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洞宾对后世道教内丹文化的影响

1. 道派与丹派合一

   本文所论“道派”指清静无为的修养工夫与理论，丹派指按次第法门修炼的工夫与理论。陈樱宁先生曾明确区分“学道”与“学仙”，他说：“学道与学仙，这是两门不同的学术。自古至今，学仙的人，一定是从炼丹下手，不炼丹，就不足以成仙；学道的人，就没有炼丹的必要，只须使后天的神气合一，返回到先天的性命，再进一步使先天的性命合一，归到根本，就是清静自然，然后大道可以成就”。本文定义“学道”为道派，“学仙”为丹派，道派以清静自然为法，丹派有一套层层递进的修炼程序。

   以下略述道派与丹派的历史发展阶段：

1. 先秦时期为第一阶段。此时期道派处于创始期，尽管远古以来即有清静修为思想流传，但直到老庄才有完整的表述方式，老庄修道以“自然”、“无为”、“坐忘”的性功为主，其著作隐含命功，而不探讨具体功法。丹派亦源远流长，古代民间即有炼气术，战国时期方仙道流行，通晓炼气、服食、导引、按摩、房中、存思等术的方士大行其道，道教尚未创立。

   2）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道派表现为玄学，这一时期文人士子开始注解老庄和《易经》，例如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上流社会盛行“谈玄”之风。道教在东汉创立，最早的组织形式是民间性道教，以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此时期出现外丹金丹经典，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被作为外丹经典。丹派表现为方术与外丹合流，有初级的内丹术流传。魏晋神仙道教在形神关系上追求形体的永固，从而导致了肉体长生成仙说在社会上的盛行。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以“保肉体之真”为目的，以服药养气为得道成仙的根本方法。但是外丹炼丹术理论不完善且具致命危险，有时反而会损害身体，加速死亡。

   3）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道派表现为重玄学，重玄学者把道家本体论发展为道家心性论，建立了以“理”、“性”、“心”、“气”的心性学架构，但它还没有提出一套为实现此目标的修持方法。唐代外丹盛行，因服外丹而致人死亡的事件频频发生。内丹亦发展迅速，涌现苏元朗，崔希范，张果，司马承祯，杜光庭等内丹修道开拓者，他们为后世内丹形成奠定了基础，其缺点为尚未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修炼方法，未能产生普遍的影响。

   4）唐末五代至宋初为第四阶段。此阶段特点为道派与丹派融合，钟离权、吕洞宾创立钟吕金丹派并被认为丹道之正统，道教内丹由此开始兴盛，成为道教史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道家哲学由道派传承，在此之后道家哲学由道教传承。

   5）宋元明清为第五阶段。此时期钟吕内丹学在道教修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修道养生以性命双修为一大总则，后世丹道诸派皆奉钟吕为祖，而尤其以对吕洞宾的崇拜为盛，署名吕洞宾的著作不可胜数。

   由上可见，钟吕丹道产生之前，道教以肉身成仙为终极目标，修炼理论系统不完善，道派侧重修炼心性，丹派侧重修炼命，道派理论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丹派有具体操作方法，缺乏道的理性高度，缺乏心性的层次。至唐末宋初，道派与丹派由于钟吕内丹的创立而融合为一。

   隋代之前，道教内丹之说不显，只有胎息，导引、行气、存想等内养方术。由可证的历史记载推断，隋道士苏元朗是第一个言及“性命双修”之人，其撰《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及《旨道篇》云“天地久大，圣人象之；精华在乎日月，进退运乎水火。是故性命双修，内外一道”，并借外丹术语比喻内丹，“身为炉鼎，心为神室，津为华池”，“自形中之形入神中之性，此谓归根复命。”因而史家一般把隋朝道士苏元朗看作内丹道的正式创立者。但是内丹概念的出现不等于内丹派的出现，内丹道做为一个丹派活跃于现实的历史中，“却只能溯及中、晚唐时期尤其是晚唐出现的钟、吕内丹道派。”

   唐代以前道派与丹派的分离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内丹修持具有较高的隐秘性和危险性，所以命功隐传。民间与精英在修道上存在分野，精英修道一般是隐修，其道行高，深知修丹微妙难测，具有危险性，因此只传可塑之材。丹法如同天梯，内丹诀被当作道派承传的根据和道士终极的修持方式，所以“命假师传”，丹道经验和秘诀的相传主要限于师徒之间，对于传授对象着严格的要求。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道不轻传，而名师难遇，因此隐

   逸往往成为道教的一大特征。佛教批评道教是“自了汉”，其实是道教的历史原因和自身特点使然。道教的隐传传统使内丹道不能在民众中普及，民间慕道者多，悟道者少，以致旁门左道盛行。

   吕洞宾的丹道思想是对以前道派与丹派的整合，其特点表现为强调性命双修，重视修炼身心和超越身心，“无身不成道，有身不归真，”吕洞宾反对只修命或只修性，强调性命双修方能达到形神俱妙的神仙境界。其性功返于老庄之道，其命功在最上一乘兼容老庄清静无为之法的基础上，还建立了有次第有系统的渐修功法，对内丹修炼的阶次作了系统的论述。

   吕洞宾性命思想以老庄为宗，使道家抽象而玄妙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最终落实到形而下之术上，使修炼可行可证。虽然内丹以老子为宗，但老庄的修道境界极高，道显而术隐，老庄之道虽然隐含的丹道理念和方法，却没有具体地陈述修行中人之身心所历经的种种变化。道教早期所用服食、行气、导引、调摄等养生修炼之法，均属于修命的方法，认为命是精与气的统一，固精炼气为修命，但这些修命方法可以称之为内修之术而不能称为内丹。唐代心性学从人的内在心性上寻求超越，但是缺乏可供操作之术，没有建构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与修行方法。

   吕洞宾将传统的炼气服气方术发展成系统的内丹修炼学说，把修炼心性与炼气修命结合起来。其心性修炼向老庄道家复归，命功修炼既继承了传统道教形神相抱的思想，保留传统道教重视实践、重验证的特点，又以性功与命功的不可分、性命并重而发展完善了传统道教的内修术。修命的最终目标是炼尽阴质而获纯阳之体，而纯阳之体已不再是有形的肉身。吕的性功与命功皆有系统分明的修道层次，并有验证，没有上一步的性与命的验证，不能进行下一步的修炼，使得丹法在有路可指，可验可证，可操作性强，使“道”与“术”紧密地连接，修炼在道的高度上从抽象到具体不失其主旨。这种修道次第对后世影响深远，是道与术、性与命的完美结合，它不再追求一般的治病健身、养生延年，而是以祛病健身为初效，以延年益寿为中效，以阳神飞升为最高目标，成就形神俱妙、体道合真为宗旨，从而一扫旁门左道，被奉为正统丹道。据文献记载，唐末五代至宋初道教中有名有姓的内丹家多达百余人，而他们的内丹学说大多宗承钟离权、吕洞宾而来，从唐末至宋代，内丹道异军突起，日益兴盛，几乎取代了所有的传统道教的修仙炼养术而一枝独秀，对后来全真道和民间的气功与养生术都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

   袁康就教授认为：“钟吕所提倡的性命双修实为老子道德观念的延伸。钟吕的性与命分别就是老子的道与德。而他们所揭示的神仙，也就是藉炼气工夫所达到的一种道德圆善的终极境界”。吕将传统隐修之道，转变为大隐隐于市井的世间之道，主张得道者必是大德之士而提倡修德、普世济人，这样使道家哲学与丹派功法实现性与命的现世结合，并在世俗社会产生普遍而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外丹到内丹的转变，并促进道派与丹派的合一。自唐以后，“道教经书中有上千种丹经，特别是宋元以来道教史上道派和丹派合一，内丹法诀被当作道派承传的根据和道士终极的修持方式”。道派文化随丹派传承，丹法是丹道传承的方式。

1. 吕洞宾“性命双修”与丹道修行总则

   吕洞宾性命双修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宋元内丹学的主流为全真派南宗、北宗，皆推崇性命双修之说。虽然南宗强调先命后性，北宗强调先性后命，但在性命并重上是相同的。

   王重阳为全真道的实际创始人，全真道北五祖之一，《重阳全真集》有《遇师》诗一首，诗曰：“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丹砂色亦好，玉华山上现殷红。”此处王重阳的师父《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1记载为吕洞宾。在同书的第九卷《了了歌》中“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为弟子，便归依，侍奉三师合圣机。”另据李道谦《七真年谱》、秦志安《金莲正宗记》等全真教史著作的记载，王重阳内丹道的直接度师应为吕洞宾。有关王重阳遇吕洞宾并获得内丹秘诀的记载，还见于全真七子谭处端《水云集》、马钰《金玉集》、王处一《云光集》。王重阳甘河遇仙，《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详细描述，后人多以为王重阳所遇为钟离权、吕洞宾二人，从而确认王重阳为吕洞宾弟子。

   张伯端是南宗实际创始人，其《悟真篇》曰：“真人授我指玄篇”，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指玄篇》为吕洞宾所作，其自序中亦有“唐大道金阙选仙纠司度人孚佑演正警化兴隆大道真人吕纯阳撰”的内容。《悟真篇》与《指玄篇》的内容多处相似。

   南北二宗皆归入钟吕丹功系统。区别南北宗内丹学的主要依据就是功法上的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张伯端开创的南宗重命，主张先命后性，即从命功下手，以性功为圆满。王重阳开创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即从性功下手，然后及于命功。但两家区别仅限于修炼方法的次第，并不偏于一功。其实质都是主张在养生实践中，将有形的形体器官和精神意识合而为一，将其视为在养生实践中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修炼对象。

   元末著名道人王道渊主张性命混融，体用一源，其《还真集•性命混融章》重述吕《敲爻歌》的性命双修要旨“苟有只修性而不修命，身死之后，性为阴灵，不能现神通，只修命不修性，身虽长生，终住于相，不能超劫运。”

   明陆西星的东派丹法，是明清之际两大内丹流派之一，主张阴阳双修，自称直接得吕洞宾传法，陆西星自称是直接得吕洞宾之传。《陆西星金丹就正篇•序》云：“嘉靖丁未，偶以因缘遭际，得遇法祖吕公于北海之草堂，弥留款洽，赐以玄醴，慰以甘言”。其丹法内容与吕的《百字碑》多有相同，性命双修内容多源于钟吕。

   清代李涵虚为西派创立者，自称遇两位大师传法，一是张三丰，一是吕洞宾。《三车秘旨•李涵虚真人小传》：“至峨嵋山，遇吕祖，丰祖于禅院。师初名元植，字平泉。吕祖改为西月，字涵虚，一字团阳，密付本音，潜修数载，金丹成矣。”

   宋元的南宗、北宗，到明清的东、西二派，他们都自称得钟吕之真传。“宋元以后，道教南北各宗，东西中各派，无论先性后命还是先命后性，都是性命并重，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的修炼方法。”无论是北宗王重阳的丹法主张先性后命；三分命理，七分性学；还是南宗张伯端的丹法主张先命后性，以命功筑基，以性功成道，都不离性命双修之旨。

   所以道教人士皆知“吕祖之于丹鼎派，由六祖之于禅宗，继往开来，枢纽古今，乾坤独露，日月同明。六祖下开五宗七派，无不门庭峻极，吕祖下开南北东西四宗及三丰、五柳等诸派，亦均法嗣鼎盛。坛经与斯书，同为禅宗与丹宗奉为圣典。”虽然“性命双修”不是吕洞宾最先提出来的，但却在他的努力之下，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普及。内丹的性命双修成为一种传统的根本原则，以性命双修为宗旨的内丹道派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后世内丹文献中常常以“性命学”、“性命之学”等指称内丹学，如张伯端《悟真篇》自序：“故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乐育堂语录》原拔：“非开性命之学，无以唤醒群迷。”《重阳立教十五论》中“性命是修行之根本”。《张三丰全集》中“内外通来‘性命’二字，了却万卷丹书。”性命这一范畴具有涵盖整个内丹学的意义，这一类的说法在内丹文献中很普遍。汤一介先生认为：“正是钟吕，把心性论与内丹学结合起来，才开启了真正的内丹道教。”并为宋元内丹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钟吕内丹道建立在古代中医学的基础之上，并集古代炼养术之大成，因此，它的出现不仅对后来全真道的内丹心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民间的气功与养生术的发展也有着相当广泛的幅射。南宋时李简易编《玉溪子丹经指要》，是记述宋代钟吕内丹道派的最早资料，卷首列有“混元仙派之图”，就详细地记载了宋代专主内丹修炼的道派的代表人物和递嬗演变的情况。“该图以太上老君为始祖，钟、吕为首传，下列了90余位道教内丹修炼家，所提及的人物及传承虽难以尽信，但它是全面记述宋代钟吕内丹道派的最早资料。从该图可见，到宋代，道教的内丹修炼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产生了社会影响。这种社会影响从宋代兴起的吕祖崇拜及八仙崇拜中就可见一斑。这也是后来的金元全真道依附于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宋代时吕的内丹思想已经产生相当规模的影响，吕洞宾在道教与民间的影响超过其老师钟离权，性命双修由吕洞宾大力提倡推广，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修丹一大总则。

   萧天石先生在讲述对丹道有功者时说：“唯真正确定后世神仙丹道一派之基础，广开法界，门庭鼎盛，绵延迄今不绝者，则为吕祖纯阳真人。后世之北派、南派、东派、西派等，无不宗祖之，而此四派则更以吕祖亲传法乳为圣脉。”袁康就教授研究发现，“宋元出现的内丹派，不是自称得吕洞宾亲授秘传功法，就是间接承传吕洞宾。除了南北二宗二大流派之外，中派、东派、西派、伍柳派，甚至清代至今仍是龙门派的天下。刘一明、朱元育、黄元吉等都是南北二宗所传，都力主性命双修”，“民间仍流传浓烈的吕祖信仰，这不但能够反映吕祖的神仙传奇及其宗教力量的震撼力，更重要的是，吕祖思想尤其内丹与性命之学，经历了一千年文化思想的洗礼，仍能屹立不倒，当知不是偶然者矣”。当代台湾的天帝教，据称有八十万信徒，其首任首席使者涵静老人，亦秉持性命双修原则，据涵静老人所著《清虚集》记述，其渡师即是吕洞宾。由此可见吕洞宾性命双修思想传承千年，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

   总 结

   在历史上，尽管道教是以斋醮、科仪、戒律等形式为社会、百姓祈神纳福，以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的形式维系着它的存在，但这只是宗教为着维持其生存的的形式部分，而不是其内在的核心部分。道教内丹涉及的问题却是有关人的身心合一的生命内在体验，内在的心性修持更主要是个人之事，属于自然的人与天道的沟通。

   吕洞宾作为一位神仙传说人物，在民间与道教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正如有的学者颇有识见地指出：“第一次向人们系统阐述道教内丹思想的是钟离权和吕洞宾。他们二人在内丹思想上的特殊建树是以宇宙生成之理、阴阳演化之机融入内丹思想”。吕洞宾提倡一套系统的性命修炼工夫，其特点就是“性命双修，形神俱妙”。尽管吕洞宾之后的内丹修炼派有“先命后性”或“先性后命”之分，但在性命双修上却是一致的，没有区别，这与儒、释两家的性命之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家和佛家都重视人的心性修养工夫，但对人的身体存在却缺乏应有的关注，而对身心关系也未作更多的深入探索，而道教内丹心性思想中的“心”、“性”其实与“身”、“命”皆密不可分。儒家所重视的主要是生命的伦理价值，佛家认为人的形体毫无价值，由此道家看重生命的本然价值尤为可贵。

   吕洞宾内丹修炼思想中的“无身不成道，有身不归真”，从人的肉身形体入手探索超越身体障碍的途径，从生命层面进入精神层面，最终升华到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以逆向回归的方式来契证原初的大道，使自己的身心和宇宙融汇为一起，返回先天的初始状态，这样才能同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进入道的境界。以术证道的实践精神，是道教内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特征”。这是道教内丹区别于儒、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胡孚琛教授讲：“内丹学以道学的宇宙论、人体生成论、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天人感应原理和阴阳五行学说为支柱，以中国传统医学的气血、经络、穴位和腑脏学说为基础；以人体的精、气、神为修炼对象；以太极、阴阳、三才、四象等符号来描述修炼过程；以观照丹田、通任督二脉、追求人体的和谐有序为入手工夫；以达到人和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同道的一体化为最高目的；以进入仙人境界为奋斗目标。仙人境界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最能体现生命价值的人生最高境界。”这种特定的身心实践行为，没有神的崇拜和物的崇拜，而是由内向外地探究物质世界，又由内向外地体悟生命世界，此种意义上讲钟吕内丹没有宗教性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陈撄宁先生提倡仙学(指内丹学)，认为仙学修养法讲现实，深有深的功效，浅有浅的收益，极力主张把内丹学从其它宗教(包括道教)中剥离出来，一则是考虑到在道教衰微的艰难条件下，把道教最精华的仙道从道教中独立出来，以免和道教同归于衰落；二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注意到了内丹学不同于一般宗教的显著特征。

   吕洞宾的性命双修思想至今为人所推崇，内丹文化以性命双修为标志，其思想上承老庄、《参同契》、唐代心性学，并融通三教，下开道教南、北、东、西四宗及千峰、五柳等诸派，提倡普度世人，实行在世修行，广修道德，使道教从关注个体的生命存在转向关注人们的现实世界，这种道德实践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道教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明清时期民间劝善文的流行与普遍的吕祖崇拜现象即是此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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