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养生弘道之路不动摇

坚持养生弘道之路不动摇

W.K

一 走出世俗化思潮的迷雾

二十世纪，当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从西方拿来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就精神文化层面而言，倡导科学与民主，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包括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曾对传统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政教分离，保护个人信仰自由，载在民国《临时约法》以来中国制定的所有基本法中，包括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当今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一贯的：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法规的实施，但不干涉宗教内部的事务；促进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之间和谐相处，支持五大合法宗教各自弘扬其有益于当代的传统文化因素，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践宗教自由宪政原则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不是没有受到过种种干扰。中国宗教，尤其是渊源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和不公正的挤压贬斥。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释道）之一，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民间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曾经发生过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曾称道教是“中国的根柢”(见《且介亭杂文集》)。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说过：“中国人如果没有道，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见《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但是自明清以来，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曾经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道教，却令人遗憾的逐渐趋于衰落。

早在明清时期，道教已被当时政治和学术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精英视为“异端”，加以贬斥和抨击。近代以来，道教又面临着渊源于闪族文化传统的普世性宗教，以及近代西方世俗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理念的巨大挑战。这些强势的外来的排它性独神信仰或无神论意识形态，极大地压缩了道教生存的空间。近代中国的西方化精英，将来自西方的宗教视为“文明之宗教”，而将中国传统的道教和民间信仰称作“野蛮之宗教” 。他们主张的“脱巫去魅”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导致中国本土宗教信徒的信念弱化，精神萎靡不振。现代主流媒体中常见的批判“封建迷信”的话语，导致道教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大为降低。外在的不利机遇，以及道教自身面对“现代性挑战”的响应不力，是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衰落的主要原因。

令人费解的是，恰恰是来自主张宗教自由的发源地，即近代西方文明世界的左翼唯理主义文化思潮，他们所谓的 “世俗化”和“科学至上”话语，对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宗教的生存，构成了最严重的挑战和挤压。“世俗化”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现代性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和历史现象。自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理论是长期占据西方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意识。他们的议论被归纳为“世俗化命题”。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宗教是错谬而且有害的。它妨碍理性思维，在历史上曾被用来神化封建君权制度。第二、宗教是虚幻而非真实的现象，它只是某些社会现象或个人心理问题（如愚昧、贫困、疾病、种族歧视或阶级压迫，乃至于性压抑等等）的虚幻反映，是缓解个人烦恼和社会苦难的“精神鸦片”。第三、宗教行为是非理性的。它诱迫人们为信仰而奉献钱财、禁欲苦行乃至牺牲生命，而理性的人不可能选择这样的行为。第四、宗教信仰具有排它性。在有不同宗教竞争的地方，不利于达成社会的宽容与和谐。基于以上认识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宗教观念、行为和制度都将失去其社会意义，人们将“成熟”到不再需要信仰超自然物，宗教最终必将衰亡。

这样的世俗化论述，在当代中国人听起来真是太熟悉了。在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中国思想界被欧陆启蒙运动以来的左翼唯理主义文化所笼罩，掀起一波又一波讨伐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几乎每一次以争取“自由进步”为口号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把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理论的开篇导言。从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的“河殇派”，莫不如此。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当然是儒家学说及其礼法制度，佛、道二教及各种民间信仰也未能幸免。“神化封建专制”、“轻视科学技术”、“落后保守”、“愚昧迷信”，这些都是自以为代表着现代性的左翼文人学者和主流媒体反复宣讲的话语。这种宰制性的舆论批判，配合单向急进的社会变革，导致以天道信仰和宗法伦理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遭到颠覆性的破灭。以至于当我们需要借助文化传统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时，只能夸耀五千年时间的悠久和某些习俗层面的文化遗迹，诸如京剧、武术或饮食文化等等。但是这种丧失了核心精神价值，只剩下历史故事、文物古董或特产风俗的文明，不可能赢得别人的真正尊重。

在近现代西方启蒙思潮的冲击中，尽管儒学是遭受批判的主要对象，但中国本土传统宗教的命运更惨。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士官僚阶层一直是肩负政治和道德教化的主角，而佛道二教只能扮演“敦人伦、助王化”的配角。儒家学者历来不太看重佛教，更看不起道教。到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自视为担当道义主体的思维定式，又遗传给曾经接受过儒学教育的西方化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他们看来，儒学至少还算是世俗化的政治伦理学说，而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只不过是些下层愚民的巫术迷信，甚至不能称之为宗教。近代中国某些史学家的著作中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点就是没有宗教，中国从未象其它文明那样陷入过宗教迷狂，而这要归功于儒家思想对宗教的解毒作用。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还有学者在激烈地辩称中国没有宗教，至少是没有真正的宗教精神。尽管他们知道中国有和尚，也有道士的事实。但在他们的唯理主义视野中，宗教的典型形式只能是闪族传统的普世性宗教，即信奉独一真神的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或称高级宗教）。而其它民族的多神信仰形式，则是低级的原始宗教或巫术迷信。由此可见，中国本土宗教尤其是道教，在近现代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唯理主义无神论思想的挑战，而且受到西方普世性独神论宗教信仰的挑战。当我们的传统宗教被贬低为没有根本信仰，或缺乏超越精神的原始教派时，它就失去了担当人生价值和伦理基础的地位，并且失去了向现代性转换的可能，只能沦为边缘化的异端信仰的活化石。

世俗化命题是一个在理论上有偏差的论断，它的论述不完全符合文明社会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在西方中世纪曾经有过宗教威权高于世俗权力，全面笼罩社会精神生活的时代。因此西方启蒙思潮对传统神权统治的批判是有理由的，对西方近代的社会转型，科学和文艺的进步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不少近代西方著名学者质疑这种理论的偏差。欧陆启蒙理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企图彻底摧毁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凭借人类当下的理性来全盘重构社会，实现精神自由。但是在英美经验主义者的自由观念中，就没有这种重构社会的野心。休谟、哈耶克等都曾阐明：人们之所以需要自由，是因为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和知识的分立，使我们对人类不同社会和过往生活经验的了解，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对历史上自发形成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保持尊重之心，不能以破除迷信为由而摧毁传统。哈耶克说：“唯理主义者对待各种传统问题的态度，最充分地表现在他们对所谓‘迷信’的种种看法。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当存在着某种应予抨击的迷信时，自由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就会联合起来反对这种传统。……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如果将‘迷信’的概念范围扩展到所有未被证明为真的信念，同样也是缺乏根据的，并且往往会带来危害。”又说：“我们必须继续休谟开创的工作，用启蒙运动自己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对理性的种种滥用。”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思潮，在抽掉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价值基础（宗教）之后，事实上却没有展现重构价值基础的清晰蓝图，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张扬恣肆的批判理性，反而导致了否定自身的怪物，亦即工具理性和世俗制度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新的宰制。恰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辨证法》中所指出的：启蒙运动的本意是要打破中世纪神权统治给人类精神套上的枷锁，但是它所标榜的理性，却可能含有反理性的因素，导致否定启蒙动机的悖论。启蒙以来工具理性的单向度发展，已经对人的自由和创造精神构成新的宰制。启蒙运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最终成了极权主义的欺蒙”。

由此可见，无论是出自英美经验论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或是号称新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都揭示了启蒙思潮的主要弊病：将人类当下的理性视作绝对之物，盲目地破坏传统文化和习俗，包括对宗教的过度否弃。

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对宗教神权宰制的批判还不是毫无理由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中国的世俗化启蒙运动，就更是无的放矢。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过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更没有高于世俗政治权力的宗教威权，宰制社会的力量一直是缺少神权约束的专制君主。尽管儒家思想和官僚集团的作用较大，但也很少能达到有效制约君权的程度。佛、道二教的精神宰制就更谈不上了，它们不过是统治者偶尔借用来“神道设教”的附庸工具而已。因此，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时，首要的任务是突破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代之以宪政法治体制，而没有要实现政教分离的世俗化问题。中国近代某些启蒙学者照搬欧陆的经验，将批判矛头指向自己传统的天道信仰和宗法伦理，真是毫无道理的错误。

事实上，近代中国在面临民族危亡，外来强势文化入侵时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天道信仰不够强烈。尽管清末民国也有少数学者官僚（如康有为）主张设立国教（儒教），以“保种保教”为口号，呼吁民众抵抗外来文化侵略。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更多西方化精英的激进革命主张和新文化口号所淹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制度化儒教，最终走向彻底的没落。延续数千年不断的中国国家祭祀体制，在王朝覆灭后寿终正寝。道教与汉传佛教也处于苟延残喘中。为了所谓的“社会进步”，我们付出了数千年文明累积形成的精神文化传统被颠覆破灭的惨痛代价，而且是我们在西方思想的迷雾中自动放弃的。为什么我们拿来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就一定要将祖宗之法弃之如敝屣？同样从传统走向现代，而且学习西方更成功的近邻日本，在保护传统神道信仰方面却比我们做得更好。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情感和忠诚是否过分弱化？在本来就不甚强烈的天道信仰几乎被彻底革除之后，我们拿什么来重构自己的伦理价值？难道我们真的甘心全盘西化，用外来的强势信仰和世俗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生活在一个十字架下的中国？我们今天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不是肆意抛弃传统信仰带来的恶果吗? 这个教训真的值得深思。

世俗化理论最大的谬误，是它所谓宗教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走向衰亡的推断，难以成立。所谓科学理性与超自然信仰的冲突，也被某些人过分夸大了。有一个令人惊诧的历史事实：在近二百年来现代化进步最快、程度最高的美国，宗教的影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信教人数增加了一倍。在政治和道德观念上持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或译基要主义）保守态度的的基督教福音派，一直在美国占有强大的社会地位。然而美国宗教保守派在经济上却主张市场竞争原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美国人笃信宗教的性格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西方近代史上，欧洲著名科学家如迦利略、牛顿、达尔文等都信仰宗教。又据1969年美国卡耐基委员会在对六千多名教授的问卷调查结果，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程度相对较强，尤其在数学、统计、物理和生命科学等纯科学领域的教授中，其宗教参与程度远远高于人文社会学家。这说明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与世俗化没有必然联系。在被认为世俗化最严重的欧洲，也没有证据显示“科学无神论”胜利的时代已经到来。欧洲的问题不是人们不再信仰宗教，而是人们虽然信教但较少参加教会活动。欧洲的教会受国家财力扶持，与美国教会相比，他们缺少积极传教和吸引信众的“民营教会”。

至于东亚的中国文化区，现代化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台湾、香港，也是信教人数比例较多的地区。中国大陆近年来伴随经济和教育发展，也出现了商人、文化界和娱乐圈人士皈依宗教的现象。当今中国有些伪科学家在网络上宣称，中国科学教育不普及，老百姓愚昧无知，被忽悠才信教和养生。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调查依据，是不符合事实的主观臆想。这些人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宗教现状几乎一无所知，却喜欢乱发议论。而某些号称自由派的主流媒体，总喜欢发表他们从西方贩来的那点可怜的，有些已经落伍的科学常识，给了他们太多与其知识和思维水平不相称的话语权。

事实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宗教不仅没有没落和衰亡，反而出现了世界性的复兴。无论是原教旨主义的传统宗教，还是数以百计的新兴异常宗教（cult），都在蓬勃发展。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世界性的宗教复兴，这不应该被忽视。宗教的重要性几乎到处都在上升，它被作为说明民族同一性的理由，或者使权力要求合法化的工具，但也成为社会内部冲突的一个起因。”

显而易见，世俗化理论无法解释上述历史和现实。曾经主张此说的西方学者伯格现在承认：这个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在上世纪受世俗化理论影响最深的中国大陆官方，也承认了宗教将长期存在的观点，取代过去流行的衰亡论。并承认宗教文化中有适合当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取代过去流行的宗教鸦片论。中国宗教尤其是本土宗教，终于走出二十世纪的思想迷雾，开始迎来复兴的契机。

二、当代道教复兴的机遇与意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道教在历史上最衰落的时期。其社会影响力甚微，事实上已丧失了作为中国文化三大主流之一的传统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道教界没有派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但仍被定为国家承认的五大合法宗教之一。这为其后来的存在和发展保留了一线生机，总算比历史上曾经地位显赫的儒教更为幸运。自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落到实处，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古老的道教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这是近些年来自道教界领袖自己的评语，笔者认为这个评语并非虚言。无论信仰或不信仰道教的人们，都会看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道教界正在出现一些积极的新变化和新气象。

所谓新变化和新气象，一方面是指道教界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在自身教团组织和宫观建设、传统教义和仪式的研究与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在这些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更为可喜的是，道教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近几年来，道教界开始积极宣传自己的传统教义和文化，举办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道教文化节、讲经会、斋醮法会，以及各种学术论坛和研讨会。笔者曾经参加过其中许多活动，发现这些活动大大提升了道教徒，尤其是中青年信徒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比以往更敢于积极主动地宣传、展示自身信仰的特质，弘扬与道教相关的传统文化。这或多或少改变了近代以来道士在世人心目中萎靡怠惰的负面印象，有些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正面评价。

首先是来自各级政府的扶持帮助。例如2007年4月，由国家宗教文化交流协会、陕西省及香港特区政府，与道教界合作主办的“道德经论坛”，有学术界、工商界及海外道教界的上千人参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江西、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甘肃等许多省、市政府，甚至一些县级政府，近年来都曾协助举办过各种与道教相关的文化节、仪式法会、学术论坛等活动。有些大型活动不仅政府出面组织，提供人员、资金、交通工具和安全保障，还协助联络媒体宣传、工商界提供赞助等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各级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参与和支持，许多活动的开展是不可行的。

学术界，尤其是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道教学者，也对道教界的活动积极配合参与，帮助策划和举行各种学术论坛和研讨会，为道教学院培养学术和管理人才，搜集整理道教经书资料。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设立的学术基金中，都有与道教相关的研究课题。对道教学者研究论著的出版审核，相对比较宽松。媒体对道教活动进行负面报导的现象，近年来有所改观。无论纸面或电子媒体，都开始正面报导道教活动，制作和演播了一些宣传道教文化的电视节目。历史上的儒家传统精英，近现代的西方化知识精英，曾对道教和民间信仰持傲慢的贬斥立场，或一味不宽容的负面批评。这种现象终于有所改观了。或许可以这么说，现在道教界与学术、文化界已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良好关系。

相对和谐的政教关系和教学关系，为道教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百年难得的新机遇。尽管道教目前仍是中国五大合法宗教中力量较弱的一支，无论从经济实力、寺庙数和信众人数来看，都比不上中国佛教和基督宗教。道教在教理教义和组织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人才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宣教的积极性等方面，都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提高自身素质方面，道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至少在外在环境约束方面，对道教发展不利的阻力已经减少了。

作为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道教获得较好的发展机遇，有什么意义呢？个人认为，在保持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平衡、整合中国本土宗教、联络港台及海外华人信众，共同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文化纽带等方面，道教的存续和发展有一定意义。道家崇尚自然、保护自然的哲学思想；与儒教相同的伦理道德观；与中国传统医学共通的医药理论和某些养生治病方法；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祭祀仪式、音乐、建筑、服饰、武术等文化遗产，也可以服务于现代社会。

与当代中国其它合法宗教相比，道教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它是唯一完全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宗教，其主要信徒是汉族普通民众。中国西南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如瑶族、土家族等）信奉道教，他们也是在中国本土生息繁衍的民族。在历史上，道教的这个根本特点曾经发挥过两个重要作用。第一，道教是外来佛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重要接引和转化力量，老庄思想和道教的方术、仪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比儒教还多的作用。第二，道教在历史上一直是平衡佛教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传统的三大教中，道教的势力最弱小，无论寺庙或信众数，大约只相当于汉传佛教的七分之一或更少；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与占主导地位的儒教难以比肩。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主要是某些皇帝及其宫廷人员），一直是道教的主要扶植者。他们这样做可能有个人信仰偏好或特殊原因，但是认识到保持宗教信仰大体平衡对维持政治安定的重要性，恐怕也是扶植道教的着眼点。历史上有过多次灭佛或沙汰僧徒的事件，但针对道教的几乎没有。事实上，扶本化外、扶弱汰强，一直是中国官方保持宗教信仰平衡的政策。

宗教信仰是人类各种文明社会共有的现象。二十世纪以来研究人类文明史的西方著名学者，从汤因比到亨廷顿，大多以宗教信仰作为划分人类文明区域的基本标志，并且认为宗教信仰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但是以天道信仰为核心的儒、道二教，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的基础。回顾历史，放眼现实，宗教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政治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与价值观及民族认同密切相关。政教分离、保护个人信教自由及多元文化和谐并存，固然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但现实民族国家中宗教信仰的“生态平衡”问题也不可忽视。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信仰传统，而要给予本土原生宗教更多的关注。特定宗教与特定社会有更相适应的关系，对特定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有更重要的影响，对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积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和道教都曾经起到平衡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促使外来宗教本土化，并巩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作用。所谓“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的观点，在今天还是值得思考的。道教作为以华人为主要信众的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仍有重要价值。

中国本土原生宗教除道教外，还有许多近似宗教形态的民间信仰和修道团体。有些团体在某些地区和省份的规模和影响，甚至超过道教。各种民间信仰团体合起来的信众数和寺庙数，远远超出道教数倍之多。当然就单个教团的规模和全国性影响来看，道教还是中国本土宗教中最大的。如何依法管理那些尚未获得合法地位的民间教团，是一个复杂的政策难题。在中国和国外汉学界，一般都将中国本土民间信仰团体及其教义、历史的研究，附属于道教研究课题之下。也有学者认为从教义和修炼活动方面看，它们应属于道教，但是不承认张天师、王重阳为其祖师而已。这是近年来国内有学者提出“大道教”概念的一个依据。个人认为，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代表，可以在整合中国民间信仰，协助宗教部门将其纳入合法管理范围上发挥一些作用。当然，这还是一个需要更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

道教及其它中国本土宗教，在香港、台湾有众多信徒。台湾的中国宗教信徒加起来超过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号称第一大教，其政治影响力相当可观。在国外的华人小区，尤其是新、马、泰、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孔教、道教和其它民间宗教，是华人华侨信奉的主要教门，他们为传播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伸张中国文化在周边邻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近年来在许多欧美国家中，也出现了非华人的道教信徒、练功者和宫观、教团组织（如世界道联）。这证明古老的道教和民间宗教，在现代化的欧美社会中也具备相当的传播能力和文化魅力。中国大陆的道教和民间宗教，与港台及海外华人、非华人教团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共同信仰纽带，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道教及中国民间宗教在港台及海外的影响力，是历史留给我们国家的文化资源和软实力。无论在统战、外交、救灾、国际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工作中，这些资源都是有用的，而且是可靠的。道教徒及中国本土民间信仰团体的信众爱中国文化，在心理情感上亲近中国，超过其它任何非中国传统的宗教信徒和团体。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纽带，他们都是“文化中国”的天然成员。

最后谈谈如何看待道教文化，尤其是养生和修炼文化的问题。道教传统文化中确实有许多与养生修炼、传统中医学相关的内容（如存思、导引、辟谷、房中、祝由、外丹、内丹等方术），也有一些古代民间流行的方术（如符咒术、堪舆术、占卜术、五雷法，乃至魔术表演等等）。这些方术有些来自上古时代的中国原始宗教，有些出自历代高道法师的创造。这里我想着重说明一下，现在有些不研究道教的所谓宗教学者，看到道教中有许多方术修炼的内容，便想当然的将道教判定为巫术迷信，认为道教不是宗教，或者只是类似萨满教那样低级的原始宗教。这是不对的。道教法术虽然吸收了中国原始宗教或民间信仰的部分内容，但我们不能认为它就是萨满教或巫术迷信。因为道教是在汉代黄老道家哲学思想指导下，受到儒教道德礼仪的规范，并充分吸取了大乘佛教真空观、心性论和因果观念的高级宗教形式。它是一种合道理且伦理化的宗教，是以人的精神和肉体生命的升华和超越为终极目标的宗教。

汉代黄老道家思想融合了老庄哲学和阴阳五行家的宇宙论，形成一种以自然演进（气化）为特征的宇宙秩序观念。这种观念灌注在道教的养生修炼及其它各种方术中，这些方术的程序都按照自然道法，亦即阴阳五行的宇宙模式来设计和展开。以道教斋醮法事及符咒术为例：在法事中的道坛设置高度、范围；施用符文的时节、方位、颜色；感召的神灵名称、数额、服饰，以及念咒行法的次序等等。我们都可发现其中有一套整齐规范的节奏和尺度，是依据某种人类理智的设计而非随意而为。这种理智当然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合逻辑的工具理性，而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道理”，即道家阴阳五行分合演进的气化论宇宙观和生命观。如果将正统道教与民间巫师的法术书放在一起，研究过道教的专家稍加比较就能看出它们的区别。

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是一种自发演进形成的原生文化，其形成的路径与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完全不同，各有特色。因此我们可以说，道教的养生术及其他方技是非科学的，但绝不是非理性的，更不是全无效验的。与道教理论基本相同的中医药学，也是非科学但有效验的。中国人用它治病数千年，繁衍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没有发生过欧洲历史上那样毁灭性的黑死病。诸如糖尿病（消渴症）、天花等古代人类的杀手，中国人很早就能有效防治。治病的方法最早见于道教学者的著作中。当然，与当代西医学的有效性相比，古代道医有了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将人类历史上一切非西方科学的信仰和文化都斥为迷信，一笔抹煞。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在其《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书中，对道教方术在中国古代化学、医药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巨大贡献，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道士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创造力科学家。须知火药就是炼丹的道士最早发明的，罗盘也是古代风水师手中的工具。在西方中世纪，宗教曾是科学之敌。而在中国，道士曾是技术创造之母。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绝不像有些唯理主义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西方和中国两种各有效验的不同理智和文化体系，这是人类之福。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可以各自取长补短，形成新的原创性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飞跃发展，就是吸收了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的结果。同样，许多近代西方学者，从莱布尼兹到荣格都曾从中国儒教、道教典籍中得到启发，创造了他们的新理论。文化的多元性，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这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的真理。

客观的看，道教的养生及修炼方术中，包含着今天仍然有效的合理成分，或有待研究改造的元素；当然也有不少已经失效，但部分普通民众仍然相信的无害的内容。个人认为，对那些合理成分应该继承弘扬，需要改造的内容可以研究，有些已经失效但无大害的方术也不必一概禁止。在一些合法宗教场所，由职业道士从事不违法害人的相关活动，可以默许。在专业学者的著作中分析研究，鉴别真伪，更应鼓励。最要不得的态度，就是盲目崇拜西方科学，而对中国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妄自菲薄，横加挑剔，动不动就拿不符合科学说事，诬蔑贬低为“封建迷信”和“巫术”。昨天要消灭中医，今天又侮辱道士，恨不得将中国文化一笔勾销了事。而对真正的西方文化精华，保护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政原则，却弃之不顾。

历经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的风风雨雨，道教及中国本土民间信仰，终于迎来了复兴的历史机遇。今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走向民族文化复兴的道路。在百花盛开的文化花坛中，古老的道教文化也迎来新春，正在绽放出一枝古色古香的新蕊。

今天的道教还很弱小，仍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改变精神面貌，提高宣教弘道的能力和积极性。要发挥自己的文化特点和优势，探索适合现代社会的弘道新途径，包括以养生弘道的路径。无论遇到来自何方的干扰和挫折，坚持养生弘道之路不动摇。

道教的复兴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帮助，包括新闻媒体的同情和理解。可喜的是，媒体对道教活动进行负面报导的现象，近年来已有所改观。中国文化界精英，曾对道教和民间信仰持傲慢的贬斥立场，或一味不宽容的负面批评。这种现象也有所改观，一些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开始进入道观参访练习，了解和认同道教。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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