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古代人口问题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人口自古以来就是执政者关心的大问题,咱们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出台过一系列人口方面的政策来减慢人口的增长。
像是计划生育,主张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一政策的实行,直接将世界人口达到七十亿大关的脚步拖慢了二十年,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世界资源短缺、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实际上,人口过多不仅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古代的皇帝们为了人口问题也是操了不少心。
一、 人就是生产力,很久以前国家一直鼓励生育
1、 很多朝代刚建立的时候,因为战乱、饥荒,国家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更多的人力
我们都知道改朝换代是历史的选择,前朝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暴政,可能是战争,不得已被新的朝代新的统治者取代,这都很平常。可俗话说得好:阎王打架,小鬼遭殃。每每国家遇上大的动荡,真正受苦受累的,还是老百姓。
杜甫的《石壕吏》中就描绘了打仗抓壮丁的场景,一个家里的男丁,除了吃奶的都得上战场,有时连女性也要上,就像北朝民歌《木兰诗》。我们今天喜闻乐见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觉得那是孝顺,何况木兰最后的结局也很是圆满,但仔细想想,这本就是个悲伤的故事。
每每战争过后,是一个国家人口最少的时候,留下的也以老幼妇孺居多,毕竟青壮年都去打仗了。所以,当一个新的统治者出现时,他往往减轻赋税,鼓励百姓多多生育。
朱元璋在做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奴隶、流民解放为自由民,这样一来,人口大大增加。在冷兵器时代,人数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斗力,在战国时,人数多的国家,综合实力往往都强过那些人数稀少的国家。因此执政者对人口往往盼着越多越好。
2、 为了鼓励生育,甚至出现了强行婚配这样的荒唐事
古代政府为了鼓励生育,也制定了不少政策。十五六岁在今天看来,还是孩子的年纪,恋爱的话就算早恋,是不被提倡的。但是古代十五六的女孩男孩结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唐朝太宗诏令:“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
宋朝律法也有类似规定:“在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甚至到了年纪没有结婚的人,父母会受到惩罚。春秋时,越国法令有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结了婚的,但是另一半不幸去世的,古代也鼓励他们再次结婚。唐朝有规定,寡妇在为丈夫守完礼后,必须再嫁,如果到时候还单着,政府就会为你安排结婚对象。我们今天说着政府安排对象的笑话,殊不知在古代确实存在。
3、中国人以“多子多福”为上,人丁兴旺深刻在百姓的心中
其实不光是朝廷希望人口能增加,小家中,百姓们往往也希望家里添新丁。中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家庭观念的国家,老一辈总认为钱赚得再多也不如生一个小孩。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议,古人确确实实是希望家里的香火越旺越好,蝙蝠、石榴也因为多子多福的好兆头受到人们的喜爱。
古代生育的成本实际上比现在要小很多,家长们既不需要从幼儿园就开始争名额,也不需要报名各大辅导班。古代登记人口时不仅登记姓名性别这种,还会登记职业。像是在明朝,为了让百姓安稳营生,是不允许随意更改职业的。
农民就需要一直种地,子子孙孙也要接手父辈的锄头 ,不能从商,更不能随意进城。歌妓、舞妓或是梨园行当也得一直干下去,传子传孙。这样虽然有阶级固化等种种问题,但确实节省了许多教育成本,吃饭的手艺由父辈教授,一个人的成长甚至不需要识字,有手艺就行。
这样一来,从上到下,都是一个心思,那就是多生小孩,凡事都有个度,人多了,问题就接踵而至。
二、韩非子早就预见了人口问题,明清皆有抑制人口的办法
1、在以人丁兴旺为福的古代,韩非子和商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古代人就是战斗力,尤其是春秋战国,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代先贤中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引起财富减少,食品不足等资源分配不足,甚至引起战争的,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的代表人韩非子。
韩非子在《五蠢》中写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在他看来,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这样的人口增长趋势,是十分危险的。其实即使发展到近代,人口过多导致的食物危机也依旧存在,直到袁隆平研究出了杂交水稻。
不得不说,中国在保护世界方面真的做出了不少卓越贡献。商鞅也和韩非子一样,预判到了人口过多带来的危险,他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平衡的理论,如商鞅写到: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数泽处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一,恶田处什二, 良田处什四,以会作夫五万。其山陵、数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 制上分民之律也。”
2、中国历史上最早担心人口过多的皇帝,非乾隆莫属
据历史记载,早从周朝开始,就有了登记人口的做法,各朝各代也都有黄册一类的统计人口的工具。但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是在清朝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赋役制度被废除,清初又有“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使百姓所担负的徭役和负担有所减少。
清朝时,农作物的产量和种类,相比起战国时期都多了很多。尤其是明晚期传入中国的番薯、玉米等作物产量的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可谓大大提高,很少有食物不够吃的情况。
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幅度急剧攀升,乾隆皇帝虽然乐于看到百姓安居乐业,但是面对户部清查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不免感到压力山大。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七年全国人口突破三亿人,为“民数三万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
这是第一次人口统计到具体人数,此后,清政府每隔几年都会清查一次人口,直到清王朝灭亡前夕的1911年,最后一次统计人口数是四亿多,现在常常可以在电视中看到,民国时期总是有人说四万万同胞,其根据就是出现在这里。
3、 明朝“分其丁口”,清朝“提倡晚婚”
面对人口增长的压力,朱元璋采取的是“分其丁口”,丁口指的就是男女人口,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十五年,户部派遣官员到山西,将没有田地没有房屋的家庭,分到北京居住,政府会给这些人钱和耕具,还有一些种子,保证他们过去了能安稳生活,五年以后,再向这批人征税。
明朝这一做法,是将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分出去一些人到人口少的地方去,这样一来,人口密度就下降了。
原本在哪里生活过不去的,到了新环境,政府再帮助一下,也能过上好日子。不得不说,比起强硬地禁止生育,这种做法不仅切实地解决了人口过多的问题,还开发了新的土地,更是利国利民,一举三得。
清朝在乾隆皇帝看到人口增长过快时,也采取了和明朝差不多的方式。人多了,没有土地,缺少粮食,那就迁徙开荒,开辟新的耕地。
有道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些人没有土地,有的人良田万顷。洪亮吉就在《生计篇》和《治平篇》中写道:“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于是清朝禁止土地兼并,并且减轻赋税,厉行节约,争取让每一分土地都物尽其用。不止如此,晚清的学者汪士铎就在自己的《乙丙日记》中提出了晚婚晚育,提倡男子二十五以内,女子二十以内严禁嫁娶。
还批判了多子多福的风气,认为一家生一个孩子足够,倘若“生女两个,生男三个”,就该加重赋税,大力惩罚。汪士铎不仅停在理论,更是推荐了许多节育方法,药物节育被他认为是适合女性身体,保护女性健康的好办法。
汪士铎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就是计划生育的古代版,优点多多,可在那个年代,无异于是爆炸性的发言,百姓观念难以转变,汪士铎的理论终究是停在理论。
三、人口过多,古代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口迁徙
古代意识到人口过多的皇帝不多,不过解决办法确实不谋而合。百姓的观念难以改变,计划生育在古代只会沦为纸上谈兵。人口迁徙,降低人口密度,禁止土地兼并,将每一分土地都物尽其用,才是最合适的方法。
参考文献:
《明史》
《乙丙日记》
《清史》
古代的皇帝大部分都是一辈子待在京城里面的,但是皇帝管理国家和其他地方还是很有手段的,基本用的是这三种方法。
第一种:阶级制管理。古代的制度都是阶级制度,皇帝最大,剩下的就是按照贝勒爷、亲王、一品大臣、二品大臣这么排列下去的,但是每个地方不可能都由皇帝自己来管理,所以就会根据每年的科考生来选取合适的人,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些人就等于皇帝手里的一个棋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随意调动。
第二种:培养自己的亲信。其实古代并不像我们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如果有人真的犯罪了是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调取监控的,所以在古代皇帝为了防止有人想要叛变就会培养自己的亲信或者是暗卫队。这样不仅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还能保证自己的消息灵通,而且有的皇帝还会专门饲养信鸽来替自己传递消息。
第三种:微服出巡。皇帝其实并不是一生都待在皇宫里,偶尔也会去别的地方查看民情,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的古装电视剧,皇帝一般出行都会带上自己比较信任的几个人,而且团队不会太大,不然显得很招摇,容易招来祸端。
这样做不仅能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同时还能看看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自己的政策的看法,只有了解了这些皇帝才能为当代的政策做一些改变,并且也能够让国家发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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