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的事件过程

明朝国本之争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然而明神宗不喜欢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却加倍宠爱郑皇贵妃，并且有意立其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就这样国本之争一直僵持了十几年，最终以明仁宗的妥协收尾。

国本之争的事件过程

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明神宗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朝中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还在朱常洵出生以前，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朱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对此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

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明神宗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

明神宗怠政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明神宗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明神宗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明神宗逐步沉迷在六宫佳丽之间。

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万历十九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明神宗隐私，那么明神宗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明神宗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明神宗被激怒了，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三王并封之礼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二十二日，大学士王锡爵密奏明神宗，对此明神宗下发手札曰：“”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明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明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明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明代万历朝国本之争是什么典故？

国本之争，乃指明代万历朝争立太子一事。

明神宗朱翊钧之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生皇三子常洵。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封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未加封，按明朝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原则，皇位继承人首先应是嫡子，即皇后所生之子。“皇后无生，则按长幼次序立储。今皇后无子，常洛为皇太子，例应册立为太子，而神宗一再拖延，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皇贵妃有夺嫡之意，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是则以幼凌长，有悖于伦常之道，于是廷臣屡屡上书上言，请建储封王。首先为立储上疏切论者为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疏中议论郑贵妃之晋封不当，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妥，进而请求“册立无嗣（即长子）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长慰，宗社之庆长矣”。此疏一上，龙颜大怒，姜应麟被废二十年。而此疏之上，引起朝廷极大震动，从此长达十余年的建储之争，拉开了序幕。

神宗对于群臣上疏，先是极力压制。最先上疏之沈璟、孙如法等皆被严旨切责，并以此获罪。压而不止，神宗又施拖延，以“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为由。然而请求立储之疏仍接二连三，神宗坚持与群臣相抵，或不报，或答以“令候旨行”，甚者夺其俸，削其籍，降其职，罢其官……。拖又无效，神宗无奈，乃召首辅申时行申辩曰：“朕不喜激聒（吵吵嚷嚷之意）。近诸臣章奏概行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再渎拢（打扰之意），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到时皇长子十一岁。若十五岁，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申时行乃按旨告诫诸臣安心稍候。故万历十九年自春及秋，大臣中未曾有言及者。

十月，神宗承诺册立东宫之期限在即，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以筹备东宫仪仗之预算报请批准，神宗见疏大怒，以大臣又来“渎拢”，乃下谕再延期一年。

其时廷臣纷纷以皇长子之“预教”请求神宗恩准。

按当时惯例，皇子如被立为太子，便要别居一宫，称为“东宫”，并配以东宫官属，称为“出阁”，太子应就读于翰林院诸学士，学习为君之道，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皇长子常洛虽尚未立为太子，群臣乃以“预教”请，欲以之显示皇长子不同于诸皇子之特殊身份。

皇长子应受教育，事体重大，于是神宗又出“待嫡”一招，宣谕“三王并封”，谓诸臣曰：“皇位继承，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择其善者为太子。”此说迅即为众议所驳倒。原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居先，却无必授之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由合乎“无嫡立长”。私下并有人议论，万历帝本人亦非嫡子。其时申时行已改仕归家，王锡爵位居首辅。神宗召王锡爵，令拟御旨，昭示三王并封之意。王锡爵不敢违旨，立即奉诏拟御旨。然在廷臣包围下，又外虑公议，遂又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妥协。王锡爵自劾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收回成命。神宗欲以“待嫡”及“三王并封”扰乱皇长子“预教”之实施既未能果，皇长子十三岁时（万历二十一年，1593），如议照办，且各项礼节仪式悉与东宫出阁无异。

立储东官一拖再拖，皇长子已及冠婚年龄。是不待册立，先行冠婚？抑或先行册立，使皇长子以太子身份举行婚礼？对立双方又展开争论。郑贵妃一方主张先行冠婚，可使皇长子与诸子在婚礼上无所差异，而皇长子一方则认为冠婚乃大事，力主后者，先行册立。双方相持不下。直至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年已二十（按明代宫廷惯例，无论太子及诸王，十五六岁便已达冠婚之年），不能再拖。神宗见立郑妃之子为太子事一再失败，立长之局难变，只得勉从众议。十月，册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不久加冠，并于次年二月举行婚礼。

皇太子乃未来之国君。册立东宫，确立皇太子地位，关系国之根本，故建储之争史称国本之争。

明朝国本之争持续了很多年，什么叫国本之争？

光是有明一代，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是也许最多的。他的大儿子朱常洛也许是最苦命的人儿呐。他从出生开始，到争国本事件都是命运多舛。包括后来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所有事情都和他有关。说他命苦是有原因的，这三个案件都和他有关系，而且还是主导关系。一案挨个揍，两此案丧了命你说他苦不苦？

“争国本”也被称作为“国本之争”，就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我们中国古代历来太子者，都是国之根本，所以这种事情被称为国本之争。下面为了让各位看官老爷看的明白，我也写的清楚。我还是通俗简易点去诉表。

大致是这么回事，当时分两个党派。一个党派齐、宣、楚、浙、昆（下面简称浙党），另一个党派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东林党。一部分拥护皇长子朱常洛，另一部分就拥护福王朱常洵。按照明朝规定应该立长子为太子，而且大部分群臣也都拥戴皇长子朱常洛，但是明神宗不喜欢长子朱常洛，就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就这么着，遭到了群臣和皇太后的反对。

因为皇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这个福王朱常洵是郑贵妃所生。万历皇帝呢，偏偏喜爱这个郑贵妃所以也就喜爱福王朱常洵。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偏心眼儿。这个该到皇子学习的时候，明神宗故意不派老师，因为你指派老师就相当于立了太子。所以皇长子朱常洛十岁都不能读书。这些个群臣们就受不了了，就开始纷纷上奏万历，意思让万历早日下个决断。

可是人家万历也有小心思呐，万历就一直拖着，群臣就一直上奏。中间也有无数个群臣被打屁股，中间还搞了一次三王并封。终于15年之后，1601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了福王。我估计万历也是感觉心力交瘁，斗不过这帮大臣们。所以就对他们（东林党）妥协了！

争国本的事情虽然就这么结束了，但是还是疑云未散！虽然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朱常洵也被封为了福王。可是这个福王仗着自己老爹宠爱他，他就迟迟不肯就任藩王。大臣们又开始有话说了……直到梃击案发生，福王才离开爸爸妈妈就任藩王。就这样太子朱常洛才算是坐稳了储君之位！不过这才是悲惨命运的开端，因为后面的事情更加精彩绝伦！

这就是整个争国本的简短过程！

万历年间持续了50年的国本之争，到底争的是什么？

国本之争是万历年间围绕立谁为太子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表面是诸位之争，实质上，这是一场争夺皇权的斗争。为了纠正错误，争取国家所有制的斗争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四十二年结束。那是近30年，而不是50年。万历明朝的灭亡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万历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上。他的皇上生涯充满传奇。首先，他年轻时登基，以张居正的名字命名。自嘉靖以来，王朝一扫颓势，国家繁荣昌盛。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度过了童年和青春，到了成年，张居正突然病逝，所以他没有受到有权势官员的困扰。

万历十五年，大臣们按照明朝皇上长子封爵的原则，向明申宗建议，由皇上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欢侍女所生的朱常洛，由于他对郑贵妃的溺爱，有意将郑贵妃之子朱昌勋封为太子，遭到大臣兼慈母的强烈反对。明神宗与大臣们发生争执。大臣们也分为两组，大部分官员都支持长子朱常洛。朝廷大臣集体辞职，对明申宗施加压力。甚至公开批评皇上的隐私。双方吵了15年。直到万历三十年，明神宗才立朱常洛为太子，结束了王位之争。

在他之前，他精通政治。嘉靖皇上在赢得?大典?并消灭了杨廷和等精英之后，一直牢牢掌握着官僚集团的主动权，并不是一代辛勤工作的英国大师，但他对官僚集团的控制是值得称道的。至于张居正时期，由于张居正的强硬统治方式，他通过考法和内阁管理体制来管理官僚。他们都必须诚实地工作。

张居正虽然在?感慨俘获?的过程中，官僚主义者趁机鼓动，但始终能够控制局面，在基层进行改革和改革。这说明，争取国家所有制的最终妥协，是万历未能完成整顿官僚集团的历史任务的表现，也是明朝中央政府战略主动权真正丧失给官僚集团的开端。在他之后，历代皇上也未能完成整顿官僚、恢复威信的历史任务。

明朝为何会发生国本之争？万历皇帝为什么斗不过大臣？

明朝堪称中国历史上培养文人士大夫最出色的王朝。文人士大夫以儒学中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面对皇权暴力时，宁死不改其志。纵观二十四史，死心效命朝廷的忠臣，明朝最多，可恰恰是这么优秀的王朝，臣下如此贤明，皇帝却一个比一个奇葩，明朝忠臣受到皇权暴力的伤害也最大。

明神宗万历皇帝堪称中国历史帝王中最有耐性的人物。为了一个太子的人选，万历皇帝能和朝臣杠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不立太子，即所谓的“国本之争”事件。

一、国本之争的由来

一国的继承人，太子的册立，非儿戏。册立太子不同于百姓家里的财产继承人。百姓家，老爷子喜欢哪个儿子，哪个儿子继承财产即可。但是放到国家层面就不行，古代家国一体，皇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太子是未来储君，所以册立谁为太子，不是单单由皇帝说了算，而是要综合大臣们的考量。

万历皇帝虽然早就册立了王皇后、刘昭妃，但二人均无产子。万历九年（1578）明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宠幸了宫女王氏，王氏随即有孕。但是神宗嫌宫女王氏地位太低，不予承认。好在有皇帝起居注和皇帝所赐宫女之物为证，加之李太后盼孙心切，逼着神宗承认宠幸过王氏，神宗无奈之下只好封王氏为恭妃。王恭妃生神宗长子朱常洛。

当时万历皇帝最为宠幸的是郑贵妃，郑贵妃在王恭妃之后产子，即万历帝三子朱常洵（神宗次子早夭）。《明史》记载：“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镝相踵，而言者不止”明确说明了争国本的起因。按规矩，太子应为皇后的嫡长子，皇后无子，应按长幼顺序继承。太子必须尽早确立，因为太子是一国之本，即“国本”，关乎大明江山的传承，可神宗久久不立“国本”，长子常洛的生母王恭妃的地位也久久不能提升，而神宗爱妃郑贵妃却即将升为次于皇后地位的皇贵妃，这让群臣怀疑神宗想要弃长立幼。于是群臣纷纷上书请求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

二、万历皇帝的态度

万历皇帝对立太子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坚决反对立长子朱常洛。以当时的大学士申时行为代表多次上奏，请求万历皇帝立长子为太子，神宗不予理睬。如果说神宗对大学士申时行相对客气，那么小官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先后上疏，请求立长子为太子，这三人皆被神宗降职罚俸。神宗对大臣们请求立长子的奏折留中、不理睬，甚至采取了不上朝的对策。

万历十八年二月，因万历皇帝的不予理睬，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上疏请求罢免自己，以给皇帝施加压力。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四人竟要全部离职，这在当时轰动一时。至万历二十年正月，群臣因再次上疏立长子为太子，几天之内“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 朝士莫不骇叹。”斥为罢免的意思。

第二阶段：万历皇帝采取拖延战术。万历二十一年，神宗提出三王并封，同时封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五子朱常浩为王，等将来皇后无子再议太子之位。三王并封，无疑取消长子的优先继承权，这让朝臣哗然，群臣争先恐后上疏反对，万历皇帝被迫取消三王同封。万历二十四年，礼部官员上奏，长子常洛已到婚配年纪，但婚礼仪式采取什么礼节，希望皇上做主。因为礼部如采取藩王之礼，过于低疏；采取太子之礼，又未免僭越，只能指望皇帝的意见，也是考察皇帝的态度。万历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以国库经费不足为名，要求婚礼延后。

第三阶段：被迫承认常洛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朝廷百官集体“伏阕”“逼宫”，这迫使万历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冬天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但同时也册封了三子常洵为福王。次年二月，以太子之礼给常洛婚配。

三、国本之争的影响

“国本之争”结束了，但是它对日后明朝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导致了明朝灭亡。

首先，在争国本事件中，大臣们并非铁板一块。万历朝大臣分两派，分别是：支持立长子的册立派和支持立三子的反册立派。两派明争暗斗，甚至影响后来的朝局发展。在“国本之争”中被贬为平民的赵南星、顾宪成回乡后即发展出东林党，并与朝中册立派遥相呼应。而朝中其他派系（齐、楚、浙）则与之针锋相对，以后则发展为东林与阉党之争，甚至南明只剩半壁江山是双方还在争。

其次，虽说明代皇权极大，但“国本之争”的结果表明，皇权作用在下降，士大夫的作用在上升。自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就不上朝，国家官职空缺甚多，甚至地方大吏布政使、按察使都有空缺，孟森先生所言“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但国家照常运转，可见皇权独裁不足。

总之，“国本之争”是明朝中后期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朱常洛最后虽争到了太子之位，可这位倒霉的太子后来在继承皇帝宝座仅一个月时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朱由校因宠幸魏忠贤等阉党而使国家更加衰弱，最终将大明王朝拖向了无底深渊。

参考文献：《明史》、孟森《明清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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