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林
生死问题是一切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切文化终极关切的焦点。它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思维方式,更直接体现了一个文化体系的人文关怀和生命精神。追寻生命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超越生死,就是使人在肉体生命终止后,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还能够存在。因此,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其自身超越生死的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因子的结晶体,在生死超越模式上有多元主张。这些主张在历史上针对不同才情、不同阶层、不同际遇的人群分别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对当今的国人仍然具有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影响。从其价值来看,也值得我们批判继承。中国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以及融合了多种元素的民间文化构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超越生死模式也主要有儒、释、道以及民间几种模式。
1.儒家:“三不朽”
“三不朽”是儒家所秉有的生死超越模式。“三不朽”源自春秋时期叔孙豹论不朽的一段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24年》)“三不朽”成了儒家立足死亡来安排人生的基本态度,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生死观。“三不朽”的生死超越模式,具体来看,就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条途径来实现生死超越。所谓“立德”,就是通过树立高尚的道德品格,使自己德彪千古,在道德上流芳百世。“立功”是为家、国、社会建功立业,通过建立这些惠及他人与后世的功业,为后人称颂,使自己的名声得以流传。“立言”则是通过著书立说,使自己的思想和见识在后世得以流传,使自己的名声得以流传。
其实,“立德”、“立功”或者“立言”都可归结为追求某种“身后之名”、“不朽之名”这一点上。因为,所谓的“不朽”,实际上只能是指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不朽”,不可能是肉体生命的“不朽”。而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就是通过身后名声的传扬来实现的。可以说,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人超越肉体生命追求精神生命、超越个体生命追求社会生命的独特形式。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屈原的《离骚》讲:“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这些都表明,获得身后之名是古圣贤超越生死的主要渠道。
总之,“三不朽”的生死超越模式,就是主张通过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通过自己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留下记忆,从而获得身后之名,由此获得生命的不朽,实现对生死的超越。不过,在“三不朽”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其中,“立德”是基础,“立功”“立言”都是“立德”的表现。
2.道家: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是道家所持有的生死超越观。其要旨是:首先,提出人在本质上是天地流行的产物,人之生死应顺应天地流行。《庄子》认为,身体是“天地之委形”,生命是“天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顺也”(《庄子·知北游》)。总之,生命的本质就是天地化育流行的结果,因此,生死也应顺应这种天地的化育流行。其次,道家认为人之生死就是气之聚散,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惧。庄子认为,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构成人的自然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一气耳。”(《庄子·知北游》)道家把人的生命过程视为气之聚散的过程,人的生死也就是气的聚散,是自然之道,是自然而然的,故生死不足惧。正是基于对生死观的理解,《庄子》才有“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其三,主张生死齐一,泯灭生死差异,从而超越生死。《庄子》说,事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从这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中消弥生死差异,超越对死的恐惧。
总之,道家把顺应自然作为超越生死之道,持顺应自然的生死超越观。《庄子》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庄子,养生主》)所谓“安时而处顺”,就是强调对自然之道的顺应,由此摆脱生死之忧。
如果说儒家的生死超越是“时间式”的,即通过自己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印迹,从而获得生命的不朽,那么道家的生死超越观是“空间式”的,是把生命回到广袤无垠的宇宙中,让宇宙大化的无穷无尽使自己的生命无穷无尽,获得生命的不朽。
3.道教:长生不死,羽化登仙
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羽化登仙,通过它实现生死超越。其生死超越论的主要内容是:其一,道教持有“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强烈的生命自主观,认为人的生命可以由自己主宰、决定;其二,道教“贵生恶死”,重视生命与生活,极力厌弃死亡;其三,道教通过“性命双休”,求得长生不老,飞身成仙,实现生死超越。
道教的这种生死超越论,主要建立在它对生命结构和本质的理解上。道教虽然有许多派别,但都一致认为,人在形神上是同质的,都是由“气”构成的。《抱朴子内篇·至理》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以至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神形皆气,故养气可以长生。在具体方法上,道教创造了行气、导引、存神、守一、内丹、外丹等修炼方法,通过这些修炼,求得长生不老,获得生死超越。
4.佛家:证入空境
佛学是最典型的了生脱死之学,在生死超越问题上极有洞见。其要旨是,首先通过“缘起性空”说,阐明万法皆空的道理。所谓“缘起”,就是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世间没有独存性的东西。所谓“性空”,指因缘和合所生起的假有,本性是空的,世间万物没有常住不变的本质。要而言之,“缘起性空”就是说明世间万物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没有常住的本性。人的生死也是如此,所谓“五蕴皆空”是也。
在确立人们万法皆空的宇宙观的基础上,要求人们破除一切执著。既然世间万物没有常住不变的本性,一切都在流转之中,因此不必执著于世间万物。人生正确的态度是随缘。所谓随缘,就是要顺应一切人生际遇,随遇而安。解除了对生的执著,证入空境,获得对生死的超越。
佛教中国化以后,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虽然也讲“四谛八道”、“六道轮回”、“涅槃”等思想,但突出了现世生活的基础地位,强化了生的意义,主张从日常生活获得“平常心”,不离现世生活并从现世生活中证入空境。在禅宗看来,佛性就在人的平常生活之中。比如,禅宗大师马祖道一说:“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后来成为禅宗大师的慧海在回答他人如何修道时也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禅宗改变了印度佛教刻苦修行的传统,强调生活的体验与生命活泼自在的情趣,明显表现了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生命的观念。禅宗主张通过这种顺乎自然、随遇而安、自由自在,通过直接的感觉去体悟日常生活中的佛性,进入了涅槃真如的境地。这样,“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任何生活都是真如佛性的体现。生命也就在这种对真如佛性的体验中获得永恒,实现生死超越。
5.民间:传宗接代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难以通过建功立业和玄思妙想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走向永恒,但他们可以通过无穷无尽的子孙繁衍而使自身的生命得以延续。具体来说,他们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生儿育女,使自己的生理生命得到延续。不过,生理生命的延续还只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子孙后代的延续,才有家祭的绵延,才能在家谱上代代传递。家祭的绵延和家谱的传递,使他们的人际生命和精神生命得以延续,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接续生命,获得生命不朽,从而超越生死。
民间传宗接代的生死超越观,是立足民间文化的特性产生的。祖先崇拜是这种生死超越观的信仰基础。祖先崇拜渊源于古代泛灵信仰中人鬼崇拜,但融合了儒教的孝道伦理。所以,一方面保存着生命生生不息的信念,另一方面却表现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追求,因而成为民间生死超越观的观念基础。另外,民间传宗接代的生死超越观也和中国民间以宗亲组织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宗亲组织渊源于古代的祖先崇拜,同宗的亲族结合成祭祀团体,并为有祭祀的场所而建立祖祠。宗亲组织促使了祖庙、宗祠的建立和发展。而这些祖庙、宗祠的建立为人的生命提供了终极皈依,获得了对生死的超越。
中国传统生死超越观的基本特征是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高度融合,相得益彰。从理性主义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贯穿万物有始必有终的理性法则,并由此参透生死。这种理性主义的生死观立足于宇宙的大化流行来看待生死,把人的生死视为气之聚散,生者必有死是宇宙不变的法则,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故而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而不足为惧。这是中国文化普遍持有的观念。这种观念揭开了笼罩在人们心中关于死亡的神秘面纱,淡化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怖心理,成为人们超越生死的思想武器。从人文主义来看,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强调生死的自然性,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生死的人文性,主张通过人文创造,通过树立和丰富自己的精神内涵,超越肉体生命的限囿,获得生命的不朽。儒家的“三不朽”说,道家的顺应自然说,佛家证入空境的主张,以及民间传宗接代的方式,都强调个人生死超越的人文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超越论,对当今的国人仍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人的生命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是由文化传统来塑造的。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促使人们追求死后世界,派生生死超越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也是创造和丰富人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活。可以说,人的生死超越问题是由文化传统产生的,也必然由文化传统来解决。试图单靠科学昌明、技术发达来解决人的生死超越问题是不明智的。毕竟,人的生死超越问题是一个人文性的问题,人文性的问题必须用人文性的手段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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