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我军军史，发现曾经的中野11纵很有故事，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粟裕一直是我最敬佩的几名军事家之一，在研究他于解放战争中指挥的经典战役时，我顺便注意上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中野11纵。
中野11纵的起点很低，源于一支地方武装。1947年6月开始，刘邓大军（即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了佯装主力而掩护刘邓大军，这支地方武装于8月1日组建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前身，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为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王秉璋担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委，全纵14000余人。因为当时华野西兵团也是身负掩护刘邓大军的战略任务，所以第11纵队成立后的第九天，也就是8月10日，就改归华野西兵团指挥，开始跟随华野战斗。
粟裕
加入华野战斗群后，该纵队在内部被称呼为“王张11纵”（以司令员政委姓氏命名），受粟裕指挥。粟裕用兵如神，屡战屡胜，但这些都是在险境中求生存，被逼出来的。王张11纵开始并不适应华野的恶战模式，毕竟是地方武装组建的偏师弱旅，要通过战火锤炼、“交学费”后才能提升战力。
1948年6至7月间，华东野战军在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的指挥下，打响了豫东战役。粟裕令“王张11纵”参与阻击国军黄伯韬的增援。阻击过程中，面对黄伯韬军的疯狂进攻，“王张11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全纵将士并没有退缩，和敌人展开了殊死较量，最后阵亡1000多人，损失很大，不过得到了充分地磨炼。
果然，接下来的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之碾庄血战中，中野11纵这支部队再经锤炼，如配合华野主力围攻碾庄时，“中野11纵包围离徐州东南郊机场5～6公里的柳集之敌，与守敌第12军激战，并炮击徐州机场”（韦国清回忆录）。因此，其战力提升得很快，装备也越来越好，虽然跟华野精锐1、9、4、6等纵队没法比，但是和同时期的中野所辖纵队比，装备无疑是最好的，战斗力绝对是可以进前三的。这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双堆集血战中得到了印证。
双堆集战图
1948年11月至12月初，中野决心围歼黄维兵团于双堆集，但苦于实力不够，进展缓慢，粟裕立刻命令中野11纵，合计15000余人回“娘家”帮忙。先将之安排在双堆集附近，在外围阻击来增援黄维的李延年兵团。刘邓一看11纵的战斗力和装备，便知这个从华野学成归来的纵队，早已不是曾经以为的弱旅，而是碾压中野其他纵队的精锐之师，于是直接下令11纵掉过头来打主攻。
当然，仅仅依靠中野11纵是远不够歼灭黄维兵团的，华野代司令员粟裕还令参谋长陈士榘率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第3纵队、第7纵队、第13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前来助战。
中野11纵凭借实力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刘邓命令11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统一指挥9纵、4纵13旅、豫皖苏独立旅作为一个作战团队进攻双堆集。
王秉璋
这时候，王秉璋拿出了看家本领，来破解国军的野战堡垒工事。这项本领已被粟裕及其华野反复运用，可谓炉火纯青、驾轻就熟。它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对壕作业，逼近冲锋”。
它也是淮海战役中碾庄、双堆集、陈官庄三大歼灭战的战术共同点、关键点。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其起源和中野11纵司令员王秉璋密切相关。抗战时期，八路军指挥员王秉璋到新四军四师进行技术讲座，新四军四师任参谋长张震把讲座记录稿编撰成书册，并出版，书名为《交通壕攻击》，张震还亲自为该书作序：“战术上之新创造，在近迫作业及近迫作业与火力配合上使顽敌几无漏隙可乘”。
南麻战役失利后，粟裕一直苦心研究如何破解国军的野战堡垒工事，恰好此间，张震在二纵南麻作战总结中，提出了用“对壕作业，逼近冲锋”战术破解类似南麻的野战阵地，粟裕如获至宝，对张震青睐有加，这也是粟裕快速升调张震出任外线兵团参谋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凭此战术，国军的野战堡垒工事不再是华野无法啃动的铁核桃。
张震
这么一捋，王秉璋还真是张震的老师，也是“对壕作业，逼近冲锋”战术的发明人。
12月1日，王秉璋指挥11纵再施“对壕作业，逼近冲锋”战术，率先打下了黄维12兵团的外围阵地，此时华野支援部队还没介入，中野其他攻击集团进展不佳，11纵表现很突出。
等到了总攻时期，受王秉璋指挥的东集团之4纵、9纵、11纵、豫皖苏独立旅战斗猛烈，4纵包打杨围子，11纵包打张围子、杨四麻子，血战与老虎团并称的国军青年团。最后，黄维在狂逃过程中还被11纵俘获，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此后，中野11纵总算名副其实地回归中野。但它就像一个在外野太久的孩子，不像亲生的那么亲，于是逐渐淡去。1949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隶属第二野战军。1952年3月，第17军番号早早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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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华东野战军所处的环境一直都十分恶劣，这里距离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中心南京和经济统治中心南京都很近，所以蒋介石派出了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强悍的将领对华野进行围剿。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华东野战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逐渐发展壮大，打了很多经典的战役，孟良崮战役就是一个代表。
整编74师，也就是国民革命军第74军，这支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的时候才组建，首任军长是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黄埔一期），下辖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三期））和58师（冯圣法（黄埔一期））两个师，后来又补充进了57师（首任师长余程万（黄埔一期））。
但是这支部队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在其第二任军长王耀武时期，74军不论是在战斗力还是在纪律上都是一流的。在上海当过柜员的王耀武在抗战时期还开办了很多工厂，他用开工厂赚的钱补贴军队，使得全军能够上下一心，共同御敌。
74军参加了抗战期间的几乎所有大型会战，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再到长衡会战，湘西会战，每次战役都是战区的王牌部队，对于战局的走向影响很大。到1940年，74军就已经成长为了国军王牌部队，和泰山军第十军被誉为第九战区的两大王牌，由于战斗力强悍，部队官兵素质过硬，这支部队是第一批换装苏械部队的军，也是第一批换装美械装备的军。
在国民党军的各项荣誉中，青天白日勋章是大家所知的一项荣誉，但是还有一项荣誉，比拿青天白日勋章的难度还要高很多，那就是飞虎旗。飞虎旗的数量稀少，从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军只有24支部队获得飞虎旗，其中74军就获得四面飞虎旗，是获得飞虎旗最多的部队，而且这四面飞虎旗都是74军在抗战期间获得的。
抗战期间，日军对74军也十分重视，将其视作国民党军的王牌部队，抗战初期，在国民党军武器装备 和 日军差距很大的情况下，74军就能和日军打出一比一的伤亡比例，到了抗战后期的湘西会战，74军装备了美械部队后甚至能够碾压日军。
比如1945年湘西会战期间的武冈战役，74军58师刚装备美械武器的一个营数百名官兵阻挡住日军半个师团七天七夜，最后又配合增援部队击溃日军，成为了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美军顾问团在看完整场战斗后，评价道：“中国国军只有74军能打。”
74军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军称这支部队为“三五部队”，蒋介石则称其为“虎贲军”。抗战胜利后，74军立刻被空运到南京城，担任南京的卫戍任务，所以这支部队也被称之为“御林军”。
1946年5月，74军被整编为74师，但是依然有三万多名官兵，而1947年华野每个纵队也才只有两万多名官兵，中野每个纵队才有一万多人。整编74师奉命驻防南京，师长张灵甫中将兼任南京警备司令。
1946年，国民党军高层根据国军部队在抗战时期的表现，评出了五支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分别是整编74师（原国民革命军第74军），整编11师（原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这五支部队又被称之为国军五大主力，其中整编74师，也就是之前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由于在抗战期间表现尤为突出，被誉为五大主力之首。
解放战争初期，整编74师并没有作战任务，但是师长张灵甫立功心切，他立下了“五年升上将”的誓言，急需用战功来证明自己。蒋介石也十分高兴，于是将整编74师派到了华东战场上，整编74师虽然在抗战期间承担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但是却在抗战后充当起了内战的急先锋，成为了蒋家王朝的打手。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派遣数十万大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受到张灵甫整编74师的庇护，一些跟随整编74师行动的还乡团对解放区老百姓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杀人之多，手段之恶劣，比诸日寇当年在山东的暴行毫不逊色，还对一些反抗比较激烈的村庄进行整村整村的屠村。
1947年5月，华东战场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蒋介石为了报苏中，苏北，鲁南和莱芜之仇，调集了24个整编师（军）共45万人对付华东野战军，其中还包括五大主力中的整编74师，整编11师，第五军三支劲旅。
蒋介石以五大主力中的三支部队为骨干，将这45万大军分成了三个兵团，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整编74师所在的汤恩伯第一兵团，足足有20万人，剩下两个兵团分别是王敬久的第二兵团和欧震的第三兵团。
为了避免兵力分散，遭到华野分割包围，蒋介石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他命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指挥这次军事行动，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式，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一步步地包围华野。由于国民党军各兵团部队都紧紧包围在了一起，华野一时找不出战机，只能逐步后退。
作为华野全军的战役指挥员，粟裕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动向，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复地看着地图和送来的情报，想要寻找国民党军的破绽。粟裕认为敌人虽然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战略战术上也改进很大，但是在国民党军内部，存在着嫡系和杂牌部队，主力和非主力部队，上级和下级，官兵之间的矛盾。
虽然蒋介石希望能够凭借兵力优势很快结束战斗，但是他的战场指挥员，尤其是各兵团司令和军师首脑，各整编师（军）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和，很多将领都力求保存实力，邀功请赏，一旦和我军接触，大多数国民党军部队并不会拼命，反而会立刻收缩靠拢，甚至是见死不救。在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后，粟裕决定歼灭最嚣张且战位最为突出的整编74师。
为了干净彻底迅速地歼灭整编74师，粟裕拿出了华野战斗力最强悍的五个纵队担任主攻，这五支部队分别是叶飞一纵，陶勇四纵，王必成六纵，王建安八纵，许世友九纵，陈锐霆的特种兵纵队也配属主攻部队作战。华野剩下的四个纵队，韦国清二纵，何以祥三纵，成均七纵，宋时轮十纵担任阻击任务。
1947年5月13日下午，粟裕下令华野各纵队开始行动，对整编74师展开包围。但是张灵甫并没有慌，他把重武器留在了垛庄（只派一个团看守），自己率领主力上了孟良崮，希望用整编74师为诱饵，吸引解放军主力来攻，最后来一个中心开花，和国军的增援部队一起击败华野。蒋介石也是这个想法，他觉得这是寻求已久的决战良机，想要一战解决山东的问题。
不过让张灵甫没有想到的是，战斗刚开始，埋伏在鲁南的华野六纵就攻占了垛庄，断了整编74师的后路。但是华野的处境依然很危险，当时华野虽然是五倍于整编74师的兵力优势，但是国民党军的10余个整编师（军）共三十多万大军正对华野展开包围，这些部队近的距离整编74师只有不到十公里，远的也才三天的路程。
不过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些国民党军增援部队中，只有一支杂牌部队—黄百韬的整编25师拼死增援，其余的部队都在观望，尤其是张灵甫的老上级（整编83师师长李天霞）巴不得看张灵甫倒霉。战斗进行到5月16日下午，终于将整编74师全歼，张灵甫被华野官兵击毙。
陈毅是华东野战军的旗帜性人物，即使有粟裕将军这位“战神”指挥作战，仍然不影响陈毅在华野的地位。准确一些说，陈粟两位乃是交相辉映、黄金搭档。
然而可惜的是，自从1948年5月陈毅离开华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指挥作战。虽然名义上始终是华野（三野）司令员兼政委，但华野实际作战事务他已经不怎么管了。
陈毅调离之初，粟裕多次向毛主席请求留下陈毅，坚称华野离不开“陈军长”。几经沟通，毛主席同意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但仍要去中原野战军工作。
毛主席还安慰粟裕说，陈毅只是暂时去中野协助刘邓做好中原工作。谁也没想到，这个“暂时”，几乎成了“永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两大野战军的联结点
其实毛主席也并非一开始就打算把陈毅调离，毕竟以陈毅的资历，只在中原局当第二书记、在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当副司令员，未免有点屈才。
陈毅去中野协助刘邓，主要是做好中原局工作，为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做好后勤保障和地方工作。
当时中野形势相当严峻，根据地不巩固，部队实力弱，对手也十分强劲，白崇禧坐镇武汉指挥数十万大军与中野纠缠。刘伯承必须专务作战，无暇管理行政和地方事务，邓小平一人独力难支，所以把华野的陈毅、邓子恢都拉了过来帮助中原局。
令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陈毅一到中原，马上发挥出显著作用，尤其是毛泽东并没有寄太大希望的军事方面。
1948年华野接连打了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中野则艰难地在河南立足。
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面对的形势都很复杂，亟需进行协同作战，否则便无法击败国军在徐州的精锐集团。
但之前两大野战军配合得并不默契。
无论是打洛阳，打开封，还是在豫皖边建立根据地，两军基本上都是形式上的互相呼应，而无法进行深层次的配合。
原因不难理解。
粟裕和刘伯承的指挥风格并不相同，粟裕极善于打硬仗，越硬越喜欢迎着上，豫东战役以几乎等倍兵力连番迎战区寿年、邱清泉和黄百韬三个强大兵团。打到最后华野力竭，几乎被黄百韬突破防线。
刘伯承不愿打这种走钢丝的战役，一般来说都是谋定而后动，一者是性格和经历决定，二者是中野家底太薄，经受不起意外损失，所以打仗的感觉有点像诸葛亮，仗仗都要精打细算，就算出了意外也不至于影响元气。
所以说到了淮海战役开打之时，若无强有力配合，仍靠粟、刘两位各自发挥，单靠哪一个野战军都无必胜之把握。
粟裕看出问题的关键，致电中央请求中原局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毛主席命令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粟裕、谭震林成为总前委委员。
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陈毅。
他身兼两个野战军领导人的身份，很多涉及两军配合的命令，以及一些不太好协调的事情，都由陈毅出面。
比如飞兵宿县后的协同作战。
攻打宿县掐断国军徐蚌之间的联系，这是刘伯承的神来之笔。然而这步棋是好棋，却不太好走。宿县城小而坚，国民党军重兵固守，而且处在铁道线上，敌军来往救援非常便利。
刘伯承指挥中野部队进攻宿县，打得很不顺利。
中野太弱了，挺进大别山伤了元气，重武器全都丢了，没有重炮，打不动。
关键时刻陈毅亲自给粟裕打电话，要华野特纵赶紧调一批重炮和炮弹过来。华野特纵是鲁南战役后陈毅一手创建起来的，而且华野的榴弹炮弹，大部分是陈毅与东北局大连兵工厂联系后，从海上运过来的。
粟裕一听陈毅这要求，当场安排。这既是陈毅打下的家业，也有老军长的情分，没有理由不安排，而且是立刻安排。
大批榴弹炮和充足的弹药运了过来，一点时间也没耽误。中野将士们高兴万分，立马对准城上一顿猛轰，宿县城破。
若是陈毅不在，这事儿也能办，但是绝不会这么顺利，也不会这么快捷。要知道，跨野战军之间的调度协调，那可不是只靠自觉就能行的。命令流转、挑选支援兵力、部队之间的具体对接……其复杂程度足以造成长时间的拖延，以至于攻打宿县的窗口期白白错过。
陈毅积威仍在，又十分熟悉华野情况，只有他才能如此快速地跨越阻隔。
这还只是小意思。
成功包围并消灭黄维兵团，陈毅发挥的联络协调作用更大。
二、粟裕七夜无眠与陈毅拍板
中野包围黄维兵团，刘伯承自嘲瘦狗屙硬屎，围得住吃不下。黄维也吹嘘，以他兵团的强大实力，根本不把刘伯承中野七个纵队十几万人放在眼里。
事实也确实如此。黄维兵团中的骨干第十八军是陈诚土木系的老部队，战术水平极高。虽然被围住，但野战工事构筑得十分坚固，以轻步兵冲锋根本打不进去。时间一长，待中野兵力消耗得差不多了，黄维兵团冲将出来，与杜聿明集团会合，胜利的天平说不定就倒向国民党军了。
粟裕晚年回忆说，解放战争他有三次战役最紧张。
第一次是宿北战役，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华中和山东两个野战军，而且打算一口气吃掉两个整编师，非常紧张。
第二次豫东战役，粟裕以华野部分兵力（许世友山东兵团未到场），同时对付邱清泉、区寿年和黄百韬三个兵团，险到了极点，差点在最后时刻被黄百韬逆转。
第三次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也就是对付黄维兵团这个时期。
第一阶段作战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野伤亡高达4万人，部队在极度疲劳、没有休整的情况下，粟裕大胆地将华野兵力一分为三，主力包围杜聿明集团，另一部分牵制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第三部分派出去支援中野打黄维兵团。
难啊！哪个战场的兵力都用到了极限，万一哪个战场的口子没封住，都将导致国军主力突出重围，淮海战役的总体计划就付诸东流了。
尤其是南线两个方向，到底把主要力量放在李、刘兵团方向，还是放在黄维兵团方向？很难取舍。
粟裕形容华野当时是一肩挑三担，他紧张的七天七夜没有睡觉，美尼尔症发作，天旋地转，头痛欲裂。
这时候没有人能替粟裕拿大主意，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也都紧张到了极点，不敢随便建议。
陈毅没有忘粟裕。他以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力劝粟裕投入几个主力纵队先打黄维。
这简直就是豪赌，赌的是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不向北突围，而代价是对杜聿明的包围圈能否继续维持。
粟裕在已经无法算准到底哪股敌人先动的情况下，听从了陈毅的主意，派参谋长陈士榘率三个主力纵队和一部炮兵部队南下，对黄维兵团发动最后的打击。
抽三个主力纵队谈何容易？
华野北围杜聿明集团，南顶李、刘兵团，兵力已经用到了极限，粟裕不仅把手里的总预备队十三纵派了出去，还抽出一个攻坚主力七纵，以及炮火最猛的特纵。
粟裕几乎赌上了身家性命来支援中野。
试想，若无陈毅在总前委运筹协调，华野真能给中野这么大面子吗？
歼灭黄维兵团后，毛主席兴奋异常，更加意识到陈毅的妙用。
三、渡江战役仍未回华野
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随之撤销，而二野、三野（淮海战役结束后各野战军均改编，以一二三四称之）的战场随之南进，陈毅协助中原局抓后勤搞协调的任务基本结束了，按说陈毅该当回华野回归本职了。
仍没有！
毛主席尝到了陈毅兼任两大野战军之职的甜头，让陈毅留任中原局和二野副司令员，陈毅也表示挺无奈，然上命差遣，大局所需，不得不留。
毛主席照顾陈毅的感情，中间趁粟裕病重无法理事回济南治病时，让陈毅到三野露了个面。
当时陈毅已随着番号改变而续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三野众将群情耸动，热烈欢迎陈毅回来。
这次短暂露面后不久，随着粟裕病情好转出院，渡江作战提上议事日程，陈毅再次回到中原局，仍旧担任协调两大野战军的重任。
此时两大野战军基本上已经合在一起，华野兵力一分为二，以兵团为单位进行渡江作战。当时粟裕乃是强起病体勉强作战，一边揉脑袋一边指挥，可以说无力顾及两大野战军的协调问题。此时，又是陈毅挺身而出，居中调度协调，使两大野战军和中原、华东两个军区加起来共120万的部队，能够顺利自然地配合。
这是我军 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战役。
总前委此时担当的职能，实不亚于总参谋部。而陈毅发挥的作用，更是倍于淮海战役，堪为渡江胜利的大功臣。
四、上海市长
渡江胜利后， 历史 进入新阶段，三野上下都明白，陈老总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为何？陈毅已经履新，当了上海市长了。
早在1949年3月，中央就已经开始考虑解放上海后，谁来当首任市长的问题。
上海当时乃是中国经济中心，聚集了全国最多的民族资本，也是金融重镇，上海经济状况一度决定了国民党政府的走向。解放上海可不止武力解放，更重在如何顺利接管。
如果把上海打烂了，民族资本、企业和金融全部外逃了，那解放上海就是失败的。
如果接过来没有管好，民族资本发生恐慌，也外逃了，那同样是一场失败。
所以，这个市长既要通武略，懂军事，知道打上海怎么打；更要通文事，懂经济，会统战，把上海这个盛满水的大碗，安安全全地接过来放下去。
陈毅仿佛是上天预留下的最佳人选。
他在军事上的造诣虽不是绝顶，但胜在军事经历极其深厚，早在1927年初上井冈山时就是创军元老。他又善于把握大局，知道仗该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合适。进上海“瓷器店里打老鼠”的原则就是他定下的。
他在文化上的造诣在党内乃是顶尖水平，论吟诗作赋，除了毛主席他比不了，其他人在文艺范上没有几个能比得过的他的。文化也是战斗力，几十年来国军一直嘲笑中共是土八路，没文化。陈毅这面旗帜树起来，能够有效地团结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领袖。
他的头脑亦十分灵活，懂得变通，善于和各色各类人群打交道。在龙蛇混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上海，只有陈毅这样的人才顶用。
五、两件大事定上海
陈毅治理上海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
有道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陈毅在上海没有大事杀伐，杀伐固然能镇慑敌对势力，但治标不治本，那样反而会招致正在观望的中间人群的抵触。
陈毅做的工作多是润物无声。试举其两例。
第一件是搞文化座谈会。
陈毅召集了由科学、文化、教育、出版、曲艺、电影、音乐、美术等各界代表参加的一次大会，与会的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文化圈名人。陈毅上台讲话，一点也不怯场。
他从自己幼时上私塾说起，讲自己在成都求学，从学习古文经典讲到学习近现代科学新知，从在国内学习讲到去法国勤工作俭学。陈毅早有文名在外，所作之诗广为人知。加上他讲话幽默风趣，大气开阔，讲了4个小时，台下的上海文化名人们仍然不觉其累，频频鼓掌。
这次文化座谈会之后，上海文化界一度兴起了“陈毅热”，籍由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口，陈毅的影响力迅速遍及街头巷尾，老百姓也都开始知道市长的亲民，毫无疑问，陈毅迅速为我党树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旗帜。
第二件是打击投击倒把。
说起这个，大家自然会想起1948年蒋经国打虎。小蒋打虎，本质上打得也是投机倒把。但以太子之尊，小蒋打不动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的资本，物价越打越高，最后上海的金融市场完全放飞，老百姓苦不堪言。
陈毅面对的情况基本一致。虽说宋、孔家族都跑了，但上海市场上能左右物价的大投机商人仍然多得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曾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
上海解放一个星期，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就由1：100上涨到1：1400；6月8日上升为1：2000。银元价格升高，背后是国民党反动势力暗中作祟，企图破坏掉人民币的公信力。
银元价格猛涨带动了整个市场物价陡涨3倍。不法分子的猖狂行为，严重危害了上海人民的正常生活，并引起了全国 财经 的波动。
陈毅不怕这个，他下令集中3500万银元趁高价时在黑市抛出，以压低银元价格。政府还采取了“折实单位”发放工资，开办“折实储蓄”等方法，解决基本群众因货币波动引起的实际困难。
但投机者凭借雄厚的资本对人民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仍一意孤行。陈毅关键时刻敢出狠招，决定封闭取缔主要投机者的营业场所，拘捕扰乱市场的大投机商。陈毅强调：“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
6月10日上午10点，公安部门和警备区部队对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采取行动，扣押了250多名主要的投机分子。宣布禁止银元（包括黄金和外币）在市场流通，但允许按人民银行牌价兑换人民币，使人民币成为唯一的本位币。
第二天，银元价格从2000元跌至1200元，两天后，米价下跌二成。6月22日，物价指数下降10%左右，并逐步趋于平稳。
敌对势力和投机商贼心不死，企图仍用对付小蒋的办法搞垮市场。
当时市场最大宗的物资是“两白一黑”，即米、棉花、煤炭。
投机商利用庞大资本采购囤积重要物资，就是不卖。结果造成上海物资奇缺，大米每石从1.17万元猛涨到6.5万元，棉纱、棉布、面粉价格猛增3 4倍，并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创下上海解放后来势最猛、涨幅最大的记录。
陈毅见招拆招，经请示中央人民政府，从全国统一调配大量粮、棉、煤等重要物资到上海，抓住关键时期集中抛售，国营商贸部门将2.8万吨棉纱、100多万匹布，以及大量的粮食和煤炭连续10多天向市场低价抛售。
投机商人措手不及，欲吞不能，唯有将手中的货物竞相压价卖出，损失惨重。“两白一黑”的狂涨风终于被平抑下去。一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自内心地感叹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未料到的。”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陈毅在上海发挥的巨大作用，再次令毛主席欣喜异常。
天下固可以马上得之，却不可以马上治之。从此之后，中央再也没有让陈毅去做军事方面的工作。虽然仍然兼着华东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更多是挂名而不理事。
即使华东部队担负着解放蛙岛的重任，陈毅也没有再去管作战的事。
直到1955年三野番号撤销，华东军区改编为南京军区，由许世友出任首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陈毅也上调中央工作，陈老总与三野的交集，终于划上了中止符。
粟裕素来以善于奇谋、善打神仙仗著称，其实粟裕的能力不仅限于作战指挥，他的军事思想非常富有体系性，对战争准备、根据地建设等都有独到之秘。他对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尤其重视，有时甚至把根据地建设上升到与作战并驾齐驱的地位。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代，我军建设主力部队有一种模式，即按照游击队、县乡武装、军区部队、野战军的层级模式，逐步将武装力量培养壮大。
这种行之有效的模式为我军早期建设提供了强大助力，也适应了早期作战规模不是很大的形势。但随着抗日战争形势转好，部分根据地开始转入相持和反攻，开始出现一些纯军事观点，把发展壮大正规军作为唯一目的，忽视根据地基础建设。粟裕对这种观点和做法深恶痛绝，曾经在苏中根据地的大会上公开批判过“割韭菜”主义。
所谓的纯军事观点、割韭菜主义有什么表现呢？
当时苏中根据地一些师、团级部队，为了急于在作战中扩大成果——当然这种目的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把一些没有成规模、经验不是很足的地方民兵武装，强行上调到军区正规军行列。
还有一些部队，不执行粟裕的方针，把作战缴获的武器装备、各种物资绝大部分都留给正规军，不舍得给地方武装。而粟裕以往每次战斗结束，都反其道而行之，优先把好武器给地方民兵。
粟裕坚决反对急于求成的作法，也非常重视军队中出现的忽视根基、忽视根据建设的思想偏差，他曾经形象地总结过对待根据地建设的两种倾向：
第一种是割韭菜。 把地方武装当成是根据地里长出来的韭菜，不等长大就割一茬，刚长好一点又割，割来割去，弄得根据地总是光秃秃的，没有后劲。
第二种是孵小鸡。 经常把主力部队的骨干连队下放到分区，以他们为种子发展力量，小鸡越孵越多，力量越孵越大。
苏中区就是在粟裕重视地方武装、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指导之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发展了2万多人的主力部队，还有12个县属警卫团、3个海防团，其中脱产民兵有3万多人，不脱产民兵有26万人。
在日伪势力最为猖狂的江苏，粟裕能坚持抗战到底，强大而有梯次的地方武装力量，以及稳定的根据地，是最重要的保障。
1947年9月以后，华野分兵后，粟裕率西兵团主力进入河南、安徽，与陈谢、刘邓大军共同经略中原。
自1946年以来，华野接连打赢了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等，大兵团作战越来越有经验。与此同时，部队中一些忽视根据地建设、强调纯军事观点的思想也逐渐抬头。
这种思想，与当时中央制定的将战线引入国统区、转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总体指导，产生了较大偏差。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作战胜利，长期以无后方模式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军主力对决，以我军相对薄弱的后勤供给，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
粟裕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思潮的危害性，在深入理解领会中央作战命令的基础上，亲自动手撰写了一篇《部队进入豫皖苏地区工作情况、思想倾向及克服办法》报告，上呈华东局和邯郸局，后向中央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他详细列举了当时华野部队的一些消极思想认识和做法，诸如：
1.部队干部对土改教育认识不够深刻。
2.打惯了大歼灭战，对打小仗、打国民党地方民团不感兴趣。
3.不重视根据地（解放区）建设，不愿把骨干部队下放到县区。
4.不愿意抽调干部到根据地工作（甚至视到地方工作为“下放”）。
5.对根据地武装建设不重视，重上调使用，轻扶持帮助。
这些问题，其实与抗战时期苏中区的现象大同小异，都是军事形势转好时，基层部队盲目乐观、过于追求眼前胜利导致的。虽说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但作为战略指挥员，却不能听之任之、甚至被基层部队带偏。
粟裕虽然只是野战军分工负责军事的副司令，在华东局排名也不靠前，本来不用过多考虑根据地建设以及地方武装力量体系发展，但他思维眼界非常开阔，知道根据地建设与解放战争本系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解放区建设的建议。
他提出的对策大概有：
1.加速完成部队中的土地改革教育，帮助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2.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发动部队更加普遍参加群众工作。
3.每个纵队（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军）分工负责一个分区，作为固定联系区，负责为该区提供干部和武装。
4.新开辟的分区，要拨一个正规团作为该区的地方武装骨干。
5.继续抽调华东野战军干部到解放区的各分区工作。
6.请华东局、邯郸局继续帮助解决一部分干部，到豫皖苏各解放区帮助工作。
当时野战军最感兴趣的是打大歼灭战，抓俘虏，缴获物资，壮大实力。粟裕的这些政策全都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把身段放低，只打小仗，还把经过战火锤炼的干部反过来送到地方工作，难免令人侧目。
毛主席见到粟裕这个电报，感到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窝，引发了他的极大共鸣。工农武装割据、加强根据地建设，在当年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就是他极力推崇的策略，是工农红军得以发展壮大的法宝。如今粟裕活学活用这一军事思想，并极大的发扬和补充，这无疑是值得全军推广的。毛主席当即起草了回电，高度肯定粟裕的做法，并完全同意按此加强解放区建设。
当然，粟裕也知道，挺进中原后，更大规模的决战早晚会来，华野必须尽快壮大野战军实力。他手中的每一个连队都弥足珍贵，以后都有可能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怎样调配兵力是头等大事。
即使如此，粟裕仍然排除万难顶住压力，不断派干部和主力部队下放到解放区。
1947年11月，粟裕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在之前抽调1000名野战军干部的基础上，再抽调1000名到豫皖苏各个解放区工作，全力支援地方分区扩大生产、推进土改、壮大地方武装。
豫皖苏新开辟的三个解放区第四、第五、第六区，分别由华野六纵、八纵、三纵结成固定联系组，派出正规军下到解放区担任主力武装。
当时华东战场国军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反攻，华野东兵团在山东也打得不是很顺利。在这样紧要的关头，还把主力纵队放下去搞根据地建设，把正规军降格为地方部队，有些干部议论纷纷，不是很理解。
粟裕虽然听到了一些消极反对的声音，但决心已定，必须执行到底。他还亲自决策，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的大事：下放整整一个主力团！
这个团下放的分区，是豫皖苏第五分区，位于平汉路与陇海路的交界之处，位置十分关键，是华东与中原的交通咽喉。粟裕决定调八纵二十四师一个主力团留驻于第五分区，并令该师副师长王建青和政治部主任华楠亲自留下负责当地工作。
一个主力团是什么概念？这种规模的部队，可以独力完成一个战略要点的攻守任务，用的好了，可以发挥出战役级别的作用。当年粟裕在苏中时，手中有不足十个团规模，就能力抗日寇和伪军。
这么大的付出，成果也是丰硕的。
华野在豫皖苏播下的种子，很快就遍地开花，到1948年上半年，各分区新解放了县城24座，建立了20多个县级党政机关，零散发起的战斗歼敌7万多人（相当于两个孟良崮战役加一个沙土集战役歼敌），新发展地方武装6万余人。
中原地区自1946年中原突围之后全都成了国统区，我党我军没有成规模的解放区和武装力量，至此已经基本为我军掌握，成为我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对敌发起战略决战的有力支撑。
据淮海战役被俘的国民党总统府少将参军、徐蚌会战战场视察官李以劻回忆，他在淮海战役中曾看到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的一份电报，其中一条信息令他终生难忘。
据黄百韬电报称，第七兵团伤亡二万余人，负伤者七千多人，欲运回徐州救治，却因为徐州附近到处都被共军发展为解放区，无民夫可征，伤员坐以待毙，后来竟是共军出于人道主义，动员解放区民众，帮助国军将四千余伤兵送回徐州。
国军将领李弥在徐州哀叹，共军这一手，比当年张良的四面楚歌还要厉害，我们的伤兵在徐州医院到处宣传，讲共军的好处……
回过头来再看粟裕的决策，才能明白他重视根据地建设的长远意义。人民战争的本质及其伟力，粟裕将军的体悟和运用，可谓到了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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