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对韩愈的影响（上）

陆再奇

第348期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陈寅恪老先生称其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陈寅格《论韩愈》”。韩愈56年的人生中，至少有九分之一的时间“就食”宣城。从韩愈的人生经历来看，“就食”宣城的五、六年（13岁至18岁）间，既是韩愈长身体的“黄金期”，更是其“求知求学”的关键时期。“零丁孤苦”的少年韩愈在宣城不仅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而且“始专于讲习兮”，期间不仅受宣城文风的薰陶，而且有可能受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人物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影响，完成了科举考试前的教育，造就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同时结识了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等人，为其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用现代话来讲，韩愈“就食”宣城期间的生活、学习、交友及宣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薰陶，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就是从宣城开始，韩愈完成了自己古文派传人的身份认定，扣好了“倡导古文运动”的第一粒扣子，可以说是宣城成就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辉煌人生。此为拙见，敬请批评指正。

一、宣城为“三岁而孤”的韩愈提供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韩愈，大历三年（768）戊申生于官宦之家，本应在欢声笑语之中度过衣食无忧的少年人生，不幸的是大历五年，不足三岁（注：《乳母墓铭》曰：“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即虽入三岁，而未及两周岁）的韩愈，父亲韩仲卿就去世了。长兄韩会担负起了抚养“三岁而孤”弟弟的重任。宋代王铚《韩会传》载：弟愈三岁而孤，养于会。

韩会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长韩愈31岁。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云：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韩会），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间，天下士大夫谓之四夔。其义以为道可与古制服夔皋者侔，故云尔。或曰” 夔尝为相，世谓相夔；四人者虽处而未仕，天下许以为相，故云。《旧唐书•崔造传》载：永泰（765～766）中，韩会与崔造、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韩会为“夔头”，夔本来是舜帝的乐官，后来成为宰相的代名词。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息，二十七八岁的韩会与好友崔造、卢东美、张正则等人在一起，读书作文，关心国事，纵论天下兴亡，以社稷江山为己任，在朝野上下颇有声誉。

大历九年（774），韩会以有“文学才望”为宰相元载所青睐，被提拔进入朝廷，做了起居舍人，官居六品，随侍在代宗皇帝左右，负责记录编录代宗皇帝及其宰相议政的言论，成为代宗皇帝李豫身边的近臣。6岁的韩愈也随兄嫂一起来到了京城长安。然而好景不长，大历十二年（777），宰相元载因有人告发他“图谋不轨，引用贪猥”，被代宗皇帝赐死，朝中数百名官员因此受牵连遭贬谪。韩会因文章见长，名声颇着，为元载重要党羽，因此，被贬到距离京城五千里外的韶州任刺史。柳宗元《先友记》云：“（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谤。”唐代，韶州地处岭外，远离京城，经济落后，凡贬岭南的朝廷官员均罪行较重。“夏五月，起居舍人韩会坐元载贬官”。时年9岁的韩愈被迫随兄嫂长途跋涉，历经两个月的艰辛，辗转抵达韶州。40年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路过韶州时，回忆往事，深有感触地写过一首追忆幼时千里迢迢随长兄韩会贬谪岭南韶州的忆旧诗，诗中写道：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止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

大历十四年（779），韩会因不得志，忧愤过度染重病逝于韶州任上，年仅四十二岁。《韶州府志》载：“韩会，擅清誉，有文名，大历十四年贬韶卒，父老巷哭祀名臣。”11岁的韩愈再随兄嫂郑氏，挥泪扶柩北归，将韩会“归葬河阳”（今河南孟州）。此次韶州之行，18年后任汴州观察推官的韩愈在《复志赋》回忆道：当我从开始记事起，就懂得了生活的艰难坎坷。那时还未满十二岁，我兄韩会坐元载案，我随他南迁韶州。越长江滔滔惊波，涉洞庭漫漫水域，跨五岭绵绵峰峦，一直到韶州曲江县才安定下来。不多久，我兄病亡，我随嫂郑氏携幼侄扶兄柩归葬河阳。恰遇中原战乱，不得北归，只能在宣城避乱。

韩愈所说的“恰遇中原战乱”，是指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原为“安史之乱”的史朝义旧将、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亡，其子行军司马李惟岳请求继任节度使位，同为史朝义旧将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也代为请求，均被德宗皇帝拒绝。于是，李惟岳、田悦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引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河北藩镇之乱。

宣城，地处皖南山区向长江沿岸平原过度地带，“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丰”；与宣城紧邻的徽州六邑“处万山中”，“鲜田畴”，耕作面积狭窄；而今芜湖、马鞍山、铜陵等长江沿岸城市，历史上多为地势低洼的水网地带，属典型的“江南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三国时期，吴主孙权为抵御曹魏，才开始围湖造田。南宋及以后，大规模筑堤围田，开始崛起。

战国时期，宣城政区名爰陵，建城与“六朝古都”南京基本同步。《鄂君启节》载，公元前323年，即为楚国在江南的重要商贸城市，城中设有水关关卡，驻有税官，负责管理商品贸易，向往来商人收税。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刘彻在此设丹阳郡，管辖今皖南苏南浙北50多个县（市区），辖区5.7万多平方公里（以今辖区面积推算）。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吴王孙权为镇抚山越，分郡治宣城的丹阳郡南部山区歙县、黝县设立新都郡，将歙县一分为五，疆域大体包括明清时期的严州府和徽州府。

西晋太康二年（281），武帝司马炎将丹阳郡治迁至南京，分丹阳郡南部11个县，在丹阳郡旧治置宣城郡，宣城郡管辖今皖南境内23个县（市区），辖区2.7万多平方公里。东晋时，琅琊王在诸王中地位最高，皆以宣城郡为食邑，或兼食会稽郡。

南朝刘宋王朝时，宣城郡属王畿地区，齐梁时期频封王侯。开皇九年（589）隋平南朝陈，隋文帝诏令“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 1994版《南京市志》第一卷《政区建置•概述》称：六朝古都降至地方最低一级行政区。建康周边的宣州、润州地位抬升。

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王朝之初，就十分重视对宣城的经营。武德年间，在宣城设宣州总管府、宣城都督府，统辖宣州、歙州、猷州及池州军事。贞观十一年（638），唐太宗李世民委任开国功臣鄂国公“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诏曰“今之刺史，古之诸侯”（《唐会要》卷四七《封建杂录下》）。永徽四年（653），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一子、唐太宗李世民同父异母弟弟，密王李元晓，由泽州徙任宣城刺史。

开元年间(713～742)，唐王朝以各州县纳税的户数、人口多少为标准，划分州县“等第”。州县划分上中下三等。宣州为“上”州，下辖八县，二“望”四“紧”二“上”，全部属于“上县”（《唐会要》卷七十《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天宝十一载（752），全国人口4814.4万，其中，都城长安196万，陪都洛阳118.3万，宣州（州治今宣城市区）88.5万。宣州人口数占全国1.84%，仅次于长安、洛阳，位居全国第三，同时期号称“扬（州）一益（州）二”的江南第一都市扬州，既是淮南道首府，又是全国航海贸易的主要港口和国际贸易最繁华的城市，人口46.8万，只有宣州的53%。宣州户数之多，一直为时人所称道。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持续近八年，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使中原地区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中原百姓大规模逃往相对安定的南方。“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旧唐书•权德舆传》）。《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756）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其土乐，其民安”（唐卢肇《新兴寺碑》）的宣城，是中原士民南迁江南的重要居住地。史学家吴松弟对唐宋文献所载的743名北方移民的资料进行分析，分布在江南各州的北方个体移民，移居宣州8个，仅次于苏州16个、杭州13个、歙州13个。

韩愈与其嫂郑氏、侄儿韩老成避乱宣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韩家与宣城有较深的渊源，且留有深厚的人脉资源。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载，韩愈有三位叔叔，分别是韩云卿、韩少卿和韩绅卿。韩云卿，“文章冠世”（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好立节义”（李翱《韩君夫人韦氏墓志铭》），上元二年（761），调任宣州广德县令；韩少卿担任过宣州当涂县丞；韩绅卿任扬州高邮县尉；其父韩仲卿至德二年（757）从武昌县令调任邻近宣州的饶州鄱阳县令，因此，对宣城比较熟悉；二是韩家在宣城有家业。韩家在宣城的家业，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综合各种史料分析，可能是上元二年（761）左右，韩愈的长兄韩会为避“刘展兵变”从南京逃至宣城期间所置。“安史之乱”爆发后，韩愈的长兄韩会即避难江南，具体地点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永泰年间居住上元（即今南京市区）记载是明确的。

唐代上元县，南朝时为宋齐梁陈的都城，隋平南朝陈，将六朝京畿之地（今南京主城区）合并为一个江宁县。至德二年（757），在江宁县置江宁郡。乾元元年（758）改江宁郡为昇州，辖江宁、句容、溧水、溧阳4县。同年十二月，肃宗李亨分江南东道置浙西道，道治昇州（今江苏南京）。统昇、润、宣、常、苏、杭等10州。肃宗上元元年（760），安乱之乱尚未平定，末受安史之乱波及的长江、淮河一带又燃起烽火。这年十一月初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淮南东、江南西、浙江西三道节度使的刘展，率兵攻陷润州，两天后又攻陷昇州（今南京）。上元二年（761），唐王朝废昇州，昇州所辖溧水、溧阳两县划归宣州，江宁、句容两县划归润州，江宁县改名上元县，同时将浙西道迁至宣州宣城县，至永泰元年（765），前后四年。此时侨居浙西道境内的韩会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颇有政治、经济头脑及远见。在此之前韩会的高祖、曾祖、祖父均做过朝廷命官或地方官，此时，父亲韩仲卿任临近宣州的饶州鄱阳县令，叔叔韩云卿调任宣州广德县令，韩家的经济条件尚好。此间，很多避乱江南的中原人士多在江南置办家业，如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宣城就置办有家业，韩会和柳镇又是好朋友，可能就是这个时侯，韩会为躲避刘展兵变，从昇州（南京）迁居宣州宣城，建议父亲或韩会奉父亲韩仲卿之命在宣州宣城县置办的家业，以防后患。这样，日后韩愈等人避难江南就有了落脚之处。

关于韩愈避难江南一事，正史《旧唐书》《新唐书》没有明确记载。《旧唐书•韩愈传》载，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新唐书•韩愈传》载，韩愈，字退之，郑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光绪《宣城县志•寓士》载，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年十三自河阳从其嫂郑氏、侄老成就食宣城，时已能文。凡七稔而学成以去。明•邹守益《韩公别业碑记》载：昌黎韩公家邓之南阳，幼孤，随兄会谪岭表，卒，从嫂郑归河阳。建中、贞元间，避地江南，韩氏有别业在宣城，因就食焉。朱熹《韩集考异》（卷十）“新书考异”和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二于《示爽》诗注有考证。

从史料记载及韩愈的诗文，可知韩愈避乱宣城之前，主要是在河阳、长安、韶州等地动荡流离中度过，生活的艰辛是难以想像的。贞元十九年（803），时年36岁的韩愈在《祭十二郎文》叹曰：我自幼丧父，等到大了，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模样，只有依靠兄嫂抚养。哥哥正当中年时就因与犯罪的宰相关系密切而受牵连被贬为韶州刺史，次年死于贬所。我和你都还小，跟随嫂嫂把灵柩送回河阳老家安葬。随后又和你到江南谋生，孤苦伶丁，也未曾一天分开过。我上面本来有三个哥哥，都不幸早死。继承先父的后代，在孙子辈里只有你，在儿子辈里只有我。韩家子孙两代各剩一人，孤孤单单。嫂子曾经抚摸着你的头对我说：“韩氏两代，就只有你们两个了！”那时你比我更小，当然记不得了；我当时虽然能够记事，但也还不能体会她话中的悲凉啊。又如，韩愈在《祭郑夫人文》哀叹道：天祸我家，降集百殃。念寒而衣，念饥而飨。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既克返葬，遭时艰难。贞元十三年（797），韩愈在其《复志赋》回忆道：“嗟日月其几何兮，携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用韩愈自己的话说，“就食”宣城之后，才结束了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勤练讲习，探求先贤圣经的深奥道理。

二、宣城深厚的文化土壤哺育了韩愈这颗文化大树

文学家是文化的精华所聚，直接影响、制约文学家生长的基本因素是文化，文学家的出现和成长，必须以厚实的文化土壤为依托。此为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对先秦至辛亥革命期间中国6769名文学家地理分理考证后得出的结论。

宣城，夏商周时期，土着居民为越人，“断发文身，祼以为饰”，语言为古越语，似鸟鸣一样中原人听不懂，称之“鸟语”。秦统一中国，除少数统治者，居民主体仍然是土着越人。

西汉建元六年 (前135)，淮南王刘安曾上书汉武皇帝刘彻曰：“越，为方外之地，断发纹身，和中原习俗很不相同。”东汉建武六年（30），中水侯李忠来宣城任丹阳郡太守，“起学校，习礼容”，传播中原文明，数年间，学子好学成风，人才济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作为的学生。代表人如：东汉末年的徐州剌史陶谦。《重修江宁府学碑记》载：“金陵古荒服地，东汉建武中，中水侯李忠为丹阳太守，始起学校，习礼容，革其旧俗”。1986版《南京简志》也有同样的记载。也就是说，包括南京、古徽州在内的今皖南苏南浙北地区始受中原文明的洗礼，南京和古徽州文化源头在宣城。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移丹阳郡郡治秣陵县，改置建业县，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事防御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远不如宣城。

东汉末年，孙瑜领丹阳郡（郡治宣城）太守时，曾用厚礼聘请笃学好古的名儒马普讲学，让将吏子弟数百人从其受业。西晋“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嘉靖《宁国府志》）。侨居宣城境内的代表人物有谯国桓氏，产生了桓嗣、桓玄两位文学家，首开宣城文化昌盛之风。

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范晔出任宣城太守，着就“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南朝齐“竟陵八友”之一的谢朓，出任宣城太守后，在山水诗歌方面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因而能与刘宋山水诗人谢灵运并称“大谢”和“小谢”。

隋唐时期，与宣城结上渊源的名家、大家辈出，真可谓“才人名士遥相望”。唐代，宣城北有长江东去，内有青弋江、水阳江纵横，“地横瑶阜，壤带金陵，廊巨镇于三吴，走通庄于百越”（李峤《宣州大云寺碑》，见《全唐文》卷248），“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东南国用所资，宣为其屏”，发达的交通、安定的社会环境、富庶的经济生活以及壮丽的自然山水，为文化人的成长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子，汇聚了不同地域的优秀文化。

《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天宝十一载（752），全国人口4814.4万，其中，都城长安196万，陪都洛阳118.3万，宣州（州治今宣城市区）88.5万。宣州人口数占全国1.84%，仅次于长安、洛阳，位居全国第三，同时期号称“扬（州）一益（州）二”的江南第一都市扬州，既是淮南道首府，又是全国航海贸易的主要港口和国际贸易最繁华的城市，人口46.8万，只有宣州的53%。

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不息，宣城相对安定的社会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及“衣冠俊杰，满旧国之风谣”（《全唐文•宣州大云寺碑》）的浓厚文化氛围，不及对北方文士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且周边州县的文人也都向宣城集中。大批文士或仕宦、或漫游、或避乱于宣城。在宣城优美的山水间，追慕宣城文化传统高雅脱俗之风，仿效兰亭宴集的风流雅韵，频繁开展诗酒文会。如：永泰二年（766），御史中丞袁傪平定歙州方清之乱，为庆祝胜利举办的宣州诗会。《全唐文》卷252存有刘太真与袁傪、崔何、王纬、高袁傪、李岑、苏寓、袁邕、郭澹《宣州东峰亭各赋一物》诗，同卷又收有袁傪、崔何、王纬、郭澹四人《喜陆侍御破石埭草寇东风亭赋诗》。这种集娱乐性、游戏性、竞争性于一体，诗酒文会，不仅为文士切磋诗歌艺术提供了一种方式，而且对宣城的文风兴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社会又起到了一种倡导与示范作用。

不仅盛唐时期，产生了以刘处约、刘太冲、刘太真、释正原、费冠卿、汪全铭、刘长卿、罗立言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本土诗人群体；而且唐末五代时期，又产生了以许棠、汪遵、张惟俭、李咸用、梅远、江全铭、邵拙、高远矩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个本土诗人群体。唐代安徽各州进士及第41名，宣州进士及第9名，占同时期的22%。唐及五代，安徽3名状元，宣城有2名。隋唐五代844名文学家，有籍贯可考者699人，宣州13人。严耕望老先生指出：唐代经学衰微，文学兴盛。“诗文习业，所赖于师承者少，所赖于环境之陶冶者则甚大”（《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闾巷之间，吟咏不辍”的宣城，肥沃的文化土壤，为少年韩愈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及足够的知识营养。如果说齐鲁文化土壤培育了“万世之师”孔夫子，可以说是宣城深厚的文化土壤哺育韩愈这颗文化大树。

（作者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制作：童达清（ltsr2718）

关于乡贡进士 - - 草稿

? ? ? ? 十多年前，笔者在郑州市′古旧书摊购得一册1999年版《郑州市文物志》，在阅读《坊、碑、桥》之文魁坊(P276)一节时见有巩义市蔡庄村“万历丁酉科选贡御赐进士赵景星“的记述，因其与家乡有关，于是翻阅《巩县志》，未找到“进士赵景星”的记载。后曾数次赴蔡庄村进行考察，目睹“文魁坊“石刻。其刻文是“万历丁酉选贡庚子科郷贡进士赵景星”，此与上述《文物志》记载有异。2008年巩义介绍当地历史文化的某书中，对赵景星的记述与《郑州市文物志》全同。2012年慈云寺住持释延超主编《慈云寺志》亦如是说。这就是人产生疑问，′文物就在身边，为什么不按文物如实记载？何谓乡贡，何谓选贡，何谓乡贡进士？乡进士、乡贡进士、御赐进士三者有无区别？本文拟从学校、科举入手，将加以探析。
? ? ? ?一、唐、宋、金、元之乡贡、乡贡进士与进士

? ? ? ? 大凡掌国之人，无不须要贤臣良相等治理人才来辅佐。而所谓的人才，就存在于广泛而坚实地人材储备库中。如何识别并将他们选取出来，为己所用，则是历代王朝所相当重视地问题了。

自夏、商、周三代，统治天下的首领们，都是按照与自己血统关系的远近，从亲属中选取分封守土所须人才。这一办法被后人称之谓“世袭分封′′制，来行使对国家的管理。战国时有“养门客"和从“战功”中来获取所须人才的办法，汉代则由皇帝直接徵召及由地方官吏察举推荐的办法。魏文帝曹丕开始采用“九品中正“制(即在各州、县选取有见识、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为中正，令其察访本州、郡、县人才，将之分为上、中、下三品的九个级别，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到隋文帝杨坚时开始采用公开选拔的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制度。自此而后直至清末废止科举，这种实行千余年主要靠科举来取人材的制度，才退岀历史舞台而宣告终结。

? ? ? ? 唐朝科举的应试者，主要是从官学(即国子监、太学和府、州、县学)中肄业期满、成绩优秀者中选拔岀来的人员，称生徒。唐朝立国之初，就遍设学校，以育人才。如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五月，就在京都设立国子学，定额72员，取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又置太学，定员140人，取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再置四门学，定员130人，取七品以上官员子孙就学；同年十一月又于秘书省设立小学，教授皇族及功臣子弟，并在全国州、县遍设学校，以培养大量可供选拔的生员，但是到了武德五年(622)首开科举时，应试生员仍显不足。於是，又允许民间私学、家庭传授或自学人员，经所在县考选、州府考核，成绩合格者取解礼部，以应科举考试。这些人员，因其来自乡野民间，被称之谓乡贡。这就是说，科举应试人员有生徒(官学生员)和乡贡两种来源。被后人称之谓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其入仕就属於乡贡。据载，韩愈(768一824)生而丧母，三岁丧父，由其胞兄韩会夫妇抚育成长。其兄因“元载案“被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刺史，卒于任所，韩愈随寡嫂郑氏避居宣州(今安徽宣城)郑家。贞元三年(787)取得乡贡资格，赴京兆尚书省(礼部)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在《上宰相书》(见《全唐文》卷551)中说“四举礼部乃一得”，即贞元八年(792)陆贽知贡举时，韩愈才考中进士。次年参试吏部选官，韩愈与之无缘。由于唐代进士仍不能作官，只有再经吏部选官考试，中式方可步入官场。在“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在参选三次失利后的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起，在三个月内三上宰相书求职( 二上、三上书文见于《古文观之》)而无果，只好先后至汴州节度使董晋、徐州节度使张建树处作幕员。直到贞元十七年(801)才通过吏部考试，次年获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正七品上)。韩愈在上宰相书中三次均称自己是前“乡贡进士”，当下的进士及第是多年努力，经四次省试才获取得的。上书求职，表明他自己有报效朝廷的决心和信心，又冀以荣誉来报答哥嫂对自己的抚育之恩。唐代由乡贡成为进土是少之又少。据《中国古代科举》一书介绍：唐高宗咸亨五年(674)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参试11人中仅有乡贡张守节1人；开耀二年(682)，刘思力为考官时，所取51人中有雍思泰1人为乡贡；永 淳二年(683)，刘廷奇为考官取55人中有元求仁1人为乡贡；光宅元年(684)刘廷奇主重试，取16人唯有康廷芝1人为乡贡；长安四年(704)崔湜为考官取41人中，仅有李温玉称苏州乡贡。尽管由乡贡入仕者微乎其微，但毕竟这是参乡野之士步入官场的一种途径。其背后尚有一群由乡贡未能进士及第的落榜者一一乡贡进士。

? ? ? ?现摘取乡贡进士的实例

? ? ? ? 1?唐代诗人孟郊(751一814)于贞元七年(791)冬，四十一岁，在故乡湖州(今浙江德清县)举乡贡，当年以诗《湖州取解述情》表达其赴京兆参加次春省试的信心。但初试不利，虽未中式，却结识了韩愈。贞元十二(796)年，第三次省试方才进士及第。

2，.《大唐故米府君墓志铭》(大唐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上柱国京兆米府君墓志铭)，由乡贡进士翟运撰文并书。文云：公讳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永贞元年(825)九月二十一日，终于礼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于长安县龙门乡龙首原，礼也。该志石于1955年出土，后经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葛承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据原墓志石重录，校订部分缺误，重新发表。(该墓志拓片图版载于《西安碑林全集》中，述说内容，来自米进卯撰《米继芬墓志解读》，网搜2018一7一10)。由此信息可知，志文撰书者翟运为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时人，自称乡贡进士。

3、《旧唐书》列传卷104(《唐文拾遗? 文宗二》“贬熊望漳州司户诏“)云:文宗即位。…前乡贡进士熊望，因缘薄伎，偷冀亵幸……，可漳州司户。《熊望传》知事在唐文宗即位之年敬宗宝利二年十二月或次年大和元年(827)，贬进士熊望。

4. 现今发现福建泉州唐会昌四年(844)《摩崖木龙石刻》，其残留碑文中有“郡人球人泽、(徐)永明、嘏锡文、戴德积、大(方)、景子明、乡贡进士欧阳偃“。另有今藏福建泉州开元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其书写、镌字落款“泉郡乡贡进士欧阳偃、沙门文中共书”，时为唐大中八年(854)秋。再有为唐歙州婺源县令撰墓志铭(《故奉义郎歙州婺源县令陈公墓志铭并序》原载《厦门日报》2007一8一17)署名亦为乡贡进士欧阳偃。文云：有唐大中九年(855)岁在乙亥四月二十四日，颍川陈公终于泉州清源郡嘉禾里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公讳元通，清源同安人也。明年秋八月一日，卜葬于所居之里，祔其先茔，礼也。(见陈元《欧阳脩祖父欧阳偃身世辨疑》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5卷第2期)。由以上三则引述可知，乡贡进士欧阳偃，唐代福建泉州人，应生活在唐文宗至唐懿宗间，称乡贡进士，而不称进士，可知是以乡贡身份参加省试，落第而自称。

5. 宋王谠撰《唐语林.企羡》卷四载：“宣宗爱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柱上)题‘乡贡进士李道龙‘(道龙即唐宣宗，公元847一859年在位)。”

6. 民国《巩县志.金石一》八九年印本(p310)载《唐故兴元府南郑县丞马府君墓志铭》纂文乡贡进士萧鼎祚。文云：公讳攸，字化居。大中八年(854)正月廿八日卒，大中十一年(857)二月葬于河南府巩县孝义乡北訾村东原上。以上诸例说明，从初唐至晚唐，乡贡作为科举应试生源是一直存在的。虽未中式，但也是获得乡荐，是乡野士子中的姣姣者，以乡贡进士自许。

? ? ? ? 宋承唐制，开科取士又不断完善和发展。宋太祖开宝六年(968)李昉知贡举，取士完毕，三月辛酉，新及第进士十人及诸科二十八人上殿谢恩，太祖以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濬、林质最陋黜去。又有进士告发李昉用情，取舍不当。於是太祖令贡院籍终场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各赐纸札别试诗赋，重命考官重试。两天后，太祖亲阅，得进士26人，五经4人，开元礼38人，三传26人，三史3人，学究18人，明法5人，皆赐及第。这就是说，从李昉知贡举落第360名人员中选出195人，经过重试，取中127人。原知贡举翰林学士李昉及考官等人皆被追责。自此殿试成为常式。据《宋史》“选举一”及“仁宗纪三”载：庆历四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仁宗于其年三月乙亥，诏告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试三场：策、论、诗赋。这就是说，宋朝科举开始把唐朝以来的礼部试、吏部选官试的二级选考，逐步改成了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选制度。乡(州)试仅作为选取参加省试的手段，但对所选出参加省试者并无新称谓，仍称乡贡。

? ? ? ? 宋、元乡贡进士的实例

1. 太平兴国二年(977)刻印的《金刚经》，书末署名“大宋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十月戊午朔八日乙卯，乡贡进士赵安仁书”(安仁雍熙二年<985>进士)。又绍兴九年(1139)绍兴府覆刻本《毛诗正义》卷末不仅镌刻雕造官衔名，还覆刻前版淳化三年(992)校勘官衔名讳。校勘官名前还列有四位书手者衔名，即“广文馆进士臣韦宿书，乡贡进士臣陈元吉，承奉郎守大理评事臣张致用，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臣赵安仁"。(见网:络：刘元堂《论北宋版刻楷书及其书手、刻工》)

2.《宋会要辑稿.崇儒五.献书升秩》载：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八月，以乡贡进士孟瑜为光州固氏县主簿。孟瑜长沙人，尝著《野史》三十卷。石熙载在湖南时，孟瑜尝出入门下，颇见厚，至是来献，熙载以言，而有是命。

3. 民国《巩县志.金石三》八九年印本(P338)《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乡贡进士李□道书赞语，时为宋景德二年(1005)九月。

4.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2载：仁宗天圣二年(1024)三月壬子，赐乡贡进士张瓖进士及第，仍附春榜。可说明乡贡进士在宋代仍是省试落第者，否则就不会再赐进士及第了。

5.民国《巩县志》新版(p595)《重修启母少姨庙碑记》平阳乡贡进土乔翥撰文，时大中嘉祐六年(1061)九月。

6.钱选(1239一1301)，字舜举，号玉潭，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景定三年(1262)乡贡进士，入元不仕。工诗，善书画。有《杨贵妃上马图》《梨花图》《桃枝松树》等名画。他与赵孟頫等人被称为吴兴八俊(网络：王吕、慧莹《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问画图开》内蒙古时代画院)。

7.民国《巩县志.金石三》(P606)元吴澄撰《唐汾阳王庙记》署款：乡贡进士天党张琢书丹，维大金岁次癸未元光二年(1223)二月十有五日中京金昌府芝田县漫流村。

8.元吴澄撰《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云：董天衢，字方达，泰定甲子(1304)会试下第后，被特恩龙兴路宗廉书院山长(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吴文正集》P253)。可见元代仍是会试下第者的称谓。

9.现存山东肥城湖屯镇吕仙村残碑《重兴天王万岁寺记》文称“寺在济宁肥城之北申里，面原而背岗，左右俱山，岚气朝暮可掬，实古者方外遁世脱俗之地也”。元至正三年(1343)前乡贡进士，宁晋伯颜撰。(见网“天下泰安”2017一01一02)。据查：伯颜(1295一1358)，一名师圣，字宗道，隶蒙古万户府军籍，世居开州濮阳县。早年丧父，幼就学。稍长以宋建宁进士黄坦学。黄师称其“颖悟过人，非诸生可比“。黄坦取颜为姓，师圣为名赠之。不久黄语其：“余不能为尔师，群经有朱子说具在，归尔求之，可也。”从此，辞师居家，潜心研读，学业大进。从其学者渐增，四方求教之人云集门下。至正四年(1344)，元顺帝征诏进京，授官翰林待制(五品)参修《金史》，书成，辞归。十八年(1358)避兵磁州，后为反元军所杀(参《新元史》卷233)。可见此，伯颜系自学成才者，进京受官之前称前乡贡进士，也不是进士。

10.今人沈仁国在研究清钱大昕《元进士考》时指出：“王宗道，垣曲人，曾中至正间乡举，会试不利，授高平教谕。至正十四年(1354)登本科进士，官至翰林编修。钱氏漏记。但嘉靖《河间府志》载：吕及民，本科(元至正十四年甲午科<1354>进士，却说他在登第后授嘉兴路教授。沈按：元代下第进士，才授教授。所以，如果没有其它因素，仅从其初授官来看，吕及民应是乡贡进士“。(见沈仁国《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学海》2003年第2期)。《元史.选举志》卷81载：“路，散府，上中州均设教授，县设教谕，下第举人任教官，会试不中者从延祐起授以地方学官之职(延祐为元仁宗年号)”。笔者以为沈仁国的考证是可信的。

? ? ? ? 从以上所录诸条资料可知，宋代开始科举三级考试，但对乡试的中选者，仅作为入京参试人员的资格，相当于唐代乡贡，尚无专称。礼部(省)试下第人员称谓乡贡进士。特殊情况下，乡贡进士有授进士及第者。元代规定，乡贡进士可授学官，如山长、教授等，但无品级，此项规定已优于唐代。

? ? ? ? ?二.明代选贡与乡贡进士

? ? ? ? 明太祖朱元璋，起初来自底层，在与元朝的多年征战中逐渐认识到:? 治国之要，在于教化；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在明朝立国之前的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就在其域内的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设立国子学，次年一又宣布将“举行文武科取士"的法令：使有司劝谕民间秀才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侔开举之岁，充贡都城。明代洪武元年(1368)命令有司“聘礼致贤、征天下贤才至京师，授以守令”。二年，设科举，并颁发科举程式，对於取士的时间、科目、选拔、管理、任用等都作出规定。又指岀：天下初定，各行省连试三年以选取人才。其后又对国子生采用“征用、荐荐“方式加以使用，来强化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洪武八年(1375)，谕御史台“致政在于善俗，善俗在于教化。教化行，虽阎闾可使为君子；教化废，中材可坠为小人。今北方丧乱之余，民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令太学诸生，年长德优，即宜选用，俾之选教北方庶人，使知务学，人才可兴"。於是选国子生366人，分教各郡，使穷乡僻野，莫不有学。这样一来，既可教化民众，又可发挥国子生在治国理政中的参与作用。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征天下秀士至京师，由吏部选其优劣，授之以职。又置天下各府、州、县按察分司佥事，以儒士王存中等531人，人按县二。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十九年(1386)又令国子监祭酒、司业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授以知州、知县等职。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监生清查全国户籍，且选送监生有练达政体者639人命行御史事，稽核天下百司案牍。这一职事后被称之“国子监生历事“，以其在监年月先后送吏部选用。其功效，使这些被选用者旣监察各级官吏，又锻练了理政能力。这是明初选官用人的特殊举措。明代科举选士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在省城举行，中式者称中乙榜。从此乡试中式者有了专称举人这一头衔。会试由各行省举人参加，在礼部举行，中式者参加殿试，登甲榜

，赐进士及第或出身。科举不断举行，加之监生历事行使有年，导致国子监生员不足。弘治八年(1495)，国子监祭酒章懋以监生不敷历事之需为由，建议“迄於常贡之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屡试优等者充贡。通计天下之广，约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一行，则人才可渐及往矣。“这又是明代的一项创新。选贡的实行，国学生员短缺现象有所缓解。明代入国学者可以作官，这与唐代的进士不能为官已是较大的优惠了。

? ? ?现择取选贡及举人实例如下：

1. 成化元年(1465)岁次乙酉，温州知府邵铜等为温州府乡贡进士(杜整)立牌坊。成化十四年(1478)《登科录》载：“杜整，浙江省温州府平阳籍，国子生。字思齐，行一，年三十七，正月十三日生。浙江省乡试第七十七名，会试第一百七十一名，殿试三甲一百八十七名进士“(网.光明人家2017一11一1)。又成化三年(1647)岁次丁亥，温州知府在《温州乡贡进士题名碑》中云：以人才之岀，彬彬济济，魁廷试则周旋(正统元年丙辰科进士第一)，魁浙榜(有三人，名略)、经魁(有四人)，可为盛矣。隆庆二年(1568)，穆宗帝(隆庆)为册立太子，诏各地选拔诸生入太学。浙江省在二千多名诸生选出九十名，而蔡立身(平阳县城南郭仕巷人，字师曾，号凤池)名列第一。后于万历元年(1573)，参加应天府乡试，因非该府户籍，其名次由第一名降为第六名。之后数次赴春闱，终不第(见新平阳报2016年元月11日《不幸的解元，有为的县令》)。以上资料说明，选贡生可参加乡试，中式者被称为乡贡进士(这与唐代的乡贡进士同名，但用法上不同了，他是乡贡身份参加乡试的胜利者，是会试的参加者)，会试中式，同举人中式者同样参加殿试成为进士。

2.弘治拾壹年(1498)五月立于巩县普安寺《重修普安禅寺塑粧罗汉碑记》文后署名"河南府巩县前乡贡进士山东章邱刘澍，前乡贡进士山东郓城孙学”。(明《巩县志》载：刘澍山东章邱人，弘治十三年〈1500〉任。碑上用大写“拾壹”来表示，看来作“十三年任‘’明显误记了。孙学，郓城举人，弘治三年〈1490〉任)，此可说明，乡贡进士即同举人。

3. 正德十二年(1517)，巩县孝义《创建三田孝义祠记》碑文后署名“乡进士邑人后学崔遇书”。(明《巩县志》载，崔遇弘治辛酉科〈1501〉举人。任审理，性聪敏，长于举业，三试春闱，名魁乙榜，膺疾而任前职。有甲科之材，而命止于是。)可见崔遇中举后十多年仍称自己为乡进士。曾三次参加会试，虽有进士的才能，因体貌不佳，只能屈居乙榜为举人，任审理。这表明他是由乡贡成为举人，其身份有别于其它生员中式的举人。可以看出这里说的乡进士即乡贡进士的简称。

4.嘉靖二十三年(1553)三月，巩县新中《玉仙圣母奏事显灵碑》文后署名“乡进士文林郎知钜野县事成皋郑雍撰，乡进士文林郎知巩县事章邱谢九叙阅“。《汜水县志》卷2载:郑雍，嘉靖乙酉科(1525)举人。明《巩县志》载：谢九叙，山东章邱举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知巩县事。此二人皆为举人，在任职后立碑时仍以乡进士自称。

5.民国《巩县志》新版(P284)载明嘉靖年间巩县知县陶承祖为天长选贡、知县蔡宇为夷陵选贡。(P286)县丞王之道光化选贡、景六阳云梦选贡、孟时正汝州选贡、李士训苏州选贡。这说明，明朝的选贡可充任低级官员(七、八品)，其待遇已优厚于唐、宋、元了。

6.陕西户县《明故中宪大夫按察司副使秦麓李公墓志铭》文前题名“乡贡进士奉议大夫湖广襄阳府同知邑人王昕书。乡贡进士文林郎直隶永宁县知县邑人眷生赵尔守篆”。文云：李公，讳聘，字叔征，别名秦麓。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万历十六年(1588)。嘉靖四十年(1560)举人，四十二年壬戌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卒于直隶永平任邸，次年冬柩归里舍陕西户县，葬于祖茔。

7.明崇祯年间，巩县芝田修文魁坊，题名“皇明文魁坊，万历丁酉选贡庚子科乡进士赵景星，勅赠文林郎直隶河间府献县知县赵登第孺人蘇氏，勅封文林郎献县知县山西岚县知县赵景星孺人李氏”。《献县志》载：赵景星崇祯年间知献县。由题名知：赵景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选入太学，三年肄业即应庚子科(1600)乡试为举人。其后，知献县，得以其官赠已故父亲赵登第，后又知山西岚县。牌坊当立于岚县任内或其后。《郑州市文物志》称其为御赐进士，明显误读。

所引资料表明：选贡是明朝在常贡之外，特设从地方为增补国子生员的一种举措。这些生员肆业期满，遇大比之年，可参与乡试，中式者则称乡贡进士(或乡进士)，即所谓登乙榜。进而赴春闱，中式则应殿试成为名符其实的御赐进士(登甲榜)。

? ? ? ? 三.清代时的拔贡与选贡
? ?王朝更替，满清入主中原。新的执政者也感到人才的缺乏，沿用明制，从基层选取所需要的知识儒人，参与国家治理。

摘取实例如下：

? 1.嘉庆十二年南阳知府孔传金纂修的《南阳府志.职官》卷12载：顺治二年(1647)，渭南选贡辛丙翰任南阳知府。顺治十二年(1655)绍兴选贡史应选任南阳知府(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6集)。这说明，清朝初年似乎仍有选贡进行，得中者已获得重用。

2.民国《巩县志.名宦》新版(P313)载“教谕侯鹏，字南溟，杞县选贡生，嘉庆二十二年任“。而杞县乾隆五十三年修纂《杞县志.卷首题名》载“丁酉科(四十二年1777)拔贡，候选训导侯鹏校阅“。其于嘉庆年间在任巩县教谕时，巩县生员刘潜(号草窗)为之所作《学师侯南溟先生寿诗序》云：“岁在丁丑阳月庚寅，乃南溟先生六十七揽月之辰，於是先生司铎东周盖七年矣“(见《刘草窗先生诗集》)。这就是说，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1817)阳月(十月)庚寅(二十)日是南溟先生六十七寿旦，任巩县教谕已经七年“。可见《巩县志》记”侯师二十二年任巩”为误。因六十七寿时任巩县教谕已经七年，其当为嘉庆十六年任。民国《巩县志》称其为选贡生，他本人乾隆时自称“拔贡“。可以认为清朝的拔贡就是明朝的选贡。

3.台北成文岀版《清代朱卷集成》第260卷，收录同治癸酉科(1873)徐国钜乡试朱卷，第397卷收录本科拔贡朱卷。其中载：取第一名拔贡，乡试中式(第)八十名举人。乡试卷载徐国钜，严州府遂安县学本科拔贡生，民籍。同考官秀水县知县阅批’荐‘。大主考翰林院侍讲文渊阁校理国史馆协修宗室宝批‘取’。大主考月讲居注官翰林院侍读本衙门撰文国史馆总纂奏办院事功臣馆提调教习庶吉士徐批‘中‘。孙泂(原名锦江)，字漱泉。咸丰丙辰(1859)九月十一日吉时生。光绪戊子科(1888)备取优生第十一名，乡试中式第九十八名，会试中式第二百八十八名，殿试三甲第一百二十二名。朝考第一等第一十七名。钦点，即用知县，签分“。本条所引皆为其人试卷履历部分内容抄录。由资料可知：徐国钜以当年拔贡参加癸酉科乡试，中式为举人。孙泂以光绪十四年戊子科备取优贡，参加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殿试，连续通过，又参加朝考(通选官考试)，被选中。钦点：即用知县，签分。这说明，清代优贡、拔贡遇科举之年即能参加乡、会试，并可授官步入仕途。者也感到人才的缺乏，沿用明制，从基层选取所需要的知识儒人，参与国家治理。

摘取实例如下：

1.嘉庆十二年南阳知府孔传金纂修的《南阳府志.职官》卷12载：顺治二年(1647)，渭南选贡辛丙翰任南阳知府。顺治十二年(1655)绍兴选贡史应选任南阳知府(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6集)。这说明，清朝初年似乎仍有选贡进行，得中者已获得重用。

2.民国《巩县志.名宦》新版(P313)载“教谕侯鹏，字南溟，杞县选贡生，嘉庆二十二年任“。而杞县乾隆五十三年修纂《杞县志.卷首题名》载“丁酉科(四十二年1777)拔贡，候选训导侯鹏校阅“。其于嘉庆年间在任巩县教谕时，巩县生员刘潜(号草窗)为之所作《学师侯南溟先生寿诗序》云：“岁在丁丑阳月庚寅，乃南溟先生六十七揽月之辰，於是先生司铎东周盖七年矣“(见《刘草窗先生诗集》)。这就是说，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1817)阳月(十月)庚寅(二十)日是南溟先生六十七寿旦，任巩县教谕已经七年“。可见《巩县志》记”侯师二十二年任巩”为误。因六十七寿时任巩县教谕已经七年，其当为嘉庆十六年任。民国《巩县志》称其为选贡生，他本人乾隆时自称“拔贡“。可以认为清朝的拔贡就是明朝的选贡。

3.台北成文岀版《清代朱卷集成》第260卷，收录同治癸酉科(1873)徐国钜乡试朱卷，第397卷收录本科拔贡朱卷。其中载：取第一名拔贡，乡试中式(第)八十名举人。乡试卷载徐国钜，严州府遂安县学本科

拔贡生，民籍。同考官秀水县知县阅批’荐‘。大主考翰林院侍讲文渊阁校理国史馆协修宗室宝批‘取’。大主考月讲居注官翰林院侍读本衙门撰文国史馆总纂奏办院事功臣馆提调教习庶吉士徐批‘中‘。孙泂(原名锦江)，字漱泉。咸丰丙辰(1859)九月十一日吉时生。光绪戊子科(1888)备取优生第十一名，乡试中式第九十八名，会试中式第二百八十八名，殿试三甲第一百二十二名。朝考第一等第一十七名。钦点，即用知县，签分“。本条所引皆为其人试卷履历部分内容抄录。由资料可知：徐国钜以当年拔贡参加癸酉科乡试，中式为举人。孙泂以光绪十四年戊子科备取优贡，参加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殿试，连续通过，又参加朝考(通选官考试)，被选中。钦点：即用知县，签分。这说明，清代优贡、拔贡遇科举之年即能参加乡、会试，并可授官步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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