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曹魏统治下百姓过得有多惨

揭秘,曹魏统治下百姓过得有多惨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刘备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刘备到底是伪君子还是真仁者?围绕着这个问题蜀汉粉和曹魏粉(当然，东吴粉们也经常横插一竿子)撕得不可开交。虽然《三国演义》全书的核心思想就是尊刘抑曹，但罗贯中老爷子发力过猛，硬是把刘备写成了一个只会哭鼻子和逃跑的窝囊废，有些明明是值得歌颂的好事儿，但小说里刘备的表现和言辞都太过夸张，让人不自禁往阴谋方面联想，尤其是刘备携民渡江这件事儿。

关于这个我和朋友更是撕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在我看来，老刘在落荒而逃时还带着拖家带口的樊城百姓们一起逃走，就算日行十余里也没有抛弃他们，的确是仁爱的表现。但我的朋友则认为这是刘备在收买人心而已，曹操要灭的是你刘备，和樊城的百姓有什么关系?你刘备逃就是了，何苦还拉着老百姓来拖累进度，我这个朋友还阴暗的给出了自己的猜测：这些百姓说不定是被刘备强制带走，而他们的作用就是当替死鬼殿后，刘备好乘机逃走。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么，老刘携民渡江究竟是不是作秀?

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刘备没有强制拉壮丁，是百姓(甚至士人们)主动跟随老刘一起逃走。《三国志.刘巴传》是这么说的：“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您看看，都用了“从之如云”这个词，说明荆楚百姓简直是争先恐后的想跟刘备一起逃跑，那曹操是什么牛鬼蛇神，把老百姓们吓成这个样子?

时间来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平定了北方后，趁着刘表病重大举进攻荆州。刘表一听极为忧虑，一个月都没挺过就见了阎王。在荆州实权派蔡瑁、蒯越等人的谋划下，刘表的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这些文武大臣一通忽悠，年轻的刘琮乖乖向曹操投降。而荆州发生的所有一切，刘大耳朵还蒙在鼓里。

这时候的刘备在樊城驻扎，等他知道被刘琮给卖了时，曹操的军队已经逼近了南阳(距离樊城二百五十里)，没有刘琮的荆州力量支援，仅靠刘备手上这点兵力怎么可能抵抗曹操的兵马?情急之下刘备只能向南逃跑，于是很多百姓跟着刘备一起跑，这就是三国志里写到的：“荆、楚群士从之如云”、“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抛开《三国演义》里百姓们感念刘备的仁德，甘愿舍家追随这样的虚构情节，其实百姓这样大规模的逃亡很不合理，因为咱们中国老百姓最是安土重迁，就算你刘备再如何仁义无双，也根本没办法让数万百姓背井离乡跟随自己，所以这件事情的起因部分在于刘备之“仁”，更多的则是曹操之“恶”。

我这样说估计很多曹魏粉要跟我玩命，您先别着急，听我给您慢慢分析。

有人说百姓们要跟着刘备逃跑是怕曹操屠城，这是不准确的。曹操是三国第一刽子手，臭名昭著的董卓这点子手段和曹阿瞒比起来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咱们来看看曹阿瞒在屠城方面的“丰功伟绩”。

初平四年(公元一九三年)，曹操父亲被杀，攻陶谦，徐州大屠城。

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曹操破张邈，屠雍城。

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曹操征吕布，屠彭城。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坑杀袁绍降兵七万。

建安九年(公元二0四年)，攻袁尚，屠邺城。

建安十二年(公元二0七年)，征乌丸，屠柳城。

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夏侯渊屠兴国、枹罕;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曹仁屠宛城。

(历史上的曹操曾多次屠城，屠徐州是他人生中无法洗去的污点)

别的不说，单就屠徐州这一件事就足够让曹魏粉们挖空心思也没法给曹操洗地：“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潜者皆歼。”(以上为范晔《后汉书》所记载)我不否认曹操是个英雄，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实在是罪大恶极，那些无条件洗曹操的人，不是屁股坐得歪，就是心眼坏。

曹操是劣迹斑斑，但这个人终究还是有些底线，像刘琮这种没有丝毫抵抗就投降的，就算是蒙古人也不会有屠城的心思。那么既然生命能够得到保障，为什么百姓们还要跟着刘备逃走呢?

其实是因为曹操的人口迁徙政策和屯田政策。

(曹操经常搞人口迁徙，而且大部分百姓都被迁徙到河南、河北一带)

曹操是非常喜欢搞人口迁徙的，当年他和袁绍在黄河下游交战时，就曾强制迁徙燕地和白马的百姓。建安九年曹操征讨袁谭和袁尚，“徙其民河南(今河南中部)”。建安十年“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曹操就把他们全部安排在大后方屯田，同时选拔强壮者参军。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乌桓百姓都被迁徙内地，其中精锐的战士则被曹操收编为骑兵。张鲁投降后，曹操照样把汉中的数万户百姓迁徙到长安和三辅，将五万氏人迁至扶风、天水，还有的百姓更惨，被迁移到河北邺城一带。

咱们翻一翻《三国志》，关于曹魏人口迁移的记录更是比比皆是：“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馀口”，“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

(由于古时候的技术和交通限制，百姓们对于大规模迁徙是非常排斥的，他们也很难接受新的环境)

民众们对于迁徙是什么态度呢?扰扰不安、民转相惊。有人可能会好奇，不就是换个地方住么，你们反应这么大干嘛?咱们仔细想想，在古代交通、卫生都极其不发达的情况下，百姓们拖儿带女前往几千里以外去安家落户，这一路饥餐渴饮，车马颠簸(甚至可能都没有车马，百姓们只能徒步前行，奔波劳累之下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和幼儿极有可能在路上就死去)，这无疑是一条“死亡之旅”。所以对荆州百姓们来说，曹操这种有前科的迁徙爱好者说不定哪天就会让他们背井离乡去开荒屯田。此时的荆州在刘表的辛勤治理下已经成为天下间难得的乐土，让百姓们搬走就相当于让你离开上海去朝鲜，老百姓们怎么会同意呢?

(邓艾曾经就是荆州人，但是也被曹操迁徙到了汝南屯田)

而且老百姓们的害怕也不是空穴来风，曹操后来还真对荆州百姓来了一次大移民，他不但将荆州人民迁徙至豫州之南去种田，还强行要求许多荆州名士也北上，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邓艾。《三国志》记载：“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

由此可见之所以荆州百姓们想要跟刘备一起逃走还不是曹操作的!不光荆州百姓跑，江淮地区的百姓们同样反应激烈，当他们知道曹操要把他们迁去河北时，十几万人匆忙逃到孙权那里去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曹魏和东吴经常在江淮地区展开拉锯战，所以曹操想把江淮人民迁往河北)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

明年使於谯，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馀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邺，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阳太守。

当然了，可能还有人会奇怪，就算是如此，搬个家也不至于反应如此之大吧?

(早期屯田制度救活了不少老百姓，也是曹操崛起的重要因素)

这就涉及到曹魏的屯田制度了，您以为曹操把百姓迁徙过去干嘛?一是填充人口，二则是让他们去屯田!

为什么百姓们谈屯田色变呢?咱们来介绍一下曹魏的屯田制。屯田分为“民屯”和“军屯”，先来介绍一下民屯。

(屯田又是对百姓的残酷剥削，政府要收取一半甚至六成的粮食)

某种意义上来说，屯田就是一种农奴制，一旦您成了屯田民，职业就被定性，子孙后代就只能屯田，既不能够随意迁徙，也不是受郡县管辖的正常居民(曹操收降了百万黄巾军，这些人就是老弱病残当民屯，而精壮男子当军屯，被编制成青州兵)，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而且还饱受剥削(收成的一半必须上缴官府，还得无条件的参加各种徭役，非常时期还得亲自当兵打仗)。所以对于百姓们来说，本来好好的种地当良民，现在曹操过来不但限制自由，原本的土地也没了，子孙后代剥夺了当官的可能性，只能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的生活谁会愿意?所以百姓们一听到迁徙和屯田多数会“民不乐，多逃亡”，而江淮地区百姓逃亡就是因为残酷而落后的屯田制。

(成为曹魏屯田兵更加凄惨，除了当农民、战士两不误外，连婚姻都无法自己做主)

其实相比起民屯，军屯更加凄惨，屯田兵们战时打仗，闲时种田，就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上面会统一给你分配老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得娶。你在前线征战，你的妻子儿女就在后方做人质，如果你敢投降或者是玩失踪，你的妻子儿女们要不被罚做奴婢，要不就满门抄斩。如果你战死了，你的老婆孩子就像摇号一样重新发放给其他屯田兵!您说说这样残酷而落后的制度，老百姓们怎么会不反抗?怎么会不逃跑?

无可否认屯田在乱世早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加上饥荒，大汉百姓不知道被饿死多少，那个时候跟着曹操就屯田能够活下来，有一条生路，可见屯田有其积极意义。但随着天下稳定，曹魏还继续搞这样军事化十足的屯田制，百姓们就无法适应，所以这才是百姓们一听说曹操要来都纷纷扶老携幼跟着刘备走的原因。

(三国演义把携民渡江中刘备的表现和态度写得过于夸张，所以倒显得刘备虚伪 )

但是百姓们跑路不是没组织无纪律的乱跑啊，他们拖家带口的只能指望刘备了，毕竟玄德公在此处足足待了七年，这七年里“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大耳朵虽然打仗不行，但的确是个英雄，“能得士人效死命”，靠的是什么?仁德。但这个时候带着百姓跑路真的不是一个好选择，有人就对刘备带着百姓逃跑的行为颇表忧虑。(《三国志》记载)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要不是赵云拼命救回阿斗，刘备就绝后了)

也对，你带着老百姓跑不但拖累了速度，曹操的骑兵要是真的杀过来还会影响到士兵布阵，这些百姓完全就是累赘啊!后来也的确如此，刘大耳惨到什么地步?《三国志》记载：“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老婆孩子丢了，辎重丢了，多年攒的这点家当赔得一干二净，要不是赵云拼死救了阿斗回来，连儿子都没了，更损失了重要谋士徐庶，如果说刘备携民渡江是作秀，那这作得实在是有点惨。

当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用各种阴谋论、刁钻角度来解读刘备和诸葛亮(比如说刘备是个伪君子啦，诸葛亮是个阴险的权臣啦等等)，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的。东晋时期的习凿齿是这么评价刘备：“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诚然刘备在各方面都不如曹操远矣，但在老百姓看来，刘备要比曹操可靠的多，这，就是携民渡江的真相，你可以不吹刘备，但罪魁祸首就是曹操!

三国历史上，哪个国家的老百姓过的日子是最好的？

在我看来，生活在三国中的百姓，无论是魏蜀吴哪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感受。至于优劣是没有办法肯定说哪个国家会更好的。下面我就来分析一下三个国家百姓的生活，大家自己判断哪个国家的生活更好，或者说你想去哪个国家生活。

1、魏国百姓的生活。

魏国地处北方，是我国历史上多个王朝都城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手魏国的经济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发达。虽然说，三国是一个战乱的时代，但是经济的发展还是不可能完全分得那么清楚，而北方作为整个时代最发达的地方，北方的百姓自然是衣食无忧。虽然说曹操是一个阴谋家，但是他对百姓还是不坏，因此，我认为魏国的百姓生活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2、蜀国百姓的生活。

刘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民如子。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到了刘备的地盘上，你就能够受到刘备的帮助，这是刘备笼络人心的一个手段。即便是一个乞丐，刘备也不会在战争中抛下他。在战争时期，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安稳。而刘备能够最大程度的给百姓安稳，因此，我认为蜀国百姓的生活同样不差。

3、吴国百姓的生活。

吴国的百姓地处鱼米之乡，他们生活的地方风景是特别好的。并且吴国相对于蜀国魏国来说没有那么多战争，在我看来，吴国就像一个隐藏起来的国家，在三国这个乱世中还存在着安宁，如果非要我选一个国家的去生活的话，我可能会选吴国吧。

评价历史上的曹操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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