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玄成,西汉丞相之一,对儒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韦玄成,西汉丞相之一,对儒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韦玄成，字少翁，西汉时期官员、文学家，官至丞相，西汉丞相韦贤之子。接下来对百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年少好学，谦逊侠士，门荫入仕，起家郎官，历任常侍骑、谏大夫、大河都尉。袭封父爵，拜河南太守。入为未央宫卫尉、太常，坐罪免官。骑马参加陪祀汉惠帝祠庙，降封关内侯，出任淮阳(刘钦)中尉。甘露三年(前51年)，参加石渠阁会议，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元帝即位，授少傅，迁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永光初年(前43年)，担任丞相，恢复侯爵。建昭三年(前36年)，去世，谥号为工。好为四言诗，留下《自劾》及《戒是示子孙》二首，个人文集二卷，传于世。

人物生平

韦玄成(?—前36)，字少翁，西汉大臣。鲁国邹县(今山东省邹城市东南)人，邹鲁大儒丞相韦贤之子

汉昭帝时，随父迁居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少好学，谦逊侠士，尤敬贫贱。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又以明经擢第，授谏大夫，迁大河都尉。父贤死，玄成佯狂让爵于兄。朝议高其节，拜河南太守。

汉元帝永光初(公元前43年)，为少府,迁太子太傅。永光中,以御史大夫迁丞相,封侯故国。

邹鲁为之谚云：“遗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玄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过之。卒，谥号为工。

好为四言诗，著有《自劾》及《戒是示子孙》二首。(见《前汉书》本传)有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主要作品

好为四言诗，著有《自劾》及《戒示子孙》二首。(见《前汉书》本传)有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先秦儒学的特点有什么？？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1.“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
　　2.“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
　　3、“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4．孔子的“仁”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一个“仁”字。在《论语》中，“仁”这个字出现过104次，可见它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说文解字》注：“仁，亲也，从人、二。”从字面上讲，“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孔子将它变为一个道德范畴，认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人、我、群、己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仁”的具体含意如下：其一是说“仁者，爱人。”凡是人都有“仁”性，能对别人的痛苦和欢乐产生共鸣，有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但孔子又说，按周礼的规定，各种人都有不同的身份，对国君的爱与对一个老百姓的爱是有“等差”的，也就是根据各个人不同的身份采取不同的态度。
　　其二是说要有宽容忠恕精神：一方面要努力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自己希望有所建树，希望达到某种目的，就要想到别人也有同样的心愿，要想法成全别人，这就叫”忠“；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于人。也就是要推已及人，尽已为人，凡事都要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叫作“恕”。
　　孔子认为，当“仁”与“生”发生矛盾时，“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仁”的主张，这是“人”的发现。他第一次把“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放到人类社会中来对待，也可以这是从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表现。
　　5．孔子的其他主张
孔子还提出了“德治”、“中庸”、“礼之用，和为贵”等主张。他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天道观却是模棱两可的。他曾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但也曾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 死。”因此他的弟子说他“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雍也》）
　　在认识论上，孔子曾提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说“上智”与“下愚”不移。但同时又认为，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也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
6．儒家八派
　　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发挥孔子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学派。韩非子说儒分为八，其中包括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孙氏之儒等。子张本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曾遭“刑戮”，后来随孔子学儒。他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主张“尊贤”、“崇善”，但同时将“爱人”扩大到了不分好坏的“容众”、“矜不能”，对不贤不善者也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就不符合孔子“爱有等差”、“能爱人，能恶人”的主张，而比较接近墨家“兼爱”的思想了。因此孔子认为“师也过”，“过犹不及”。
　　子思之儒即以孔子之孙孔彶（字子思）为代表的一派儒家。他师从于孔子的门徒曾参。曾参以主张忠孝著称，《孝经》即曾参一派的代表作。子思将“昭明圣祖之德”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曾有著作23篇，《中庸》一书即子思一派的主要作品。“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就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儒家提倡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一种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的精神。这种主张使儒家接近于社会实际，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有人认为，子思之儒是儒家继往开来的一派。
　　颜氏之儒即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所承继的一派儒家。颜回对孔子最崇拜，孔子对颜回也最赞赏。孔子的一切主张，颜回都不折不扣地接受、传播，并认真去实践。但过于拘泥师法，没有自己的独创，因此在儒学发展史上不像孟子、荀子那样占有自己的地位。
　　漆雕氏之儒是指漆雕开的儒学思想。他身患残疾，师从孔子，后来收徒讲学，自成一派。他刚毅尚勇，将仁义作为行为曲直的绝对标准。儒家认为，能以仁义作为曲直的标准就是大智；能够为行仁义而无所畏惧就是大勇。因此后人称漆雕开一派儒学为大智大勇的儒学。
关于乐正氏究竟是谁，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梁启超认为是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郭沫若则认为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乐正克一派编著了《大学》一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孟氏之儒即以孟子为代表的一派儒家，孙氏之儒则是指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仲良氏之儒所指不详。
二 孟子及其儒家思孟学派
　　1． 思孟学派
　　儒家思孟学派是指以曾参、子思、孟柯为代表的一派儒家，这是儒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派别。孟柯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前371——289年），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是孔子死后儒家的著名代表，故儒家学说又称孔孟之道。孟子的著作也名为《孟子》。将“仁义“作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提出性善论，政治上主张王道和仁政，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这是孟子学说的核心。
　　2． 儒家的义利观
　　义利观即儒家对义、利关系的基本看法。故而孔子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命题，后来发展为“义利之辩。”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主张用仁义指导自己的行动，一切以“义”为准绳。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他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见利思义。他甚至提出：“夫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离娄下》）他认为，义不仅重于利，而且重于生命，假如“义”与生命二者不能兼得，则应该毫不犹豫地“舍生以取义。”荀子也认为“义”比“利”更为重要：“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义胜利为治世，利胜义为乱世。”
　　3． 德之四端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乃德之四端，即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四种优良的品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公孙丑上》）因为它是人们先天所具有的品质，故而称为“良知良能”。如果人们能够自觉地扩展自己这种与生俱来的“四端”，就会形成“四德”，从而成为明是非、讲礼义的“仁人义士。”
　　4． 性善论
在孟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人性论已经有四种观点：一是孟子的性善论，二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三有有性善有性不善，四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一三是先天人性论，二四是后天人性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
　　5．王道与“法先王”
　　正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在政治上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即主张实行
实行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所倡导的所谓圣人之道。因此他又主张“法先王”，反对“法后王”，即主张效法先王，以先王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但他所说的“法先王”，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周礼，而是借周礼的名义“托古改制。”他说，春秋五霸是先王的罪人，战国时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总之是一代不如一代。要平治天下，必须遵从他所说的“先王之道”。
　　6．关于“仁政”的主张
　　孟子认为王道的核心是“行仁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什么叫“仁政”？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
　　其二，主张“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
其三，在民富之后，则主张教民。
　　其四，主张“分田制禄”，即恢复分田制禄的宗亲分封制。
　　其五，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主轻”（《尽心下》），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君民君臣关系。
　　其六，反对一切战争和改革，“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总之，经济基础：井田制；上层建筑：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宗法制；对内减轻人民负担，主张富民教民，主张民贵君轻；反对法家的变法和耕战政策；对外反对一切战争及合纵连横。这就是孟子“仁政”的主要内容。
　　

三 荀子“一天下”的政治主张和关于天命、人性的独到见解
1．荀子“一天下”的政治主张
　　荀子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天下为一”（《成相》）。他周游列国，曾反复宣传这一主张，认为应该“臣使诸侯一天下”（《王霸》），“四海之内若一家”（《儒效》）。如何才能使诸侯为臣、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呢？他提出了种种政治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这就是隆礼重法，尚贤使能，平政爱民。
　　所谓“隆礼重法”，即兼采儒法两家之长，将礼治与法制结合起来，巧妙地使用“教化”和“刑罚”两手政策。在这里，荀子与孔、孟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孔孟主张礼治与德政，认为对人民只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荀子则认为：“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富国》）如果只讲隆礼，不讲重法，有礼无法，或者执法不严，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都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荀子指出，“礼”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必然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
在“隆礼”的同时，荀子还主张重法。他认为，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礼重在教化，法重在赏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对于国中的人民必须“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
　　为了实现“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荀子主张“法后王”，反对孟子的“法先王”。他认为孟子提出“法先王”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足乱世”（《儒效》），只能造成社会的混乱。虽然他也说过要效法尧舜，但又明确指出“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苟》）荀子所说的“法后王”，实质上是主张实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
　　3．荀子的天人观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荀子既不同意将天看作是人格的天，也不同意孔孟将天看作命运的天，而是吸收了道家自然之天的思想，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天人观。
　　首先，他认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天论》），即从实际和理论上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区别开来。他指出，所谓“天”，不过是日月、星辰、四时、阴阳、寒署、万物等自然现象，是物质的天，而不是有人格的意志的天。天有天的功能，人有人的作用，不能互相代替。“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以及星坠木鸣，“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倘见”等，都是“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天论》），是天的功能，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社会的治乱兴亡，个人的贫富祸福，则决定于人事，与天无关。
　　其次，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舛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们的意志支配，吉凶在人不在天。自然界存在着“四时代御，阴阳大化”，生生不息的变化，“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天地万物千变万化的原因是由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引起的。这是天道与地道。
其三，荀子认为，人们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天论》），即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利用天道、地道为人类服务。“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他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署不能使之疾。”（《天论》）这种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和控制自然界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在自然观方面达到了先秦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4．性恶论
　　人性问题的提出是先秦诸子重视人自身价值的标志之一。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未能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孟子着眼于人的社会属性，认为每个人的先天本质都是好的，只要加强自身修养，就可以保持这种善性，成为贤人与君子；荀子则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认为人“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荣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性恶》），一生下来就是“好利而恶害”（《荣辱》），因此本性就是坏的。认为“学不可以已”，学无止境，一个人只有持之以恒，不断学习，不断改正自己的各种恶性，才有可能成为正人君子，成为杰出的人才。在重视教育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相反相成：孟子的性善论论证了人接受封建礼义的可能性，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作一生最大的乐事；荀子的性恶论则重在论证人遵从封建礼义的必要性，其《劝学》《修身》《性恶》等篇都成为我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他们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对后人有巨大的启发作用。

汉朝的文学思想

汉朝的文学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

两汉时期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

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 ，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时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

扩展资料：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 ，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朝

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最突出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 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 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 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 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家思想在西汉时是怎样得到发展的

董仲舒成功地改造儒学,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建立起新儒学,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三纲五常”.这时的儒家思想“内法外儒”,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欣然接受董仲舒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传播,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特点： 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相互结合,互相渗透. 儒家思想宗教化、经学化、政治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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