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不南迁是真要死社稷还是一种无奈(崇祯皇帝为何不南迁？)

公元1644年3月15日，农民军包围北京，为明朝的灭亡钉上了最后一棺材钉，18日，崇祯皇帝自杀于煤山，19日，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朝灭亡，中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据有淮河以北原，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据四川一带，清朝则据有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和蒙古诸部，而明朝的残余势力据有淮河以南的中国半壁江山。在明朝残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当中，表面上看来，李自成的农民军声威浩大，实力最强，其实不然，当时北方民不聊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况且北方大都是不战而降，实则各怀鬼胎。实际上，最强的当属南明，南明占据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经济基础良好，兵力不下百万。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完整的南明弘光政权却抵抗了一年，什么原因？除了内部倾轧（左马之争）、党争、醉生梦死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弘光皇帝的昏庸与无权。

弘光之所以无实权，是因为弘光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存在问题，人心不能凝聚。由此，问题产生了——作为正统皇帝的崇祯为什么不南迁？事实上，崇祯不是没有南迁的打算。之所以没有南迁成功，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对形势的误判。

1643年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称帝并着手兵分两路北伐，此时关陇、中原腹地一带，已经没有势力能与李自成正面周旋了。可是陕西离北京远着呢，现在我们知道仅仅三个月李自成就打到了北京，可是当时谁就一定能保证，他一定能打到北京？

在陕西和北京之间主要要三个要塞。其中山西有两个，第一个是宁武关、雁门关（内长城），这里有山西总兵周遇吉镇守。第二个是号称明代九边第一镇的大同，兵强马壮城池坚固，由姜瓖镇守。出了山西，北京西面还有一个居庸关，在居庸关和大同之间，还有九边雄镇之一的宣府，由唐通镇守。也就是说，北京西面有三道雄关，有三支军事势力，周遇吉、姜瓖、唐通，李自成想从西面越过这三道防线，也够他啃上大半年的。正是崇祯对西部局势的足够自信，导致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建议调集关宁吴三桂的军队来京师勤王的议程一拖再拖。在崇祯皇帝的眼里，李自成还不一定能打到北京城下，就算打到北京城下，明军也可以据城反击。崇祯朝北京被敌军兵临城下的次数很多，从己巳之变到崇祯十五年清军入寇，一共有发生了五次。所以崇祯因为这个传统，对北京城的防守感到非常自信，认为即便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了，北京城也不一定很快就失守。在这种情况下，崇祯才不急于调集关宁军来援救京城，也没有执意南迁。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除了周遇吉以几千人的兵力抵挡李自成的八九万大军长达半个月外，从姜瓖到唐通，再到南路李建泰下属的军官们，再到北京城下的成国公和守城官员，文武官员投降的非常迅速，如同秋风扫落叶，以至于从姜瓖投降的2月19日到李自成攻克北京的3月19日，仅仅一个月。

二、社会风气的道德绑架

1642年，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崇祯打算与清兵议和，避免两面受敌，趁机将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主力调进关内剿灭李自成。崇祯与陈新甲商议后，决定秘密进行此事，可惜事情还是张扬出去了，崇祯害怕担当“与敌”罪名，把责任全推到陈新甲身上，将其斩首。

1644年2月，就在李自成攻下太原之后，京师震动，太子办公室主任(右庶子)李明睿向崇祯建议迁都南京，崇祯深有触动，于是，崇祯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廷议。一部分官员响应南迁主张，但是内阁首辅陈演以及其他一部分官员反对这个主张，陈演推出光时亨在朝堂上攻击李明睿，留守派的气焰盖过南迁派的风头，于是李明睿被杀，南迁派的主张也就被否决掉了。

为什么崇祯既不敢与清议和又不敢主张南迁？

一般人认为是崇祯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且好面子，希望文武百官请求皇帝迁都，然后皇帝再借坡下驴，迁都南京。事实上没这么简单，这是当时的文官风气决定的。文官集团以宋朝为前车之鉴，反对与敌妥协与南迁，认为这是朝廷耻辱，无形中也影响了整个明朝风气，这也是北京百姓闻袁崇焕通敌被斩后分其肉的原因。在当时的风气下，与敌议和就是叛国，崇祯也不敢犯众怒。可是，除了所谓的民族大义外，文官集团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最为讽刺的是，所谓的民族大义他们自己却没做到，随着清军入关，他们纷纷降清。

三、法统的完整性考虑

京师象征着法统，坐守京师无疑可以让崇祯皇帝的法统处于完美，一旦强行南迁，面临的不是简单的骂名，而是丢弃疆土百姓的罪名，作为皇帝的法统和神圣性就会大打折扣。而这样，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军队、官员、百姓都会开始藐视皇帝的法统权威，整个王朝瞬间可能土崩瓦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皇帝执意拍板南迁，面临的后果就会是，众叛亲离，官员们甚至会在北京拥立他的儿子，而让崇祯提前退休。历史上唐朝、宋朝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幕。这也是李邦华建议皇帝固守京师，同时让太子前往南京的建议遭到崇祯否决的原因。

但是法统也不是就得死板的坚守，法统的弹性取决于文武官员的支持度，正因为如此崇祯才希望由这些文官来提出迁都建议，但是，崇祯害怕的大臣们也一样害怕，他们也不敢承担丢弃疆土这个责任，有了前车之鉴，如果南迁成功，为了平复风气，自己势必为成为替罪羊，而万一南迁失败，他们一样是替死鬼。此外，京官的庄园产业都在京畿一带，南迁就意味着损失相当大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纷纷反对迁都，并且一致认为，大敌当前，不能畏敌逃跑，不能扔下祖宗基业。在这种情况下，崇祯不可能力排众议，自己拍板迁都南京，只能无奈的表示，自己要跟国家共存亡。

崇祯南迁失败，自杀于煤山对后来清朝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同时由于正统的不复存在，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最终被清朝各个击破。

崇祯皇帝为何不南迁？

明朝末年，国势飘摇，眼看着就要大难临头。崇祯皇帝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清军接连攻占了山东、河北的许多州县，张献忠一路沿湖北、湖南夺关占地，准备全面占领四川；更严重的是李自成已西进潼关，占领西安，控制了西北，并整顿兵马要直取北京，大有称王建国之势。国家社稷危在旦夕，如果此时崇祯皇帝权衡利弊，当机立断，迁都南京，也许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或许不会这么快就灭亡。但是崇祯却迟迟没有南迁，放弃了一条生路，亲手断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吊死煤山。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迟迟不肯南迁呢？他真的不想南迁吗？
这一年的正月初四，崇祯急召大学士及首辅大臣陈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御书房议事，讨论兵部兵科给事中吴麟征、陕西总督余应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紧急奏折。这本是一个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虽然不得不因此放弃山海关，但能避免京城落人李自成之手。然而，崇祯却踌躇再三：面对外患，如果弃地守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两难的选择使他犹豫不决，他还一心想作名垂青史的圣君呢，这种失地失国的重大罪名怎么能承受的起？

因此，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了这些大臣们，想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动议，他再顺水推舟作个表态，免得承担历史责任。可是，这帮长期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大臣个个老奸巨滑，早都猜透了崇祯心里打的小算盘，竟无一人站出来表态!崇祯从他们口中得不到自己想要得答案，最后只好决定： “早朝廷议公而决之”。于是，正月初九的早朝上，众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一振主张弃地守京，另一派主张决不弃地，结果相持不下，不欢而散。那么，主张决不放弃一寸国土的臣子们，真的是心口如一以死报国的忠臣吗?不然。当时的宰相、首辅大臣陈演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想，自己当廷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了丢失国土的罪名。而他后来又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则是遵照崇祯皇帝的心思。他想，说不定有朝一日秋后算帐，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会找一个因弃地守京而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而他陈演则明哲保身，试想，这种满脑子为个人打算的人把持朝政，再加上个优柔寡断，只顾虚名的皇上，哪里会定下万全之策呢?退朝不久，左中允李明睿求见崇祯，为崇祯献上南迁之计。他认为即使弃地也难保京，大敌当前，应该效仿晋、宋南迁，以后再图恢复北方，以缓目前之急。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消极的应付对策略是当时确保朱明王朝的可行之策，崇祯心里也只赞同的。但是，他又认为南迁是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比“弃地守京”更甚，他可不愿承担这个千古骂名，于是，这个正确的策略便被搁置一边了。

三月初，李自成势如破竹，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又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这时，李明睿又奏请南迁。崇祯想，这次如果没人反对，他就可以下决心南迁了。不成想总有人要和他对着干，左都御史李邦华竟提出，皇上应该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崇祯见自己的如意算盘被打乱。便怒斥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众人顿时吓得哑口无言，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却硬要众大臣说出来，死要面子。他们又一想，如果皇上南迁，一些大臣们便会留在京师辅佐太子，变成替死鬼；而那些随驾南迁的人，一旦京师失守，说不定也会因力主南迁而替人受过，这实在是个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众人都看透了崇祯的心理，谁也不想背这个黑锅，于是个个沉默不语。崇祯却不知众人心里想些什么，见无人表态，还连连催促群臣想对策。结果群臣议来议去，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人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但是，此后的几天，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奏折却像雪片一样飞来，如再忧郁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这时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南迁。崇祯皇帝当然想马上南迁，可是他又总是盼望着大臣都一致赞成南迁，都来哭求时在半推半就的答应下来，这样虽然仍是不免“弃京南逃”之名，但总还能营造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景，使人对他这个皇帝的被动无奈深表同情。因此，在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的关头，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兴许这一次大臣们会众口一词的奏请他南迁的。可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大臣们来朝见他时，都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全都沉默着，谁也不肯开口。正在僵持之际，又有前方信使来报：“保定失陷了!”这一下，南迁的路被从中掐断，南迁之议已经成为泡影了。崇祯皇帝不禁呆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眼泪已然流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最后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自杀，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灭亡了。

李自成率军北征，崇祯帝为何拒绝迁都南京，反而坐以待毙呢？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来到北京城下，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大明王朝以“国君死社稷”的悲剧方式宣告终结。后人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崇祯帝为何拒绝迁都南京呢？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崇祯帝个人的问题。不过，咱们今天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解读这件历史疑案。

崇祯十六年十月，明朝三边总督孙传庭战死，西安陷落，李自成摆脱了“流寇”的身份，开始以陕西为根据地，开始向大明王朝的统治发出挑战。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举行誓师大会，亲率大军北伐，准备一举推翻明朝。对于这些事情，崇祯帝都非常清楚，但他没有离开北京，因为他觉得自己手中还有三张牌！

第一张牌就是北京城。北京城是永乐年间开始营建的，城防坚固，堪称是明朝城防体系最完善的城池。自从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先后发生过四次敌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不过都没有出现问题。无论是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还是勇猛剽悍的八旗铁骑，都无法攻破北京城防。

第二张牌是三大营。朱棣经常率军北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京军三大营，分别是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是当时明朝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三大营人数众多，有数十万人，而且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包括火铳、火炮等。明朝中后期，三大营开始腐化堕落，朝廷不断整饬这支军队。

第三张牌就是边军。明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在北方地区修建长城的同时，还设置了许多军镇，统称为”九边“。北京城附近就有大同、宣府、蓟镇、辽东四镇。陕西、宁夏一带还有几个军镇。边军常年处于战斗一线，因此战斗力很强。崇祯帝认为他可以随时调遣边军入京勤王。

由于手中有了这三张牌，崇祯帝认为，李自成的军队即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必不犯天下重兵处（指大同、宣府）以入”，因此他判断“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于是，崇祯帝派大学士李建泰代朕亲征”，”统禁旅出保定“。不过事实证明，崇祯帝纯属于纸上谈兵，他根本不是李自成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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