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明文规定官员不得擅自修建办公室，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清官和贪官都严格执行

北宋明文规定官员不得擅自修建办公室，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清官和贪官都严格执行

说到北宋，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宋朝是个很有意思的朝代，虽然不是大一统王朝，但它却制定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规矩制度。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都知道，全国有很多地方都保留有完整的文庙、文昌阁之类的建筑，但完整的州县官衙却并不多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都被拆掉了吗?

其实这跟宋朝立的一个规矩有关。在宋朝之前，地方官拥有较高的军政大权，可以随意支配财政，这其中就包括修缮官衙。但到了1009年，刚建立不到50年的北宋王朝就明文规定“无得擅修廨舍”，也就是说不得擅自修建办公楼。

但官衙毕竟也是有寿命的，假如真的已经到了倒塌不能用的地步，难道也不让修吗?

公元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见官衙倾斜有倒塌危险，向上级申请修缮，没批。十年后，苏州再次来到杭州任知州，结果官衙倒塌，压伤了两名书吏，没过多久，连鼓角楼都倒了，还压死了鼓角匠一家四口。

没办法，这官衙已经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了，于是苏轼再次向上级打报告，还把出了人命这件事也报了上去，结果还是没批。

当然，宋朝并非缺苏轼修衙那点钱，而是制度使然。苏轼任职期间，主持修建了杭州苏堤，这项工程的支出可远非修一个小小官衙所能比的，但因为是民生工程，北宋朝廷很快就批复并划拨款项。

宋朝用制度形式规定了“官不修衙”，但到明朝和清朝时期，地方官吏还是严格遵守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清官自不必说，但为什么连贪官也会自觉遵守呢?

其实并非是官吏觉悟有多高，而是修建官衙没有专项经费。想要给自己修办公场所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向上级申请，但会给上级留下“靡费”的印象，影响政绩考核，即使申请到修缮的费用，实际拨付的款项也只是标准的七八成，不足部分还得自己掏腰包。

二就是向民间征调。不过，除了损耗、火耗这两项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冒着巨大风险加派赋税用于修衙，不仅无法从中牟利，弄不好会遭到弹劾甚至激起民变。趋利避害之下，即使贪官也不愿修衙门。

当然，也可以和当地乡绅、财主募捐。不过，这些乡绅、财主热衷于修文昌庙、魁星楼，对于修衙门完全不感冒。因而，对于任期普遍只有三五年的州县官员来说，没有必要修建豪华衙门。

因此，古代地方州府县衙，但凡能勉强支撑办公的，都不会去修，任由它破败。这样一来，衙门的寿命自然也就长久不了，所以能保留至今的完整府衙也就并不多见了。

:自古至今,为何贪官比清官多?

其实这个问题挺大，要详细回答也比较难。但纵观多年的经验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理想脱轨。很多贪官都是从下到上凭能力、凭资历一步步爬上来的，升官除了对官员的能力的一种认可，同时也作为一项荣誉。每个层面的官员权力层面和社会群体也不一样，但又一点会悄悄改变，那就是信念，如果让一个已经升了三级以上的官员做一个回顾，出去借口的部分，我想估计只有惭愧，毕竟和当初的原则、信念相比，已经脱轨了。很可惜，他们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回顾机会，甚至连一个回顾总结的活都交给了秘书。
二、生活出轨。大多数贪官包二奶，这似乎是一个规律，似乎“这年头，做贪官没个二奶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为什么，有权就有诱惑，就跟一个人出去租房一样，租一年，那叫出租房，你知道爱惜，知道谨慎。但是如果租的时间久了，你也许会把出租房当家。权力在一个人手里太久了，他就忘了权根本就是人民的。家庭的生活都是有磕碰、有缝隙的，普通人都会想办法去维护、去修理，通过调整自己来调整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官员错过了这次机会，也错过了检讨自己的机会，出去寻个芭比娃娃来逃避。可惜，会玩芭比娃娃的人都知道，芭比的配套其实是个深渊。
三、行为出轨。大多数的贪官有一个常识，这个常识也许是从基层的时候就形成了，那就是上班下班一个样，典型的工作生活不分开。这个也许有的人觉得很好，但我不这么认为，即时是公务员，还是应该对工作和生活要有所区分。上班的时候陪领导调研，下班后陪领导吃饭，甚至有时候在街上看见过同事称呼都还恭敬地带着官衔，这是个怪圈。其次大多数高职官员上班有公车，吃饭有公费，抽烟喝酒也不需要买单，基本上人民给予的还是比较充足，毕竟该发的工资、津贴变成了纯收入。这些情况有一个很大的隐患，就叫公私不分！公私不分的官员，贪只是生活中待人接物一种小习惯。
就题论事就剖析这么多吧，虽然不全面，但这三大纲领还算理得比较清晰。欢迎转载，呵呵。

康熙一朝无贪官,雍正一朝无清官 什么意思

反过来解释。。。。。。。康熙已超因为全是贪官，所以不会反贪，雍正知道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为此，他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终于想到了…个突破口——先堵退路，后算账。
　　　　
针对贪官，雍正的对策是派钦差大臣前去治理。
　　　　
雍正深知，如果不派钦差大臣去，而靠贪污官员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查不出来的；靠贪污官员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官员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的。但派钦差大臣前去，效果就明显不同了。他们直属朝廷，与地方官员没有什么瓜葛，这些人既尢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一定会尽心尽力，何况他们还想靠查处贪官污吏来邀功请赏呢。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雍正还想了一个令人叫绝的办法，他让这些钦差大臣带着一批候补官员去清查，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再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招妙棋，也是一招狠棋。后来上任的人不仅是来查账的，还是被处罚贪官的接任者，自然不会替他打圆场。这样，这个贪官就无处可逃，只好低头认罪，接受处罚。
　　　　
针对借钱粮充账，雍正下令所借钱粮全部充公。
　　　　
贪官们应对检查的第二招是借钱粮来填补亏空。上面来查账时，他们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放在库里。这样，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等检查的人一走，这些钱粮就被还回去。因为是官借，不但利息高，还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屡为贪官所用。但贪官们的这些伎俩仍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钦差大臣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下令，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就是官府的，为国家所有，所借钱粮别想收回去。这样一来，谁都不肯再借钱粮给贪官们了。
　　　　
针对花小费报销，雍正成立了“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专门负责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开销。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核实，谁也动不了手脚。这样一来，各部院长官都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贪官们应付检查的三种方法都被雍正堵死了，他们也只好认账、认罪。　　
将贪官们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之后，雍正便开始“关门打狗”。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没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他们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　　　　
索赔也不含糊。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就是皇亲国戚也要赔。雍正自己的亲弟弟履郡王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为贪官代为清偿，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哪儿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富裕，又怎么能替贪官还赃？　　　　
这样一来，就势必会有不少还不起钱的官员，对此，雍正的办法是抄家。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下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格搜查衙门，一面让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 “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　　　　
遇到这种皇帝，贪官们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并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雍正的这一系列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至5000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可见当时官风的清廉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42348.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曹操有没有因为荀彧对汉朝的忠诚而去怀···

下一篇: 揭秘,北宋名将潘美在历史上评价究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