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吃瓜群众”吃的都是些什么瓜

我国古代瓜业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时代北方瓜业比较兴盛，在上古文献中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印迹。秦汉至隋唐时期，南北共同发展，甜瓜、瓠瓜、冬瓜、越瓜的种植比较兴盛，种植技术明显提高，品种信息急剧增加。五代、宋元以来，西瓜、丝瓜、南瓜等相继传入并迅猛发展，黄瓜的种植、食用明显改进，我们传统瓜业的品种结构基本形成。甜瓜、瓠、冬瓜、 越瓜、哈密瓜五种本土原有瓜种，黄瓜、西瓜、丝瓜、南瓜四种外来物种在历史上相继出现，不断丰富我国瓜业资源，构成了我国瓜业演进拓展的生动历史。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和气候类型多样，境内绝大部分地区都适宜瓜类作物的生长，瓜的栽培历史极其悠久，种质资源十分丰富，形成独特的栽培品种体系，出现了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用途的品种类型。元王祯《农书》论瓜，“为种不一，而其用有二，供果为果瓜，供菜为菜瓜”，就其所说，甜瓜、西瓜是果用瓜，哈密瓜是甜瓜中的厚皮种类，也属果用。冬瓜、南瓜、丝瓜、越瓜、瓠瓜则是蔬用瓜，它们共同构成我国传统瓜业的主要品种。为了充分展现我国瓜业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按出现和传播兴起的时间先后顺序，就这些品种的栽培起源、传播发展逐一进行梳理考述。值得注意的是，排在前面的五种，即瓜（甜瓜）、瓠（葫芦）、冬瓜、越瓜、哈密瓜（厚皮甜瓜），是我国文献记载原有的，我国应为次生乃至原生中心，后面的四种即黄瓜、西瓜、丝瓜、南瓜，是明确外来传入的。

本土原产

一、甜瓜

甜瓜是种质资源最为丰富复杂的种类，今园艺品种有厚皮、薄皮之分。《礼记》说为天子削瓜，《北史》记载王罴为人俭啬，见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罴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曹丕所说“沉李浮瓜”，薄皮甜瓜肉质松脆，成熟时中有空腔，而能浮于水。《墨子》所谓“甘瓜苦蒂”。这些细节充分表明，我国上古、中古时期，人们一般泛称瓜均为薄皮甜瓜，后世泛称果用之瓜未指明品种者也都为这类薄皮甜瓜。

甜瓜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品种，《诗经》所说“七月食瓜”即是。相传尧舜时许由《箕山歌》有“甘瓜施兮叶绵蛮”，春秋《墨子》有“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汉魏古诗有“甘瓜抱苦蒂，美枣生刺棘”之语，时代未必完全可靠，但说明至迟到汉朝“甘瓜”之名开始出现。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西晋嵇含《瓜赋》将灵芝、芙蕖、甘瓜并称云芝、水芝、土芝，《齐民要术》所引《神异经》（传为汉东方朔所撰、晋张华注，后世多表怀疑）称椰子“华如甘瓜”，前者泛泛形容，后两者均明确指称，表明最迟晋宋时“甘瓜”这一名称已基本确立。至迟唐代，甜瓜的名称在孙思邈《千金要方》等本草医书中已频繁出现，所指即甘瓜，宋以来逐步取代甘瓜成为通名。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甜瓜之味甜于诸瓜，故独得甘甜之称”，是这一名称流行的原因。香瓜最初多作为甜瓜之一种，而后也渐有通名之势，所谓甘瓜、甜瓜、香瓜多数情况下都是异名同实。

我国有可能是薄皮甜瓜的一个原生中心，至少是次生中心，栽培和食用的历史极为悠久。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以出土蚕丝着称，同时也出土甜瓜种子，说明距今4400~4200年的先民们已经种植食用甜瓜。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甜瓜种子，尤其是出土女尸食道、肠胃中发现大量甜瓜子，湖北云梦、江陵、江苏邗江、广西贵县等西汉墓都出土甜瓜子。西汉后期的《氾胜之书》有“区种瓜法”，根据《齐民要术》的解说即属甜瓜内容。这些都表明至迟到汉代甜瓜的种植已有很大的发展，此后一直为我国各地最常见的栽培品种。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甜瓜品种极为丰富，清人吴其濬论述道：“甜瓜类最繁，有圆有长，有尖有匾。大或径尺，小或一捻。其棱或有或无，其色或青或绿，或黄斑糁斑，或白路黄路。其瓤或白或红，其子或黄或赤或白或黑。要之味不岀乎甘、香而已。”先秦时《诗经》中有瓜、瓞之分，大瓜为瓜，小瓜为瓞，所说应主要是大小两种不同品种。汉魏以来，《广雅》《广志》、文人《瓜赋》及一些杂史杂记中出现不少各地奇瓜异名。而以瓜色青绿者最为正宗，晋人《广志》所列有乌瓜、春白瓜，应是指不同颜色，另狸头、女臂之类应主要说形状。但这些品种，唐以前都未见有进一步的记载，唐以后也多无明确的后续信息。

晚唐五代以来，出现一些新的品种信息，后世逐步落实为甜瓜的主要品类。如晚唐释贯休《秋居寄王相公》“山童舂菽粉，园叟送银瓜”，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徐氏《宫词百首》“沈香亭子傍池斜，夏日巡游歇翠华。帘畔玉盆盛净水，内人手里剖银瓜”，所说银瓜是指瓜中的白皮品种，后来成了固定的品种名称。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瓜青、白、黄等色，有名金皮、沙皮、密瓮、算筩、银瓜。”同时地方志中也有反映，浙江绍兴《（嘉泰）会稽志》：“越有银瓜、握青瓜、算筩瓜。握青谓其小，可藏握中；银以色名；筩以状名。”台州《（嘉定）赤城志》：“瓜有金瓜、银瓜等种，又有名八棱、约青、算筩者。”两地相近，有同有异，所谓握青、约青指大小仅一握，应即《诗经》所谓瓞之类。元人《（至顺）镇江志》“：甜瓜，种有大小，小而黄者曰金瓜，白者曰银瓜，碧者曰香瓜，又名一握青，其大而青，质斑纹者曰华瓜。”所说未必完全确切，但依瓜色分，青者称香瓜、甜瓜或青瓜，黄者称金瓜，白者称银瓜或白瓜，青而有斑纹者称花瓜，成了后来甜瓜品种的几大类型，除一些地方独有品种外，各地方志所载都大同小异，构成我国薄皮甜瓜品种的基本类型。

△《诗经》中描绘了先秦时代古人在田梗上种甜瓜的场景：“中田有庐，疆场有瓜。”

甜瓜分布极为广泛，我国但凡有瓜的地方都少不了甜瓜，即在哈密瓜盛行的新疆，仍有方志记载哈密瓜的同时记载普通甜瓜。甜瓜适应性强，种植简单，生长期短，北朝《齐民要术》称“瓜收亩万钱”，元王祯《农书》称甜瓜“一枚可以济人之饥渴，五亩可以足家之衣食”，可见经济效益比较突出。因而在我国各地，无论小户零散自种自给，还是大小规模种植为业都极为方便而普遍。而品味既甜且香，瓜肉或脆或酥，食用价值较为显着，自古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二、瓠（葫芦）

瓠，上古、中古时期人们多与“瓜”相提并称，为瓠类植物的总称，至少包括一种名匏的植物。《说文解字》解释瓠、匏二字互训，《诗经》的早期训解也多将两字视为同义。但就《诗经》相关的内容，无论就字形还是语意看，都是明显两种不同植物。《小雅·南有嘉鱼》“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小雅·瓠叶》“幡幡瓠叶，采之亨（烹）之”，果实与叶味甘，可用作蔬菜，这是一种。《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的壶，通常多视为蔬用，也即此种。《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所说是可以渡水系身作浮标的葫芦，《大雅·公刘》“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是以匏酌饮，都是制作器具使用，这又是一种。两种多以瓠、匏分别称之，后世所谓“甘瓠苦匏”即是。从文字使用上说，瓠既是类名，可以概指包括匏在内的同类植物，又是其中可以蔬用的独立一种，后世多称瓠瓜、瓠子。匏则是瓠中一种，魏晋以来多称作葫芦，嫩时也能食，只是稍苦些。

瓠类作物的利用历史极其悠久。瓠或葫芦子，在我国新石器以来的出土文物中屡屡有见。大约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岗新石器遗址即发现有壶芦皮，距今7000~5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小葫芦种子和瓠皮，另如杭州北郊半山水田畈新石器遗址曾报道的西瓜籽，被重新鉴定为葫芦或瓠瓜籽。《诗经》多篇言瓠匏，《论语》《庄子》都有以瓠匏譬喻说理的着名说法，《齐民要术》将“种瓜”“种瓠”与黍稷、粱秫、大豆、大小麦、水稻等相提并论，都充分反映瓠类作物在我国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宋以来地方志渐起，瓠与匏、瓠子与葫芦是各地方志物产蔬果中最常见的品种。我们举几例作为代表，如福建，明《（弘治）八闽通志》：“瓠，似越瓜，长者尺余，夏熟味甘。又一种名瓠，夏末始实，秋中方熟，经霜可取为器，俗呼葫芦。”河北，明《（嘉靖）清苑县志》：“瓠，味甘，间有苦者。又一种名匏，所谓瓜匏之瓠，即今胡卢。”四川，清《（乾隆）射洪县志》：“瓠，瓠之甘者长而瘦，名曰瓠。匏，短颈大腹曰匏。”甘肃，《（道光）镇原县志》：“瓠子……瓠一名瓠瓜，皆甘滑可食，邑人晒干用者名瓠条。”“壶卢……有二种，有柄而圆者名甜壶卢，可为茹，经霜作瓢。腰细者名苦壶卢，又名药壶卢，入药用。”上述内容分属东南、华北、西南、西北四大不同地区，明清几个不同时代，所载有详有略，但都明确有瓠、匏两种，而匏者（葫芦）可蔬食，也可作器，典型反映了我国各地分布和使用的情况。由于瓠、匏嫩时均可作蔬，可烹可齑，尤其是匏或葫芦多制作勺器和盛放一些细杂东西的容器，在人们生活中多不可缺，加以瓜与籽的药用价值比较显着，自古即受到人们重视，也便演生出浓厚复杂的文化，专题研究者颇多。各地种植极为普遍，汉人《氾胜之书》就较为具体地计算过种瓠优厚的经济效益，直到清朝仍有方志记载有“种瓠为业”的现象。

三、冬瓜

我国冬瓜种植与食用的历史十分悠久。无论考古还是文献资料，都表明至迟秦汉时冬瓜已经受到人们重视。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早期墓、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遗址原发掘报告所说西瓜种子后被学者确认为冬瓜种子，类似的情况或者仍有。这表明至迟西汉早期，冬瓜已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献的情况也可证明。《神农本草经》（日本森立之辑本）“：白瓜子，一名水芝，味甘平，生平泽。令人悦泽，好颜色，益气不肌，久服轻身耐老。”《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战国末至西汉初，适与上述考古资料相印证。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食蟹中毒又方：“冬瓜汁饮二升，食冬瓜亦可。”可见瓜汁也为药用。

对《神农本草经》白瓜子的理解历史上有分歧，唐人《新修本草》以为“白”为“甘”之形似而误，而孙思邈《千金翼方》以为“白瓜子即冬瓜仁也”，宋人《证类本草》也力证“白”字非误，应指冬瓜子，后世多予认同。除前人所析理由外，“水芝”之名也值得注意。古人有云芝（灵芝）、水芝（藕）、土芝（甘瓜）并为“三芝”之说，这里另出水芝，应是就冬瓜肉质滋润而言。《齐民要术》于冬瓜下小字注称：“《神仙本草》谓之地芝。”地芝多称甘瓜（甜瓜），此处“地芝”或因汉人“水芝”之说误会所致。但无论“水芝”“地芝”都见出人们对冬瓜的爱好和重视。我们认为，由药用着录和“水芝”之称，冬瓜的历史应大大前推，《诗经》所说瓜菹可能也有冬瓜的身影，只因古人独重鲜食甘瓜，于其他瓜种多笼统视之，想必后续考古会有更多发现可以证明。

冬瓜之名始见于湖南龙山县出土的里耶秦简8-1022号：“献冬瓜。”晋张揖《广雅·释草》：“冬瓜，也。”是既释名又注音。“ ”字未见《说文解字》和《尔雅》。 注意《广雅》以此字来解释冬瓜，是冬瓜先有“ ”单字正名，读作“及”，“冬瓜”是后起双音俗名。 根据《齐民要术》所说，冬瓜“十月霜足收之”，这在诸瓜中是最迟的，可能是其得名由来。据笔者考证，同时南方地区则名寒瓜，同义异称而已。《齐民要术》于冬瓜下引《广志》“：冬瓜，蔬。”后世引用多将“ ”写作“ ”，前者应是传书之误，非另有一名。

△ 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绘成的版刻药物图谱《本草图经》中的插图

汉以来，冬瓜是重要的食用、药用瓜品。历代本草、医书中，冬瓜仁都是重要的药材。北魏《齐民要术》已经记有详细的“种冬瓜法”，该书作菹、藏生菜法中，冬瓜与越瓜又同为主要的原料，都有多种制作方法，可见有关种植、食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后世种植极为普遍，宋苏颂《本草图经》即称：“今处处有之，皆园圃所莳。”人们论冬瓜“可蔬可羹，又可蜜煎，其子及皮，并入药”，又“可藏蓄经年”。冬瓜的产量也较为可观，浙江《（同治）丽水县志》：“冬瓜有大小二种，大者重二十余斤。”安徽《（嘉庆）绩溪县志》称“有重至四五十斤者”。因而各地传播极为广泛，种植十分积极，经济价值极其显着。

四、越瓜

△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中的越瓜

其名始见于《齐民要术》，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也正式着录。得名虽迟，但物种原始应与甜瓜相近，两者生物性状十分接近，应是同根同源，人类引种演进分化为不同品系。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越瓜以地名”，揣度应是相对北方常见的甘瓜而言，最初多见于南方诸越之地。唐人《本草拾遗》称：“大者色正白，越人当果食之。”昝殷《食医心镜》称“越瓜，鲜，久食益肠胃，和饭作鲊，并虀菹之”，可见果用、蔬用均可。《齐民要术》所说多为菹藏之法，即用作腌渍。后世有菜瓜、生瓜、梢瓜等俗称，元明以来南北各地多称菜瓜，以青、白色为主。实际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越瓜，皮薄脆嫩，质地与甜瓜近，可以生食，肉质甜味逊于甜瓜，可以视作原产于越地的甜瓜品种。另一种多称作菜瓜、梢瓜，皮厚水分少，肉质较实，生食略带苦涩，只宜烹煮和腌渍。越瓜与甜瓜一样，分布十分广泛，南北种植有所不同，而地方品种更是丰富复杂。因为多只充蔬，因而种植也多因时随宜，聊备日常家用而已。

五、哈密瓜

哈密瓜是甜瓜的一种，属硬皮种类，清康熙间定名。就我国文献记载而言，主要分布在甘肃西部及新疆地区。这一品种与我国内地普遍种植的薄皮甜瓜远非一类，属于中亚厚皮甜瓜种系，移种我国内地多生长不良，有明显因环境退化迹象。今人考察发现，我国新疆不少地方有对应的野生品种，我国新疆地区至少应是这一品种的次生中心。

我国秦汉以来的文献中已陆续记载。至迟可以追溯到《后汉书·郡国志》所言“敦煌古瓜州，出美瓜”，稍早晋人《广志》记载敦煌与辽东、庐江并称三大着名产地，所说应包含这一品种信息。晋人王嘉《拾遗记》也说“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炖煌献异瓜种，名穹隆”。今人认为穹窿是维吾尔语甜瓜的读音，汉语显然是形容瓜大无比。所谓瓜州，地名首见于《左传》，汉时于其地设敦煌郡，包括今甘肃西部，新疆东部广大地区。隋朝正式于此设瓜州，后改名沙州，分设西州等，顾名思义，应是以沙地适宜产瓜，且由来已久。传说这一带瓜极大，“狐食其瓜，不见首尾”。虽不免有些夸饰，但应非全然子虚乌有。这样硕大的甜瓜远非中土常见的薄皮品种，应是后世西域常见记载的厚皮种系。

敦煌一线实际只是这一甜瓜品系自然分布区的东部边缘。11世纪后期的《突厥语大词典》频繁出现甜瓜一词，所说应即这一品种，反映的应是包括我国新疆西部在内的整个西域突厥语区此类甜瓜分布的盛况。元朝疆域辽阔，鼎盛时几乎覆盖整个中亚，相关信息也就丰富起来。耶律楚材诗称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线“甘瓜如马首，大者狐可藏”，马可波罗在此也记载：“撒普尔干百物皆富，尤出世界最良之甜瓜。居民切瓜作条，在太阳下曝晒，既干食之，其甜如蜜。”所说应即今哈密瓜之类。考古发现，新疆晋、唐墓葬中都出现甜瓜种籽与干燥果皮。元人文献中也有这一带的相关记载，1222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在昌八刺城（今新疆昌吉市）受到回鹘王热情接待，席上所见“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稍后王祯《农书》称：“愚尝闻甘肃等处其甜瓜大如枕，割去其皮，其肉与瓤甘胜糖蜜。所割肤皮暴之。稍干柔韧，赍之中土，以为赠送，甘而有味。盖风土所宜，其实大而味甘，非他种可比。”所说甘肃当主要指前人所说敦煌一线，或兼今嘉峪关、酒泉一线。明朝于嘉峪关外无力统治，关西七卫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掌握，相关信息也就奇缺。王世懋《学圃杂疏》所说“今凉州塞外作干条遗远人，味极甘”，是极为罕见的信息，所说仍在嘉峪关内。让我们可以联系起来的是，晋人《广志》早就有“瓜州大瓜大如斛，出凉州（引者按：今甘肃武威）”的说法，可见分布曾一度东达河西走廊中部。这些西域和河西走廊西部奇特大瓜的信息应是统一的品种体系，虽然称呼不够明确稳定，种植中心或有迁转，前后联系也不免间断，但相关信息和传统却源远流长。

哈密瓜之定名和广为人知始于清康熙年间。清苏尔德《（乾隆）回疆志》：“自康熙年间哈密投诚，此瓜始入中国，谓之哈密瓜。彼时皆视为珍品，价颇贵。及平定回疆以来，哈密迤西处处皆有。”所说哈密投诚，指哈密王捕获噶尔丹的儿子，改辙更张效忠清廷，时间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后不久哈密地方首领开始向清廷贡瓜，遂有哈密之名。最迟康熙三十八年春皇帝南巡，即以哈密瓜干赐近臣张玉书。此后西域少数民族相继归顺，新疆政局愈益稳定，汉回维蒙各族深入交流，贡瓜成为年例。雍正间因事一度令停，乾隆时又命恢复。年年回人马队数千里驰运进贡，社会影响十分显着，激发内地民众对哈密瓜的强烈兴趣，也促进了新疆当地种植业的迅速发展。

哈密瓜的品种多样，乾隆间苏尔德《回疆志》：“平定回疆以来，哈密迤西处处皆有。其种类不同：一种皮色青白而大，或有花班，或有棱瓣者，六七月间熟，瓤色或红或白，硬而无味，去瓤食之极甜脆，但不耐久，易于腐烂，盖内地香瓜之类也。一种色青黄，形小而圆，或有瓣有项而子小者，瓤色红黄软而多水，亦甚甜，早熟更不耐久，盖内地甜瓜之类也。一种形稍长而皮厚、青黄花班者，瓤亦红黄，但味淡少水，可收至春间，亦可切条晒干，盖倭瓜之属也。又有回回帽、回回眼等诸名，色味俱香甜。另一种形长而皮粗味涩者，只堪煮食。”同时七十一（字椿园）《西域闻见录》也记载：“哈密瓜有十数种，绿皮绿瓤而清脆如梨甘芳似醴者为最上，圆扁如阿浑帽形白瓤者次之。绿者为上，皮淡白多绿斑点、瓤红黄色者为下，然可致远久藏，回子谓之冬瓜，可收至次年二月。余皆旋摘旋食，不能久留。”两者着眼点稍异，但合而观之，可见品种极为丰富，表明哈密瓜有着深广的地缘生物渊源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多见今人争议哈密瓜的源头，提请注意的是，哈密瓜之名明显后起，与哈密的联系也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机缘，不能胶柱鼓瑟就认作我国哈密瓜的实际源头。自古以来无论内地汉语还是西域地区民族语言都统称“甜瓜”，对哈密瓜的起源、流传演变等都要纳入包括我国甘肃西部尤其是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甜瓜起源分布、传播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去把握，只有这样对其起源与发展历史才有全面、客观、科学的认识。

外来物种

六、黄瓜

对于我国黄瓜起源与发展，舒迎澜先生《黄瓜和西瓜引种栽培史》论述较为详细，笔者就其起源及其相关食用传统演变也有一些新的考说：黄瓜的传入应与东汉以来佛教的传入有关，十六国时期的译经中已有“胡瓜”之名，隋炀帝时改名黄瓜。受佛经对其性味负面说法的影响，长期未获重视，南宋以来种植、食用逐渐普遍起来。由《齐民要术》可见，早期人们食用，多待瓜成熟老黄后收获，与越瓜、冬瓜等一样制作瓜菹腌菜，所以有黄瓜之名。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转为青嫩时摘食，鲜食烹煮均可。黄瓜嫩时表面有刺，因而不少地方称刺瓜，应由转重嫩食引发。这一名称以浙江、福建出现最早最多，隐有开风气之先的色彩。黄瓜生长期较短，种植简单，我国分布十分广泛。明清时北京等地以唐花技术种植，以求早春供食，也是瓜蔬生产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七、西瓜

△ 央视版《西游记续集》 截图： 猪八戒偷西瓜

西瓜是极为重要的瓜类作物，全球普遍重视，我国亦然。我国中古所说寒瓜是指冬瓜而非西瓜，我国唐以前没有任何西瓜种植和食用的迹象。五代后晋胡峤《陷北记》记在辽上京见到西瓜，称“契丹破回纥得此种”，通常多据《辽史·太祖本纪》所说“冬十月……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认为所谓“回纥”指高昌回纥，契丹人攻陷其夏都北疆浮图城，在这里获得西瓜。笔者考证发现，辽太祖西征不可能远达北疆浮图城，“破回纥”指其进入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漠北回纥故都，契丹人是从这里获得西瓜，引种到辽上京一线。

这后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涉及我国西瓜最早发源地及其域外来源和具体途径等一系列问题。又包括这样两个要点：一是新疆不宜视作我国西瓜的起源地。西瓜由西域传来，因称西瓜，这肯定没有错。但人们容易视为沿丝绸之路首先进入我国新疆，在这里落地生根后，东向续传。而从古代方志相关记载看，西瓜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是由陕西向甘肃，再到新疆，方向正好相反。除了前文所举证据，近日又发现一些新的资料。苏尔德《（乾隆）回疆志》：“西瓜，苗蔓花实悉与内地同，而味不及内地远甚。”和宁《（嘉庆）回疆通志》：“西瓜，其种由内地携去，种之者皆汉人。红黄两色，味性与内地同。”是说新疆西瓜由内地传去，最初口味也远不如内地。新疆以盛产厚皮甜瓜（哈密瓜）着称，清以来吐鲁番等个别地方有西瓜味美的记载，这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亚洲西瓜的大本营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撒马尔罕一线，元人耶律楚材称这里“甘瓜如马首，大者狐可藏”，同时称“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满筐”，大者五十斤，显然这一带西瓜与甜瓜同样硕大。而与耶律楚材同时，着名道人丘处机经过新疆昌吉西行，当地回鹘王盛情款待，席间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语意是称赞所见瓜大，但措辞明显不同，甜瓜是大如枕，西瓜只“及秤”即只有五斤重，显然西瓜要小得多，其势不如哈密瓜。上溯唐五代、两宋更是未见新疆有一丝一毫西瓜记载。因此称我国西瓜来自西域，不能想当然地理解作由新疆最初发源再渐传内地。

△ 央视版《西游记续集》截图：猪八戒因偷瓜农的西瓜而被唐僧训斥

二是我国西瓜最直接的来源实际在蒙古高原腹地。这似乎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却比较确凿。笔者所据除辽太祖西征所破回纥只在漠北而非高昌这一辽史大节外，还举了一个西瓜种植技术细节，同样值得重视。胡峤《陷北记》记载契丹人“以牛粪、覆棚而种”，这套技术应是由漠北传来。西瓜不耐寒，最适宜的温度在25℃上下，而蒙古高原昼夜温差大，“若春季之气候变化尤甚，当清和之日，华氏表升至八十九度时，雷一发声，忽行夏令。至于日暮，又降冰点，华氏表落至八度半。冷风俄起，寒气总至，遂纷纷飞雪，不半日间差至九十余度”，覆棚显然是为了早晚尤其是夜间防寒。而以牛粪种植显然也不是普通施肥，目的是为了提高地温。王祯《农书》说“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这是我国内地农家施肥要注意防范的，而在漠北日照强度和气温偏低的自然条件下，大量使用牛粪种植，利用微生物作用下发酵分解产生热量应可明显提高土壤温度。古人唐花技术中即有“用马粪浸水”浇灌催花一法，主要不在增加肥力，而是为了迅速提高地温。这在种子发芽阶段尤其必要，整个生长期大量施用牛粪，应是牛粪偏热，提供的热量大，大量施用可以明显持续提高和保持土壤温度。这与覆棚技术上下配合，综合生效，足以保障西瓜生长的必要温度，以延长其营养生长的时间。

△ 内蒙古敖汉旗羊山一号辽代墓葬壁画上发现的放在果盘内的3个西瓜，被专家们认定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的形象，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这套技术措施无论是在亚洲西瓜大本营的中亚花拉子模、撒马尔罕一带，还是我国新疆和我国最早引种西瓜的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三个处于同一纬度上的地区都非必要（也许早春播种育苗或短暂使用），而在纬度更高的蒙古高原腹地气候条件下却不可或缺。契丹人如此种植，应是西瓜新从漠北回纥传来不久，仍然沿用、保持那里的原有种法。后来技术熟悉后，发现实际没有必要，自然就会逐步放弃。宋以来我国南北各地种植西瓜，包括今黑龙江和新疆这样的极边省区，再也未见使用这套技术的任何迹象。这充分表明，这套技术应是蒙古高原腹地种植西瓜的特殊要求，而不属于同一纬度上的中亚西瓜发祥地或我国新疆地区（高昌回纥）。西瓜从中亚腹地东传我国，是远程跨越首先落脚漠北回纥汗国首府，契丹人从这里将西瓜种子及相应的种植技术，也许还包括西瓜这一名称一并引入，辽、金、南宋时再由此逐步南下华北、江南。

相关说法有必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中唐以来所谓回纥或回鹘除漠北回纥故国外，主要多指回纥亡国后西迁的甘州回纥（今甘肃西部）、高昌回纥（北疆）和葱岭西回纥（黑汗王朝）三大部分，兼有今国境内外广大地区，涉及今蒙古高原与中亚地区不同方向上的许多国家，如果只是笼统地、简单地称我国西瓜由回纥引入，是极不明确、十分模糊的，容易引起认识上的误解或分歧。因此有关说法有必要尽量指明具体地点或大致地域范围。笔者认为五代时契丹人引入我国的西瓜其直接来源只能是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漠北回纥故都，而不是其他。

关于此后西瓜在我国境内的传播，前贤时彦已有不少论述。近年南京农业大学刘启振、王思明先生发表了两篇很好的论文，就我国古代西瓜的品种资源、分布格局、宋以来全国各地的传播过程以及对于我国饮食结构的影响等，进行详细的梳理论述，提供较为全面、具体的认识，本文就不再续貂赘复了。

西瓜是果用瓜中的优良品种，五代时传入我国，南宋时在南北各地迅速传播，元以来已呈弥漫之势。元人王祯《农书》称“北方种者甚多，以供岁计。今南方江淮闽浙间亦效种，比北方差小，味颇减尔。”是说北方种植较盛，品质优而经济效益高。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则称“今则南北皆有”，王象晋《群芳谱》称“今处处有之”，至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则是“今西瓜已遍天下”，叙述口吻中不难感受到西瓜在我国不断扩展的历史足音。我们再引王祯《农书》所说西瓜的食用价值：“味寒解酒毒，其子曝干取仁用荐茶”，“宿醒未解，病暍（引者按：中暑）未苏，得此而食，世俗所谓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正谓此也”。李时珍补充说：“其瓜子曝裂取仁，生食炒熟俱佳。皮不堪啖，亦可蜜煎酱藏。”稍后王世懋《学圃杂疏》称“瓜中第一美味，而种遍天下”，谢肇淛《五杂组》更是以反诘的口吻做了斩钉截铁的赞叹：“今时诸瓜，其色泽香味岂复有出西瓜之上者？”是说西瓜出现之后，我国传统果瓜都得避其一席，食物价值极为显着，从中不难感受到西瓜的引入和传播在广大民众中所受欢迎以及给我国瓜类食物带来的深广影响。

八、丝瓜

丝瓜有不少名称，福建《（康熙）宁化县志》“：丝瓜、天罗、布瓜、蛮瓜、鱼鰦，一物五名”。另有称绵瓜的，笔者疑其为“丝”之繁体形似而误。我国丝瓜起步较晚，宋以前无任何丝瓜迹象，北宋后期以来渐见记载，传入我国当在北宋中期或稍前。名称中的鱼鰦，也写作鱼际、虞思等，或为外来译音。宋人有关记载多见于福建、浙江两省，此后地方志的记载也以两省为多。两广方志多称从福建引入，笔者据此推断，丝瓜当是入宋后，随着闽、浙一带对外交通贸易的兴起而由海上传入。

△ 齐白石：《丝瓜柿子图》

在北宋中叶至南宋后期两个世纪中，丝瓜药用、老瓜丝络及嫩瓜食用三大价值都已经得到开发利用，元明以来各地传种越来越普遍，发展极为迅速。笔者前番拙作中有一组爱如生《中国方志库》分省“丝瓜”出现次数的统计，其中遗漏了河北（含京津），河北共128次，紧随福建与浙江两省之后，排在广东、山东、江苏之前。考虑到河北省实际面积，尤其是传统农耕区较为广阔，因而这一数据并不影响我们原有的判断。丝瓜最初起源于福建、浙江，而此后的传播发展也以东南沿海和整个东部地区领先。这里我们就爱如生《中国方志库》两辑中“丝瓜”出现的次数再行统计，时间下迄民国年间，全国各省市区（港澳地区除外）除内蒙古、青海、西藏外均有丝瓜记载，其中数量排在前十的分别是河北（含京津）268、浙江233、广东（含海南）221、福建（含台湾）218、四川（含重庆）177、湖南175、山东170、江西155、江苏（含上海）147、河南142，涵盖我国东部以及全国传统农耕人口最为集中的省份，表明丝瓜种植在这些地区的分布密度较高，种植十分普遍。

九、南瓜

南瓜是新大陆作物，起源于中南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经欧洲辗转传来我国。明中叶之前我国文献中有关信息均不可靠，我国南瓜明嘉靖以来始见记载。葡萄牙是大航海时代第一波闯入我国沿海的西方殖民势力，当时被称作佛郎机，此前曾首先攻占满剌加国（马六甲），扼控通往远东的海峡通道。满剌加当时与明朝仍有藩属关系，明朝曾收到其国王的救援请求，以为佛郎机就在满剌加（马六甲）附近，因而也视作“南番”。李时珍《本草纲目》有一段关于南瓜来源的着名记载：“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

今人多据以认为我国南瓜应来自东南亚，由华南登陆，转福建、浙江等地，再北上至北京一线。但笔者检索明朝方志发现，明人的记载以南、北两京间的河北（含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江苏（含上海）、安徽五省最早也最多，因而断其应是明正德十五六年即公元1520-1521年间由葡萄牙商团随行的葡萄牙王室遣华使者带来。在当时的欧洲，南瓜作为观果植物广受欢迎，葡萄牙国王对遥远的中国极为重视，应是以此礼赠中国皇帝。在新大陆作物中，南瓜之所以在中国最早传播，可能与这种王室间的顶层交往有关。

进而笔者还发现，两京之间分布也不对等，最初的南瓜信息都见于北京附近，是葡萄牙使者只带到北京，由皇家御苑首先种植，就近流入京冀民间，以明长城为北界南向发散传播。在东部地区主要沿运河南下，在西部则由河南南下两湖、贵州，经河南、山西传向西北地区。到了明朝晚期，除今东北黑龙江、吉林，西北新疆、青海，西南西藏等少数边疆地区外，其他大陆各省区地方志均有南瓜的记载，可见传播之迅速、分布之广泛。在华北、华东、中原地区分布尤为密集，成了较为重要的农作物。

对于清至民国年间我国南瓜的传播与发展，南京农业大学李昕升博士的系列论文多有涉及，融会在《中国南瓜史》一书中，论述比较详细。南瓜耐旱，适应性强，成熟的瓜实极耐储存，正可瓜粮兼用。李博士的专着对南瓜的经济价值、种植加工技术等都有专题论述，较为系统地展示了南瓜丰富的资源价值及其广泛传种给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深远影响，值得参考。

节选自程杰：《论我国古代瓜业的历史发展》

原载《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

本期编辑：齐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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