画出来。埃及的象形文字看起来就是在画图示意,一只脚就画一只鞋,一只狮子就画一只狮,一只狗就画狗,这是人类文明幼儿时代的原始特征。甲骨文已经脱离了画形表意了,朝更加抽象的笔画书写方向发展,反而埃及文字一直朝着表音符号发展的,最终形成现在的英文字母。英文已经完全符号化,所以英文要表达一件事要用很多介词,如being。如果不用西方人就感觉没有逻辑感,无法正确表达与交流。而中文就用不着这么麻烦,思维广度要宽,跳跃性非常大。如老树枯藤昏鸦,没有一个介词,但是你就明什么意思,所有的意境全在这几个字里面,见字如见意。再比如“你去哪?”,英文必须要用介词,没有的话就会产生两个不同的意思了,有可能是你过去去哪了。
为什么要讲关于语言文字的对比,想要说明的是:从商代到现代我们一直在使用商朝甲骨上面的字,可以说现代使用的文字应叫现代甲骨文,三千多年了基本没变化。拿甲骨文与现代文字一比较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的感觉,觉得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不像古埃及文字现在的埃人根本不认识,更别说有中国人对古文字似曾相识的感觉。既然从甲文到现代文字变化都不是很大,那从更古老的文字发展到甲骨文变化也不会太大,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中国更古老的文字应该存在至少在万年以上,才会发展出甲骨文这样成熟的文字,已经脱离了画图的原始形态,完全是一种表意的文字。
文字的出现意味交流已经有了书写,不再是结绳记事的时代了,而且只有人口达到相当程度,有了完整复杂的社会结构才需要文字的出现。如气象记录,工程建设,官员任命,家族姓氏等等都要有文字记录不然将会造混乱。以文字为切入点反推,凡是讲逻辑的人都不会乱讲中华文明只有三千多年,当然还有更多的考古实证(如良渚文化),抛开神话元素,从不的线索切入,其实夏朝存在与否你自会坚定。
夏朝,这个朝代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认为它是一个在商朝之前的时期,商汤灭夏之后建立起了商朝。只不过,夏朝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争议很大的一个点,很多人认为夏朝可能只是虚构出来的,并非是真实存在,因为一直都没有找到和夏朝有关的历史遗迹。但是,尽管这样就能证明夏朝不存在吗?那又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找到夏朝遗迹?
1.夏年
简单理解就是夏的存续时间。按古本竹书纪年,自禹至桀是17世、471年(五百或六百年说不足取,因为每王世的平均在位年数长到不可接受),这是夏的积年。这个年代跨度如果很短的话,比如类似秦朝、隋朝,是有可能由于物质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没法很精确的与其之前、之后的朝代区分开,不过夏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关于绝对年代,由于比夏晚的商代、甚至包括西周前期也没有共和元年以后那样精确的纪年,所以如果具体到公元前X年至X年的话,夏的绝对年代也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商积年以及武王伐纣之年等一些关键点的理解,大体上是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断代工程给出的方案是约前2070-前1600)。
2.夏人活动地域
文献上主要是记载夏后都邑或者夏后在某个地点,终夏之世屡有变迁,个别如《战国策》和《史记》则提到夏桀之国居的四至范围。一般理解夏人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河南黄河沿线地区(豫西,以及豫北、豫东),势力范围涉及晋南和山东西部。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全中国到处都是,这么个状态。
3.遗址
在上述时空范围内,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考古工作、发现了很多遗址。而不是说比夏早的文化发现了、比夏晚的商发现了,唯独夏没有被发现。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区域之外,也有很多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禹域内外文化的差别。这是考古工作者在论证夏文化时最重要的基础。
当日中国远非大一统(其实,即便晚至秦汉帝国,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仍能被考古学家观察到),如果有这么一群夏人,那么他们的文化也应该和其他族群有所不同(这一点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考虑到夏的时间跨度,那么也应该与之前和之后的文化都有所不同。考古学最擅长的工作不就是比较文化间的异同嘛,这也是考古工作者敢于在没有确凿出土文字发现的情况下论证夏文化的底气所在。遗憾的是由于陶器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表述起来很晦涩,这一点是最容易被一般人忽视的。
概括说来相对主流的认识是,以殷墟文化作为基点(确定是晚商)往前追溯,其来源被认为是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分布区基本重叠、年代在二里头和殷墟之间,被认为是早商),再往前追是豫北冀南的下七垣(可能是先商,先商不是“商以前”的意思,而是特指商先王先公及其人群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和下七垣同时的二里头很可能就是夏。郑洛地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大师姑、望京楼等含商文化因素城址的批量出现,再加上二里头的衰落,可能就是夏商更替的反映。至于夏的建立,最常被用来论证的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扩、江汉地区石家河与后石家河的更迭,与“禹征三苗”有关,所以夏的上限不应早于河南龙山。
4.证明
当然,随着二里头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城墙等重要遗存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更增强了学者们的信念——考古学界在引用文献来“证明”二里头是夏桀所居的同时,历史学界也在引用二里头的新发现来“证明”夏的存在是铁证如山。按某些不中听的话说,就是双方“在互相利用”。如果二里头或其他夏文化探索对象所显示的文明程度不高,可能学界主流会比现在更谨慎和保守一些。既然二里头已经体现出极为强势的“王朝气象”,相对周边文化来说有压倒性的优势和辐射能力,而且一般认为是代表了早于商的政治实体,再要从考古学上否认夏已经显得很不靠谱了(如果否认夏的存在,肯定还是要走30年代疑古派的老路)
5.文化考证
除了大范围比较文化异同以及从考古学上研究文明程度之外,还有很多考古证据被用来和夏相联系。比如《礼记·明堂位》: “灌尊, 夏后氏以鸡夷, 殷以斝,周以黄目。”“鸡夷”何指历代不得其解,邹衡论证了它就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封口盉(现代命名的一种陶器类型,周代已绝迹)。又比如孙庆伟论证了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起源于中原、并进而扩散到整个东亚的玉礼器牙璋,可能就是《尚书·禹贡》中“禹锡玄圭”的玄圭。
6.结论
固然,应该承认这种条件下所得出的关于夏文化的结论,不如殷墟=商代晚期那么可靠,或者说锤没有那么实。但是除非坚信夏不存在或不可“证明”,反过来观察其他知乎常见论证夏文化的方式,其逻辑不自洽的地方更多。
比如说因为夏在很遥远的西方某地,所以考古学家在中原发现不了夏。
比如说因为夏的年代没有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么早,所以考古学家在那个时间段发现不了夏
比如说因为夏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么强大或文明,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国甚至部落,所以目前还没有发现夏。
其实“夏”这个概念的唯一源头就是文献,研究历史确实不能“尽信书”,但如果有选择地信,就要讲证据。为什么同样是文献,相信夏的存在,却不相信共存的其他关于地域、时间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描述,文献根据到底在哪儿?
相比之下,被认为是疑古过甚的学者倒是更坦荡一些,信什么疑什么好歹还给出了系统论述(如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杨宽:《说“夏”》;艾兰:《龟之谜》),而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半信半疑”。
还有很多人都对考古材料一知半解。如某大V放言“夏朝晚期都城,即二里头文化,影响区域小,比起商朝来说没啥“王朝气象””,找不到夏的原因是“几乎所有人都偏执地认为,中后期的夏朝应该也像武丁之后的中后期商朝那样强盛。”这明显是对考古研究的误读。从考古材料看,二里头二期至四期的对外影响力,并不亚于殷墟二至四期。如果二里头是中后期的夏,那它确实是和武丁以来的商是一样强的。
这位还多次拿东周举例、如果没有文字发现的话如何如何。实际上在许宏看来,二里头是应该和殷墟、西周这样的核心文化相提并论,而不是那种徒有其名的“天下共主”,这一点凡是认真看过《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都很明白。而且,如果没有出土文字+文献,实际上仍能单靠考古材料得出,二里头之前是满天星斗,二里头出现后月明星稀,从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到周原-丰镐文化,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向外强势扩散态势,这种势头到了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才随着周原和丰镐两个特大型聚落的衰亡而结束,接下来华夏的扩张就依靠从宗周分裂出去或者继承吸收宗周因素的列国文化了,直到咸阳、长安出现之前整个天下就是多级世界,这和二里头时代有哪门子可比性?
夏朝是我们华夏 历史 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但对于其 历史 记载却是少之又少。因此很多人认为夏朝是不存在的,这些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郭沫若和胡适等人。他们认为夏朝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夏朝文化是不存在的,这也就等于否认我们这段 历史 。
当然评价一个 历史 ,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性格和喜好,而是要拿出过硬的证据。首先,书中没有记载就一定不存在吗?那是不是说恐龙时代也是子虚乌有的,所以这个思维就是有问题的。 历史 是一件很严谨的事,不能凭着自己的想法去想当然。你否认一个事情,也得有能够推倒它的事实依据。
我觉得夏朝之所以没有文字记载,首先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大面积普及。而且那时候还没有甲骨文,即使当时有文籍也很难保存。毕竟夏朝的本质就是由部落组成的国度,而其他部落也没有自己的史籍,更多是出现在别的国家的史书里,难道他们也不存在吗?
之所以认为夏朝是存在的,原因有三点:
一、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是青铜器时代的文化,也是夏朝中心区域的代表性文化。从1959年在河南偃师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开始,先后四期在里面出土了褐陶等陶器,颜色也是由深褐色到浅灰色。这也反映了夏朝人审美的变法,也成为夏朝最有力的证明。
它可以说是我们考古历程中的一次重大发现,也有力地说明了夏朝文化是真实存在的。毕竟这就等于发现了夏朝人的生活方式,更反映了奴隶 社会 时期最真实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二、史书记载。
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里明确记载了夏朝从大禹治水以来到夏桀的灭亡,它以详细的篇幅描述了夏朝存在的事实。与山海经相比,司马迁的《史记》更为客观和真实性,这是其倾尽一生多方走访和查阅 历史 资料而写出来的史籍。
同时其作品《殷本纪》里也间接提到了夏朝,从商汤灭掉夏桀到商纣王帝辛的毁灭。而在 历史 上,司马迁可以说是将《史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因此他的作品是有可信度的。而且相比于胡适和郭沫若,我更愿意相信司马迁的人品和操守。
三、 历史 的佐证。
匈奴这个名字想必大家不会陌生,它在秦汉时期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而在匈奴起源里就有这样的描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匈奴是夏朝王室的后裔,也就是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后人。
在商汤灭夏以后,一部分南迁,一部分留在中原,另外一部分北上与当地人融合形成了匈奴。这里面有个小插曲,杞人忧天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而杞国人就是夏朝后裔。这也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为什么匈奴人赫连勃勃会在统万城称帝时国号为夏的原因。
这些证据综合起来也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了,而胡适、郭沫若之所以否认夏朝,说白了就是出于他们的认知局限。毕竟新文化运动以来,他们都是极力否定我们的古典文化。并想通过阉割我们的文化达到新生,但殊不知这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所谓的新生也是一种死亡,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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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实,夏朝在史料中有记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出土文物比较少而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
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
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
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扩展资料:
二里头遗址
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只能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了解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现代以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区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
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新石器晚期部落联盟夏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有关夏代社会发展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载既少,又多模糊不清。关于夏代的地下考古工作,还在继续探索中。
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等地,发现了一种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以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内涵较典型,称为“二里头文化”。
这一文化遗存的时间,据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内。当前,虽然还没有足以确定它是夏代文化的直接证据,但所提供的丰富考古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
—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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