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高学府、改革方向标,却沦为了改革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战场近日,文化名人、北师大教授于丹,因在开学前送出一份迎新大礼——一篇所谓的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演讲——而深陷风波之中。于教授本期望这篇“砥砺学子破心中之贼,致力国家强大”的演讲,能帮助“我们的大学生破除伪善和守旧”,孰料该演讲并非真史,而系出自某网络历史小说,遂遭遇“心灵鸡汤大师栽在鸡汤上”之讥刺。①
其实,这篇“伪光绪演讲”,自2009年前后现身网络以来,于丹教授不是唯一一个“中招”者。在此之前,已有相当一批报纸、杂志曾信以为真,刊登过该演讲。②惟“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过程,远不如这篇伪演讲那般充满正能量,事实上,它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个教训,比伪鸡汤值得重温。
时为1898年6月26日,光绪皇帝对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大发雷霆,命令他们立刻就“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拿出一个具体章程,否则,“定即从严惩处不贷”。④此时,距离光绪正式批准建立“京师大学堂”,已过去了四个月,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居然没有一点动静。而按光绪的设计,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是变法改革的榜样,本应走在各省改革的前面。④皇帝盛怒之后,建校工作确实积极运转了起来。但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运转却走上了歧路。
第一重歧路,是建校工作陷入了不同改革派系的内斗之中。戊戌年的改革派,可以区分为“康党改革派”与“非康党改革派”两大阵营。前者拥护康有为及其学说,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以及部分低品级御史;后者对康有为观感不佳,且大都对其学说心存厌恶,这些人如张之洞、孙家鼐等,均是握有实权的朝廷重臣,也是当日改革必须依赖的中坚力量。⑤因为大学堂是改革的风向标,所以,这两大阵营,都想要掌控住大学堂的主导权。
这场内斗,主要集中在“由谁来制定《大学堂章程》”和“由谁来出任总教习一职”这两个问题上。前者关系到具体课程的开设;后者关系到教职人员的聘用。“康党”希望具体的课程由梁启超来制定,教材由“康党”控制的在上海的编译局提供;总教习一职由康有为出任,其他教职人员则由康有为提名聘请。但包括“管学大臣”(近似教育部长)孙家鼐在内的“非康党改革派”,对“康党”的上述意愿,坚决抵制。⑥
于丹微博截图,原博已删除争斗结果,没人关心最重要的“西学”,双方只顾围绕着经学互撕第二重歧路,是建校过程中,几乎无人讨论“西学”问题。晚清要自强,其改革方向,本该是向西方学习,京师大学堂的定位,本来也是向日本的东京大学看齐。但“康党”与“非康党”对西学全都一知半解,“对于泰西、日本经验的本质,皆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反一直在围绕着“中学”不断互撕。⑦
按“康党”的设想,创立“孔教”是中国对抗西方、实现自强的终极法宝。梁启超曾自述心迹:“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⑧“孔教”高于“清国”,是“康党”的自我定位。“康党”主张“素王改制”(康党以孔子为“素王”,意即不掌握世俗权力的宗教领袖),企图“以长素为教皇”,想要将康有为(字长素)扶上当今“素王”的地位。为了证明这种政治理念的合理性,康有为对儒家经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这种改造,除康门弟子外,可以说遭到了士大夫圈子的普遍抵制——不过,光绪皇帝对“康党”的这种政治理想并不了解,因为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其外间戊戌年之前公开刊行的著作相比,有很大幅度的删改。
梁启超为大学堂拟定的课程和书单,暴露了康党的这种“以长素为教皇”的政治野心。最终导致整个大学堂的筹办过程中,真正重要的西学,成了无人问津的事务;没落的经学,倒成了两派政治势力争斗不休的焦点。诚如有学者所总结:“双方斗争之核心,并不在西学,而在于经学。……斗争的双方皆有意将其所宗的‘经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这与近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并不吻合。”⑨这场晚清最高学府的建校工作,终于沦为了一场闹剧。慈禧政变后,康有为出逃海外,大学堂虽仍成立开学,但已是学子人人见而弃之。
至于光绪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谈什么“破心中之贼,致力国家强大”,不过是后世伪造之鸡汤。真实的历史,从不提供鸡汤,只提供残酷的教训;更残酷的是,这些教训,几乎从未被后世所汲取,类似“京师大学堂”这类死于改革派内部互撕的事情,中国近代史上不知凡几。
京师大学堂当年的部分校舍注释
①南方都市报,《心灵鸡汤大师栽在鸡汤上》,2015年9月6日,AA02版。②如《法制博览》2011年第1期刊有《1898年光绪皇帝在北大的“重要讲话”》;《杂文月刊》2012年第11期刊有《光绪皇帝演讲录》;《记者观察》2014年第1期刊有《一百多年前光绪在北京大学的讲话》等。④《明定国是诏》,1898年6月11日。⑤关于“康党”这一称呼的由来,可参见:贾小叶,《“新党”抑或“逆党”——论戊戌时期“康党”指涉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⑥⑦茅海建,《京师大学堂的初建——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收录于《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三联书店,2011,P207-283。⑧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⑨茅海建,《京师大学堂的初建——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另:专题顶部图片系“京师大学堂”内斗的两位一线主角,管学大臣孙家鼐(左)与康有为(右)。
中学时候学习历史,最气愤的就是学习中国近代史。因为,腐朽落末的满清政府,一帮庸才围着一个老女人,只顾着自己享乐,却将人民和国家的荣辱不顾,不仅任由列强践踏和侵略我们的土地,还跟这些侵略者签订了一条又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使我们整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
从这些历史事件来看,清朝似乎是中国历史上最差劲的王朝。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说到中国历史上最差劲的王朝,清朝还算不上,之所以这么说,那是有根有据的。
具体如下:
第一,满清是中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王朝,其拥有的人口也最多。据统计,秦代人口不过2000万,汉最多6000万,晋1600多万,唐朝也就4000至5000万,北宋4600万,元末5000万,明末6000余万,而清朝的人口则至少上亿。西域、吐蕃、内外蒙古和台湾,也都被纳入了大清的版图,面积远超秦朝时期。
第二,清朝的军事力量虽然仅次于元朝,但依旧非常强大。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大清帝国时常处于劣势,这不免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清朝的军事能力不行,军队力量不堪一击。但实际上,如果从传统的战争角度来看,清朝政府的战果还是比较辉煌的。
作为一个统治王朝的军事力量,其主要作用无非是两部分:
首先是对内维稳;
其次是对外抗敌。
从这两项来讲,清政府的军队都不逊色。虽然,与西方列强们有多次交战,且屡战屡败,但是,它并没有亡国。即便在清政府遭遇重创,国力日渐衰败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将新疆平定,把伊犁收复,镇压太平天国的暴乱。而且,在此之前,还有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等军事行动,更是攻无不克。
所以说,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并不薄弱,大清的军备也不是“纸老虎”。
第三,清朝政治相对清明。同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之下,清代的政府虽然算不上最清廉、最圣明,但绝对不是最坏的。与明朝相比,清朝政府没有宦官作乱,更没有外戚之祸,也没有出现荒淫昏戾的暴君,没有帝后被废、被杀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算是比较“安定团结”的。
此外,在清朝统治时期,出现了持续134年的“康雍乾盛世”。要知道,汉朝的“文景之治”才持续了五十年,隋朝的“开皇之治”也不过24年,唐朝的“贞观之治”仅23年,宋朝的“太祖太宗之治”30年,明朝的“仁宣之治”11年,这些跟清朝的盛世相比,那真是短了点。
更有甚者,在清朝统治时期,无论是皇帝还是摄政人,基本上都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勤政的领导者非常多。同时,他们对于国家事务的管理也非常认真负责,除“三节两寿”,也就是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这样的庆祝节日可以休息、娱乐一下,其余时间每天都在办公,可以算是全年无休。
而且,对于事务处理的时效性也非常严苛,力求当日事当日毕,每天要批复数十件,乃至上百件奏折。不仅如此,清帝国的办公制度还非常完善,要求要有较高的效率和保密度。朝廷内部的组织架构非常严明,部门设置体系健全、清晰,上传下达的通道也非常顺畅。
正因为如此,虽然在统治时期也有各种祸乱,但是,对于国之根本却始终没有动摇。即便引起了一些分裂,但最终也都通过和平方式有效解决了。所以,清朝时期的统治,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不堪。
第四,在清朝的统治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小日子过得还算说得过去。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对于民生问题非常重视,相关的政策也比较宽松,各种优惠政策,利民方法更是层出不穷。比如:康熙时期,清朝就开始实行“摊丁入亩”制度,随后,又宣布“永不加赋”。
这一举措促成了从康熙到道光年间,210多年里,清朝的百姓们都过着富足、稳定的生活,很多百姓的生活都能维持在小康水平上。虽然,在晚清的时候,遭遇了太平天国的动乱,对社会生活有较大的破坏作用,但是,其民族经济的发展却依然稳固,表现不俗。
当然,作为封建统治,主要的财富还是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普通百姓的生活从现在看来,肯定是艰难困苦的,但是,这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是一个通病,并不是清朝一家的问题。况且,即便是在清末时期,百姓生活虽然没有之前好,但是,也并没有发生像秦末、汉末、隋末、唐末、明末那样的天灾和人祸,更没有灾变和民变。
此外,国内也没有出现饿殍遍地,饥民无处的情况,更没有民众揭竿起义,这在历代王朝算是不错的。
第五,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面,清朝政府措施得当,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历朝历代的统治中,民族问题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比如:在汉、唐时期,因为民族问题发起的征伐战役不断,结果却往往是两败俱伤,最终多以和亲了事。到了宋、明时期,国家对于民族问题更是放任自流,最终,演变为对民族争端没有还手的余地,导致亡国。
相比之下,清朝时期,民族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清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化敌为友,以少胜多,最终,成功地创造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局面。虽然,实际上也是表面和气,但是,起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保证了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安定与团结。
所以,从上面总结的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定的。
它没有像明朝那样,出现宦官擅权的问题,也没有像汉朝那般有外戚乱政,更没有晋国般的山河破碎,也没有像唐朝那样的藩镇割据,也没有像隋朝时期那般王纲解纽,更没有像秦朝那样民不聊生,也没有出现宋朝大面积国土沦丧的情况。
虽然,清代时期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国之根本从来都没有被动摇。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民生的发展也都还可以,至少没有出现像元代那样的种族歧视,民族仇杀,更没有像汉代那样的连年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所以,综上所述,清朝并非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如果非要说哪个朝代最差劲,笔者认为:应该是晋朝。
当然,清朝的统治也并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弊端,也有问题,也有很多政策不得人心,但是,它真的没有我们心中想象的那样差劲、糟糕、甚至是罪该万死。
清朝的灭亡固然有内外交困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因为,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制度开始,到清朝时期,已经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帝国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
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是由神权变为君权,再由君权变为民权的必然走向,是不可抵挡的趋势。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展现英雄性格发展的光辉著作。提到《西游记》不能不讲到孙悟空,就像提到《红楼梦》必须谈及王熙凤一样。孙悟空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上英雄性格所具有的无比力量。正是基于这点,才使他成为全书的焦点人物,成为倍受世人关注与讨论的对象。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真英雄”,这无庸置疑。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英雄,给他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未免太难。由于作品内容,人物,思想的庞杂,加上“西游”、“神魔”、“诙谐”这道道神秘的面纱,给作品增添的朦胧,迷离和神韵,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艺鉴赏的二度创造性是允许这么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英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英雄性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启发力,影响力。要知道一个真正英雄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一番寒砌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本文主要从剖析孙悟空英雄性格的成长,成熟,完善,来认识孙悟空崇高的人性美,感受与体味英雄本色背后的英雄意义。
·孙悟空形象分析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是好名,勇敢好斗,爱开玩笑,活泼乐观,重视承诺。
大闹天宫的起因是由于好名。他接受招安以后,第一次打出天门是因为弼马温的官儿太小,根本未入流,面目无光,因此怀恨而去。第二次大闹天宫是由于齐天大圣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因此不请他,于是跑去偷食,后来连太上老君的金丹也偷吃了,更进一步把蟠桃会的玉液琼浆偷来开“仙酒会”才犯下弥天大罪。结果失手被擒,太上老君把他推进丹炉,炼就不坏之躯,出来后造反虽是为了报仇雪恨,但提出“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口号,显示他是不满意才高而位低的待遇。后来在取经路上,他经常想到不要坏了名头,如七十六回,大鹏雕说他不像是万里传名的好汉,是个小辈猴头,专在人肚里做勾当,他为了顾全名头,只好出来决斗,他被唐僧赶走。三十一回猪八戒故意使用激将法骗他出山降妖,也是因为悟空好名才受激,他后来还为此当面质问黄袍怪:“你害他便也罢,却又背前面后骂我,是怎的说?”可见他对“名”看得很重要。孙悟空的好斗表现在他经常主动捉妖,视作一桩桩好买卖。当然,他是勇敢的,每次临敌,丝毫没有恐惧。他认为自己的买卖“一定先输后赢”,自信心十足。
一、“仙石迸猴”成佳话,洞天福地猴中王——“美猴王”英雄
《西游记》开篇明义,第一回标题“灵根充孕源流出,心性修成大道生”这两句话实际讲的是小说中心人物孙悟空奇异的诞生历程:
“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风化一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备……”
“仙石迸猴”的传奇诞生,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纯天然的生命体,又预示了日后必有一番奇特的人生经历与轰轰烈烈的作为。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石猴,一跃而为“花果山水帘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既不是天意造化,更不是靠虚伪,欺诈手段谋取,而是凭真本事,真功夫。发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他的勇敢,机智可见一斑:
众猴白手连呼三声:“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石猴随即两声高叫“我进去!我进去!”……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使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石猴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猴王”的位置。但这毕竟是他的少年时光,生命的“懵懂”之龄,心智肤浅。勇敢之举难免夹带“自发”意识。自己这一跳,能不能达到他们预定的要求,顺利完成任务,心里肯怕还没底,只因难抑一时冲动,只为要出人头地,别无他虑。再加上他是趁“王”这重赏而去,勇敢本色中又掺杂着几许争强好胜。
发现“洞天福地”后,众猴们都已陶醉于快乐之中,他却一人端坐在上,‘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何不拜我为王。
从他乘“王”而去,得“王”而归,这种实至名归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他的逞强好胜,好出风头的顽劣性,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式英雄“美猴王”的应有表现。“仙石迸猴”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自命不凡,伴随他一生历经无数的坎坷磨难,英雄豪气始终未被困厄所消磨。
二、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齐天大圣”英雄
生命总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生也要从懵懂之态走向新生。对于孙悟空还是美猴王的他,其思想早已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思想的先行,使他的生命日渐成熟起来,从而为他由美猴王顺利过渡到齐天大圣敞开了大门。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为他那种挑战传统,蔑视权贵,战天斗地的反抗精神铺平了道路,这时候的孙悟空已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齐天大圣”。
生命的自觉首要体现于他对生命的深虑:
“众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欢会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远虑而忧也?”
猴王一语道破心机:
“今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老王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猴王忧的是“不能躲过轮回,不能做到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于是海外“寻师访道”,求学问能也就势所必然。正因为他畏惧的是生命无常,那么他想要的必然是“永生永寿”的法术技能,对于师父须菩提祖师提供的“流字门中之道,静字门中之道,动字门中之道”,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而对“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七十二般神异变化”情有独钟,也正如此,为他后来西天取经“降妖服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齐天大圣”之旗的打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不仅要做一个与天地山川“齐寿”的“大王”,更要做一个与天地神佛“齐平”的“大圣”,从大王到大圣,这可谓生命自觉的第二个标志。
“齐天大圣是什么?”“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第7回),这就是他的铿锵之言,也是他以“英雄”为自己正名的豪迈之气。为什么要做“齐天大圣”?仅仅因为玉帝的“轻贤”(“弼马温”未入流)?不!这顶多只是诱因。根本原因在于他骨子里所渗透的反抗权威,蔑视尊严的勇气与胆量。加上他有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上天,入地,下海,七十二般变化超强的本领,一根横扫天下妖魔的如意金箍棒,又何愁“齐天大圣”旗帜不出,名号不响。
学成归来的他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乐土“花果山水帘洞”,更没有忘记他的“猴子猴孙”们。当听说他的家园被占,猴儿遭受欺侮时,他咬牙切齿,“力逐”混世魔王,拉开了他反抗的序幕,同时为了重振家园,永葆基地,他“九幽十类尽除名,四海千山皆拱伏”(第3回),这一切为他接下来的“大闹三界”准备了现实基础。
“大闹三界”是他震天动地反抗性的集中体现,又是此时英雄本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地府除名,龙宫索宝,大闹天宫”这是孙悟空欲将自己的威名“远播”而做的三件大事,使“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晓其能”。特别是“大闹天宫”更把他敢争,敢拼,敢斗的反抗性英雄性格展露无遗。
大闹天宫实际上有“两闹”。缘于天廷的两次招安都不遂他之意愿,因而有“大闹”之举。一闹天宫是一次招安骗他当了“弼马温”,而“弼马温”(未入流)即不入天神之流,孙悟空一气之下打出南天门。“二闹”天宫是二次招安“齐天大圣”之职有名无实,连参加蟠桃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搅乱蟠桃大会”,“偷御酒”,“窃仙丹”把他的满腔愤恨尽情发泄。与天廷的“神兵神将”进行了正面交锋,其场面之激烈可以想象。然而,纵有十万“神兵天将”也难敌“齐天大圣”只手。“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7回)。纵观“二闹天宫”,“一闹”远不如“二闹”,一闹其实是为“二闹”作铺垫,是“二闹”的预演,从而把孙悟空的反抗性层层深入地推进。“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第7回)更是把他那反抗精神推向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青年时代的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难免行事鲁莽,不考虑行为后果和应担负的责任,有力量,有本事,而无深刻的理想,有对生命的自觉,而无追求理想行为的自觉,以“英雄”为自己冠名未免“狂妄自大”,“皇帝轮流坐”更暴露其“目空一切”。言行举止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炫耀自我。“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必然遭到震慑,“大闹天宫惨败遭压五行山下”就是明证。是他那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情理必然。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
三、西天取经显英豪,功成正果美名扬——“斗战圣佛”(一说“圣战斗佛”)英雄
“吃一堑,长一智”。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这是怎样的五百年?与孤独寂寞为伍,靠“渴饮铜汁”,“饥餐铁弹”度时光的艰苦生活。这种落难落魄的煎熬,与其说是一种惩戒,即对他那种年轻气盛,唯我独尊的傲岸品性的威慑,不如说是对他人格,人性的一次磨练。是一次自我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良机。这既是他生命旅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又暗示了他日后必将干出一番“惊天纬地”的业绩。诚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卷十二《告子下》)。这段艰难的岁月,孙悟空进行了沉痛的反省与深刻的反思“靠意气用事,大闯大闹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唯有干一番大业绩,才能取信于人,‘英雄’二字才会名副其实。”“西天取经”是孙悟空毕生为之追求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的正义事业。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从“齐天大圣”自诩英雄美名到“斗战胜佛”(这是取经后如来封赐的),昔日不可一世的孙大圣,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英雄。这是英雄性格的完善,人性之美的升华。“追求理想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忠于事业的矢志不移,一往无前”是这一阶段英雄性的核心,也是由生命的自觉到生命的自为的光辉再现。
(一)坚定,彻底的斗争精神
西天路上孙悟空以力保唐僧取经为神圣使命,“降妖服魔”责无旁贷。一根如意金箍棒“扫尽天下不平之事,除尽天下不仁之人”,“敢问路在何方!”的英雄豪气跃然纸上。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陷阱诡计,孙悟空万难不屈,百折不回,顽强与之奋战,直至最后的胜利。八十一难之中,无论是“黄风怪”,还是“大蟒精”,抑或是“白骨精”等等,孙悟空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
(二)敢为崇高理想而献身
西天取经是孙悟空追求的崇高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与他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交织,渗透在一起,互相辉映。
1,战胜自我:勇于战胜他人的人不容易,而勇于战胜自己——自我内在缺陷人性弱点的人更不容易。孙悟空确是这么一个“斗战胜佛”。“真假美猴王斗争”一回,非常精彩。“六耳猕猴”假冒充猴王,招摇撞骗,孙悟空怒不可遏,从花果山到“落伽山”,南天门,“阴司地府”,直到“雷音寺”,搅得天翻地覆。如来指出妖猴的真相,孙悟空难解心头之恨,“一棒”将他打死。这是两种思想的正面交锋,也是两种人生追求的“现实碰撞”。五百年的磨难与反省,孙悟空脱胎换骨,就必须与内心另一个自我“彻底绝裂”。
2,忍辱负重: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首次气跑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14回),孙悟空对拦路抢劫的歹徒首开杀戒,反遭师父责备“无故伤人性命,全无一点好善之心”,孙悟空一气之下跑至东洋大海,“一度遭贬逐”是“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第27回),孙悟空对狡猾多变,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义无反顾地给予“三打”,唐僧反而将功变罪,“一纸贬书”,无情地“逐走”孙悟空。“二度遭贬逐”是“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第56回),对于一伙剪径的强盗,孙悟空毫不留情,一一除尽,师父决然将他再次“逐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第30回),从而表现出宽广的胸襟与气度,这些放在“齐天大圣”那时的他是万万行不通,办不到的。
3,勇于牺牲:作为“圣僧”的高徒,每遇妖魔鬼怪,或遭阴谋诡计,他都主动请缨,冲锋在前,与邪恶势力,搏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孙悟空的身影。“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第47回),通天河的金鱼精“为祸一方”,每年要吃一对童男女,孙悟空为民除害,与猪八戒变成陈家的小儿小女,充当妖怪的“口中之食”,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苍天可鉴。在对敌斗争中,即使身遭伤害,一样毫无畏惧,舍生忘死。迎战红孩儿时,被“妖孩”的“三昧真火”,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差点丧命,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师父的安危,以及取经大业的成败。其勇于牺牲之志,感天动地。
4,接受磨难:“艰难困苦,玉浴于成”。艰难困苦是磨厉人格之最高学府。“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的磨难一为身外的“邪恶势力”,对此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筋斗云,七十二变化,如意金箍棒)能够较顺利驾驭。一为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这可谓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实践证明,在每一次那阵阵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惨痛之声中达到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人性的不断提升。
(三)不为狭隘的物质利益所囿,坚定的信念
“英雄难过美人关”。西行中有多少美色的诱惑,孙悟空都不为所动,其心诚志坚,非同一般。而同为取经营垒中的猪八戒,却抵挡不住贪色之欲。每遇美女子,就心旌摇荡。他本为天廷的“天蓬元帅”,只因“酒醉戏嫦娥”,而“被贬”凡间为猪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他在“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第23回)得到深刻教训后仍不思悔改。无论是高家庄的“浑家”,还是西梁国女王,都使他“垂涎浴滴”,“心痒难挠”。甚至对“盘丝岭盘丝洞中的七个女妖(蜘蛛精)也要尽情调戏一番,贪色本性暴露无遗。权势与金钱同样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孙悟空为了取经大业的成功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还会在乎那权势与金钱吗?把他们视同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于理想事业,保持崇高精神生活的“英雄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而猪八戒贪财爱钱,瞒着师父,师兄,师弟私藏银两,为一己之私,“意乱情迷”,时有表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师父“贬走”后,他却想着与师弟私分行李,“各奔前程”,“一拍散伙”。虽然他最终没有离开取经队伍,但他这种被猥锁的物欲所“迷塞心胸”,目光短浅的毛病确实给取经事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坏的影响。
(四)警惕之心,清醒之志,深隧之神
“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即指我们生活的环境,其中隐含着许多对我们不利的因子。既要“识”,首先必有警惕之心。“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明辨善恶曲直,洞悉正邪黑白,才能“有理有利有节。”《西游记》虽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线索,但唐僧似乎并不是全书的正面人物形象,很多时候作者把他放在与孙悟空对立的层面加以善意的讽喻。唐僧身上集中了封建儒生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他成天念叨着对一切“妖魔虫豸”讲仁慈,“行恕道,”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正邪不清,人妖颠倒,自己对恶势力一味的屈服,软弱,却对忠心耿耿保护他安全,肃清西行路上障碍而“除妖灭怪”的孙悟空不能容忍。轻则斥责惹祸生事,残酷不仁,重则骂他“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甚至“念咒贬逐”。唐僧这种迂腐不堪给西行之途“蒙上”多少阴影,给孙悟空频添多少艰难困苦。
由“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斗战胜佛”,孙悟空一生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生命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我们看到了一代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
四,孙悟空英雄形象的底蕴
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有品格的孙悟空用勇敢与执着谱写正义之歌。
(一)作者理想的化身
孙悟空是作者在《西游记》中精心塑造的英雄,因而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追求。作者之所以这么浓抹重彩,为的是“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第7回回末诗句)。“齐天大圣”大反天宫被压五行山下,作者极力歌颂他的反抗精神并称之为“英雄”,然后又历史性地安排他忍受天灾困苦的磨难,以“奉佛上西方”,这“隐喻着”吴承恩对心目中理想人物的追求,意味着作者希望培育社会的一个理想人格来使国家天下达到太平。表现他渴望在孙悟空身上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寄托他美好的社会人生理想。
(二)建功立业的儒家英雄史观
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大一统的明朝,儒家思想是正统,主流。曾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的他,既痛恨这种腐朽的制度,又对之予以了深刻的反思,但儒家所宣扬的那套“英雄理念”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理想实现的铁的法则。孙悟空既然是代表作者意志的理想人物,但这个理想人格能不能经受得住时代,社会的考验,必须从实践中求得答案。西天取经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作者特意为孙悟空安排的一番“磨心厉志”之旅,“八十一难”的漫漫“修身”,这是孙悟空必经的一个过程,谁能经受得住考验,奋战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谓之为“英雄”,也才是真正的一番“建功立业”。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为将来的“治国平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作者英雄理想与针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现实
作者在《禹鼎志》序中称:“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徽有鉴戒寓焉。”可见,借助神话以“鉴戒”现实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通过超凡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怪诞的变形的艺术手法所描绘的漫漫“西游”全景,无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西行路上,除了遇到那些“为祸一方”,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之外,还经历了“宝象,乌鸡,车迟,西梁,比丘,灭法,祭赛,朱紫,天竺”九个人间国家和“凤仙郡,玉华州,金平府”三个地方。这些国家与地方,之所以妖精横行,因为这里“君政混乱”。“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这一切,无不是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特务横行等等丑恶黑暗现实的大胆暴露与反映。“国势日蓑”的混乱时势必然造就作者笔下“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这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呼唤这样的理想英雄人物来扫清天下,正本清源,匡国救民。
(四)历史英雄的渊源
孙悟空是一个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神异的本领,人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孙悟空又是神,人,物的三位一体。西天取经路上,作者是把他作为“人类英雄”的典型来重点塑造的,从而使得形象亲切感人。对于英雄性格的刻画作者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与历史上那些记载与歌颂英雄人物的文学著作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统一。《三国演义》中一代枭雄——诸葛亮为全书的关键人物,为报答刘备“三顾茅芦”之恩而穷尽毕业生精力辅佐,治理蜀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忠心耿耿,感人肺腑。《西游记》中孙悟空也是为了报答师父救他出五行山之恩,而对之四拜(孙悟空一生只拜过三个人:观音,须菩提祖师,唐僧)。“师命”与“父恩”交织在一起,使他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路途,十四载寒暑春秋,矢志不移,忠心不改。《水浒传》塑造了梁山泊上以宋江为核心的一百零八条英雄好汉那种疾恶如仇,见义勇为,锄奸扶弱,除暴安良,与黑暗腐败势力作斗争的英雄史迹。而这又显然与孙悟空那种与邪恶势力作坚决,彻底斗争的反抗精神构成了鲜明的映照。
五,英雄性的深远意义
(一)孙悟空英雄人格的完善与升华
孙悟空由一代“美猴王”终成“斗战胜佛”。昔日那个勇敢中难免年少轻狂的孙猴王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个性,有品格的,散发着人性美光华的“斗战胜佛”。一代英雄的真我本色与风采永远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孙悟空凭借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不断完善,成熟的英雄性,使自己的思想与灵魂获得了再生,也就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孙悟空”形象,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二)取经大业终成正果
“斗战胜佛”的被封赐,也就表明取经已获得圆满的成功。西天取经的成功,孙悟空功不可没。西天取经是他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与正义事业。为了它,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勇往直前与邪恶势力作彻底斗争,为理想而勇于献身等等,这些英雄性格为他赢得无可否认的头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很难想象,西天取经缺少了孙悟空,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孙悟空身上那英雄性格作保障,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别说取经成功,就连“踏进”西天“雷音寺”都是“难于上青天”。
(三)对后世的深远启发
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不仅能够影响一个时代,而且对后世都有深远的意义。文学的这种影响既有文学作品的题材,立意,构思,艺术手法等等文学本身物质形态方面的,更重要的在于一种精神,一种思想的时空穿透力。《西游记》的成功得益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而孙悟空身上“最闪光”之处集中在“英雄性格”这一内在灵魂之上。这是作者理想在现实中的超越,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现实碰撞的产物。孙悟空虽是一个神话式英雄人物,但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富于人性美的英雄品格,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通要求,美好愿望,理想追求。因而这“神话”外衣的内里或多或少地集中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与智慧。
在市场经济之旗高高飘扬的时下,商潮翻滚,货币坚挺,金钱飙升,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沉渣泛起。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浸入,体制本身的不完善,不健全,各种邪恶势力猖獗,“卖毒,贩毒,制假,售假,坑门拐骗”等等丑恶现象弥漫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道德的滑坡”,“精神的贫血”,“理想的阙失”,也呼唤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的“再生”。
1,敢于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一方面既要与之严格划清界限,特别是思想上要划清界限,保持高度警惕,即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同流合污。在斗争策略上,不能逞匹夫之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悟空在除妖降魔的过程中经常与猪八戒,沙和尚合作且配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忽视,从而达到最有效地打击邪恶势力。一方面又要与之作坚决,彻底斗争,无所畏惧,我们不能屈服妥协。对于他们我们既要准备“最狠的心”,又要把握住“最利的刀”,只有在斗争中求得胜利,不能在屈服中求得生存。
2,有大志,有情操,不为狭隘物欲所囿,坚定的信念
有志向,有崇高追求,才会有无比的动力,才能激发自身的潜能。但任何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要经受住时代与社会的考验。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时,差点送命),有时要抵挡住各种诱惑,特别是权势,美色,金钱,要做到“坚如磐石”,心不被外物所役使。没有坚强的意志与超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有时需要调整自我,改变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不断修身养性,完善升华自己的人性与人格。我们要靠一种心灵之美,精神之光去赢得自己的未来与生活,赢得社会的重视。
当然,对于孙悟空那种神奇怪异的“非人”本领,我们无能为力。但那种英雄品格与精神确是我们光大发扬的瑰宝。在这样一个“乏英雄”,“非英雄”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脊梁”来坚强自己,锻造自己,锤炼自己。不仅我们,时代亦然。
传说:孙悟空,之所以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的渊源太大了,女娲补天的时候召集各地灵石来报名。补到最后只剩下了最后一颗石头,这颗石头由于一直在女娲的身边,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灵性。直到有一天这颗石头迸裂了,便有了石猴——孙悟空。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闯下那么大祸,还能有保护唐曾,最终修得正果——斗战胜佛。是因为他在女娲补天时,早就应该象那些石头一样修成正果了,所以孙悟空修成正果一切都是缘分与命中注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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