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与李如松伪报战功，虚构火烧龙山仓

宋应昌与李如松伪报战功，虚构火烧龙山仓

历经碧蹄馆之战、幸州山城之战、熊川海战后，无论明军还是朝鲜军，短时间内都难以击败日军，打破僵局。明军乏粮，死伤颇多，士气十分消沉。提督李如松从一开始一意主战的强硬姿态，逐渐转变成了谋求讲和的退缩姿态。（《明史稿 ·李如松传》《明史稿 ·宋应昌传》）

与明军的情况相同，此时日军也存在严重匮乏兵粮的境况，已经撑不下去了，同样有与明军议和的需求。日军的后方补给路线，早已被朝鲜义兵切断，因此前线日军无法及时得到兵粮补充。早在碧蹄馆之战爆发前几天，石田三成等奉行众就已经写信给名护屋，报告王京的兵粮严重不足，只够日军再撑两个月。

另据《再造藩邦志》记载，日军不仅缺乏粮食，而且很多士兵因为水土不服，皮肤都肿烂溃疡了。他们听说明军出动战车，在临津江边放虎蹲炮等各种火炮，声势浩大，场面壮观，都对此感到畏惧。同时，他们对在平壤败北耿耿于怀，认为应当吸取教训。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之下，日军流露出了撤兵的意愿。

对于日军缺粮的原因，李如松、宋应昌在公文报告中有一套自己的解释，认为是由他们主导造成的。据《事大文轨》记载，李如松在二月下旬向宋应昌报告：“本月二十日，密遣哨丁金子贵等同朝鲜通事，潜夜前去倭贼屯扎处所，将龙山馆积贮粮草二十三处，乘西北风，用明火、毒火、火箭齐发，飞射仓房草垛，尽行焚烧。贼见火箭飞空，不知我兵虚实，伏不敢救。次日，放火自烧南关房屋。”

根据李如松的说法，二月二十日，他偷偷派哨丁金子贵等人带上一个朝鲜翻译，去夜袭王京日军的粮仓龙山馆（在王京南面，由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的日军第一军团戍守），将龙山仓的粮食焚烧一空。

而宋应昌在收到了李如松的来函后，居然在三月三日的《报王、赵、张三相公书》里，将李如松的报告全部揽为己功，说是自己命令李如松派人去放火烧了龙山仓：“倭奴远栖异国，所恃惟在粮饷。彼龙山堆积一十三仓，某命李提督遣将士带取明火等箭烧之。二十日，往彼举箭烧尽无遗，倭奴虽列营分守，不敢来救。”

三月五日，宋应昌又在发往兵部的报告《报三相公并石司马书》中表示：“至如龙山仓粮已烧，倭奴或难久驻，然倭谋叵测，未可必也。”

后世成书的史料，如《皇明从信录》《两朝平攘录》《明史》等接受了李如松、宋应昌的说法，又结合后来日军撤出王京的事实，认为火烧龙山仓以后，日军粮草断绝，不敢与明军为敌，只好退遁朝鲜沿海。然而，如此重要的事情，日本史料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记载。在朝鲜史料里，甚至还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记载。

在李如松的报告里，金子贵等人火烧龙山仓的时间是在二月二十日，并且将日军粮仓“尽行焚烧”。但事实上，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就在8天后的二月二十八日，同样意识到烧毁日军粮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军，开始制订火攻龙山仓的计划，全然没有明军已经将之焚毁的迹象。当时，明军与朝鲜军一直有联络，并不存在通信不畅的可能。如果明军已经将龙山仓焚毁，朝鲜军完全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做这件事情。

又根据《惩毖录》的记载，到了三月五日，也就是宋应昌正式向明朝兵部报告“龙山粮仓已烧”的那天，作为朝鲜三道都体察使的柳成龙，再次制订了火烧龙山仓的计划，还是没有龙山仓已经被明军焚毁的迹象。

柳成龙指出，实施火攻龙山仓的计划在现实层面上有很大困难：“今贼既屯据京邑，凭恃险阻，而龙山等仓尚有余谷，主客劳逸之形，悬然不同。如非天兵大势进剿，则我兵难以轻进也……龙山仓火攻一策，臣亦料理已久。故忠清水使丁杰近日率舟师，往来于龙山之下者有日。又令京畿水使李苹及倡议使金千镒各率舟师以助声势。又借火箭数十于天将，送于丁杰，使之相机善处。但龙山地势，江面有断垄，仓在其内，我军若容易下陆，为贼所掩，则必至奔败。故臣令丁杰等逐日耀兵，使之牵制贼兵。而别令陆军乘夜从后以进，以试火策。而将帅军卒必须精练敢进、素谙地形之人，然后乃可，故至今未试。”

简单地说，柳成龙虽然制订了焚烧龙山仓的计划，但他认为朝鲜军实力尚且不足，因此并不敢贸然行动。柳成龙提出这一计划是在三月五日，但李如松却声称在二月二十日就已经焚毁了龙山仓。如果真的像李如松所说的那样，柳成龙又何必事后诸葛亮，多此一举呢？

到了三月十五日，朝鲜忠清道水使丁杰依照柳成龙的计划，率领水军北上，准备火烧龙山仓，结果一波三折，没有成功。据丁杰驰报，他率领水军直抵龙山仓下，与结阵在江边的日军放炮相战，只是没有想到对方人数竟然达到2万人之多。（《惩毖录 ·驰启京城贼势速请提督进剿状（三月二十日）》）

从丁杰的驰报可以看出，日军在龙山仓附近防守严密，配置了相当多的兵力，因此使丁杰火攻龙山仓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从朝鲜水军制订、实施火烧龙山仓计划的时间来看，宋应昌、李如松二人声称的火烧龙山仓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再从其他记载来看，火烧龙山仓也大有可疑之处，甚至我们可以断定这件事并不存在。根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的记载，三月，宋应昌、李如松二人派遣沈惟敬前往王京与日方议和，要求日军撤走，日方同意并许诺将龙山仓剩下的2万石米粮全部留下。四月十九日，日军撤出王京，并遵守之前的约定，将2万石粮食交给了李如松的差官沈思贤。由此可见，龙山仓的粮食不仅没有被明军焚毁，日军在撤退时甚至还将剩余的粮食留给了明军。

而小西行长的说辞，也可以佐证《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的记载，证明龙山仓的军粮没有被明军偷袭焚烧，而是日军将余粮留给了明军。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小西行长撤出王京以后，致信沈惟敬，信中提到“从麾下之言，引兵退王京，遗二十余万粮物，不烧灭之”。

不过，无论是《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提及日军剩下2万余石兵粮，还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提及日军剩下20余万粮食，这两个说法都有所夸大。根据石田三成等奉行众在一月二十日写给名护屋的书信，王京日军的兵粮仅剩下1.4万石（此为日本标准，相当于明朝的2.4万石），只够他们再撑两个月。又根据柳成龙的《惩毖录》记载，日军于四月十九日撤出王京后，他清点了龙山仓的余粮，发现还有2000余石。

虽然一些朝鲜史料将日军留在龙山仓的余粮进行了夸大，但也可以看出，火烧龙山仓一事并不存在，相反，日军在撤兵后将余粮留了下来。事实上，直到日军四月十九日撤出王京前，柳成龙还在制订火烧龙山仓的计划，但因为顾虑到沈惟敬身在倭营而未敢动手。（《惩毖录 ·驰启军功状（四月十九日）》）甚至，在朝鲜史料《燃藜室记述》一书中出现了“上驾幸龙山仓，出食谷散给坊民”这样的记载。也就是说，日军撤走后，回銮王京的朝鲜国王李昖，将龙山仓的余粮赐给了附近的百姓。这一条记载，同样可以佐证明军并没有焚烧龙山仓。

后来，从朝鲜回国的宋应昌，编写了一部名为《经略复国要编》的书，此书主要是夸耀他为朝鲜复国做出的功绩，书中多次提到他派人火烧龙山仓，导致日军粮饷断绝这件事。但《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指出，宋应昌这一说法完全是不实之词：“应昌着成一书，名曰《复国要编》……应昌曰，“王京城子险峻，未易攻拔，故使查大受焚龙山仓。倭贼无粮饷，宵遁” 云。当时城中粮米狼戾（堆积散乱之意），何得云无粮饷乎？此则欺天矣。”

近代日本实证主义史家星野恒也指出，在柳成龙的《惩毖录》当中不仅没有出现明军火烧龙山仓的记载，反而有王京回到朝鲜人手里后，柳成龙让人看守龙山仓的记载，足见龙山仓没被焚烧。星野恒据此进一步指出，明朝史料虚构了火烧龙山仓一事，追根溯源，主要是李如松等人因耻于无功而捏造了这件事。

不过笔者认为，虽然并不存在“火烧龙山仓”这件事情，但李如松在二月二十日，应该确实是派金子贵、金善庆等人去龙山仓了。

本文摘自《万历朝鲜战争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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