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战国”好理解，为什么之前年代叫“春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

周朝时期发生的“三家分晋”事件具有跨时代意义，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将“三家分晋”作为周朝步入春秋战国时期的分界线。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历史上是龙飞凤舞，对于战国人们并不陌生，毕竟七国纷争，兵戈不止，不过值得注意战国并不是后世起名。

《战国策·燕策一》就记载了苏秦的弟弟说的一句话：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

战国年间成书的《尉缭子·兵教下篇》中同样有载：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

由此可见，当时的七个诸侯国都有了“战国”的称呼，一直到西汉，这个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司马迁编写《史记》时，也是沿用战国二字，《史记·匈奴列传》载有：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战国”几乎是一个约定俗称的称呼，那么为什么战国之前叫“春秋”呢？

我国一直都是农耕大国，农作物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战争的走向，春天万物复苏，农民开始播种，到了秋天就是丰收季节，周朝时期汉字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用来记载事件还是用青铜和竹简，并不是特别方便，因此只会记载一些大事。春、秋两季又非常重用，干脆就以“春”和“秋”作为一年的代称，也代表这一年所发生的大事件。

《礼记·王制》中载有：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秋曰尝。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礼记·王制》中又载：国家大事，在祀于戎。商周时期又提倡“冬夏不兴兵”，毕竟打仗需要充足的粮草储备。

当时就形成了“春天祭祀，秋天打仗”的一种特殊惯例。

《礼记·王制》又载：春秋教以《礼》、《乐》，冬夏交《诗》、《书》。

周朝的礼乐非常繁琐复杂，但他们也都恪守礼乐，又以春秋作为教导《礼》、《乐》的一个标准，三家分晋也是礼乐崩坏的一个标准，意味着周朝衰微，无力再管辖这些诸侯国，“春秋战国”也步入了历史。

还有一种说法来源孔子，周朝礼乐崩坏之后，孔子一直都在提倡克己复礼，并游说各国，主张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社会，但是孔子的思想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他的主张并没有被采纳。

不得志的孔子在晚年开始整理一些史书，据说鲁国史官将各国的大事件按照年、季、月、日记录下来，孔子又重视礼乐，就把整理出的文史资料命名为《春秋》。

孔子整理出的《春秋》，以公元前770周平王东迁作为起点，结束于公元前476年，共295年。

周平王东迁前，发生了民间流传的“烽火戏诸侯”犬戎与申侯攻入了镐京，周幽王被杀，诸侯就拥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在外患的威胁下，周平王继位的第二年就开始东迁，郑国、秦国、晋国护送了周平王，秦国因为有功，就被封为了诸侯。

而周平王是被申侯拥立为王，间接犯了弑父罪名，诸侯王本就蠢蠢欲动，就以这个名义开始蚕食西周，周平王无力对抗诸侯王，也只能任由诸侯争霸。

《春秋》以周平王东迁作为西周进入春秋的分水岭，而《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步入战国时期的分界线，两者都是说明，西周礼乐崩坏，周王室衰微。孔子主张复兴礼乐，以《春秋》为名在合适不过。

孔子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享誉盛名，只是儒家学说并没有得到重用，秦始皇结束战国一统天下之后，又掀起了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直到汉朝建立，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史官们这才开始整理汉朝以前的历史。

司马迁早年就拜入了孔安国、董仲舒门下，受儒家学说影响很深，他自然推崇孔子学说，编写《史记》也就将西周之后的历史定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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