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超越人类中心之后的东方化文学

莫言是当代中国最复杂的作家，在十几年前我的第一篇评论莫言的文章中，我就认为莫言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比西方的上帝更具包容性，西方的上帝在“博爱”的背后恰恰是极度的狭隘，必须成为他的子民才能得到他的垂青，不是他的子民，即不信仰他，就成为上帝的弃儿，可以说耶稣之死即是这一狭隘教义运作的结果。

莫言绝不如此，在他的笔下没有弃儿。从道德判断的角度看，再坏的人在莫言的作品中也有善良的一面，不会被完全否定其存在的价值。莫言作品中所反应的更多的是中国道家文化的那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包容性，又与儒家的仁义息息相关，整个作品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小说的叙事也应体现“道”理

一、传统叙事手法与西方先锋手法的狂欢化结合

仅从叙事模式上看，莫言就已经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文坛的奇迹。他应该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作品都使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但却达到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效果的作家。即使是在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这样的个体感觉极度膨胀的小说里，其人物设计也是复杂的，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黑孩、小铁匠、老铁匠、小石匠、“我爷爷”、“我奶奶”都按照自己的轨迹行事，读者无法预料每一个人物下一刻会做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复杂多变却又符合人性和世界的真实。即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复杂世界，而不是隐含作者以他的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及政治观等控制了一切——比如社会主义经典文学作品《暴风骤雨》。莫言创作手法多样，早期是西方的技法占主要地位，先锋试验色彩鲜明，后来表现出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学色彩，而且随时会有突破性的东方和西方的融合。

莫言的《生死疲劳》从叙事结构上看为章回体与民间传说的结合。小说采取章回体的表层结构，如第二章命名为《西门闹行善救蓝脸 白迎春多情抚驴孤》，题目即以较工整的对仗概述了主要情节，与章回体小说很相似。同时，中国民俗中的传说也成为小说非常重要的素材，以此组合各种事件，加人适当的因果关系，史诗般地呈现出一段中国历史。先看第二章中的一个叙事片段：

[1]我西门闹堂堂正正、豁达大度、人人敬仰。[2]接手家业时虽逢乱世，既要应付游击队，又要应付黄皮子，但我的家业还是在几年内翻番增值，良田新置一百亩，大牲口由四匹变成八匹，新拴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长工由两人变成四人。丫环由一个变成两个，还新添了两个置办饭食的老妈子。[3]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我从关帝庙前，把冻得只有一口游气的蓝脸抱了回来。[4]那天我是早起捡粪，说来你不会相信，我虽是高密东北乡第一的大富户，但一直保持着劳动的习惯。[5]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七月锄豆，八月杀麻，九月掐谷，十月翻地，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6]乡间流传着我因起得太早错把石头当狗屎捡回来的笑话，那是他们胡说，我鼻子灵敏，大老远就能嗅到狗屎的气味。[7]一个地主，如果对狗屎没有感情，算不上个好地主。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此段为西门闹的第一人称自述，从形式层面来看，其话语方式很有中国传统戏曲中的道白的神韵。在中国戏曲中，一个角色出场，会以较长的篇幅交待家史或来龙去脉，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的长达百句的唱段即是典型。西门闹出场的独白非常类似于戏曲中此类唱段的位置和功能，即介绍自己的来历，[1]-[3]句即承担了这样一个介绍功能，提供给接受者一些有关人物的重要信息。

从句法结构上看，此段句式长短夹杂，古典感与欧化句式交汇，句中的既又但还多次递进和转折，是典型的现代书面语语法； [5]句中的四字一顿的短句明显是从传统文学经典《诗经》的四言诗中转换而来，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神韵。当然西门闹文化水平不高，言语不可能那么文人化，莫言把他的独白改造得很通俗化和口语化，同时也可以说，文人创作的通俗化改造是北方戏曲的特点。

莫言文字语言模式的形成是多方面吸收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融合是本能化的，把才华与文学感觉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这篇43天完成的49万字的长篇小说实际上是更能体现莫言的文学天赋的。43天的短暂创作历程，实际意味着莫言近万字的创作多数是灵光一现，然后凭感觉任意挥洒而出，莫言非常惊人地表现了才华横溢的一面，且不管如何挥霍，才华总是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毫无枯竭之感。

再看意义层面，此段一开始就写了一个与革命史中不同的地主形象：革命史中的地主多是穷凶极恶，这个西门闹却是勤劳善良。当然不是说所有地主都是勤劳的大善人，而是隐含作者或叙述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做出的判断，即中国的地主也多是勤劳起家，至少不全部都是穷凶极恶，而多是乡村中的正常富裕农民。隐含作者强调地主的劳动特征，一方面是对片面阶级论的否定，另一方面是从中国乡村伦理出发，塑造中国乡村中真正的勤劳致富者。

最有意思的是第[7]句，它可压缩成“对狗屎没有感情的地主不是好地主”，是从拿破仑的名句“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化来，把将军与士兵的关系置换为地主与狗屎，形成一种狂欢化的戏仿，既形成强烈的反讽，又非常幽默地反映了地主与劳动的关系。这两对反差极大的对比构成了仿拟或隐喻，不管喻体如何，却有一个共通的本体，即对某群人或某个人来说最能体现其价值的东西。

莫言以此昭示了中国乡村的铁的规则，即生存伦理，劳动意味着努力地生存，且可能生存得更好。而对于中国乡村的所有农民，未来充满着变数，只有不停地劳动才能保证自己和家人不死。所以，从意义层面来看，莫言是从平民的角度反观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进而反讽，形成一种悲壮的抗争，最终形成一种超越。

这种超越的表现之一在于，莫言在叙事中经常会突然插进一段非常有先锋试验色彩的文字，使他的叙事更复杂，显示出明显的西方色彩，如《生死疲劳》的主人公西门闹的叙述中出现了作者莫言的名字：

莫言在他的小说《苦胆记》里写过这座小石桥，写过这些吃死人吃疯了的狗。他还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从刚被枪毙的人身上挖出苦胆，拿回家去给母亲治疗眼睛。用熊胆治病的事很多，但用人胆治病的事从没听说，这又是那小子胆大妄为的编造。他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事，基本上都是胡诌，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这个叙事片段是以西门闹为叙事视点，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而且居然非常突兀且神奇地跳出故事之外，直接攻击隐含作者莫言。这是80年代中期西方后现代小说叙事的遗留，或称元小说、元叙述，即对叙述的叙述，目的是摧毁叙事，实现后现代的解构目的。

莫言此时用此法并非在解构，而是以他的感觉奇妙地把这一解构性的东西变成了加强真实性的手段。西门闹这样叙述，实际更多的是在证明莫言写的东西的真实性，因为吃人肉食人血的故事在中国屡屡发生，接受者自然能判断西门闹是不是可靠的叙述人；更大的可能是由于西门闹的经历有限，没见过吃人的事件，从而西门闹的叙述成了不可靠叙事。另一方面，东西方叙事技巧的杂揉加强了莫言文学的包容性，莫言把只要有利于表现主题的方法和内容都凭感觉融合在一起，给接受者以泥沙俱下的混乱感，其实那是一种才华的惊艳，很有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意味。下一个叙事片段的功能更复杂：

仁者见山，智者见雪——每个人眼里的世界都不同。

[1]——亲爱的读者，群众的心理是多么奇怪啊![2]庞抗美与西门金龙得势之时，人们对庞凤凰和西门欢恨之入骨，盼望着他们倒大霉，但一旦他们倒了大霉，成了弱者，同情心便转到了他们身上。[3]警察们自然也知道这两个人物的背景，更清楚他们的副所长与这两个人物的特殊关系，面对着愤愤不平的群众，他们摆摆手，没说什么。[4]读者诸君，西门欢之死，让我内心甚感悲痛，但他的死，客观上为我们的蓝开放追求庞凤凰扫清了障碍，但又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个叙事片段第[1]句就直接对“亲爱的读者”说话，是东方化的说书人与听众的交流，还是西方化的现代作家与接受者的交流?其实或者可以说是两者的融合。“读者”是现代命名，隐含作者直接把接受者称为“读者”，意味着在隐含作者那里默认为是现代个体的阅读和接受行为。认为其是古典说书人的移植也能说得通，因为这部小说的中国古典特色非常鲜明，话本小说也经常出现“各位看官”引导出的直接交流段落。这种种的矛盾的存在，实际上又是莫言任意挥洒的结果。

第[1]句则直接叫出读者，说出叙述人对群众心理的评价，[2]则详说评价的内容，即个人的命运起伏对周围人的影响，实际表现了隐含作者对群体性格把握的准确，即群体总是无意识地把同情和善意投向给弱者。第[4]句则更深层地与读者对话，把之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读者，可以算是对事件的“预叙”，从本句的修辞效果上看，叙述人还以“悲剧”来评价这些从道德上很容易被否定的人物，表现了隐含作者的悲悯。

总之，此段叙述把叙述人的感觉与故事素材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张力的话语方式，不仅从作者、隐含作者、叙述人、行动者的角度进行叙事，而且把接受者也纳入叙事世界，形成了一个多维的叙事空间。在此，莫言表现出的不是对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纯粹的形式化的模仿，而是把西方技法融人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之中，形成复杂的现代东方化文体。

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悲悯

不仅是形式上的大胆融合创新，在意义层面上，莫言的境界在当代文坛也几乎是无可超越的。先看《丰乳肥臀》中奇特的比喻：

荒诞之中隐藏真实

[1]门板平放在上官寿喜身边了。他保持着临死前的姿势，那对着苍天呼吁的腔子里，冒出一串串的透明的气泡，仿佛里面藏着一窝螃蟹。

[2]马洛亚牧师窜出钟楼，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倒栽在坚硬的街道上。他的脑浆进溅在路面上，宛若一滩滩新鲜的鸟屎。

[3]她伸出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撕掉了公鸡绷紧的脖子上的细毛羽，裸露出一段紫色的鸡皮。她屈起右手中指，弹了弹鸡的喉咙。然后，她捏起那把耀眼的柳叶般的小刀，轻轻地一抹，鸡的喉咙便豁然开朗，一股黑色的血淅淅沥沥地，大珠追小珠地跳出来。

这些比喻非常能见出莫言的话语特色。从此段叙述的内容上看，[1]描述主人公的父亲被日本兵砍头后的情形，[2]写一个外国牧师被游击队所辱跳楼而死的情形，[3]则是人杀鸡时的情形。

文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对普通语言的有组织的改写，莫言文学更代表着对普通语言的后现代式的暴力改写，典型地体现了文学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失衡。上述比喻中人与动物的死亡状态被详细描述，似乎表现出一种奇特的血腥偏好，[1]中以螃蟹吐泡比喻断头的脖子冒出的气泡，[2]中形容牧师的脑浆像“新鲜的鸟屎”，死去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主人公的养父，另一个是真正的父亲，也都是平民道德意义上的“好人”。隐含作者为什么带有欣赏嫌疑的眼光来描写他们的死态?

从叙事效果上看，莫言文学更容易把接受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语言本身。或者这可称为莫言式的“审丑”意识，这种“审丑观”使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大量地展现世界的丑恶和苦难。这些描写也是莫言倍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者这种写作方式可称为莫言式的“残酷叙述”，即把丑陋、恶心和恐怖之物进行细致的、甚至夸张式的展示，达到能指与所指的高度偏离，体现了莫言狂欢式的对语言的暴力改写。

其实，从莫言的整体创作与这些场景在叙事结构中的功能来看，它们并不是为了审丑而审丑，它更接近于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化写作，与莫言的高度感觉化相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状态下的修辞效果。只从[1]和[2]写人类死亡冷酷场面来看，接受者会很难原谅隐含作者面对人类遗体的“残酷”和冷漠。其实，特意作为对比的[3]或者能解释莫言的“冷漠”或“嗜血”从何而来。[3]中描写了人类杀鸡的过程，相信绝大部分接受者没多少不适感。

自然界的生物都有灵性的，都是大自然的产物，要和谐相处。

以同样的手法描写人类和动物的死亡，为什么描写人类的死亡就让人们难以接受呢?其实，对杀人和杀鸡的不同感觉源自于最根本的关键点：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社会产生的人类文明决定了其必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我们的“不适”正来自于这一切都是从人类道德来衡量的，人类的死亡是残酷的，但人类每天“杀害”千万计的动物并极度“残忍”地吃掉，人类却没多大感觉，这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牢牢掌控了一切的结果。

而莫言的那个隐含作者非常明确地发现了这一点，并以故作残酷的方式戏谑人类的感觉，形成狂欢化特色。现实中，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与媒体见面时，就中国和日本的钓鱼岛争端居然说出了以下的话：“海洋上的争端暂时搁置一下有时候也是鱼类的福音。现在人类捕鱼捕的这么疯狂，有一个争端的地方谁都别进，让鱼过去，鱼类会感谢人们，感谢你们。” 当即引起众多人“不爱国”的谩骂。

由于境界的天壤之别，莫言的超越性是很少有人能理解的。所以，要想深入理解莫言的创作内涵，就不能以人类的日常理性来约束思维。莫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更多地来自于中国的道家思想。只有道家真正做到了天地万物的平等化，抛弃高于万物的神的存在。

所以，隐含作者力图表现出相当绝对的平等观，他所超越的不是简单之物，而是人类中心主义下的基本自私本性的人类关怀，从老庄式的宇宙观出发，认识人类之渺小，才可能真正达到伟大之境。莫言不仅仅是超越相对狭隘的人类利益，他超越之后还能重新回到对人类的悲悯，形成超越之回归。此时，人类自身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已不复存在，他达到了道家的万物绝对平等之境，实现了东方精神与西方手法的完美结合。

从叙事动因来看，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之后，莫言仍然回归到对人类的悲悯，这是一种超越性的大悲悯。莫言常用的“审丑”只是达到狂欢效果的手段，他不断地嘲讽人类的自大和贪婪，但面对底层人民，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生存的苦难和坎坷经历不仅不是否定人生的价值，反而恰恰是人类价值和意义存在的证明。人在苦难中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达到与自然和天道的统一，常常能体现底层人民的伟大。

“苦难”是莫言小说的母题之一，《丰乳肥臀》中母亲忍辱负重地养育了几代人，却一直生存在苦难之中，但她另一方面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底层道德立场。母亲也是大地和底层人民的象征，她的后代中有不少人掌握了权力，正是这些后代让她过得更悲惨。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权力的交替下，母亲从不相信权力，事实证明唯有母亲的立场和选择是实在的，是真正诠释底层生存的。

与苦难相比的是权力，人民的苦难绝大多数是权力所致，从莫言的叙事世界来看，任何政权都是一种欺骗性的幻象，权力随时会崩毁，而苦难下的人民却可以永生，仅此一点就可以解构政治权力，而赋予底层的苦难生存以重大的意义。《生死疲劳》在苦难书写方面更是典型，以一个人的六世轮回多角度地描述了底层的苦难，建构出莫言独特的苦难叙事。小说以一个平凡的靠劳动起家的地主为叙述人，从第一人称限制视点来讲述故事，描述他被杀后不屈地去阴间轮回，转世为各种动物，先看地主被鬼差押送着第一次转世投胎时的情形：

很多场景都似曾相识

接下来我们就行走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让我感到陌生的是那些钉在土地上的白色木桩，木桩上用墨汁写着我熟悉的和我不熟悉的名字，连我家那些肥沃的土地上，也竖立着许多这样的木桩。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阴间里鸣冤叫屈时，人世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大户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无地的贫民，我的土地，自然也不例外。均分土地，历朝都有先例，但均分土地前也用不着把我枪毙啊！

这个叙述片段是西门闹为了雪冤而多次拒绝投胎的开始，这个故事的原型应该是《聊斋》里的席方平的故事，即抗争的鬼魂，拒绝转世直到冤情昭雪。这个西门闹也同样不断地回到地狱以抗争不公平的命运，此时对抗的核心是极左专制。因为它不但没有实现造福人民，反而更严重地压迫和剥削农民，甚至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论杀死了无甚恶行的地主。之后这个地主不停地抗争，六次转世，每次都经历着更大的苦难，冤屈越积越深，形成了苦难的轮回，又一次建构出莫言的底层隐喻：苦难永存。这个根源在于人类社会形成之后的不断权力化，而权力的本能之一正是为了更大的利益牺牲弱者。

超越了人类，才有真正的宏大和悲悯，不然就会被人类利益所束缚。赵树理未能达到超越人类利益之境，原因之一是新社会在最初带给他太大的希望，他相信了权力；尽管与权力站在同一边，但他的弱者立场非常值得赞扬，从人类利益出发站在弱者一面的知识分子也是极少的，因为知识分子多数站在人类的强者一面，强者即人类的精英，而精英永远是一小撮人，从而精英和亚精英化的知识分子成为人类罪恶的共谋，甚至是有意识地共谋。

人类的“理想”是个可怕的东西，很多精英以此为借口制造更多的苦难，即虚构一个指向未来的“理想”，昭显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却把苦难让别人来承受，那同样是对人类的罪恶。精英们更容易如此，理想的社会应该给人类以幸福，而不是苦难，迄今为止，精英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一方面过着最上等的生活，依靠权力谋取各种利益，甚至无恶不作，另一方面却让人民其实就是社会底层承受着当前的各种黑暗的后果，称其为发展的代价。在这方面，赵树理是个伟大者，他作为精英人物，拒绝牺牲底层利益换取个人的权力和地位。

清心寡欲，回归自然。

莫言更是，他有着更强大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下的偏执被他非常文学化地克服掉了。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性来看，公有化的理想正是从西方注入的，与西方的科学与理性相伴随的急功近利必然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在莫言这里，西方通常是反动的阴暗的，这点不是保守心理的体现，莫言在创作上学习了西方文学的多种手法，但在精神上，他是反西方的，就是因为那个过于功利化的内核，无论是成熟的资本主义还是空想的社会主义，都是趋利的，都会从根本上损害底层人民的利益。

所以，权力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当代社会的最大问题所在，莫言站在权力的反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权力对弱者的必然损害。《生死疲劳》六次轮回的悲惨结局就代表了莫言叙事建构的动机所在：

蓝解放和黄互助把开放的骨灰，背回那块已经坟墓连绵的土地，葬在了黄合作的坟墓旁边。在他们烧化、埋葬儿子的过程中，庞凤凰抱着猴子的尸体始终相随。她哀哀地哭着，花容憔悴，的确人见人怜。大家都是明白人，既然开放已死，也就不再说什么。那猴子的尸体已经发臭，在人们劝说下，她松了手，并提出了将猴尸埋在这块土地里的要求。我的朋友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她。于是，在驴、牛、猪、狗的坟墓旁边，又多了一个猴墓。

这个叙事片断是对前五次轮回的总结。每次轮回带来的必然死亡及下一个轮回的必然到来，带来了深重的宿命感，并与时代变化相融合，形成了一个很有时空感的叙事空间。这种宿命与平民化的安于人生的宿命是不同的，其背后有着莫言式的超越性。

莫言把动物与人类的轮回合一，形成人类与动物的同质结构，从而达到一种超越性的平等。一般来说，人类对动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人类的特性决定了人类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特色，即人总认为人类是最高贵最聪明的，人类高于世间的一切，所有的动物都是低等的，都是必然被人类征服和使用的，以此逻辑推演，人变成动物是一种惩罚和对其存在价值的否定；但莫言不同，文本中对各种动物化身不但没有鄙视，而且赋予它们超于人类的智慧和超脱，表现了莫言对这种人类化动物的善意修辞植入。从认知上讲，这样的意义指向也让接受者在无形中接受了这种平等观，及暗含的万物平等意识。莫言的叙事天才不止于此，每个叙事世界的终点更像是起点：

[1]这孩子生来就不同寻常。[2]他身体瘦小，脑袋奇大，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语言能力。[3]我的朋友和他的女人虽然隐约感到这孩子来历不凡，斟酌再三，还是决定让他姓蓝，因为是伴随着新千年的钟声而来，就以“千岁”名之。[4]到了蓝千岁五周岁生日那天，他把我的朋友叫到面前，摆开一副朗读长篇小说的架势，对我的朋友说：“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

此片段为《生死疲劳》的叙事终点。[4]中的“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为全书的最后一句，与全书的开头完全一致，以一个全新的神奇之物的诞生为结束，并开始新一个轮回，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叙事结构，表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建构出恢宏的史诗感，显示了作家的超强的语言能力和叙事建构能力，形成了宏大的东方化叙事。

与《丰乳肥臀》的叙事终点出现在第七章，打破叙事时空“补记”，以及《蛙》的叙事终点竟然出现一个话剧式的结局一样，莫言的叙事总是天马行空矫若游龙，如同孔子以他唯一不能把握的事物来形容老子：“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

花红叶落，新芽又生。

不要低估莫言的超越性。特别是对钓鱼岛争端的发言，他不关注万民注目的领土问题，而单单表示了对鱼的关注，这是谁也没料到的。任何“正常”的作家在这种公开场合都会义正辞严地发出“爱国”或“正义”之声，如大江健三郎就倾向于中国。但莫言不管这些国家利益争端，却为鱼思考，这背后不仅是环保主义，而是更大的超越。

对于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又说：“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莫言如此说的背后是什么?首先这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才敢说的话；其次，他的背后的理论支撑也不是现代的主体性，而是更遥远更宏大的思考，作为隐含作者的莫言是作为宇宙间一个自由生命体存在，超越了人间的所有的价值束缚，造就了他那无人可比的、中西合璧的东方化文体。

乡土文学，有返璞归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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