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徐建新｜台湾郑氏商船降清始末——以日本《华夷变态》的唐船风说书为中心

徐建新

日本明治大学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珠海）历史系、杭州工商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古代史、古代中日关系史。着有《好太王碑拓本の研究》。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大举进攻台湾，次年（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2月收复了台湾，并以此为根据地与清朝抗衡。与此同时，清朝颁布迁界令，在东南濒海五省施行更为严格的海禁，“将山东、江、浙、闽、广海滨居民尽迁于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得下水，粒货不许越疆”，企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以郑氏一族为首的抗清势力不攻自灭。然而，在后来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台湾抗清势力并没有因此而衰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郑氏政权在海禁期间，利用台湾的有利条件，派遣大量贸易商船赴东、西洋贸易，以洋船贸易所赢之利，补军需粮饷之不足。据江日升着《台湾外记》记载：

“康熙五年，又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

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康熙六年（1667年）给清廷的奏疏中亦称：

“伏思贼党盘踞台湾、沃野千里，粮食匪缺。上通日本，下达吕宋、广南等处，火药军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贸易备具。”

上述记载充分说明了台湾洋船贸易在郑氏政权统治台湾期间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些曾为台湾抗清复明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台湾商船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是怎样降清的？我国清史档案中对这一问题虽曾提及，但由于资料有限，无法从中了解到台湾商船降清的来龙去脉，使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成为台湾史研究中的一件悬案。值得庆幸的是，在日本出版的有关江户时代日中贸易的史料集《华夷变态》一书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台湾郑氏商船的史料。该书因用江户时代的古日语写成，所以为我国明清史学者利用不多。本文将根据《华夷变态》中的有关史料，并结合我国清史档案的记载，对1683年台湾郑氏商船的去向及后来降清的经过和原因作一番考察。

在考察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华夷变态》一书作一简要的介绍。《华夷变态》成书于日本的江户时代。是由江户幕府的儒官林春斋、林凤冈父子编纂的。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日本江户幕府为了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先后数次颁布锁国令，断绝了同中国、荷兰、朝鲜、琉球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往来，只准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在日本从事有限的贸易。为了严格限制日本人同外国人的接触，幕府将对外贸易的场所限定在长崎一地。江户幕府虽然积极地推行锁国政策，但是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国大陆上的动向绝非漠不关心。他们通过来往于长崎的中国、荷兰商人千方百计地探听海外的情报，每当来自中国大陆和南洋、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商船（当时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船”）驶入长崎港，日本幕府设在长崎的地方长官长崎奉行便命令担任华语翻译的唐通事登船向船上的中国商人（日本称之为“唐人”）听取海外的情报、传闻（日本人称之为“风说”），并将其制作成文书，上报江户幕府。这类文书统称为“唐船风说书”（亦称“唐人风说”或“唐风说书”）。

唐船风说书由于涉及海外事情，因此在当时是一种绝密文件。除参与制作风说书的唐通事外，只有幕府的执政者大将军及其近侧的少数高级幕僚才知道其中的内容。曾参与向幕府大将军读解唐船风说书的儒官林春斋，为了防止这批宝贵的资料佚散丢失，便将其编纂成册。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按朱子失鹿，当我正保年中（1644～1647年），尔来三十年所。福漳商船来往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即译成日文）之，吾家无不与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之失，故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号华夷变态”。

林春斋死后，其子林凤冈续编唐船风说书，并将其续编的三卷改题为“崎港商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浦廉一等人又将林氏父子所编纂的唐船风说书合为一书校注刊行，即1959年出版的东洋文库本《华夷变态》。1981年，日本东洋文库又重印此书，其中内容略有增补，本文所利用的就是此版《华夷变态》。

《华夷变态》中辑录了日本正保元年（1644年）至享保九年（1724年）八十一年中的2300余件唐船风说书，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明清时代中国以及南洋、东南亚各地社会政治、经济情报，是研究明清史、特别是明清时代中日关系史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

一、郑氏降清后台湾商船的去向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五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舟师大举进攻澎湖，当月二十二日与台湾刘国轩统率的水师在澎湖一带海上决战。结果，台湾军队大败，损兵一万二千余人。刘国轩乘快船自吼门逃走，返回台湾。经此关键性一战后，台湾郑氏已无力再与清朝对抗。同年八月，郑克塽率部下剃发归降了清朝。但是郑氏手下的台湾商船并未随同郑氏一起降清。早在澎湖之战前后，这些商船便驶离台湾，前往日本长崎。据《华夷变态》的唐船风说书记载，日本天和三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赴长崎贸易的台湾商船共有十一艘（参见下表），其中于澎湖之战后起航的有十艘。此后，这些商船又从日本驶往东南亚各地。其中部分商船最后投降了清朝。

表注：东宁是台湾的旧称，郑经称王时期改称东宁国，故此时期台湾商船在日本均被称作东宁船。又，中国商船驶抵长崎后，长崎当局不以各船原有的船名相称，而是按来航地点和进港时间顺序统一编号，如亥年进港的第一艘船称作“ 亥一番”，次之称作“ 亥二番”。若当年第一艘商船来自广东，就称作“一番广东船”。编号以年为限，每年更变。（参见清汪鹏着《袖海篇》）——本文作者

台湾商船降清之事，理应反映在我国清代官府档案中，可是残存至今的有关1683年以后台湾商船降清的清史档案为数甚少，笔者所见，仅有《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中的“兵部残题本”及同史料丁编第三本中的“部题福督王国安疏残本”两件，而且残缺不全。现将这两宗残档的内容摘录如下：

（1）兵部残题本（刘国轩货船投诚）

“（上缺）泽由暹罗国前来投诚等情，事关外洋驾来船只，理合具报等情到卑职。……随吊该管船蓝泽查问：……据供：小的船是刘国轩的船，船号东本鸟，船身长七丈余，阔有二丈四尺余，是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初一日在台湾开船往日本生理。本月二十三日到日本发货，就在日本买货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日本起身至本年二月二十□□到暹罗，六月初一日在暹罗开航，至七月□□□□□□外，十五日到厦门，舵梢共有八十三人，等情，……据管船官蓝泽供称，小的此船系伪武平侯刘国轩的船。于去年正月间，在台湾制造，……去年闰六月初一日就台湾开船。闰六月二十三日到日本港……随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日本开驾，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到暹罗，……小的在暹罗奉本爵主喻吊，将船驾回厦门。……于今年六月初一日，就暹罗开驾。此七月十四日□□□外，有把口哨船盘问，令小的将船驾入内□，□十五日湾泊厦门港内。”

（2）部题福督王国安疏残本（查报洪磊、刘国轩派往海外生理船只所有人员并所载货物）

“（上缺）令返掉回归等因在案。今黄成供系伪延平王下伪吏官洪磊于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在台湾发出，往日本、暹罗贸易之船。蓝泽供系伪武平侯刘国轩于上年闰六月间在台湾发配货物，开往日本、暹罗生理之船。兹洪磊已经投诚，刘国轩业已授职，而续归兴贩之船只，其管船舵梢，自当查明原籍安插，货物银两仍应给还原主。惟是驾来船只，与军火炮械，不便一体给还。应留营充用。……福督王国安疏称：黄成鸟船一只，蓝泽鸟船一只进夏门港，臣查台湾伪藩等未归之前，兴贩外国船只，经将军施琅已经题明在案。……管船黄成、蔡允六驾大哞鸟船一只，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进厦门港，又管船蓝泽驾东本鸟船一只于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进厦门港。……除将黄成、蔡允六并火长舵梢共六十七名及货物发交伪吏官洪磊看守照管去后，其余船只，俟有驾回厦门，立即咨达。”

那么，这两宗清朝残档与前述《华夷变态》中的11艘台湾赴日商船有何关系呢？根据前引《明清史料》的记载，刘国轩派出的船，即蓝泽船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一日从台湾起航的，于当月二十三日到达日本。洪磊派出的黄成、蔡允六船也是同年闰六月从台湾起航，但到达日本的日期不详。这里要说明的是，清代的中国历法与日本历法在日期记载上基本相同。惟置闰时稍有差异。1683年，中国阴历闰六月，日本历法闰五月，故当年中国的闰六月相当于日本的六月。

天和三年六月（即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起航的台湾商船共计六艘，在这六艘台湾船的风说书中，与《明清史料》中所载蓝泽船、黄成船有关的是9番、10番、12番船的风说书。据“9番东宁船风说书”记载：

“本船及日后来贵地（长崎）的船只共有五艘，在本船起航的前一天，有一艘船从东宁起航，该船是一条大船，是刘国贤（轩）派出的船，本船是洪伯爷（洪磊）派出的船。”

另据“10番东宁船风说书”记载：

“东宁的情况，如前日进港的9番东宁船所述，没有任何变化。但是，9番船是当月（即天和三年六月）二日起航的，……在本船出海之前，即当月朔日蓝霖官驾船来日，该船是大船，特别是（船上）装载了很重的砂糖，估计在海上遭遇了当月七日至十二日的大风。”

又据“12番东宁船风说书”记载：

“关于东宁的情况，日前进港的东宁船可能已报告了。本船于当月（天和三年六月）一日自东宁起航，因在海上遭遇大风。所以迟到了。在先于本船进港的船只中，九番船是当月二日起航的，十番船是当月五日起航的。”

对照以上三份风说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天和三年（1683年）的12番东宁船除其船主姓名和抵达长崎的日期稍有出入外，其他记载均与《明清史料》中所载蓝泽船的情况完全吻合。关于船主的姓名，两国史料中的记载虽有些许差异，但实际上可以认为蓝泽和蓝霖官是同一人。蓝泽是该船主的正式姓名，霖官是他的别名或幼名。另外，该船到达日本的日期，在双方的记载中仅相差一天。关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明清史料》所载的日期是该船抵达长崎港的日期，而《华夷变态》中所载的日期是日方派出唐通事上船听取风说的日期。在中日长崎贸易中，中国商船当日进港，唐通事次日听取风说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据以上比较可以断定，天和三年（1683年）赴日贸易的12番东宁船就是《明清史料》中所说的蓝泽船。

与《明清史料》中所载黄成船的情况基本相符的是天和三年（1683年）9番东宁船。从前引三份风说中可以看出，该船是郑氏手下吏官洪磊派出的船。该船于天和三年六月二日（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二日）自台湾起航，当月十五日抵达长崎。该船船主的姓名不见于该船和当年其他台湾商船的风说书。据《华夷变态》贞享四年（1687年）的风说书记载，当年99番厦门船船主黄成官曾在五年前的亥年（即1683年）到日本长崎从事贸易。但是，1683年赴日从事贸易的中国商船，没有从厦门起航的。并且，同年从暹罗等地起航的中国商船的船主中，也没有叫黄成官的。因此，这个黄成官只能是当年台湾商船的船主。我断定，他就是天和三年（1683年）9番东宁船的船主，即《明清史料》中提到的管船黄成。

天和三年的12番船（即蓝泽船）和9番船（即黄成船）在日本停留数月之后，于当年年底前后驶往东南亚。次年（日贞享元年，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有多艘中国商船从东南亚各地起航，前往日本贸易。在这些商船向日本长崎当局提供的风说书中，多次提到台湾商船的情况，其中可以发现上述两艘台湾船的动向。据贞享元年“6番广东船风说书”记载：

“（今年）从暹罗起航来日的商船共有九艘，其中五艘是去年（1683年）从贵地（长崎）前往暹罗的东宁船，我等四艘船是暹罗当地的商船，本船因途中在广东停留，所以称作广东船。”

同年“14番暹罗船风说书”中亦称：

“今年渡海到贵地（长崎）来的船只共有九艘，其中暹罗当地的船有四艘。包括本船在内的其余五艘是去年（1683年）从贵地去（暹罗）的东宁船。另外四艘东宁船都在本船之前出发了。据说这四艘船中有两三艘先到广东稍事停留，然后再来贵地，若是那样，（他们到达长崎时）将称作广东船。”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知道，贞享元年（1684年）夏季自暹罗赴日本贸易的商船共计有九艘，其中五艘为1683年赴日的台湾船。但是，根据《华夷变态》的记载，这九艘从暹罗起航的商船，后来只有七艘到达日本。其中包括四艘暹罗当地的商船和三艘原台湾商船（即9番广东船、14番暹罗船和20番暹罗船）。也就是说，另外有两艘原台湾商船离开暹罗后，没有前往日本，而不知去向了。可以断定，当年六月一日从暹罗起航的蓝泽船就是这两艘船之一。该船没有像14番船风说书中所说的那样，先到广东再去日本，而是直接到厦门投诚清朝了。那么，另一艘不知去向的台湾船是否就是黄成船（即1683年的9番东宁船）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该船离开日本后，并未前往暹罗，而是到东京（今越南清化省以北，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区）去了。据贞享元年（1684年）“2番东京船风说书”记载：

“前年（1682年）东京发生大饥馑，且疾病流行。东京国中之人死亡三分之一。去年（1683年）各地均未产黄丝。因此，本船和林干腾船（另一艘东京船）未能前往贵地（长崎）贸易，而停留在东京。……去年到贵地的九番东宁船到东京去了。可是，就连我们两艘船也只能两年来贵地一次，所以，九番船更买不到黄丝，现在不得已还停留在东京。”

在同一天到达长崎的4番东京船（即林干腾船）的风说书，也提到了1683年9番东宁船因筹集不到货物，而留在东京的情况。

由此可见，天和三年（1683年）9番东宁船驶离日本后没有前往暹罗,而是驶往东京(越南)了。此后,大概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上旬，黄成、蔡允六又驾驶该船离开东京于六月二十五日到厦门投诚了清朝。

康熙二十二年赴日本贸易的台湾商船为什么没有返回台湾而前往暹罗等地？《明清史料》的两宗残档中对此没有详细记载。但是在《华夷变态》中却可以找到回答这一问题的线索。

二、台湾商船驶往日本及暹罗的原因

1683年澎湖之战的失败，彻底动摇了郑氏政权打算坚守台湾的决心。台湾商人们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台湾岛上市井风鹤的情形。“总大将刘国贤（轩）退回东宁。其兵船驶入港湾时，东宁以为大清的军队前来攻打，百姓一片混乱。据说在慌乱中，出征将士的妻子，达官显贵的夫人以及她们的子女，都以为大清军队已到，于是许多女人纷纷投缳自尽。”（参见《华夷变态》1683年12番东宁船风说书）

在清军重兵压境，台湾败局已定的形势下，郑克塽的部下中有人提出往征吕宋，重建基业的建议，后因刘国轩阻止而未能成行。此后，郑克塽等人虽决计降清，但仍然担心降清后会发生意外之变，所以不愿使大批货物、财产落入清军手中。进入闰六月（即日本历法的六月）之后，郑氏等人纷纷派船将他们的财产货物运往日本。据《华夷变态》记载，在天和三（1683年）赴日的十一艘台湾商船中，至少有九艘是郑克塽等人直接派出的。其中郑克塽派出船三艘、冯锡范派出船四艘、刘国轩派出船一艘、洪磊派出船一艘。在这些商船上，还乘载着许多宁愿逃往海外，也不愿意剃发降清的岛民。他们当中“不仅有年幼的孩子，还有不常出海的富商。”（参见《华夷变态》1683年12番东宁船风说书）

从以上事实来看，1683年赴日的台湾商船与其说是专门从事贸易的商船，不如说是负责转移财产、人口以逃避降清的逃难船。

1683年夏季前抵达日本的台湾商船，并没有急于返航，他们奉命在日本等待后来船只带去的消息。这一点在当年七月二十六日驶入长崎的21番东宁船的风说书中得到证明。该船风说书中提到郑克塽等人派船向在日台湾商船传送消息的情况。

“在东宁的渡日船只中，本船是最后起航的。本来不会再有船只来日，可是在侍卫之官冯氏（即冯锡范）的仓库中，还剩有少量的货物。为此，将派颜荣官为船主，在本船出海三日之后驾船来日。估计（该船）不久就会进港。此外，在（今年）九月，根据东宁（形势）的好坏，还会派一艘船来日本，将（东宁的）消息通知停留在贵地（长崎）港口的东宁船。上述颜荣官船或许会带来新的消息，我们离开东宁以前的情况，如前所述。”

从这份风说书中可以看出，台湾郑氏政权曾打算在1683年9月间再派一艘船赴日。可是，在当年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至台受降。在此之后，郑氏再派船赴日已不可能，所以上述风说书上提到的颜荣官船，即当年八月一日到达长崎的25番东宁船便成为台湾郑氏政权向日本派出的最后一艘商船。据该船风说书记载：

“本船已经是（东宁派出的）最后一艘船，在本船之后，再不会有船来日。本船的主人是侍卫之官冯氏（冯锡范），在此之前来贵地（长崎）的东宁船中，有三艘，加上本船共四艘，都是冯侍卫派出的船。此次（主人）吩咐说，（在日）船只已不必返回东宁了。四艘船中，可将两艘卖掉，其余两艘先从贵地到暹罗去，在暹罗等待到来年。这样吩咐究竟是出于什么打算，（主人）隐密而未提。只是叮嘱我们在暹罗打探消息。另外，对于其他在贵地停留的东宁船，其各自的主人也嘱咐让他们前往各地，并且还（给他们）捎来书信。本船即是最后的报信船。”

冯锡范对其手下的四艘商船发出的指令是，两艘卖掉，两艘前往暹罗。其他台湾船通过颜荣官带来的口信和书信，也分别得到了各自主人的指令。这些指令的具体内容现在已无法知道，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也是命令这些商船前往东南亚各地待命。郑克塽、冯锡范等人把在日商船遣往暹罗等地的用意，虽然对其手下的商人“隐密而未提”，但是，如果联系郑氏降清前，冯锡范等人议征吕宋，以及郑氏在与清朝议降时曾提出不愿迁往内地等事实，不难看出，他们的用意是为了降清后若遇不测，可以利用这些商船摆脱清朝的统治，出洋另图他举。

于是，接到指令的在日台湾商船于天和三年（1683年）底至翌年初，纷纷离日驶往东南亚各地。根据《华夷变态》的记载，天和三年赴日的十一艘台湾商船中，有七艘在贞享元年（1684年）春季之前抵达东南亚各地。其中五艘如前文所述，驶往暹罗；另有一艘前往东京；一艘前往广南。

既然上述在日台湾商船受命前往东南亚各地，为什么蓝泽船和黄成船又会到厦门归降清朝呢？这主要是清朝对台湾商船积极实行招抚的结果。

三、清廷的招抚政策与台湾商船降清后的去向

收复台湾后，清朝方面也及时得到了有关台湾商船被遣往外国的情报。于是先后数次派遣使者前往招抚。据《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一书记载：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丙寅（二十九日）命严察海寇余党将军侯施琅奏：据刘国轩云，伪礼武总兵杨彦迪一队船在广南柬埔寨，伪水师二镇总兵周云隆船一队在舟山，房锡鹏一队船在浙江乌洋，察杨彦（迪）妻子□□台湾，臣已令保释安插，当俟正月间遣人往调。其周云隆、房锡鹏。亦当遣人谕令来归。如不归顺，应行浙江总督发兵扑灭，尚有郑氏等兴贩外国过洋船艘，已遣外委守备曾福等往察，悉令返棹。上谕：施琅遣官往察诸处船兵，具见筹画周详，可嘉。此等现在海洋船艘、伪官兵丁，其严加详察，俱令速归，务尽根除，勿得仍留余党，致滋蔓延。该部知之。”

据此可知，施琅从降将刘国轩口中得知台湾商船被遣往外国，随即派遣外委守备曾福前往招抚。但是，曾福是怎样完成这一任务的，现在还没有找到更详细的记载。

此外，《海国闻见录》的作者陈伦炯在该书自序中提到其父陈昴在郑氏降清后，奉施琅的命令，“出入东、西洋，招访郑氏有无遁匿遗人，凡五载”。可以推测，他的任务中也包括招抚台湾商船。（陈昴，福建人。施琅攻台前夕，进见琅，力主侯南风进剿澎湖。台湾降清后，出洋招访郑氏遗逸，归国以后被叙功授职，曾任碣石总兵，广东副都统等职，参见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

陈昴是在贞享三年（1686年）七月十一日到达日本的。据《华夷变态》记载，贞享三年（康熙二十五）有一艘福建商船自厦门赴日，后来该船在海上遇难沉没，船员中只有三人漂流到日本，其中一人就是该船的总管陈昴。这一记载说明，陈昴原来可能是来往于福建日本间的商人，清廷利用这种关系，委派他以普通商人的身份，暗中从事招抚活动，而不是公开以清官吏身份出现的。

除上述中国方面的史料之外，在日本的史料中也可以找到不少有关清朝招抚台湾商船的记载。据贞享元年（康熙二十三年）“1番广南船风说书”记载：

“东宁投降大清后，（施琅）从东宁派出两艘船前往广南，有三名使者乘坐在这两艘船上。他们的任务是要把被遣往各地的东宁船只招回福州，领取印票。也就是要将去年（1683年）从贵地（长崎）驶往各地的东宁船全部招回。上述使者们将乘后面的广南船来日本。”

1番广南船所说的载有清朝使者的船就是当年七月十八日抵达长崎12番广南船。该船的风说书报告了清朝使者的情况：

“东宁秦舍（指郑克塽）归降大清，于是大清方面的大将施琅派一艘船前往广南，船上乘有施琅派出的两名使者，其中一人官职称‘赏功厅’，名叫杨安舍；另一人名叫蔡荣官，无官位，是杨的副使。（他们到广南来）并非出于什么特殊原因，只是秦舍手下的十余艘商船被打散到各地，以上两名使者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商船招回施琅那里去。使者来广南时所乘的船已返回厦门，因此，这次搭乘本船来日。随同他们前来的还有秦舍手下的人。他们在贵地（长崎）将告谕秦舍手下的船只。此外别无他事。”

以上两份风说书中都没有提到清朝使者杨安舍、蔡荣官抵达广南的日期。但是从12番广南船是贞享元年（1684年）七月十八日到达日本这点来看，使者船大约在当年春季就已到达广南，至于使者的人数及使者船的数量，1番广南船说有三名使者，分乘两艘船；但经12番广南船证实，只有两名使者乘坐一艘船到达广南。杨安舍和蔡荣官在广南向当地的商船通报了台湾降清的经过，以及郑氏等人在北京受封的消息。之后，他们也许在广南听说当年从东南亚各地赴日本贸易的商船中有原台湾商船，于是便搭乘12番广南船前往日本了。这两名使者除广南外，是否还去过暹罗、东京等地，在上述风说书中没有记载。

就在杨安舍、蔡荣官到达长崎的前一天，施琅于当年六月间派出的另一批招抚使者乘坐当年8番厦门船也抵达长崎。据“8番厦门船风说书”的记载：

“去年征服东宁的大清水师总大将、提督之官施琅现已返回漳州之内的厦门。本船就是施琅从厦门派出的。……（康熙帝）向施琅下达敕令，其内容是派一艘船出海将秦舍的商船招回厦门，并加以妥善安置，这一敕令正合施琅的心意，于是他派遣一名无官职的名叫林使官的人为使者，为告谕（东宁）商船乘坐本船渡海来日。”

为了协助林使官完成招抚任务，施琅还命令了解台湾商船情况的原台湾船船主蔡胜官作为向导，同林使官一同赴日。

以上史料说明，1683年郑氏降清后，清朝为了招抚台湾商船至少向日本和东南亚地区派出了四批使者。康熙皇帝还专门为此事下了谕旨。清朝对招抚台湾商船一事如此重视，不是没有原因的。郑成功攻占台湾后，清朝政府曾采纳郑氏降将黄梧的建议，在濒海五省实行以迁界令为主要内容的海禁。但是，迁界令的实施，不仅给沿海地区人民带来“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的极大灾难，而且，巨额的海防支出也给清朝的财政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因此，在台湾降清后，清廷内部首先着手叙议的就是如何解海禁、展海界。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丁巳（20日），“上谕大学士等曰：前因海寇未靖，故令迁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种采捕，甚有益于沿海之民。”同月丙寅（29日），又“命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勘福建、广东海界，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往勘江南、浙江海界”。但是，台湾降清后，部分原居台湾的抗清势力移往海外，除郑氏手下的台湾商船外，尚有在广南、柬埔寨一带活动的杨彦迪的船队和在舟山、浙江等沿海地区活动的周云隆、房锡鹏的船队。若听任这些抗清势力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开海禁后，这些抗清势力势必会对清朝的沿海地区再次构成威胁。所以对清朝来说，根除郑氏的残余势力，“勿得仍留余党，致滋蔓延”，是解除海禁的先决条件。当然，清廷也清醒地认识到，对于移往海外的抗清势力，特别是对分散到各地的台湾贸易商船，不宜采用大军围剿的办法，于是积极地实行了“严加详察，俱令速归”的招抚政策。

清朝的招抚政策的确取得了成效。除《明清史料》所载蓝泽船、黄成船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降清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之前又有四艘台湾商船到厦门投城。据贞享二年（1685年）“10番厦门船风说书”记载：

“施琅奉康熙帝之命，将去年（1684年）来贵地（长崎）的东宁船招回厦门。于是，去年来贵地的中国船中，有四艘船，即九番广东船、十一番广南船、十四番暹罗船、二十番暹罗船都驶入厦门投降了清朝。施琅得知大喜。船只及船上货物均平安无事，而后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了各自的主人。（施琅）还将招回东宁残余商船之事上奏北京朝廷，妥善地了结了此事，这四艘商船本来都是东宁船，由于他们驶往各地，又从各地来日本，因此在（长崎）申报时，不称东宁船，而以各船的起航地名相称。”

由此可知，前述天和三年（1683年）赴日贸易的十一艘台湾商船中共有六艘投降了清朝，不过，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降清的四艘船分别相当于上述十一艘台湾船中的哪艘，现在还不清楚。

在导致台湾商船降清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即郑氏降清后曾主动提出招回被遣往海外的台湾商船。据贞享元年（1684年）“8番厦门船风说书”记载：

“去年（1683年）东宁秦舍投降了大清，东宁的商船被打散到各地，秦舍为了表示降清的诚心，向北京康熙帝上奏说：我手下的商船十余艘被遣往各地，我愿将这些商船全部招回，并且命令手下商人剃发归降。北京（康熙帝）对此颇为赞许。”

前文中提到清朝派往广南的招抚使者杨安舍、蔡荣官从广南去日本时，有郑氏手下人同行。这些人很可能就是郑克塽派出的代理人。

台湾商船降清后，根据清朝官府的规定，船上人员“自当查明原籍安插，货物银两仍应给还原主”，但“驾来船只与军火炮械，不便一体给还，应留营充用”。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台湾船的船员都被解除武装，送还原籍。这些船员长年行贩于海上，他们不仅熟悉海上航路，而且精通东、西洋各国的贸易事务，是从事海上贸易的行家里手。因此，在清朝开海禁之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重新得到清朝的任用，作为清朝官船或民间商船的船员继续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华夷变态》中就可以找到1683年赴日的几名台湾商船船主，在降清后继续从事对日海上贸易的记录：

蓝霖官，即蓝泽，日本天和三年（1683年）12番东宁船船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月十五日驾船降清。日本贞享二年（1685年）七月间，作为当年39番厦门船船主赴日。贞享三年（1686年）与原台湾商人蔡胜娘、林舅爷一起作为厦门船船主赴日。该船六月八日自厦门出海，七月六日在日本附近洋面遇难，蓝霖官等三名船主与该船百余名船员落水身亡。

黄成官，即黄成。天和三年（1683年）9番东宁船船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二十五日驾船降清，贞享四年（1687年）为99番厦门船船主。贞享五年（1688年）为62番厦门船船主。元禄三年（1690年）为15番厦门船船主。元禄四年（1691年）为17番厦门船船主。元禄五年（1692年）为2番厦门船船主。元禄六年（1693年）为13番厦门船船主。

蔡书官，天和三年（1683年）18番东宁船船主，降清日期不详。贞享三年（1686年）为92番厦门船船客（即客商）。贞享五年（1688年）为53番厦门船船主。

吴乞娘，天和三年（1683年）20番东宁船船主，降清日期不详，贞享二年（1685年）作为厦门船（具体番号不详）船主赴日。贞享三年（1686年）为66番厦门船船主。贞享四年（1687年）为86番福州船船主，贞享五年（1688年）为48番福州船船主。

颜荣官，天和三年（1683年）25番东宁船船主，降清日期不详。贞享五年（1683年）为87番潮州船财副。元禄二年（1689年）为62番高州船船主。

四、小 结

以下对本文考察的结果作一简单归纳。1683年台湾降清前夕，郑克塽等人将十余艘台湾商船遣往日本，此后又命令在日台湾商船前往东南亚各地，清朝为了彻底肃清海外抗清势力，对台湾商船采取了积极的招抚政策，致使六艘台湾商船在1684年以后相继返回厦门向清朝投诚。《明清史料》的档案所载蓝泽和黄成船便是其中的两艘。台湾商船降清后，部分船商和船只在清朝官府的准许下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在以后清朝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1989年1 期，此次转载时略有修改。

责编：李静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文章来源于网络，所有权归原作者所有，大道家园只作为存储空间，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guoxue/124756.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周瑜英年早逝后，还娇艳动人的妻子小乔···

下一篇: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大唐歌星刘采春与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