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清洗二号人物，建立绝对权威，不寻常的绍荣案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就在频繁的内忧外患中度过了。不过比起这些军事行动，当年最具轰动性的事件仍是朱元璋清洗军中二号人物邵荣的所谓“谋反案”，这起案件对朱元璋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非常重要。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在中秋之夜将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这两位郭子兴旧部的代表人物全部诛杀于应天聚宝门，完成了对手下队伍的一次大清洗。这一事件也超越当年困扰朱元璋的内忧外患，成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方面最具轰动性的事件，其中尤以诛杀邵荣这一此时濠州红巾军中的二号人物最为重要。

然而回顾整个邵荣案，却会发现很多文献的记载都语焉不详。对于这位濠州红巾军二号人物之死，实在是有太多的疑问。

首先，关于邵荣案发和伏诛的时间就有分歧。俞本《纪事录》记载为：

八月初七日，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等部海船于二村港，哨张氏，谋叛。部下士刘某遁回，密告于上。令平章廖永忠、都护康铎（应为康茂才）邀饮，擒之。解至上前，泣数其罪，共宴数日。至中秋夜，俱斩于聚宝门。首告者授指挥，守广德。

毫无疑问，邵荣伏诛是在中秋夜。然而在《明太祖实录》中，邵荣伏诛则是在七月十三日，罪名也不一样，为“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反，伏诛”。七月的说法见于宋濂所写《张中传》中，《明太祖实录》中的时间当沿袭于此，而刘辰在《国初事迹》中则和俞本《纪事录》保持一致。那么究竟哪个时间更可靠呢？

刘辰在《国初事迹》中明确记载邵荣七月才返回应天，八月案发被捕；宋濂虽然在文集中记载了很多明初史事，然而时间顺序经常错乱。另一方面，俞本《纪事录》中着重强调邵荣是在中秋夜被杀。综合起来，还当以八月为可靠。

另一个问题，向朱元璋密告邵荣者究竟是何人？《明太祖实录》记载为宋国兴；《国初事迹》只言是“元帅宋某”，没有记载清楚究竟是何人；潘柽章《国史考异》则认为是宋国兴的弟弟宋晟。

对此，杨士奇在后来为西宁侯宋晟所撰《西宁侯宋公神道碑铭》中记载宋朝用、宋国兴父子“从张天佑克五河、泗州、盱眙，又并进总管。乙未，从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总管邵荣等潜有异谋，国兴察知以闻，荣等伏诛。从克溧阳，进攻南台，国兴战殁，命公（指宋晟）袭兄职。丙申……从克南台，公父升广德元帅。丁酉，随广德公克宣州，还，改广德公天宁翼元帅，以老，留建康……己亥，（宋晟）袭天宁翼元帅”。然而，杨士奇的记载中有一个重大的时间错误，就是将邵荣案发的时间误记为乙未年，即至正十五年（1355年）。也正是因为杨士奇的这一记载失误，让这段记载的时间都很成问题；《明太祖实录》坚称告发人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已经战死的宋国兴。

潘柽章在《国史考异》中则认为“元帅宋某”应该指的是宋国兴的弟弟宋晟。然而宋晟在当时名位低微，虽然兄长战殁，其弟袭职的记载应该没有问题，但宋晟从其兄宋国兴那里袭来的只是一个总管，直到其父宋朝用以年老留应天一段时间后，才将其父“天宁翼元帅”的职务继承过来。因此，宋晟当时并不具备向朱元璋密告的条件。总之，这个“元帅宋某”即使按照排除法也只剩一个人选了，就是宋国兴、宋晟兄弟的父亲宋朝用，也被记载为“老宋元帅”。

回到杨士奇的记载，宋朝用曾担任“广德元帅”，后来又“改天宁翼元帅”——这完全符合俞本记载的密告者“守广德”的记载。因此，这个密告者确实最有可能是宋朝用。

然后，就是邵荣的罪名了。俞本《纪事录》中记载的为“谋叛”，《明太祖实录》中则是“谋反”，定罪明显重于《纪事录》。要分析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看看邵荣自己的供词。刘辰在《国初事迹》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太祖命壮士执邵荣、赵继祖连锁，置酒待之，问曰：“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君臣。尔如何要谋背我？”荣答曰：“我等周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不饮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泪下。

这段对话中，朱元璋只是责问邵荣为何要“谋背”他，邵荣的供词也只是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为手下开脱，希望能够保全他们。由此可见，当时朱元璋为邵荣定的罪名只是要“谋叛”自己而不是更进一步的“谋反”，《明太祖实录》所载更有可能是出于宣传而进一步加重了罪名。

最后，要分析一下朱元璋处理邵荣案的方式以及常遇春在里面的作用。到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手下的势力已经又发生了变化，此时主要由濠州旧部（包含朱元璋嫡系及横山历次归附人员、郭子兴旧部）、巢湖水军和渡江以来陆续归附的人员组成。其中，朱元璋嫡系、横山历次归附人员和渡江以来陆续归附人员都是绝对服从朱元璋的；巢湖水军自从廖永安被张士诚俘虏，朱元璋提拔廖永忠与俞通海共同统领后，也实现了对朱元璋的绝对服从；因此，只剩下濠州旧部中的郭子兴旧部这一部分最难处理了。郭子兴旧部中的张天佑、郭天叙和郭天爵都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被朱元璋杀掉了，只剩下了邵荣和赵继祖两人。邵荣此时又是军中二号人物，居于平章高位，战功卓着，他的存在无疑会让朱元璋感到如芒在背，必须进行处理。

朱元璋派去诱擒邵荣的两员将领是廖永忠和康茂才。廖永忠是此时巢湖水军的首要将领，康茂才则是在朱元璋渡江时带领大批苗军归附的，属于渡江后陆续归附人员。朱元璋让这两人去诱捕邵荣而特意绕开了濠州旧部，无疑是不想走漏消息让邵荣铤而走险，由此可见朱元璋的精细周详。

邵荣被捕后，无论哪一份史料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朱元璋很动情地与邵荣交谈，谈及两人起兵的过往，两人甚至流下眼泪。《国初事迹》甚至记载说“太祖欲禁锢其终身，听其自死”。而《明太祖实录》和《国初事迹》还都记载了常遇春劝朱元璋杀掉邵荣。《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不欲即诛（邵荣、赵继祖），系于别室”并对诸将表示：“吾不负邵荣，而荣所为如此，将何以处之？”常遇春此时劝朱元璋说：“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于是朱元璋含泪杀掉了邵荣、赵继祖。刘辰《国初事迹》中常遇春也有类似的劝说，认为留下邵荣“是违天也。所以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

在徐达屯兵西线不在应天的情况下，常遇春能单独劝说朱元璋，说明他已经凭借扎实的战功成为朱元璋集团中一位举足轻重的将领，但他坚决劝说朱元璋杀掉邵荣，与之前劝说朱元璋饶丢掉安庆的赵伯中一命，可以说态度截然相反。这一方面可以说赵伯中与常遇春同属渡江归附，常遇春愿意为他说话，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说是朱元璋授意常遇春这样做的，朱元璋自己唱红脸，让常遇春唱白脸，最终实现清洗掉邵荣的目的。这可以说是朱元璋一开始就设计好的一个圈套。

朱元璋执法以严格着称，之前的余元帅、赵伯中等人，都因为战败失地，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诛杀。但对于身负“谋叛”大罪的邵荣、赵继祖等人，朱元璋则上演了一出温情戏码。这无疑说明：一方面，邵荣等的罪名是很成疑问的，内部不同意见很多，朱元璋需要很表现出于他也不愿意杀掉邵荣，以求平息舆论；另一方面，即便是如此，朱元璋还是坚持杀掉了邵荣，足见权衡利弊后，认为杀掉邵荣能够为自己带来的政治利益大于损害，因此邵荣必须死。

事实说明，朱元璋确实达到了目的，邵荣、赵继祖死后，郭子兴旧部这一势力彻底被打压了下去，再也不能兴风作浪。这一切都保证了在次年与陈友谅生死对决的鄱阳湖决战中，朱元璋能够令行禁止，不用担心内部再出现问题，也奠定了他此后能够迅速发展并最终登上权力顶峰的基础。

本文摘自《朱元璋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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