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孔子和孙武都在他国出仕，为什么不说他们“叛国”

商鞅、孔子和孙武都在他国出仕，为什么不说他们“叛国”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商鞅、孔子和孙武是叛国贼吗?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商鞅是卫国人，战国时期，卫国是魏国的附属国，所以商鞅从名义上来说，也是魏国人。可是他却在秦国实行变法，帮助秦国走向强盛。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宋国人，祖上都是宋国人，为了避祸才来到鲁国为官。孔子在鲁国出生，此后在鲁国为官，56岁开始周游列国，寻找在列国为官传教的机会。

孙武又被称为孙子，他本是齐国贵族，后来受到伍子胥邀请，从齐国前往吴国，帮助吴王阖闾攻打楚国，建立功勋。

以上这三位，全部都有在其他国家出仕的经历，而且基本都是主动出去寻找机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商鞅、孔子包括孙武都是叛国之人呢?当然不能。

01春秋战国时期，人才可以四处流通。

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生存方式。明朝每个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清朝谁家的老祖宗还没有挂过辫子?所以说不要用同一种道德标准去衡量不同时代的人。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史记》

在春秋战国时期，顶着同一个周天子，各路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割据势力。

这些割据势力主要以家族形式为主，每一个诸侯国都有一系列贵族家族称王称霸，为了让自己的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这些贵族集团必须要不断吸纳人才。

那个时候教育没有普及，有机会认字的，那都是贵族子弟，有才能的可就更少了。为此比较小的诸侯国，国内人才根本就不够用。

在这种情况下，高价聘请外国高级人才的现象就出现了。有些诸侯国比较强大，人才众多，那些不愿意做凤尾的人才，宁可到小诸侯国做个鸡头。

这就出现了人才争夺战的场面，不管是军事人才还是治国人才，但凡有一技之长，这些诸侯国都想要将其收入囊中。

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人才争夺战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商鞅、张仪、吴起等人纷纷离开自己的母国，前往异国他乡效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诸侯国的强弱才逐渐分明化。

小诸侯国逐渐被吞并，大诸侯国不断强大。有钱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连后代都不会有，这就是现实。

02商鞅、孔子都是在母国不受重用，这才想到出走。

当时有才能的人很少很少，官场基本上都被贵族子弟给承包了，而这帮人很多都是酒囊饭袋。可是他们弄权是有一套的，看到有才能的人可能会抢了他们子孙的官位，那他们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他们不会去管什么国家利益，那是国王该管的事情，贵族们都只会考虑自身家族的利益，为此不少有才能的人，是被迫离开自己的母国。

孔子：

孔子在鲁国其实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孔子在鲁国也做了很多年官了，做到了大司寇的职位，算是大夫里比较高的位置了。

可是孔子在帮助季桓子打击当权家臣的时候，同时摧毁了三桓的根基，这件事是贵族集团所不能忍受的。于是季桓子就把孔子给赶走了。

孔子遂適卫，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於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史记》

在母国待不下去了，孔子这才开始了常年周游列国的事迹。由此可见，不是孔子想要背叛母国，而是母国不愿再用孔子。

商鞅：

商鞅所面临的问题就更加尖锐了，他所得罪的人，居然是魏惠王本人。当时公叔痤不断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他是天下奇才。

可是魏惠王却不屑一顾，公叔痤见推荐不成，担心商鞅出逃，所以就让魏惠王将商鞅给杀了，否则他出去必然要帮助其他诸侯国。

这件事魏惠王依旧没有采纳，因为在魏惠王看来，商鞅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根本不值得他为此大动干戈。

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只能是离开魏国，因为一旦魏惠王回过味儿来，一定会找商鞅麻烦。与其辅佐这么一个昏庸的君主，不如出去寻找一位真正值得辅佐的君主。

03孙武投靠吴国，并没有出卖母国齐国。

孙武是齐国人，而且是齐国的贵族。可是孙武在齐国显然也没有得到重用。他在齐国并没有比较出色的战绩，至少缺少相关史料。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於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史记》

在这个时候，他的好友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了吴王阖闾。伍子胥是楚国人，可是他们全家都被楚国给杀掉了，只有他逃到了吴国。

为了给自己家人报仇，伍子胥没有哪一天不在厉兵秣马。可是在军事层面上，伍子胥毕竟没有什么特长，于是他想到了孙武。

为此孙武便从齐国来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士兵，并且帮助吴国军队进攻楚国，在消灭楚国以后，孙武并没有再为吴国效力。

孙武选择归隐山林，不再为吴国训练军队。这里有很多种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伍子胥被杀，有可能是因为孙武看到吴王阖闾和吴国贵族们在楚王宫的暴行，感到不齿。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不愿意帮助吴国去对付自己的母国齐国。因为吴国北上就与齐国接壤，这两个国家常常会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争斗。

如果孙武继续为吴国效力，说不定就会成为自己母国的对手。孙武还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在齐国，他是不可能与齐国为敌的，所以他选择归隐山林。

由此可见孙武投靠吴国，纯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绝对没有背叛齐国这一说。在齐国不得重用，难道还不能出去打工了?

总结：位卑未敢忘忧国。

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这些人，他们都是出卖了自己的母国，没有为自己的母国效力。这就好比现在的学生出国留学，就再也不愿回来，甚至会帮助国外研究设备对付我们一样。

这个时候和春秋战国时期，可就不一样了。我们所面对的，也不是那个顶着同一个周天子的时代，所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外国。

不能做对自己母国不利的事情，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你可以天高任鸟飞，可以享受超高的待遇，但是请记住这唯一的底线。最后用陆游的一首诗，奉送天下英豪。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 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陆游。

为何秦国能接受商鞅变法却接受不了商鞅这个人？

过去咱们都觉得，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不但贫穷，而且落后，变法之后呢，秦国一下子就成为了吞并六国的军事大国。好像秦国在变法之前很弱小，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历史作家张嵚有一篇文章为我们分析了这个问题。咱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其实，在变法之前，秦国就不是一个弱国。从国力上来说，秦国早在秦穆公时期就很厉害了。那时秦国连续开疆拓土，还曾经打败过当时的强国晋国，秦穆公也名列春秋五霸之一。后来在春秋末期，吴国攻打楚国，吴国带兵的是兵圣孙武，三下五除二就把楚国灭了，帮助楚国复国的是谁呢？也是秦国。可见秦国一向都很牛气，总之一句话，在变法之前，秦国的实力毋庸置疑。

第一个问题，内部矛盾问题。春秋时代，各国大多都是奴隶制，秦国在百里奚改革之后，也迅速建立了稳定的奴隶制制度。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的新时代，秦国却没能跟上列国的步伐，发展很慢。发展有多慢呢？

政治上，由于政治制度的落后，秦国国君在国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从秦出子，秦献公，到秦孝公这三代基本上都是内乱，贵族之间互相争斗，内耗不断。经济发展也一样，秦国本来就是畜牧业比重比农业大，战国时代各国的农耕水平都是井喷状态，而秦国呢？商鞅进秦国时，秦国五分之三的土地都没被开发。文化就更别提了，东部地区正在百家争鸣，秦国却没有一点动静，诸子百家这时和秦国几乎没什么关系。所以，商鞅入秦时，秦国面临着贵族之间的争斗、经济文化的落后等这些内部的矛盾。

第二个问题，对外战争问题。说是对外战争，其实主要是和魏国之间的战争。当时的魏国，经过了魏文侯的改革，之后的几代实力倍增，野心也开始膨胀，于是就拿相邻的秦国来下手。在与魏国的这些战争中，秦国基本上是处于挨揍状态，非常惨。惨到什么地步呢？魏国名将吴起镇守西河，在与秦国二十七年的战争中没打过败仗，甚至还有过五万大军血虐秦国五十万大军的壮举。秦国的大量领土被魏国夺走，就在这样的趋势下，秦国灭亡似乎是迟早的事。

这样的危机关头，秦国人想到了变法，于是商鞅出场了。对于改革，秦国有着很大的优势。

首先，秦国国内的贵族势力与中原国家比弱得很，所以改革起来相对容易。

其次，中原各国实力倍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牛耕马耕大推广。由于秦国有着发达的畜牧业，发展农耕相比其他国家优势更大。

还有就是秦国民风剽悍，特别适合建立强大的军队，再加上秦孝公不遗余力地支持商鞅变法。天时地利人和，都占齐了。所以咱们看商鞅变法，进行的特别顺利。

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几乎是集中了所有的力量，使国家往富强的方向上发展，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但也正是因为改革的力量过于集中，个人的空间和发展都几乎被压缩没了，导致了秦国不出二世就亡国的后果。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今陕西商洛），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2]

折叠经历

商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

后商鞅至秦国见孝公申变法改良之义，孝公大为赞赏。但他的理论遭到了甘龙、杜挚等重臣的反对，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但秦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折叠被诛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杀。带回都城遭惠王车裂，并灭其族。[3]

折叠评价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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