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名医,历代名医（5）

宋金名医,历代名医（5）

唐慎微

唐慎微，字审元。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元祐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著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钱乙

钱乙，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陈自明

陈自明，南宋医学家。字良甫，临川（今属江西）人。三世业医，曾任建康府明医书院医谕。因认为前代妇科诸书过于简略，曾遍行东南各地，访求医学文献。采集各家学说之长，附以家传经验，辑成《妇人大全良方》，于妇科证治方法，收集较为详备。另著有《外科精要》等。

李东垣

李东垣，金元四大医家之一。名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曾从张洁古学医。提出脾胃说，其医论以为饮食不节、劳役所伤及情绪失常，易致脾胃受伤、正气衰弱，从而引发多种病变。对于发热的疾病，应分辨“外感”或“内伤”，对邪正的辨证施治应有明确的区别。治法上重视调理脾胃和培补元气，扶正以驱邪。

张子和

张子和，金元四大医家之一。名从正，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继承刘完素学说而有新解，治病以祛邪为主，认为“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提出攻邪说，善用“汗、吐、下”三法，以为三法能兼众法，切责医师滥用补药与平稳药贻误病人之非。所著有《儒门事亲》。（王医）

大明王朝有多少个皇上，大明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揭晓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　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国号大明，历十二世，传十六帝明太祖(洪武)明惠帝(建文)明成祖(永乐)明仁宗(洪熙)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统/天顺)明代宗(景泰)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明神宗(万历)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明思宗(崇祯)
1、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在位31年。
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惠帝朱允炆(1377-1402)年号“建文”1398年即位，在位5年。
2、明惠帝朱允炆，明朝无谥，清乾隆元年追谥「恭闵慧皇帝」，史籍称为建文帝。性寡断。
惠帝，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在世时，大封王室，20多个儿子均封为亲王，分驻各地，惠帝登基后，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惹恼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惠帝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3、 成祖朱棣(1360-1424)年号“永乐”1402年即位，在位23年。
成祖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1420年推翻明惠帝自立，1421年迁都北京，并下令编纂了《永乐大典》。死于1424年，时年65岁。
4、仁宗朱高炽(1378-1425)年号“洪熙”1424年即位，在位1年。
仁宗，明成祖长子，仁宗政治比较清明，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在位1年，死于1425年，时年48岁。
5、宣宗朱瞻基(1398-1435)年号“宣德”1425年即位，在位11年。
宣宗，仁宗长子，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宣宗死于1435年，时年38岁。
6、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号“正统”;“天顺”(1435-1449;1457-1464)在位，在位23年。
英宗，宣宗长子，即位时才9岁，被宦官王振专权，1449年，瓦喇大举南侵，王振惬英宗亲征，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于1464年，时年38岁。
7、景帝朱祁钰(1428-1457)年号“景泰”1449年即位，在位9年。
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拥立为帝，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喇对北京的进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直到1475年，景帝病危时，英宗才又被拥为帝。景帝死于1457年，时年30岁。
8、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号“成化”1464年即位，在位24年。
宪宗，英宗长子，宪宗好方术，溺于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国政”。1487年，宪宗死，时年41岁。
9、孝宗朱佑樘(1470-1505)年号“弘治”1487年即位，在位19年。
孝宗，宪宗三子。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死于1505年，时年36岁。
10、武宗朱厚照(1491-1521)年号“正德”1505年即位，在位17年。
武宗，孝宗长子。好逸乐，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淫过度，死于1521年，时年31岁。
11、世宗朱厚璁(1507-1566)年号“嘉靖”1521年即位，在位46年。
世宗，宪宗孙，父兴献王。世宗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
12、穆宗朱载垢(1537-1572)年号“隆庆”1566年即位，在位7年。
穆宗，世宗第三子。在位7年，死于1572年，时年36岁。
13.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号“万历”1572年即位，在位48年。
神宗，穆宗第三子。即位时才10岁，由皇太后陈氏及李贵妃主持政务。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淫享乐，政治腐败，神宗时，北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窥视中原。神宗死于1620年，时年58岁。
14、光宗朱常洛(1582-1620)年号“泰昌”1620年即位，在位1月。
光宗，神宗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而亡。时年39岁。
15、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号“天启”1620年即位，在位8年。
熹政治腐败。努尔哈赤宗，光宗长子。在位时任用宦官魏忠贤，致使乘机攻占沈阳。熹宗死于1627年，时年23岁。
16、思宗朱由检(1610-1644)年号“崇祯”1627年即位，在位17年。
思宗，光宗第五子。即位后，诛杀魏忠贤，颇为勤政，勉力振作，无奈积重难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又崇祯性多疑，刚愎自用。终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
南明皇帝：
朱由崧安宗简皇帝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
朱聿键绍宗襄皇帝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
朱聿鐭文宗节皇帝绍武(1646年)绍武陵
朱由榔昭宗匡皇帝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明朝皇帝列表明朝皇帝，则是指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直至明思宗朱由检共16位明朝皇帝。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另一条是皇帝与宰相的权力之争。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权力博弈游戏中实力稍逊一筹的另一个群体——由广大普通官僚组成的官僚群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参照皇权和相权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臣权。
臣权在大多数时候由于实力的原因是无法与皇权或相权相抗衡的，只能扮演被皇权和相权全面压制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臣权却可以左右一个王朝的发展走向乃至最终命运。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相权极端弱化甚至相权完全缺失了。
纵观历史，相权一直是在不断被分割弱化。从汉朝的一相，到唐朝的二相，再到宋朝的多相，直至明朝的无相。相权从集中到分散，从强势到虚化，从有到无，而臣权却在相权的加速衰弱中不断走强。到了明朝，蛰伏已久的臣权等到了复苏的春天。
一、废相权强皇权
公元1380年至1392年，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怒杀马车夫这一小事为发力点大肆发飙，掀起了一场持续十二年之久导致三万多颗人头落地的胡惟庸大案风暴。这一场风暴不仅彻底消灭了创立明朝的功臣集团，也彻底宣告了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的死亡——后嗣不许复立宰相，臣下敢以请者，治重典……后世有言变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诛杀胡惟庸清除功臣集团这些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倾轧我们姑且不去论朱元璋的是非短长，但是废除宰相制绝对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误。
存在即合理，宰相制顽强的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宰相制至少有三大优点，首先，宰相在治理国家管理群臣方面比皇帝更为“专业”，皇帝宰相双首脑制也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其次，宰相作为皇帝的代言人起到了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缓冲层的作用；最后，宰相必要时可以作为政治责任的背黑锅者，成为广大臣民不满情绪的发泄点，可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维护皇帝的“永远英明”。
但是宰相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统领群臣的宰相客观上具备了挑战皇权的政治资本，历代宰相挤占挪用部分皇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假若宰相再有点什么异志的话，对皇权的安危绝对是灾难性的。
出于对不容侵犯的绝对的皇权的迷恋，朱元璋痛下决心彻底封杀了宰相制。
废宰相之后，皇帝需要直接统领群臣，大小事务必须事必躬亲了，皇帝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无疑加大了，这对超人加工作狂的朱元璋、朱棣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后来接班的朱允炆、朱高炽、朱瞻基来说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初步形成了内阁制度，所谓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帮助皇帝谋划及处理部分日常工作。表面上看，内阁具备了宰相的部分职能，好像可以看做是宰相的“山寨版”。但实质上，内阁与宰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宰相的数量少，权力较为集中，而内阁则由几位成员组成，且多数情况下，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权力分散且严重相互掣肘，很难形成强大的合力；其次，名分问题，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内阁成员一般品级较低，说破天去终究只是私人秘书，名分与威望是无法达到宰相的高度的；最后，政治立场问题，宰相与皇帝关系较亲密，是皇帝的忠实代言人，和皇帝穿一条裤子，而内阁成员与群臣的关系更为紧密，在皇权与臣权对抗时更多的时候是倾向于臣权。
总之，内阁作为山寨版的相权，被严重分散与弱化了，已经不具备力压群臣的实力，甚至其政治立场更多的时候是倒向臣权。至此，宰相制度算是彻底的名亡实亡了。
与此同时，广大的普通官僚（甚至包括内阁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表述，集合成了一个强大的群臣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性，但是他们的协同组织能力却超越了许多组织严密的集团，基于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十分默契的达成攻守同盟，迅速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从而逼迫皇帝就范。而皇帝要展开反击或是报复行动时，却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总不能把所有大臣都杀了吧？所以皇帝的铁拳多数打到了空气上，而群臣的拳头却是招招到肉。皇帝对群臣的反击就乳如同美英联军遭遇到了游击队——你打他们时，他们在哪里？他们打你时，遍地是他们。从朱瞻基开始，之后的明朝，臣权几乎全面压制了皇权，这与朱元璋的初衷实在是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了。的确颇具讽刺意味。朱元璋废相权强皇权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废除宰相制之后，后世皇帝的皇权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一步步弱化，直至完全边缘化。
朱元璋的废相权强皇权运动以宰相的悲剧开场，却是以皇帝的悲剧收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皇权对臣权的完败
明朝皇权与臣权之争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是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幼年登基。此时的明朝经过几十年的磨合，群臣集团已然成型，幼主老臣自然是主弱臣强，皇帝的权力已经被群臣瓜分殆尽。年轻气盛的朱祁镇显然是不满于权力蛋糕的分配方案，十分热衷于抢回本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深感势单力薄的朱祁镇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全权代言人——宦官王振。王振的威望与能力虽然存在诸多的先天不足，但是此刻他却是唯一一个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人。朱祁镇选择他也是一种极其无奈的事情。不可否认王振在打压臣权强化皇权方面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是双方的矛盾也在不断的积累升级。
公元1449年，王振的一次外交失误引发了蒙古瓦剌部与明朝的边境冲突，这一事件也成为了皇臣双方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由于事端的引发者是王振，群臣普遍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他们甚至恶毒的推荐毫无军事经验的王振挂帅出征，一种看王振笑话的恶毒心态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没有人肯去替王振擦屁股，当然更没有人敢去，因为这是要触犯众怒的，千夫所指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群臣在坐等王振的战败，只要王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蓄势已久的倒王运动大幕就会揭开。引发边境冲突、出师不利、宦官不得干政……要命帽子有的是。
毫无任何军事才能经验的王振被迫出征，为了壮声势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最大的责任挡箭牌，王振怂恿23岁的朱祁镇御驾亲征。于是50万明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这场战争的过程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统帅王振的军事无能，群臣的袖手旁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明军在土木堡遭遇到了蒙古军队的突袭，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朱祁镇则成了蒙古人的俘虏。如获至宝的蒙古人裹挟朱祁镇乘胜直奔北京杀来。
皇帝被俘，外族入侵，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消息传至北京，群臣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去考虑“国无君”“保卫京师”等紧要问题，而是去清洗王振势力。清洗的过程极尽疯狂，甚至发生了在朝堂上将王振的三个亲信群殴致死的闹剧。直到彻底清洗完王振势力后，群臣才想起这个帝国现在还缺一个皇帝——可见在群臣心中，皇帝也就那么回事儿。
群臣拥立了朱祁镇的废物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彻底抛弃了令他们十分不爽的朱祁镇。这种抛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他们甚至想直接杀死朱祁镇——当蒙古人来到北京城下时，守卫北京的明军毫无顾忌的朝蒙古军队开炮乱轰一气，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朱祁镇就在蒙古人军中。
群臣对强势皇帝的不满和抛弃撕去了最后的遮羞布。
之后，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让蒙古人铩羽而归。朱祁镇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囚徒生涯。七年之后，他被释放了。因为蒙古人也发现这个已经被大明臣民抛弃的可怜虫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废物了。获释后的朱祁镇黯然回国，在南宫又做了冠名为“太上皇”的囚徒。
但皇权与臣权的斗争并未结束，因为经过七年历练，废物朱祁钰却越来越不像废物，逐渐强势起来，新一轮的皇臣之争又拉开了序幕。
对群臣来说，在皇权与臣权的博弈中，为了臣权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机器只能掌握在群臣手中，皇帝必须是废物。如果皇帝不是废物，试图插手国家事务，那他必然会被群臣抛弃从而被一个废物取代。朱祁钰显然没有悟出土木堡之变和自己被拥立的幕后真相。
朱祁钰的好日子到头了。
景泰八年（1457）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带兵攻入南宫释放并重新拥立朱祁镇为帝，废掉了朱祁钰的帝位，史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实际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的政治赌博，左右未来政局走向的并不在投机分子手中，而是在群臣手中。如果群臣反对政变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迅速剿灭这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所以在整个夺门之变过程中，群臣的对待政变的态度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群臣对政变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默许。群臣这一次抛弃了朱祁钰选择了朱祁镇。
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现在的朱祁镇更像废物了——论威望，被外敌俘虏还有威望？论个性，这么多年的囚徒生涯早把他的棱角磨平了。论觉悟，吃了这么多苦头该长记性了。朱祁镇更像废物，自然也就更像皇帝，群臣这一次把选票投给了他。
果不出群臣所料，复辟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十分识趣的选择了身居皇宫，不问政事。他已经彻底丧失了与群臣对抗的资本和勇气。
皇权对臣权的怯懦一直延续了好几代，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朱祁镇把他的人生感悟秘传给了子孙后代。朱祁镇之后接连出现了朱见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载垕五位废物皇帝。他们延续了对臣权挑战的逃避和妥协。
这五位皇帝中，仅有嘉靖皇帝朱厚熜发起过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身父亲是兴献王，本来是不能承继大统的，但是由于前任皇帝朱厚照无后，朱厚熜才得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
嘉靖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已经死去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严格来说，这样做是违背礼制的，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只是给死人加个虚名而已。但政治嗅觉敏锐的群臣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皇帝企图插手政务的一次试探性进攻。皇帝选择了一个看似最无关紧要的节点进攻，如果成功了，接下来必然会扩大战果进而一步步挤压群臣。嘉靖的本意是不是如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群臣是这么认为的。
绝不能让对手的进攻意图得逞，群臣十分默契的达成了攻守同盟。上书反对皇帝的提案，直至发展到220多名官员跪伏在左顺门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某些激进的大臣甚至喊出了“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的口号以死相逼。屁大点事犯得上死吗？这不是故意给皇帝找茬又是什么？
怒火攻心的嘉靖动用了维护皇帝权威的终极武器——梃杖。一百八十余名官员被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十七个倒霉鬼因此毙命。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好多官员居然是踊跃报名要求打屁股，被皇帝打屁股甚至成了之后许多明朝官员的最高理想（海瑞甚至极端到了以被皇帝杀为荣），臣权群体意识下的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胜利收场，但是他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大礼仪之争后，皇权与臣权的对抗几近不可调和。寸步难行的嘉靖皇帝同样逐渐丧失了政治热情和勇气，开始醉心于修仙炼丹。哥炼的不是仙丹，是寂寞。
嘉靖终究也没有摆脱废物的宿命。
皇权与臣权的三次较量——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大礼仪之争——均以皇帝的完败而收场。在强势臣权面前，皇帝只能乖乖当废物。
三、复辟新相权对臣权的完败
在皇帝、群臣、民众三者共存的社会形态下，皇帝和群臣是天然的盟友，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共同通过压榨民众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随着王朝的发展，统治阶层由于奢侈和腐败，对民众的压榨会逐渐升级，当民众负担沉重到了几近革命的时候，皇帝为了王朝的延续会利用某位强势人物（一般是宰相）对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压，以减轻民众负担，缓解阶级矛盾。
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张居正，他绝对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另类。作为万历早期的内阁首辅。他得到了皇权（当时皇权的实际拥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团（冯保）的全力支持，同时由于他过人的权谋和铁腕手段使他实际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历代的宰相，甚至可与摄政王比肩。身为万历小皇帝老师和半个父亲的张居正甚至毫不掩饰的说过“吾非相（宰相），乃摄（摄政王）也”。
张居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的触动了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张居正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手笔，不仅是由于他过人的权术技巧和铁腕性格，更是由于为他得到了皇权的全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改革与其说是一场以财政改革为主的经济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新相权在皇权支持下对臣权的打压清算。
这种打压马上遭到了群臣集团的抵抗，双方的对抗终于在“夺情案”中发展到了白热化。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故。按照明朝惯例，官员的父亲死了，官员应该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皇帝可以行使“夺情”权，强行留任该官员而不必让其服丧。群臣自然是赞同让张居正滚蛋回家服丧三年的，三年的时间不仅是喘息的机会，更是团结起来将张居正彻底清除出局的绝佳时机。而张居正自然是希望继续留任。双方的角力就此开始。
在双方角力的关键时刻，皇权选择了维护新相权，万历皇帝行使了“夺情”权。不出意料，万历的提案马上遭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群臣集体上访——脱裤子打屁股——皇帝胜利。故事情节一模一样，只是人物不同罢了。夺情案终以万历和张居正的表面胜利终结。
但是皇权和相权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582年张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权臣权之争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张居正死后，新相权由于缺乏新的领军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权马上抓住时机展开了反扑。张居正被彻底清算，险被开棺戮尸，家产遭到抄没，长子惨死狱中，政治上定性为奸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争又回到了张居正出现之前的局面。万历皇帝从此开始了二十七年不问政事的皇帝生涯。
以往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万历清算张居正一事多从“青春期少年对父亲的叛逆”等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当时的万历只有18岁，还受到李太后的节制，李太后虽然不能左右政局的发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万历朱翊钧的疯狂举动。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李太后对万历的疯狂举动选择了默许，全然不顾她和张居正的交情。如果小万历的举动是“青春期叛逆”，难道李太后的打酱油是“更年期综合症”？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新相权衰败瓦解后，皇权（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强大的盟友，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臣权。在经过反复权衡后，皇权选择了向臣权妥协，认同了群臣对张居正的报复行动。
张居正之死终结了新相权的复辟，群臣集团对张居正的疯狂报复也封杀了新张居正出现的可能，因为不会再有人冒着身败名裂祸及子孙的风险去触动群臣集团了。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四、强势臣权最后的狂欢夜——崇祯的死局
继皇权和新相权的惨败之后，臣权失去了最后的制约力量。国家机器完全掌握在了群臣手中，成为了他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约的臣权对民众的压榨一步步升级，社会逐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柴火堆，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权内部由于利益的争斗分化出了众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为发力点党同伐异大肆打压对手，吵来吵去。明朝朱翊钧、朱常洛时期的“廷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天启皇帝朱由校时期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则将明朝的党争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绩而是看是不是在党争之中站对了队伍。这些毫无意义的党争耗尽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元气。
所以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接班时，他面临的已经完全是一盘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大臣们只关心私利和党争，无人去关心社稷民生，民众已经被压剥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朝的崩盘只是时间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死局，不甘心当废物和亡国之君的朱由检只能寄希望通过疯狂的更换内阁来撞撞运气，寄希望能能“淘到”一个张居正式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当然，从理论上讲，崇祯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澜，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因为崇祯的能力和威望距离真正的宰相还有很远。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朱由检为张居正平了反，并发出了“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在连换50名内阁成员后（史称崇祯五十相），新的张居正始终没有出现，朱由检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崇祯面临的这盘死棋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灭亡。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或许这真的不是朱由检推卸责任的推诿之词，而是他对强势臣权政治的无奈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尽悲叹。
读后感：皇权代表着集权制统治，政出一门，任何事情都有责任人。臣权代表着分权，集团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皇帝只是摆设，任何事情以集团利益为上。坑蒙拐骗，欺压民众，只讲眼前，不计后果是明朝党政不断的必然结果。臣权为上的时代，崇祯无法改变，换来换去的调动官员也改变不了事事推诿，无人真心为国家负责的现实，遇到风险官僚集团就自己顾自己，明朝的死活也就那么回事了。也难怪20万满人入中原如无人之境，没有国家、没有领袖、没有信仰、没有组织的亿万人口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明灭清兴在所难免。

历史人物，帮！！

蒋琬(168－246)
三国时蜀国大臣。字公琰，三国湘乡县(今祁东县砖塘乡，一说今湘乡县)人。初以州书佐随刘备入蜀，授官广都县长官。及刘备为汉中王，任命他为尚书郎。后来诸葛亮成立丞相府，他先后任东曹椽、参军、丞相府长史兼抚军将军等职，成为诸葛亮的重要助手。诸葛亮死后，刘禅遵其嘱托，将国家大事托付给蒋琬，先后任其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大将军，封安阳亭侯，复加为大司马。公元246年，蒋琬卒于军中，刘禅追封为恭侯，葬于涪（今绵阳市效西山之顶）。
刘巴（约170－222）
字子初，汉末蒸阳（今衡阳县）人。出身官宦家庭，少以胆识才华闻名。荆州刺史刘表多次要提拔他，并举荐为“茂才”。他见刘表非英明之辈，均辞谢不就。刘备攻取西蜀后，任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椽。刘备曾称“子初才智过绝人”，诸葛亮也曾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任刘巴为尚书，后又叫他代法正为尚书令。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凡诸文告策命，均出自刘巴之手。
谷朗（218－272）
字先义，东汉桂阳郡耒阳马水人，出身官宦家庭。谷朗成年后，正值三国鼎立时期。朗出任吴国。先后任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长沙浏阳令、都尉、尚书郎。后调入朝中，拜五官夕郎中，迁大中正大夫，专司察举人才。吴永安六年（263），交趾郡吏吕兴背叛吴国。建衡元年（269）十一月，谷朗率兵经番禺、牂牁，进军交趾，讨代吕兴。平乱后谷朗迁九真太守。吴凤凰元年（272）， 谷朗病逝任所，归葬耒阳。为昭示其功绩，时人刻有《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碑》。碑现存耒阳县城，为省重点保护文物。
罗含(生卒年不详)
东晋文学家。字君章，桂阳耒阳（今湖南耒阳市）人。少有志尚。据说他曾梦见一只文彩异常的鸟飞入口中，从此文思日进。始任州主簿，后为郡功曹。桓温镇荆州，召为征西参军，转州别驾。后入朝为尚书郎，又出任宜都太守。累迁散骑常侍、侍中，官终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年七十七卒。他名重一时，谢尚称其为“湘中之琳琅”，桓温誉为“江左之秀”。所著文章流行于当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三卷，已佚。今存《答孙安国书》、《更生论》，载《弘明集》。其文理精词隽，不事繁词。传在《晋书文苑传》。
欧阳彬（生卒年不详）
字齐美，五代十国后蜀时衡山县人。出身县吏之家，博学能文，工于辞赋，有名于时。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前蜀主王建死，子衍继位。衍喜爱诗文，生活奢侈，常派人来楚采购货物及花石之类。欧阳彬在别人的资助下来到西蜀，向蜀主献《独鲤朝天赋》（也作《万里朝天赋》），王衍大悦。欧阳彬被任为嘉州刺史，后蜀时，官至尚书左丞相。
赵葵（1186－1266）
字南仲，号倍庵，南宋衡山人，赵方之子。一生以儒臣治军，为南宋偏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历任中大夫、左骁骑将军、华文殿直学士、淮东安抚制置使、湖南安抚使、资政殿学士、福建安抚使等，淳佑七年（1247）四月为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淳佑九年（1249），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宝佑五年（1257），封卫国公。咸淳二年（1266）逝世，追赠太傅，溢忠靖。
赵方（?－1221）
字彦直，南宋衡山人。孝宗淳熙八年（1181）进士，受任为蒲圻尉，后调知青阳县。任内施政中提出：“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刑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时人以为名言。南宋韩侂胄北代失败以后，宋金之间达成和议。赵方已任湖北路安抚使，认为这种和议不可能久持，及招兵择将，准备战守。后金兵果然来犯，赵方数次大败金兵，功迁龙图阁侍制、长沙县男、焕章阁直学士、显漠阁直学士、太中大夫、刑部尚书、徽猷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嘉定十四年（1221）病逝，临危仍叮咛部下“协心报国”。
李芾 (?－1276)
南宋衡州治（今衡阳市）人，字叔章。宋末曾任知临安府等职，不畏权势，被贾似道罢黜。帝显德佑元年（1275）为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抵抗元军，守潭州三月，城破后壮烈战死
何克明(1298－1376)
衡山义城乡十三都(今衡东县霞流乡平日村)人。元延佑四年(1317)，湖广乡试，何克明居榜首。次年，赴大都(北京)会试，廷试连获第一，三元及第，在湖广间享有盛名。中状元后，任过上高县知县，衡州路推官。因在衡州路政绩卓著，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监丞。明朝北伐军攻克大都时，何克明因父丧在家守制。元亡明兴，他没有应召出仕。晚提杜门谢客，从事著述，著有《周易集解》、《诗经笺注》，可惜二书已散佚。
茹瑺（1358－1409）
字良玉,号茹庵。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初一日生于衡山东隅的藻江(今衡东县石湾乡的枣山村)。明洪武十年(1377),茹瑺入国子监就读，受朱元璋器重, 授承敕郎，洪武二十三年封为太子少保。建文四年(1402)，燕兵攻破京城，朱棣召唤茹瑺，瑺第一个劝朱棣登位。不久,朱棣下诏，封茹瑺终身为忠诚伯，食禄千石，并立下金书铁券，券文有“中外一人，中流砥柱”的褒奖语。嗣后，又把秦王第二女长安郡主下嫁给瑺长子茹鉴。永乐六年(1408)，奉命出京营建长安郡主府第，回京后犯了所谓的“不送赵王”的罪过，被遣送回乡。路经长沙，未去拜谒谷王，再遭弹劾，以违背朱家王朝祖先制度的罪名关进狱中，于永乐七年二月服毒自尽。
李玺（生卒年不详）
字朝用，号玉山。明代衡州府耒阳人。宣德王年（1430）中进士，官拜监察御史，负责纠察百官，辨明冤狱，为朝廷耳目。李玺任监察御史期间，先后巡按江苏、浙江、陕西、四川等地，不阿权贵，秉公办案，为民伸张正义，享有“李青天”之誉。后调监视京闱，秉公无私为群僚仰慕。正统十年（1445），升迁浙江参政。正统十四年（1449），晋升云南按察使。李玺在云南任期，清廉勤政，深受滇民爱戴，明代宗朱祁钰派礼部侍郎考核其政绩后，很是赞赏，着晋京陛见。李玺先天走，次日云南绅耆推选500人进京，诣阙保奏挽留。明代宗看了奏章后，赐诏褒异，晋通议大夫，仍今李玺赴云南留任。李玺第二次赴云南后，更是兢兢业业尽心民事，留任十三年之久，直至以疾乞归。滇民为纪念李玺，立生祠以祀之。
胡文璧（1460－1523）
字汝重，号石亭，明代衡州府耒阳人。弱冠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才猷练达，处理问题果断，办事迅敏。正德己巳（1509），由正郎改任浙江监察御史，纠劾文武官员违先不如法者，肃正纪纲。胡文璧刚正不阿，两浙官员欺民劣迹尽敛，百姓受到实惠。任满后，擢为大常少卿。先后调守凤阳，保定、天津。后因上《禁草皇庄疏》触怒明武宗朱厚照被捕，贬为延安府检校。嘉靖元年，明世宗朱厚熄继位，复起用为四川按察使，未上任即病逝。
朱炳如（1513－ ）
字稚文，以字仲南，别号白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历任行人官、御史、泉州知府、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朱炳如为官清廉谨慎，地方馈赠一律不受。赴任时不讲排场，一人一骑进城，随行常仅两箱图书几套公服。为御史时，不徇私情，不畏权势，曾上书弹刻副将监司以下官吏的不法行为，海内称为名御史。为泉州知府时，重视教育，培育人才，泉州学子感恩戴德，立朱公生祠以纪念之。其卒年不详，死后葬于衡阳城西十里渔子铺，即今衡阳市郊区长湖乡境内。
陈荐（生卒年不详）
字君庸，号楚石，祁阳咸菜塘（今属祁东）人。明隆庆丁卯（1567）举人。辛未（1571）进士。历任松江法官、监察御史、陕西及四川按察使、云南巡抚，旋迁吏、刑、户部尚书，兼理河道漕运。陈荐为官50余年，洁己奉公，关心人民疾苦，曾疏请改折漕粮，均平排山（今属祁东鸣鹿乡）驿马。
陈宗契（1569－1630）
字禖生，号景元，明湖南衡阳人。二十五岁中举人，三十二岁成进士，选庶吉士，补福建道监察御史。他不怕得罪权贵，不顾自身安危，毅然以弹劾不法官吏及政治弊端为己任。曾多次上疏批评辅臣李廷机。特别是对控制陕西税收的宦官梁永蛊害巡按御史徐懋恒一案，陈宗契上疏指陈梁永对人民吸脂敲髓，怀恨御史徐懋恒秉公执法，造蓄“蛊毒”谋害徐。陈宗契在奏疏中列举事实，切中要害，请诛梁永以正国法，其直言敢谏之声威，令朝臣无不震惊。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为通政司参议。后转任右通政。时熹宗年幼无能，宦官把持朝政，忌宗契直言，遂派任太常寺卿，负责礼乐，别无实权。陈宗契不满太监魏忠贤专权误国，辞官隐居不出。在隐居期间，犹不忘民困，常具呈藩抚，诉民疾苦。崇祯三年（1630），召为兵部右侍郎，朝命未达前三日卒。
王介之(1606－1686)
王夫之长兄，字石子，一字石崖，别署有耐园、铿斋等。介之毕生致力于经学，对《春秋》研究尤精，著有《“春秋四传”质》、《 “春秋”家说补》、《“周易”本义质》 、《诗序参》 、《诗经尊序》等书。《“春秋四传"质》被《四库全书》收入。
王夫之（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鼓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展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穿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善诗文，也会词曲。论诗多独到见解。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丁一焯（1693－1773）
字日峰，号乾斋，自号南岳老人。清时湖南衡阳白沙洲人。康熙时生员。平生精于诗、书、琴三艺，尤以草书见长。丁一焯在书法上成就非凡，《清泉续志人物方法技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均有记载。著有《书法粹语》一书，对写字的运腕、运肘、运神、运气、结构布局等方面论述详尽。
陈大受（1702－1751）
字占咸，生于祁阳金兰桥（今属祁东）。雍正十一年（1733）中进士，选庶吉士。乾隆元年（1736）授编修，次年御试得第一名，升工部侍郎。乾隆四年，任安徽巡抚。乾隆十年，任江苏巡抚，十一年，加太子少保，调任福建巡抚。任内勤政爱民，百姓实受其惠。清廷嘉其政绩，于乾隆十二年冬升陈大受为兵部尚书。十三年，主会试，转吏部尚书，夏，任军机处协办大学士，教习庶吉士，侍讲经筵，当了皇帝的先生。秋，摄户部尚书。这时正对金川用兵，军事如织，陈大受日夜被召见，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平金川后，出任两广总督。后积劳成疾，卒于任所。
杨健（1764－1843）
字鱣常，号刚亭，先祖由浙江钱塘迁入衡城江东岸，遂为衡阳人。乾隆五十九年中举人，嘉庆元年（1796）成进士。历任户部主事、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知府、布政使、巡抚等职。因两次遭诬陷，道光十年（1830）被降职回家，从此闭门谢客，但对地方公益仍是倡导或讲言。道光二十三年病逝，葬于衡阳城郊金甲岭。
彭浚（1769－1833）
字映旌，号宝臣，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生于衡山县黄子堂（今衡东县珍珠乡黄梓塘村）。嘉庆十年考取状元，任翰林院修撰。道光元年（1821），彭浚由户部正郎任福建正主考，接着提升为内阁大学士、太仆寺少卿。不久，补奉天府丞、提督学政。道光十一年，调顺天府丞兼学政。道光十二年因病辞职回乡，十三年十月初七殁。
刘汉典（生卒年不详）
清乾隆时衡阳县人，以驾船为业。他是为衡阳县首先引种单季晚稻的人。同治《衡阳县志》兴誉他为衡阳的神农氏。原来衡阳县只有单季早稻和中稻，春种秋收。县境蒸水两岸广大区域，夏季多发水灾，早中稻被淹后，再不能种谷物，常致全年无收，而山田又常遭干旱，故衡阳县历来粮食不足。后刘汉典至四川引进耐寒稻种，正适合衡阳大水后种植，自此沿河农民不愁洪水淹没早稻，再种照样有收成。人民为感谢他引种功劳，每年新谷登场，必先用新米饭祭他，奉之为五谷之神，救难之尊。
常大敦（1792－1853）
字南陔，又字正夫，衡阳石坳乡人。清道光三年（182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不久升御史。在御史任上，他针对湘南、广西吏治腐败、官库空虚、盗贼猖獗的事实，多次上疏，建议慎选清廉，训练士兵，加强战备，以防患于未然。道光三十年，升浙江巡抚。咸丰二年六月，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又调山西。适逢太平天国农民军围攻长沙，武汉吃紧，他被留下来筹办防务。次年1月13日，太平军攻陷武昌，常大敦自缢而死。朝廷追赠总督衔，于湖北建专祠，赐祭葬。
唐训方（1809－1876）
字义渠，今常宁县湖塘乡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四次赴京会试，均落第。咸丰三年（1853）大挑得二等，候补教谕。咸丰四年，曾国藩令他以教谕随征。咸丰五年，随罗泽南镇压太平军，得知府衔。咸丰十年解军事，赴粮道任。随后升按察使，再擢湖北布政使。同治元年（1862）授安徽巡抚。后受僧格林沁亲王弹劾降职。同治七年乞假回归故里。回乡后，倡立西乡经纬公学，督修《常宁县志》，编辑《常宁诗文存》、捐银二万两建培元塔。著有《俚话征实》、《从征图记》，有《唐中丞遗集》传世。
彭玉麟（1816－1890）
清朝湘军将领。字雪琴，祖籍衡阳渣江，生于安徽安庆。道光十二年(1832)，随父回籍。1853年佐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后主其事，购买洋炮，制造大船。次年，在湖北武汉、田家镇连败太平军水师。1855年初，在江西湖口为石达开所败。后又悉力扩军，逐渐控制长江水面，并参与围攻九江、安庆。1861年擢为水师提督。1883年任兵部尚书，受命赴广东办理防务。后以疾病开缺回籍。光绪十六年，逝于衡阳江东岸寓所，清廷追赐太子太保衔，赐谥“刚直”，并为他建了专祠。彭玉麟于军事之暇，也绘画作诗，以画梅名世。他的诗后结集付梓，题名《彭刚直诗集》。
李纪方（1828－1885）
字伦青，白果长碧冲（今衡山县松柏桥乡长碧村）人。年轻时跟外祖父尹慎微学医。同治二年（1863）开始行医，对内科、外科、喉科、肿症等专心研究，医术日见精进。当时白喉病甚为流行，而诊治尚无专著，一般医师对此病束手无策。李纪方开始试用外祖父所传治白喉的一些方法。20年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辑成《白喉全生集》一书，使许多医生解开了白喉恶症的疑难，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李纪方因之蜚声国内，时人称之为治白喉神医。李纪方逝世后，后人为他雕刻石像，陈列于河南南阳的医圣祠，与我国历代112位名医像并列，他的名字载入了1921 年出版的《中国医学大辞典》。
谭上连（1840－1890）
字云廷，因其肤黑性勇，又称谭黑虎。衡阳县龙田桥人。谭上连身伟而秀，膂力过人，少年时即得“谭无敌”称号。咸丰八年（1858）投湘军，历任千总、参将、总兵。同治年间，新疆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受英、俄帝国主义支持，成立“哲得沙尔国”。为防国土割裂，左宗棠于光绪二年（1876）委派谭上连为先锋官从肃州入疆，毙敌2000余名，生俘1200余名，直捣托克逊城，打开了南疆门户。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谭上连任最高军事长官――乌鲁木齐提督。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三（1890年4月21日），因枪伤发作卒于喀什，遗体归葬衡阳县醒狮乡。
王之春（1842－1906）
字爵棠，号椒生，清泉（今衡南县泉溪狮子坪）人。王之春出身文童，弱冠从戎。19世纪70年代，先后作为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驻防北塘海口和江苏镇江一带。光绪五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威胁我国的东部海疆。王之春受遣赴日本查探。归国后，向朝廷上万言书，陈夷务，自请带锐师归复中山。并将此行的见闻写成《谈瀛录》。光绪十年，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王之春受命说泰国夹攻中国，因故中止。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人士激烈反对，要求废止条约。他受命赴法，引法国出面干涉。俄、德、法三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联合照会日本，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侵占。光绪二十四年，镇压四川余栋臣起义。二十八年，镇压广西柳直起义，激起国内拒法运动。二十九年十月，遭爱国志士万福华谋刺未遂，万被捕，黄兴、章士钊等牵连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三十二年卒，浩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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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学论文范文】试论《周易》哲学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
摘要：《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著作，其中的辩证法思想渗透各个学科，尤其对中医学的深远不可小视。张景岳说得好：“医易相通，理无二致”。今就《周易》哲学的“天人相应”、“居安思危”、“潜龙勿用”、“反身修德”，与中医养生的“四气调神”、“防微杜渐”、“不妄作劳”、“德全不危”作一浅探，以明《周易》哲学对中医养生学的巨大贡献。
《周易》是古代著名的哲学著作，自古以来，倍受推崇，被尊为群经之首。正如《四库提要》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1]显而易见，《周易》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古老文化的奠基石，当然中医学也不会例外。明代张景岳说得好：“医易相通，理无二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2]可见中医学从一开始就与《周易》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就《周易》与中医养生作一浅探，以求学者之斧正。
一、《周易》“天人相应”与中医“四气调神”
“天人相应”是《周易》哲学思想的精髓，被誉为“最古老的宇宙哲学”。《丰卦•彖传》即蕴涵这一奥义：“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人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是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及其组成部分，定当受自然的支配与制约，因而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才能与天地日月共存，达到颐养天年的最终目的。
中医养生完全吸收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四气调神”的养生观点。
《内经》认为：春三月为万物发陈的季节，应“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为万物番秀的季节，应“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其气容平，应“早卧早起，与鸡具兴，使志安宁”；冬三月，其气闭藏，应“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志若伏若匿。”[3]经中还告诫人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至此我们看到：《内经》的作者是根据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规律，提出了“四气调神”的具体措施，而“四气调神”的目的又在于保持阳气的充沛，人体阳气充沛，则生机活泼，精神焕发，就能达到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的目的。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类养生家便是实践了“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4]的诺言，故能“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处天地之和”而不危。他们之所以不反向运动，是深知逆四时的严重后果：“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阳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5]的经验，揭示了一条永恒：的真理“阴阳曲时者，万物之终使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6]
二、《周易》“居安思危”与中医“防微杜渐”
“居安思危”是《周易》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坤卦》初六言：“履霜，坚冰至。”以上两则经文的意旨提醒人们：事物的总会由量变达到质变，而要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必须“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故《周易》中有“惧以始终”之言，也有“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之语，《系辞传》还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作为响亮的座右铭郑重提出以警示世人。
中医养生继承并发展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防危杜渐”的养生观。《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7]体现的便是“未病先治”的哲学思想，并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加喻阐明治未病的重要意义。何谓治未病?明代张景岳感受深刻：“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8]张氏还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9]张景岳一语中的，道出了“谨于危”便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世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先兆，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健康当然也不例外，能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微兆扼杀在摇篮中，这便是掌握了医学的纲领、摄生的法则。
在“未病先治”方面中医养生还有其独具的特色，传统的针、灸、按摩、药补均可成为“治未病”的妙计良策。宋代太医窦材云：“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10]，《内经》《千金方》亦记针关元、足三里，灸膏肓穴均有强身作用。宋代医家张呆有一名言：“若要安，三里长不干。”山]是说经常按摩足三里，有舒筋活血，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功能。另外，中医药补的作用亦不可小视，《神农本草经》被列入“上品”的药物均冠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之辞。如此丰富多彩的预防措施，实在是中医养生的一大骄傲。
三、《周易》“潜龙勿用”与中医“不妄作劳”
“潜龙勿用”是《周易》思想的又一重要名题。《乾卦》初九日：“潜龙，勿用。”龙是指龙星。《说文》“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故“潜龙”是指潜渊之龙，隐而不见。爻辞提醒人们，处在这种状态，便应静而不动，以伺时机。《艮卦•彖传》亦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卦义为静止，与“潜龙勿用”一脉相承。两则爻辞在于表明凡事必须等待时机，谨小慎微，而不可肆意妄为，失去理智；否则便大难当
头，灾不可免。
中医养生接受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不妄作劳”的养生观点。
《内经》曰：“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具，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12]在此把“不妄作劳”作为“尽终天年”的必备条件之一，可见其在养生学中的重要地位。那么要做到“不妄作劳”，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从何人手呢?首先，要做到“精神内守”。中医养生注重内因，所谓“精神内伤，身必败亡”、“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真气的保养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标志。所以《内经》主张“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13]以养生著称于世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在“精神
内守”方面亦有异曲同工的妙语：“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l4]其次，要注意节制房事。情欲是人之本性，两性活动是人的本能，正常的性生活有利于人体的健康，然而房事必须有节。若恣情纵欲，房劳过度，便会“耗伤肾精”，动摇根本，导致阴阳失调、早衰及百病丛生。《千金方》言：“恣情纵欲，命同朝露。”《内经》也告诫人们：“醉以入房，以
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故半百而衰也。”[15]故此重视肾精与肾气的保养，是长生的秘诀之一。第三，注意饮食有节。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保持健康的重要条件之一。《需卦》九五“需于酒食，贞吉。”人是需要服食酒食的(古人的酒，是用粮食果类发酵而成的，度数较低)，但不能“困于酒食”，故要达到“酒食贞吉”，必须“节饮食”。如若饮食不节、暴饮暴食，超过机体的代谢能力，便严重损害脾胃，健康。《内经》有忠告：“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内伤脾胃，百病皆生。”第四，注意劳逸适度。《内经》反对“过劳”，它告诫人们“劳则气耗”[16]，劳力太过则气少力衰，精神疲惫；劳心太过，则阴血暗耗，心神失养。因而“过劳”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视。如《内经》所言：“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17]，可见“过劳”是健康的大敌。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18]他的弟子吴普，得其“五禽戏”之真传，“年九十余”。因而适度的活动，将寿蔽天地成为现实。
四、《周易》“反身修德”与中医“德全不危”
“反身修德”是《周易》哲学思想的又一精华。《周易》注重道德修养。重视自身的完善，强调自强、自立、自省、自谦。《周易》书中关于德性修养的警句比比皆是，如《易传》在释《蹇卦》、《乾卦》、《晋卦》时分别提出了“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自强不息”、“君子自昭明德”、“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何为德?《正韵》归纳得好：“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懿之称也。”德性的修养是人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也是趋吉避凶的法宝。《益卦》与《大传》揭示得深刻“有孚惠心，勿问，元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中医养生承袭了《周易》重德的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德全不危”的养生观。
《内经》曰：“上古之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19]故“大德者必得其寿。”所以“淳德全道”是“任我逍遥过百春”的先决条件。俗话说得好：“心底无私天地宽”。道德高尚的人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心地善良，为人正派。故能心安不惧，心广体舒。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回答道：“智者仁者皆可以致寿。观世人凡气质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貌之重厚者寿，言之简点者寿。盖温和也，慈良也，宽宏也，重厚也，简点也，皆仁之一端。其寿之长，决非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浅燥者之所能及。”[20]孔子的精湛回答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养德养性无二术”。纵观我们看到：孔子不但提倡“仁者寿”，而且以崇高的德行履行自己的诺言，晚年“读《易》，韦编三绝。”[21]七十高龄后仍坚持著书立说，诲人不倦，造福于子孙后代。唐代名医孙思邈寿高德劭，被后人传为佳话。他不但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且注重德性的修养，“心诚意正”、“顺理修身”是他的至理名言。百岁后仍登山采药，出诊行医，攻读《易经》，撰写医籍。孔孙两氏的辉煌人生向人们展示了“大德必得其寿”的必然结果，
当为后人养生的楷模。
综上所述，《周易》哲学是《内经》医学的活水源头，《内经》充分汲取了《周易》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及其思维模式，并将其创造性地和养生学紧密结合，从而创立了中医养生独特的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让我们深研《易》理，尽启其秘，以促进中医养生学的新。
注释：
[1]《四库提要•易类小序》。
[2][9][明]张景岳《医易义》。
[3][5][6][7]《素问•四气调神论》。
[4]《灵枢•本神》。
[8][明]张景岳《类经•摄生类•不治已病治未病》。
[10][宋]窦材《扁鹊心书》。
[11][宋]张杲《医说》。
[12][13][15][19]《素问•上古天真论》。
[14]《庄子•在宥》。
[16]《素问，举痛论》。
[17]《灵枢•九针论》。
[18][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20]徐以经《中华医易荟萃》黄河出版社1990年版398页。
[21][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中医养生学论文范文】传统道教与中医养生
作为民间道教太平道的经典著作《太平经》，就存有大量的养生和医药内容。《太平经》中的阴阳学说、脏腑学说及精气神学说，与《黄帝内经》是一致的，并将此学说贯穿于养生与治疗之中。在养生方面，《太平经》注重内养功，认为：“养生之道，安身养气，不欲喜怒也。人无忧，故自寿也。”这种内养功强调守“神”，提出：“使空室内傍无人，画象随其藏色，与四时相应，悬之窗光之中而思之。”“悬象而思守，行顺四时气，和合阴阳。”就预先给五脏各画一副神像，炼功开始时，按季节、日、时挂出相应的画像，以此作为信号和提示，卧下人静后使意念集中到那一脏器上。通过这种意守脏器的练意功法，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理论和炼养方术之集大成之作。葛洪认为，万物皆源于“道”或“一”，谁能得道守一，谁就可长生。书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道健身的理论和方法。如《极言》篇说：“是以善养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调利筋骨，有堰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流行荣卫，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与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然后先将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长生之理尽于此矣。”其中就包括了静养、导引、吐纳、食养、服丹等修炼方法。葛洪特别强调内保精气。他说：“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至理》)他把行气的方法归纳为吐纳、导引、胎息三种。吐纳是用呼吸行气，导引是用形体行气，而胎息是用呼吸和意气相结合而行气。并具体介绍了其炼养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些炼养方法大都被后人吸收，并在气功中发展，沿用至今。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道教徒们创造了许多修道养生的方法，在历代道家的著作中，留下了诸如存思、守一、外丹、内丹、导引、呼吸、服饵、咽津、服气、符篆、房中等养生修炼的大量资料。
“存思”“守一”属于精神修炼。外丹是指炼服长生不老的金丹，内丹则是熔心、息锻炼于一炉的综合修炼方法，相当于气功。早期金丹派以炼外丹为主，宋金以后的金丹派则修炼内丹，称为晚期金丹派。内丹理论以黄老“道法自然”、“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哲学观为理论基础，认为人身即为一个炼丹的“鼎炉”，人身内的精、气、神则是炼丹的原料，通过一定的修炼，可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而结丹长生。从道教的初建到兴盛，留下了大量关于内丹修炼的著作。随着内丹派的兴起，内丹理论和功法得到逐步深化和完善，北宋中期以后，传统的内丹又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道禅相融合，形成了精深的系统理论和稳妥有效的功法。虽然不能成仙，但能帮助人们健身祛病，延年益寿。这对中医养生学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道教形体方面的修炼主要包括导引、按摩及武术等内容。导引通过肢体的屈伸俯仰，达到舒筋活络、强身健体的作用，历来为道家所重，修道者无不从导引做起。在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资料中就有一幅彩绘的《导引图》。葛洪《抱朴子》中有龙导、龟咽、燕飞、蛇屈、兔惊等各种模仿动物动作的运动方法。隋唐之后逐渐由导引衍化出诸如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有效的运动方法。可以说葛洪的道教导引和华佗的医家导引是这些方法的前身。
食饵方面的修炼主要有服食金丹(矿物类)、五芝(菌类植物)、咽津、服气等。如前所述，道教认为服食用矿物药炼制的金丹和仙药五芝，可以成仙，显然是荒诞的，但其中有健身祛病的功效，则不可埋没。咽津法包括叩齿、搅舌、鼓漱、咽津液等一系列动作，这是道教徒们每日必做的功课。关于咽津，早在《内经》中即有论述。如《素问遗篇•刺法论》说：“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葛洪曾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介绍了叩齿之法，称此为“坚齿之道”。此法在唐宋时极为盛行，在方法上也有发展。明代高镰所撰的《遵生八笺》曾详细记载此法。事实证明，这种口腔保健，对人体健康是有益的。服气，又称辟谷食气。修炼时主要以饮水食气为主，同时服用一些辅助食品，如山药、黄精、花生、大枣、核桃等中草药。在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中，就有关于却谷、食气的记载。晋至唐时期曾盛行此法，宋元以后就少见了。
符篆咒禁，即为祝由。唐代太医署首次设立咒禁科，还设有“祝禁博士”职，正是当时道、佛两家咒禁盛行背景下的产物。唐、宋、元、明各代均有此科，统称祝由科。可见其影响之深。对于祝由，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论述。《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所谓“移精变气”，就是调整病人的精神活动，转移对病痛的注意力，从而形成精神内守状态，以产生积极的治疗效果。这实际是一种宗教式的原始心理治疗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当今的精神疗法、暗示疗法的先导。这种方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某些精神方面的疾病，确实能起到心理治疗和精神安慰的作用。特别是在一定的宗教氛围之中，对那些虔诚的教徒更为灵验。这就是“心诚则灵”。但是它以祈祷、咒语、符篆、神水等手段为主，毕竟是迷信的东西。这是人类处于生产和认识水平低下的蒙昧时期的产物，也是人类医学不发达时期的共同现象。
至于房中术，其中的性卫生知识可资借鉴，但对其糟粕必须剔除。
总之，道教是与医学，特别是中医养生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门宗教，它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金时期，少林寺真的有“僧兵”吗？为何他们“不见于史册”？

北宋末年，金军入侵中原，兵戈四起，与京师汴梁百里之遥的少林寺也卷入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为表达对宋王朝的忠义精神，派出僧兵参战。据德虔《少林武僧志》、《少林寺武术百科全书》中提到宋金时期少林寺著名武僧有灵丘、智瑞、福居、智生、惠威、惠琳、海舟、洪温、觉泽、觉远、秋月、澄慧、宗印等13位。

一、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少林寺当时已有武术和僧兵的佐证据《少林武僧志》（代序言，永祥自叙）所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石友三火焚殿宇，原谱尽灰（毁），师爷德禅富有卓识嘱吾在十六年（1927年）春统抄全谱，入冬月探俗，辞寺赴北国，带走抄谱，乃免绝本。

从这里可以看出《少林武僧志》原本已在1928年石友三火烧少林中销毁，现存资料为1927年永祥的手抄本。由于永祥的手抄本出自1928年石友三火烧少林之前的少林寺内所藏《少林寺武僧集录》珍本，记载都为历代所传，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都是后人附会，并不可信。据程大力《少林武术通考》中指出，但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真正找到了有唐一代、有宋一代的哪怕一条资料，可以作为少林寺当时已有武术和僧兵的佐证。

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认为，“口头传说是经过数代人口头传递下来的知识，它为某一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共有。”

二、关于武僧宗印的描述，记载出入很大《少林武僧志》所记录宋金时期武僧就多属这种口头传说的类型，虽缺乏正史记载，但从中却能找出可取之处，其中的只言片语或可补充正史之不足，从另一角度来推断此类记载的可靠性。

上文中提到的13位宋金时期少林寺著名武僧，进入史料记载的只有宗印一人。《宋史·范致虚》记载：“有僧赵宗印者，喜谈兵，席益荐之。致虚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致虚以大军遵陆，宗印以舟师，趋西京。金人破京师，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诏以止入援之师，致虚斩之。初，金人守潼关，致虚夺之。作长城，起潼关，迄龙门，所筑仅及肩。宗印又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致虚勇而无谋，委己以听宗印。宗印徒大言，实未尝之兵……。”

另据《少林武僧志》载，“《宋史》：《少林寺武僧集录》描述：‘宗印者慧灵之长徒，善习单刀、长枪、弓箭等术，尤为弓箭，百步之外射中眼，高空射雁落埃尘，漆夜射贼中印堂，刀密如火削碎金，孤发弩弓箭成雨，神鬼惧怕僧宗印’。”

《宋史·范致虚》描述的是，北宋末年，有“尊胜队”、“净胜队”两支僧兵队伍，为抗击金兵而转战洛阳、陕西等地，最后因致虚的无谋、宗印的自大而失败。

从以上两处记载可以看出《少林武僧志》描述的宗印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武僧形象，但并没有领兵的记载，其原型应该出自《宋史·范致虚》，而《宋史·范致虚》中的僧赵宗印只谈到赵宗印喜谈兵，率领“尊胜队”、“净胜队”两支僧兵抗金，并没有对其武艺高低的描述，两者记载出入很大。

由此看来，可能是后世依照《宋史》记载对宗印进行重新包装，这种情况在少林拳文化中并非个别现象。

三、基本可以肯定：宗印就是宋金时期的少林武僧头领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的缺失，现在我们已无法从史料中找到宗印所率领的“尊胜队”、“净胜队”两支僧兵是由少林僧人组成或参与的直接证明。但范致虚（1122年前后）曾任河南府尹，与少林寺关系密切，在任期间为蔡京所书“面壁之塔”立石于初祖庵，因此，这两支僧兵来自少林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宋史·范致虚》中，“有僧赵宗印者，喜谈兵，席益荐之。”这句话很有研究价值，宗印是席益向致虚推荐的，可见当时，宗印应该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僧官或僧兵头领，否者也不会受席益推荐，率领僧兵抗金。

经查阅史料发现，席益，字大光，洛阳人。1124年前后在汴梁活动。由此推断，宗印应该是在洛阳、开封一带修行的僧人，并对他有练兵的评价传出。通过查阅历史我们知道，宋朝自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到1125辽灭亡，只有在边境与西夏发生过战事，中原地区相对比较安定，以至宋朝廷荒废武备。1125年，宋金两国联盟灭辽。战争中，金国发现宋国军力武备荒废，便撕毁盟约，不到两年时间便灭亡北宋。

可见由于尚武精神的普遍流失，北宋末年，宋王朝对外来侵略缺乏足够的抵抗能力。而中原地区的寺院在经历百余年的安定生活，参禅念经基本是僧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种安定的环境中，僧人习武练拳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僧赵宗印却喜欢谈论兵事，就不能不称为异常，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宗印所在的寺院一直延续着习武的传统，有常备僧兵的存在，使寺内僧人有谈论兵事的条件，联系到宗印应该是洛阳、开封一带的僧人和少林寺自唐代流传下来的习武风气以及僧兵制度，基本可以肯定：宗印就是宋金时期的少林武僧头领。

四、从现在资料来看，可以证明宋金时期，少林寺确有僧兵存在以武报国、忠君为民是少林寺的传统宗风。少林寺在国家受到外族入侵的危急关头，派出僧兵抵抗金兵，并血流沙场。但是，封建王朝是以儒学作为主导地位来进行统治的，上层阶级也多由儒家子弟来把持。这就注定了，无论是禅宗还是武术，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社会中地位都不会很高。僧人们只有和政治挂钩，“执干戈以卫社稷”，为封建统治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名留青史。否者，只有默默无闻，流传于民间，不见于史册。

为此，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加深，佛教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积极向儒家经义靠拢，在儒家忠孝仁义正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当封建王朝出现外族入侵的危机时，僧人们也脱下僧衣，拿起武器参加到保家护国的战争中来，“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就是当时僧人忠诚报国，不畏牺牲的真实写照。

据记载，嘉靖年间，抗倭将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卷11《僧兵》中描述：“今之武艺，天下胥推少林，其次为伏牛。要之，伏牛诸僧亦因御矿盗而学于少林者耳。其次为五台。”可见，少林寺习武练兵的传统宗风一直保存下来，对后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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