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由孱弱到坚韧，再到伟大：从四大文明古国的结局看黄种人的免疫力

近日，从米国一个黑人被警察“跪杀”，而引起了全球性的抵制种族歧视的波澜，便有不少文章、帖子，来论说黑人怎么怎么。其中有一则似乎提到说，智商平均普遍而论，黑人是现有三大人种中最不那个的；还列出了不知是否靠得住的数值，表明黄种人平均智商最高，一百二十往上。

智商是咋数值化的，真没测过，也不知其机理，故而断然不敢评价。

黄种人智商高，是否就一定，客观上，也不敢说。只不过，作为黄种人的一员，主观上，还是挺乐于相信这说法的。

有一点，倒是现实可见，就是——在当下仍肆虐全球且在我国又显“死灰复燃”势头的新冠病毒疫情中，无论是上下协调、亿万同心而力克之的我们，还是肯定在血缘、基因上跟我们很大牵连的日本韩国，都显现出了比其他人种更坚韧的抵抗力。

这个情况，似乎折射出某些值得琢磨的东西——是否，我们，东亚的黄种人，具有更强的免疫力？

个人认为，很有可能！

（一）历史参照和现实对比

迄今为止，在人类关于“灾难”的记载上，排名居首的，是发生在大约十三世纪的欧洲的“黑死病”——死亡人数超过千万，差一点就“彻底终结”了中世纪的欧洲。

黑死病爆发之前，是蒙古帝国对欧洲的大肆武装入侵。骑着矮马、挥舞弯刀的蒙古兵，旋风般席卷欧洲，将伟大的欧洲骑士砍落马下，再没能站起来。

大规模的战争、酷烈的杀戮、城乡涂炭、尸横遍野……巨大战争创伤后，致命瘟疫生发，导致了比战争更惨重的伤亡和更严酷的恐慌。这瘟疫，就是被习惯称为“黑死病”的“淋巴结鼠疫”。

在欧洲人的认识中，这种致命瘟疫，是蒙古兵带来的。

连带前面重创了他们的战争，在有些欧洲相关说法中，也把这两番巨大灾难合称为“黄祸”，黄种人带来的灾祸！

到底黑死病是不是蒙古兵带来的？

如果是，那怎么蒙古兵都没事，更高大更健硕的欧洲人却大遭其殃？

难道黄种人的蒙古兵有着什么特别的免疫力？

所谓“黄祸”的历史事件，甚至让今天的一些欧洲人还隐约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黄色人种在免疫力方面强于甚至大大强于白色人种。

持这种观念的人，还举出现实对比的例子，就是感冒——无论白种人还是跟相比黄种人跟白种人更“亲近”的黑种人，在感冒这个挺常见的病症面前，远比黄种人容易被“打倒”。黄种人得感冒，几乎一半情况下都不会发热（发烧），甚至不需要依赖任何药物就可以普遍地“自愈”（多喝水、多休息）；而他们得了感冒，稍不留神就“大发”，甚至颇有送命之虞。

据说，随着基因科学的发展，欧洲为主的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在基因对比的层面，找到了支持所谓黄种人免疫力高这个说法的证据。到底怎么样，咱不懂，不敢确然就说“对”或“不对”；但“感觉”上，仅仅是“感觉”上，笔者个人觉得，这说法，靠谱！

（二）最初的我们可能是最孱弱的种群

对于被称为“智人”的今天的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也是欧洲人研究的），似乎打破了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传统理念，大体讲了三个重要的点：

一是，今天的“智人”，是诸多古人类中自然优化出的一个“亚种”，其形成远比传统理论所定义的要晚，最远也只可追溯到距今20万年前；即：所有世界各地发现的早于20万年的人类，都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祖先。

二是，我们真正的祖先，即在距今最远不超过20万年前形成的“智人”，只产生于东非一片相对很狭小的区域（大致在今肯尼亚）；就是说，今天遍布全球的好几十亿人类的共同祖先，来自迄今仍表现出“最活跃和最多样基因特征”的东非肯尼亚某些地区。

三是，十几二十万年前的东非产生的“智人”祖先，在地质水文的自然变化和种群生存需要的共同作用下，很快开始了分化、迁徙，并在数万年的漫长时光里，分布到了西非、中非、西亚、东欧、中亚，进而扩展到整个非洲、欧洲及他们习惯称“远东”的东亚地区。而这个“运动”的本质规则，就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有些资料、传闻表明，上述关于“智人”起源和分布的说法，现今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接受。这其中，当然不乏追逐新理念、挑战传统经典的主观意识；但也不能就说一点儿科学态度都不讲。

假设，只是假设，上述说法靠谱，那么，是否可以推想，生活在“远东”的我们的先祖，竟会是“物竞天择”的“末端”！亦即：在十几万年前绝对“洪荒”的时代，我们的先祖，是最孱弱的“末支”，在一次次、一轮轮关于生存空间的竞争中，一再、连续，甚至“始终”处于下风，因而不得不迁徙、再迁徙，直至压迫性的竞争力量“不能及”的遥远东方。

真的很可能！

不信可以简单对比看看：到十几二十万年后的今天，我们黄种人，在三大人种中，仍然是体型最矮小、体能最孱弱的。简单的个头儿、肌肉发达程度的比较，几乎显而易见。再看看体育——凡是更彰显更依赖体能的项目，黄种人的“急起直追”，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而且，饶是“急起直追”，也仍旧占不到“主导”——马拉松，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波士顿，跑在最前面的永远是黑人（肯尼亚人居多）；我们只有一个刘翔、一个“苏仔”、一支“马家军”，人家却世世代代层出不穷；就好像技巧型的乒乓球，黑人不管怎么练、谁教，永远都打不过日本人韩国人，更根本混不到跟咱中国随便哪个“板凳选手”过招……

不妨假设——忽然有一天，一切的科技都从人脑到现实外界全面消失，人类彻底“返回”力气大、跑得快决定一切的绝对洪荒时代，已经进化如此的我们，能否保住今天的生存地位？

不敢就说不能。但只要稍稍认真想想，结果恐怕很是令人担忧。

（三）多舛中不懈的抗争

同样，也是那些东非智人起源的研究者和理性的支持者，认为，恰恰是由于今天黄种人的祖先，在原始的自然竞争中因为体能的孱弱而不断落败、几乎被淘汰，才使得他们拥有了今天黑种人甚至白种人都望而生畏的超级智力。毕竟，人类是智能生物，只要摆脱 “以力而胜”的“最原始”，智力的作用，便得以本质的、划时代的显现。

对此，笔者认同。

设想这样的“故事”：

原始竞争中，我们的先祖，被打击、压迫，被迫让出地盘，扶老携幼地远离强大的对手，向着可以停留、繁衍的地方迁徙。

那是一程凄惶艰辛、九死一生的旅途。

一路上，他们不断与各种困难斗争——饥饿疾病、严寒酷暑、洪水瘟疫、毒虫猛兽，还有很相像的早期其他古人类种群，更还有内心的恐惧、焦虑、挣扎、绝望。到达一个地方，很可能只繁衍了一二三代，就又不得不继续远走，甚至可能刚刚搭建起最原始的“窝”，就遭遇了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

不知道有多少同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年轻轻就死去；不知道有多少朦胧的痛苦意识与哀愁悲凉，蕴含、种植到幸存者的心底……

经历了太多挫折，可能使得他们的后世比较缺乏幽默感，但却让他们经历了更多的灾难，因而也就循着最本能的生存欲求，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并同时磨砺出更强劲、更坚韧、更不屈的心智，甚至还可能，也是同时地，不知不觉间，拥有了更顽强的抵御肉体伤害的机体本能，比如：免疫力。

最终，他们中最幸运、最健康、最顽强的那部分，到达了遥远的东方，发现了虽不够丰美但真的是挺广阔的地方，还有流过那地方的充沛清澈的河流。

他们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并因为种群的扩大，不断寻找更充沛的水源，也不断跟当地其他原始人类竞争。终于，他们取胜了，并且发现了那充沛清澈河流的“母体”，一条有如从天而降、震吼汹涌的大河。他们膜拜大河，依恋大河，用比早先那些把他们从“源头地方”赶走的体能强大的同类更多经历苦难而生发出的智慧，摸索到了这条暴虐大河的“脾气”，顺着她的脾气，在她的怀抱中，生根发芽。他们奉这条大河为“母亲”。在被母亲河不断教化、滋养的漫长过程中，生长出愈发辉煌的智慧，子子孙孙，繁衍不息，直至建立国家，直至根深叶茂……

（四）人与地的相互哺育

从电视里看到过一个真实的现代纪录片，讲的是一些追溯人类发展历程的志愿者，模拟新石器时代（距今2万年左右）的生产条件，打造了独木舟，试图从“与那国”岛（属今日本冲绳县）航渡到台湾岛，结果失败了。

这项活动暗含着的一个心理诉求是——想要探求，冲绳（旧称“琉球”）人和台湾人是否拥有共同的“新石器时代祖先”。

如果航渡成功，计划下一步，同样的探求意图，角色将会换成中国人或朝鲜人与日本人。

航渡没成功，大概下一步也就甭玩了。

虽然，科学角度，这种试验并不能构成结论，但也无疑地提供了某种假设——今天“远东”各民族，更可能是在晚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期”，才从中国大陆逐渐分离形成。换句话说，中国大陆黄河（古称“大河”，即前面所及“大河”）、长江、辽河、珠江、澜沧江（湄公河）五大流域，极大可能是今天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各民族的“史前源头”。

浙江沿海地区发现的“河姆渡”文明遗址非常清晰地显现“勾栏式”建筑特征。而勾栏式建筑，恰是今天几乎整个东南亚（泰国、缅甸、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最主流的传统建筑模式。这一现实情况，似乎也在佐证着“远东的中国起源说”。

还真不是因为自身是中国人就这样说。

事实上，河姆渡文明也好，同期或近期甚或更早期的红山文化、二里沟文化、仰韶文化等等这些标榜、印证东亚史前文明的遗址，其所发生的年代，还没有“华夏”，更毋论今天的“中国”。

其实，道理上，“远东的中国起源说”，很好理解——人类是“陆生”物种，从捕猎到种植的生存模式，更倾向于季节分明、冷暖适中的自然环境。

最近一次冰河运动前，黄河流域比今天温暖，黄河也还没“黄”，大象、鳄鱼等今天认定的热带亚热带物种，在这片区域广有生长——我们中华民族的“龙图腾”的那条龙，非要对比现实存在的某种动物，恐怕最为相像的，就数鳄鱼了；再看河南省简称的那个“豫”字，由“予”和“象”组成。“象”就是大象，“予”就是“我”，那片地方，是“我牵着象”的。

后来，也就是万把年前，气候变化了，鳄鱼不知跑哪儿去了；收成不如以前了，洪水和严寒来了，有些人牵着大象就走了，往温暖的地方去，有些人则选择留下，继续繁衍、生息。

这时候，人们的智能已经比早先东非的起源时代，有了长足发展；那场“分离”，很可能不再是原始竞争那么生蛮、酷烈，甚至可能都是有商有量、温文尔雅的。至少，离开的和留下的，应该有着共同的记忆（比如“我牵着象”）；其中和谐的相依为命，多于竞争的面红耳赤；今天在东南亚等地方可以见到的跟中国很相似的图腾、习俗、文明成果（比如勾栏式建筑），或可堪为证！离开的并没走远，只是定居到了相对温暖的地方，也或可为一证。

无论离开的还是留下的，都秉承了共同先祖的坚韧和智慧，在相比于欧洲等地可谓“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他们很可能更早地生发出自己动手改善环境的意图和相应行动，并逐渐收效。于是，某种程度上，自然本质的生存环境，就更多留下了人为改造的痕迹。当然，同时，显然更强大的大自然，也在改变着依赖于她的人们。

这种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情景，只是在工业化的近现代，才体现出了人力对自然的破坏及其危机；而在之前，直溯到远比工业时代至今的历史漫长百倍的岁月长河中，这种相互作用，更像“相互的哺育”而非“索取与报复”。

这种人与地相互哺育的“性格”，在东亚各民族中的体现，最为凸显，可以说深入骨髓和信念。直至今天，东亚各民族，特别是中国和东北亚（朝鲜、韩国、日本），仍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民族更敬畏祖先、依恋乡土，便可认为是生动例证！

（五）从机体而始的强大自信

在那个谓为漫长的人与环境或说人与地的相互哺育的过程中，我们心无旁骛地繁衍生息，保持着甚至是放纵着到那时节已经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坚韧和智慧，终于在战胜最近冰河期最后的大灾难（大水灾）之后，呼唤出国家化的文明。

所谓“四大古代文明”——两河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不是“印度”而是“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年代上，号称“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最晚的。

之所以最晚，绝不是因为我们“笨”，而更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最恶劣。

五六千年前的古埃及（今埃及及以南中非北部）、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为核心的西亚），都是风调雨顺、水草丰茂之地，受最近冰河运动影响相对小；而仅从气象水文角度论，古印度在同期所受的影响还可能是正向的；而华夏国诞生地的今天咱们国家的内陆中部地区（中原），则受灾严重。没法设想，换了一直生存在比较舒适环境中的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印度人到咱这块地面上，他们能否有那么强烈而执着的抗争精神，并因而终于渡过灾难、重建家园，更在重建中缔造出伟大文明。

战胜灾难，建立国家，使得在华夏大地上的先民，愈发加强、深化了上述“人与地的相互哺育”，并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认识到“改天换地”的伟大和必要。

很可能是同样的一场灾难，陨灭了一些可与“四大古文明”比肩的早期文明。比如现已可以基本上确证的“阿特兰蒂斯文明”（大西洋文明）。也许，是因为灾情更严重。也不能排除他们的抗争还不够，还没“到底”。

这道理很简单——某人长期养尊处优，一旦落入艰难境地或罹患疾病，很容易垮掉；而长期活在艰难困苦中、不断求存式抗争的另一人，面对同样的负面突变，就会从容很多、坚定很多、强健很多。

必须承认，无论古代文明时期还是今天纵观全球，在资源、自然环境、水文地质这些方面，咱们这块地方，可以说比较“艰苦”；至少，在“资源平衡”角度，是很不理想的。

承认这一点，就像承认我长得不够高不够强壮一样，是自自然然的事。

我们的先祖，也许没有“横向比较”的条件和见识，但肯定懂得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并且把这些作为生存法则，世代相传。我们比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其他民族，更多、更长久、更深厚地遂行“人与地的相互哺育”；同时，因为足够“远离世界”，我们在这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涓涓拳拳的过程中，创造出了独特的、对周边乃至“远处”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古代文明，并因而具备了坚实、强大的民族自信。而这种自信及其派生的理念尊崇，使得我们成为全世界唯一把古代文明传承至今的国家。

这种自信和传承，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至少，从最近的疫情来看，还很可能涉及到物质属性的机体。

没错！我们中华民族，在机体上，也完全可能因为从“史前”的“最源头”至今的不断奋争中，获取了更顽强、更优越的适应功能。

比如：说中国人能忍饥挨饿。搁在过去，可以说中国穷、物质匮乏，机体自适应就更能忍饥挨饿；可现在生活好了，物质丰富了，中国人还是照样能忍饥挨饿。

再比如：说中国人学东西快，其实未见得，更可能是中国人更能持续学习、长时间劳作（无论体力还是脑力），精神力量之外，机体的“基底”，恐怕也不容忽视吧。

简单说俗话，咱中国人，属于“个头不大、能量不小，力气不大、韧性十足”。

再看看这次抗疫，反正，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从始至今，都无丝毫恐慌，都坚信自己不会“中招儿”，也坚信不幸“中招儿”的同胞会非常有限，且绝大多数都能康复如初。

真的、真的是，不管遇上多大事儿，作为中国人，捋捋咱们从最早到今天的历程，都可以一点儿不虚地拍胸脯说，没啥可怕的！

命运多舛、百折不回的中华民族，从身子骨到精气神，都从伟大先祖那儿继承了强大基因，并因而势必有足够信心战胜所有困难！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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