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末第一汉奸的最大怨念

出访欧美，李鸿章深感西方“政治之道”优越，怨念直指本国政体甲午之败，论者恒谓乃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其实不确。严格说来，李氏当日，实乃“以一人敌两国”。故马关议和，曾对伊藤博文大发感叹：“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李氏尤其羡慕明治天皇“能听善言”，能“使诸臣之志愿得舒”①，其怨念所向，不问可知。

此种怨念由来已久。早在1870年代，李氏就已意识到，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乃国人救亡的必然路径——“国人……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②但20余年光阴匆匆，及至甲午惨败，中国近代工商业，其发展仍近乎为零。

马关议和后，爱国分子赠联李氏：“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稍后，李氏奉命使俄，并访问欧美诸国。其革新思想，却又大进一步。归国后，李氏如此描述其见闻感想：

“（西人）立国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记》所言，颇得涯略。此行辙迹所经，视数君为广，而时日则太促。然详咨博考，已觉所见过于所闻。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天下事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③

李鸿章访欧时，西方媒体为其绘制的肖像画失势之境，李氏言语、行事均极谨小慎微。但此番对吴永所言，虽有隐晦，亦不难窥见真意。李氏曾对西媒坦言，此行重要目的，乃在“博考诸国政治之道”，以便他日回国，能够“改弦而更张”。李氏自承，之前了解“诸国政治之道”，全依赖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的间接陈述，此番西行，亲身观摩，才发现“所见过于所闻”。言下之意，即是在高度认同郭、薛等人的同时，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至于郭、薛等人的意见，试以薛福成为例——薛氏出洋，奉朝廷之命，留有六卷17万余言出使日记。在日记里，薛氏集中表达了两重诉求：1、呼吁清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2、呼吁清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效仿英国、意大利等国，实施“君民共主”。④由此，不难了解李氏的政治立场。

深感政体改革对救亡图存的必要性，李鸿章终于与清廷越走越远唯李鸿章对友人谈论此次欧美之行的书信甚多，无一封提及政体改革。不过，“（西国）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一节，却被反复申说。个中深意，不难体会——郭、薛等人已详细阐明，政体改革，乃达成“上下一心”的必须手段；而李氏将“生财之法”定为“第二义”，用今人之言，无疑是说：政治改革必须先行，否则经济改革亦难成功。

因见识及此，戊戌维新期间，李氏曾一再给予康党协助，并自叹“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科举）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及至康党倒台，政敌弹劾李氏乃是康党，慈禧以此质问，李氏竟能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⑤其后主政两广，虽受命捕捉康、梁，却暗中多所保全，并长期保持秘密联络。

但李氏对康党的支持，实缘自浓厚的悲观。他曾在书信中，多次与长子李经方谈论维新前途，其结论是：“朝廷……讲求变法，近日明诏多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怂恿而出，但法非人不行，因循衰惫者岂有任事之才，不过敷衍门面而已。”⑥对于康党的政治学问，李氏的评价也很低：“（皇上）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借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⑦

李氏悲观若此，仍不惜冒被政敌指为“康党”的风险，与康、梁往来，其根源，乃在痛心中国新式人才匮乏。诚如其对伊藤博文所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⑧；梁启超出亡后，李氏亦托人勉励其“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⑨。怨念若彼，期望如此，“汉奸”李鸿章，甲午之后，在思想层面上，正离清廷越来越远，终于在1900年，一度计划与革命党人联手策划“两广独立”。

李鸿章访英期间留影注释：

①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P240。②李鸿章家书：《示儿》，该信约写于1872年幼童留美前后。③复莲池书院山长吴（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收录于《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P109-110。李氏另在其余多封致友人信函中，表达过完全相同的见解。④谌旭彬：《薛福成呼吁清廷实施政体改革》，转型中国1890。⑤孙宝諠：《日益斋日记》，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序言》。⑥⑦致李经方（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致李经方（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收录于《李鸿章全集·信函八》，P184，P188。⑧《李傅相与日本伊藤侯问答》，《戊戌变法》(三)，P448。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P55。

?刘鹗简介：晚清通才刘鹗为何被民间直呼「汉奸」

时代，出过一位通才，他就是刘鹗。其学识博杂，精于考古，长于文学，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胡适先生曾概括刘鹗的一生，称其「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辨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胡先生没有提到刘鹗的另一件大事，即他还写过令他名垂青史的《老残游记》。>作为罕见通才的刘鹗涉猎了众多领域，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还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集《铁云诗存》等。>然而，刘鹗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精明强干的他屡遭官场陷害，同时又因为他贿赂官员，给世人留下了「反腐作家也腐败」之讥。他参与洋人开矿等事情，又被民间直呼为 。其双面人生，令人唏嘘不已。>刘鹗>刘鹗是近代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在列强频频入侵的 大变局中，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他给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后来与刘鹗结为了儿女亲家)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晋矿开 *** 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他的观点听似有理，但将国家矿藏资源的开发权交给外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更为当时的朝野所不容。>那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丰富的矿藏虎视眈眈，以掠夺资源来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伦敦注册后，创始人罗沙第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进行公关。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国官场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务的总经理。他的好朋友、中国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就向他推荐了刘鹗。马建忠还帮助刘鹗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两个儿子搭上了关系，获得了足够份量的政治支持。>这时的刘鹗，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但却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受排挤落马;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修筑津镇(镇江)铁路，却卷到镇江乡党的内斗中，惹了一身骚。>刘鹗还因进京行贿而在京城官场中留下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他曾带「字画数十件余」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另一老乡翁同龢处，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则「日记」为证：「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刘鹗>刘鹗是近代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在列强频频入侵的 大变局中，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他给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后来与刘鹗结为了儿女亲家)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晋矿开 *** 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他的观点听似有理，但将国家矿藏资源的开发权交给外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更为当时的朝野所不容。>那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丰富的矿藏虎视眈眈，以掠夺资源来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伦敦注册后，创始人罗沙第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进行公关。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国官场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务的总经理。他的好朋友、中国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就向他推荐了刘鹗。马建忠还帮助刘鹗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两个儿子搭上了关系，获得了足够份量的政治支持。>这时的刘鹗，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但却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受排挤落马;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修筑津镇(镇江)铁路，却卷到镇江乡党的内斗中，惹了一身骚。>刘鹗还因进京行贿而在京城官场中留下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他曾带「字画数十件余」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另一老乡翁同龢处，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则「日记」为证：「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刘鹗行贿翁同龢，自然是为了「承包」铁路工程，没想到翁同龢高风亮节，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还在日记里把刘鹗的这一丑行记录下来了。>所以，当罗沙第来北京时，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刘鹗正郁闷不得志呢。经马建忠牵线，自然一拍即合，刘鹗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华人经理，开始了其颇受人诟病的买办生涯。>刘鹗的买办生涯伊始，他的亲家毛庆蕃、妻舅高子谷都曾经居中帮忙。毛庆蕃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亲信下属，刘鹗与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转。翁同龢对福公司的态度，他也随时向刘鹗透露。高子谷虽然是刘鹗在总理衙门的同事，但他身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孙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刘鹗可比。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外务部之后，高子谷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清廷高层关于福公司事务的机密文电，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刘鹗。>曾经商海的刘鹗是操作高手，善于打擦边球，去绕开政策之限制。当时矿藏是严禁外资染指的，刘鹗便想了个办法：煤矿在名义上还是国有，自己开采，但因为资本不够，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银一千万两，福公司因之而获得了山西盂县、平定州与潞安、泽州两府属矿六十年开采权中利润的50%，并承担其间所有的开支。合同名为「筹借洋债」，但既没有规定还款期限，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于国于民皆不利。>刘鹗的此举，自然侵害到了山西当地窑主们的利益，大家义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强烈指责刘鹗的此举实为卖国行径。山西的窑主们广为发动各种社会关系，山西籍的京官和举人们交章弹劾，声势浩大，当时正是华北仇外气氛活跃，朝廷也是保守派当道，于是，山西巡抚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刘鹗则被开除公职。福公司也暂时偃旗息鼓，被迫停止运营，直到义和团运动后才在山西重新运作，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山西之矿中饱了福公司之私囊。>在山西遇到的麻烦，使刘鹗汲取了教训。痛定思痛后，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变。福公司的河南业务相对比较顺利。在河南，刘鹗低调地躲在幕后，让他的亲家、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出面成立了「皮包」公司「豫丰公司」，豫丰公司一无资金二无矿址，其实就是专为福公司绕开外资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顶「红帽子」。随后便是「标准流程」：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开矿，由义大利公使萨尔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员的大力配合下，很快获得朝廷批准，开设了焦作煤矿。刘鹗成了福公司的红人，忙得不亦乐乎，不仅帮着修订焦作煤矿章程，还协助老外分送股票、安排「买办们」的工作和报酬等，深深参与到煤矿的实际管理中，在为国人所痛恨的买办路上越走越远。>战果辉煌的福公司中国业务拓展得很快，在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矿铁矿等业务中，刘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上蹿下跳，左右逢源，帮着福公司四处打点，被民间直呼为「 」。先富起来的刘鹗也先后在上海自办商场、纺织厂，但都失败;随后干脆和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开设盐场，违反国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盐的朝鲜，牟取暴利，也帮了日本在朝殖民当局的大忙。又私自拜见日本使节要人，并多次东渡日本，这些都构成了他的人生污点。>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一年夏天，中国与当时世界上8个主要强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之变发生，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恣意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北京居民同时还面临饥饿威胁。刘鹗于八月冒险北上，九月初抵京后，致力救济并参与和议斡旋条款。>当时北京市面上无粮可供，刘鹗从上海购粮食经海路运至天津，再运到北京。他创办了平粜局，一面粜，一面赈。时俄军占领北京太仓，因仓内有老鼠，俄军扬言要举火焚烧，刘鹗紧急联合其他赈济团体集款，将太仓存米全部买下，作为平粜，救下许多人的性命。不料后来此举成为刘鹗「盗卖太仓官米」的一大罪状。>1905年，刘鹗与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合伙买下江浦县九濮洲3890亩地皮，其中刘鹗名下为1945亩，并办理了执照。刘鹗认为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商货吐纳之所。江浦有个豪绅陈浏，曾做过五品京官。这时朝廷决定筑津浦铁路，以浦口为终点，地价势将攀升，他见刘鹗买了浦口附近的地皮，占了便宜，便设计通过京中御史吴文翰将禀帖投到军机处、外务部、邮传部，控告刘鹗「私集洋股，揽买土地」，欲将刘鹗置之死地。>于是刘鹗被抓拿归案，后被流放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在迪化期间，刘鹗在行医诊病之余，还经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诗文唱和，可惜现已大多失传。他还发挥其叙景状物的特长，用对联的形式为后人勾勒出一幅维妙维肖的清末迪化风土图，令人叹为观止：「流水小桥催钓影，春风深巷卖花声。」>1909年七月初八，刘鹗突然中风，于贫病交加中逝于迪化，终年52岁。三年后，大清国也同样急性中风而亡。>

史上最坏的十个大太监：各个手握大权，第一应该是公认的

太监旧称宦官，而「 ”宦”是星座之名，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因用以为帝王近幸者的名称。历史上，多数太监的地位都是很低下的，但其中也不乏极少数「 ”风光无限”的宦官，他们或手握重权，或得皇帝宠幸发号施令。这些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宦官中，其中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很坏的太监，他们的恶劣事迹让人印象深刻，对一朝政治甚至是一个时代都产生了难以磨灭的「 ”坏影响”。 首先，最让后人口诛笔伐的一个大太监，就是明朝的魏忠贤。纵观魏忠贤生平，少小时就是个无赖，万历时入宫为宦官，后乃复姓，赐名忠贤。熹宗即位，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他密结大臣为援，以犬马声色取宠于熹宗帝。1623年掌管东厂。他排斥异己，广结党羽，致有「 ”五虎”「 ”十狗”「 ”十孩儿”「 ”四十孙”之流横行无忌。势倾天下，一些攀附他的权贵甚至拜呼他为「 ”九千岁”，各地督抚竞相为他建生祠，还制造了东林党争这一祸事，残害忠臣，可谓丧尽天良。直到1627年，思宗即位，发现他的奸恶，才下令将其逮捕治罪。魏忠贤得知后，自缢死。 第二，是纸上谈兵密谋篡权的赵高。赵高本为秦国宗室远亲（一说为赵国宗室远亲），入秦宫为宦官。秦始皇死后，赵高发动沙丘政变，他在任职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公元前208年又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秦朝丞相。后又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王。仗着皇帝宠幸，他将秦国的暴政推向顶端，加速了秦国大厦的坍塌。 第三，汉朝太监中行说。他不仅是太监，还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奸。我国古代都有和亲的现象，汉朝也不例外。汉文帝想与匈奴建立友好关系，便让中行说和使者前去。中行说不肯去，被朝廷硬逼着前去。他心怀恨意，到匈奴后，便投靠敌军，为匈奴出了不少祸害汉朝的主意。致使匈奴动不动便扰乱我国边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破坏汉朝与匈奴联姻，还首次提出采取违背良心道义的「 ”细菌战”，让汉朝损失惨重，据说大将军霍去病便是因此而丧命。 第四，自阉入宫的明朝太监王振。史载王振「 ”狡黠”、是明朝第一代专权太监，且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后，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逐杀正直官员。因怂恿明英宗远征，让百万将士战死沙场，皇帝被俘虏，差一点就颠覆了明王朝的统治。幸亏于谦神勇，才保住了大明王朝的江山。 第五，唐朝太监李辅国。李辅国相貌奇丑，唐肃宗即位后，他开始掌握兵权，并改名为辅国。之后又因拥立代宗即位，被册封为司空兼中书令。大权在握后，李辅国更加为所欲为，将高力士流放。最后因嚣张跋扈，犯上作乱，被刺死。 第六，明朝太监刘瑾。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是明代擅权乱政最严重的权宦之一，当时即有「 ”刘皇帝”之称。刘瑾的贪婪专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 第七，东汉末年太监张让。张让有吃人太监之称。他在职时以搜刮暴敛、骄纵贪婪见称，灵帝极为宠信，常言「 ”张常侍是我父”。可谓昏君宦官一家亲。最后因杀何进而被逼走投无门，跳黄河殒命。 第八，清朝太监李莲英。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是清末最有权势的宦官。他对上一副奴才嘴脸，对下凶恶残忍，无人可与之相比。巴结权贵，视军机要务为儿戏。朝中要事处处可见他的身影。 第九，明朝太监曹吉祥。曾有军功，却与徐有贞、石亨、许彬等人勾结，乘景帝病重，他迎英宗复位，史称「 ”夺门之变”。后投机取巧，搞因谋反被杀。 第十，北宋太监童贯。他善于揣测他人心思，且使尽浑身解数讨得宋徽宗开心，从此平步青云。童贯是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有「 ”童大王”之称。在国家积贫积弱，外有强敌入侵之时，却依然地位稳固。最后让北宋蒙受「 ”靖康之耻”。 我国历史上的臭名昭著的太监依然还有不少，他们残害忠良，致使民不聊生，国家日益衰败，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受到千古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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