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王充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生平】

家族显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意思是，别人都可以记，就是你王充不能记！，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时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时候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孤门细族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王充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王充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

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王充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王充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惭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评价】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王充是什么朝代

王充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生于公元27年，去世于公元97年。他曾担任过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和帝时期的官员，受到了当时社会重视和尊重。他主张“以性情之趋势推其所当为”，强调人性之善、孝悌友爱、才能之重要性等思想观点，对道家、儒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王充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在思想上主张天人合一、以性情之趋势推其所当为，批判了早期儒家的祭祀和礼仪，认为学问和道德不应该是空洞的形式，而应该是实际行动和态度。他还在文学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创作了《论衡》这部思想性和文学性都非常高的巨著，被誉为中国古代辞章的巅峰之作。《论衡》的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宗教、文学等多个领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汇编之一。王充的贡献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尊重，而且对后人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唯物论者王充的代表作是

慧楠

提起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我们往往会想到战国时期的荀子、东汉时期的王充、南朝时期的范缜以及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人。其中东汉王充的代表作《论衡》又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重要著作。

官场失意后著书立说

关于王充的生平，主要记载在《论衡·自纪篇》以及《后汉书·王充传》中。王充，字仲任，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他的先祖，本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因立了军功，封于会稽阳亭，但仅仅过了一年时间，就被削去爵位而成为普通平民，从事农耕。他的曾祖父王勇，好意气用事，《论衡·自纪篇》中用的是“任气”一词，结果可想而知，就是与谁都合不来，结怨众多。此后不久便赶上了灾荒年头，又值兵荒马乱，王充的祖父王泛怕被仇人捉住，无奈之下不得不舍弃田园，领着全家肩挑车载着家当来到钱塘县，在这里以“贾贩为事”，就是做起了小生意。王泛生子二人，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

曾祖父王勇“任气”的传统，到了王蒙、王诵这里非但没有收敛和改变，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不用说又是结怨众多，特别是与当地豪强地主丁伯结了怨。要知道，在东汉时代，豪强地主势力强大，与他们结怨一定没有好的下场。于是，王家又不得不举家搬往上虞（今浙江上虞）。王充正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王家经历了两次大的迁徙，家道逐渐衰落了。但是，王诵并没有放弃让儿子王充受教育的机会。6岁时，王充开始读书写字，8岁入书馆读书。王充自幼聪慧，又无过失，受到了老师的赞扬。大概是这个缘故，王充被保送到京城洛阳的太学（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读书，当时他的年龄才28岁。他的老师即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如果你对班彪这个人不太熟悉的话，那么提起他的儿子班固，应该算是家喻户晓了。其实，班固修撰《汉书》，很多史料都来源于他父亲班彪所著的“后传数十篇”。在班彪这里，王充学习的是《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但是，他不肯盲目地相信一家之言，而是博览群书。由于王充家贫，买不起书，他就到洛阳的书肆里去看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太学中禁止阅读的诸子百家之言。加之王充的记忆力特别好，能过目成诵。就在看书之时，王充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充之所以能成为大学者，于天赋之外，还有刻苦的学习。

在读书之余，王充不断思考，越来越对太学中教授的儒家学说产生疑问，以致认为“伪书俗文，多不实诚”，“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从今天的研究来看，王充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中便加入了黄老之术乃至谶纬之说，变得神秘化了。对于儒学中一些“神秘化”的言论，王充不盲从，而是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是他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端。王充说自己“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这背后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老师班彪有所不合。在当时人眼里，王充是一个“异类”：进太学如此之难，王充却谢师而退；学习儒家经典就可以做官，王充却对其加以批判。

“谢师”后的王充，回到了故乡上虞，一面教授学生，一面独立研究。其间他也做过官，说是“官”其实有点勉强，我们先看看他做过的职务：“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无论是掾功曹，还是从事，不过是州郡的属吏，主要起辅助的作用，地位卑微。但是，职位虽低，王充却不盲目附和，溜须拍马，以求升迁，而是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甚至还直言谏诤，因此触犯了一些权贵，终至罢官回家。

官场失意的王充并没有灰心丧志，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得官不欣，失位不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著书立说上，“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幽处独居，考论虚实”，最终完成了《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著作，其中《讥俗节义》是批判当时社会风气的，《政务》表达了王充的政治见解，《养性》是关于养气自守的议论。可惜，这三部书都已经失传了，留下来的仅有《论衡》一部。而《论衡》可以说是王充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作品，创作前后历时达30余年，充分反映了王充的见解和主张，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到了晚年，王充又做过一些小官，但都不长久，生计也出了问题，乃至“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大约在公元95—96年间，王充病逝于家。

名家名篇：王充

??? 王充（27—约97），字伴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幼好学，遂萌“巨人之志”。及后博采众流百家之言。去官后潜心著述。所著《讥俗》、《节义》十二篇，《养性书》十六篇，《政务》等，均不传。今传《论衡》十三卷，八十五篇，佚一篇，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问题。如“天地合气，成物自生”、“疾虚妄”、“死而精气灭”等重要观点。

典籍要介

《论衡》

??? 《论衡》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招致篇》有录无书。据作者自述，写信的主旨就是“疾虚妄”、“归实诚”。内容主要阐明其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范文澜说，该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32页）。其中他对文学方面的卓见远识，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空为”、“妄为”，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主张文学要华实相符，“文具情显”，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重独创，重个性，反对因袭模仿；主张语言要通欲，口语化，反对故作深奥。这些见解是针对西汉后期以来文学上的严重弊端而发的，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文学批评也有很大影响。但因其对文学艺术之本有缺了解，故其某些论点有失偏颇。《论衡》文章的风格平易、自然、通俗，但在文采上略有不足。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今人盼遂撰《论衡解》和北京大学 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撰《论衡注释》便于参考。

自纪（节选）

【题解】

??? 《自纪》为《论衡》的最后一篇。在本文中，王充阐述了写信《论衡》的宗旨，同时提出其文学创作观。

【原文】

???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拔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

??? 充书形露易观。或曰：“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则。《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答曰：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于简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核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且名白，事自定也。《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见父母，不察察相识，安肯说喜？道畔巨树，堑边长沟，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树不巨而隐，沟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尧、舜犹惑。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读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纷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义可晓。

??? 充书违诡于俗。或难曰：“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众。”答曰：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孔子待坐于鲁哀公，公赐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谓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贯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于劂为人悲；礼舞，于赵为不好。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畔者三人。盖犹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贤者欣颂，愚者逃顿。

??? 充书不能纯美。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瞭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是篇留下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欲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淡味。然则通人造书，文无瑕秽。《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答曰：夫养实才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入泽随龟，不暇调足；深渊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稻谷千钟，糠皮太半；阅钱满忆，穿决出万。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言金由贵家起，文粪自贱室出。《淮南》、《吕氏》之不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

??? 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或曰：“谓之饰文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璅，文给甘酸，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答曰：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光复重瞳。

??? 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走+多）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有是言也。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帝者谷多，王市肩磨。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盖谓所以出者微，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

【译介】

??? 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绪，著《讥俗》一书。又忧虑从事政治的人，只想统治别人，不得要领，不晓世务，冥思苦想，看不清努力的方向，所以又写了《政务》一书。又痛心说慌话的书和低劣的文章，多数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又写了《论衡》一书。贤圣死以后，大道理也有了分歧，过一段时间，就分道扬镳，各自立门、户，通达的人观看以后，也不能确定真伪是非。根据久远的听闻来传授，有的笔写，有的耳听，在一百年以前的事，流传的时间更久远。以为古代的事，所传的大都是对的，相信入骨。不能自己解脱，所以才著作这本书。文章长，争论激烈，虚伪的说法，没有不被指正的。消除华丽虚伪的文风，保存敦厚的本质，矫正流行的不正之风，恢复宓戏时代的淳朴的风俗。

??? 王充的书通俗易懂。有的人说：“口才好的说的话深刻，擅长写作的人写的文章含蓄。经书的文章都是圣贤说的话，博大精深，优美文雅，很难一看就懂。社会上读经书的人，要有注释才能读下去。圣贤的才华鸿大，所以他们写的文章语言都与俗人不相通。玉隐藏在石头中间，珍珠藏在鱼肚里，不是专门的玉工珠师，就采不到。宝贵的物品都是隐藏不露的，至理名言也应当是深沉难测的。《讥俗》这本书，要使俗人觉悟，所以直截表露意思，又用通俗的文字。《论衡》这本书，为什么也是这样通俗呢？莫非是才能极端浅薄，不能写出含蓄深刻的文章来？不然的话，为什么文章写得那么浅显，跟那些经书截然不同呢？”答道：宝玉隐藏的石头中间，珍珠埋藏在鱼的肚里，所以是含蓄隐蔽的。到了宝玉从石里剖出，珍珠从鱼肚里挖出的时候，那还是含蓄隐蔽吗？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在竹简上，还藏在胸中，也像宝玉珍珠隐藏着那样。到了出于胸中展示在外的时候，也像宝玉珍珠暴露那样。灿烂像天文的照耀，通顺像地理的易晓。所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名目清楚了，事情也就自然可以确定了。《论衡》就是衡量论说的标准。说话要力求把话说明白，写文章就力求把道理讲清楚。学问高的人写文章优雅，话没有不可晓知的，意思没有看不出来的。读这些书的人明白道理象瞎子重见光明，听取教诲象聋子的耳朵复聪。瞎了三年的孩子，突然看见父母，不仔细地认识一下，怎么能高兴？路旁的大树，城墙边的长沟，所在的位置很清楚，大家没有不知道的。假使树不大而且长在隐蔽的地方，沟不长又在偏辟处，以这些事来指示给别人，连尧、舜也会感到边惑。人脸有七十多个色部，脸如果十分清洁，五色分明，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颜色变化，都可以察看到，相面的人就可以相准，很少失误。假使面部很黑，再加上污垢层层覆盖面部，相面的人很难看清，多数相不准。文章与语言一样，有的浅显分明，有的隐晦曲折，哪一种更有说服力呢？口说来表达思想，怕语言被遗忘消失，所以又记为文字。文字与语言的目的是一致的，为什么还要把写文章的宗旨隐蔽起来呢？狱吏审判案件，法官解决疑点，如果稀里糊涂，难以知晓，与那种分明可知相比，究竟谁是好的官吏呢？口说以分明为好，笔写以通俗为高，公文以明白为良。含蓄典雅，思想隐晦，只有赋与颂。经和传的文章，都是圣蝻说的话，（之所以难懂）是由于古今语言不同，四方的说法不一样。当他们说事情的时候，不是追求使人看不懂，才使意思隐藏起来。后人不知道，是世代相距远了，这叫语言不同，不能叫才大。浅的文章难以读懂，叫做不高明，不叫智慧高明。秦始皇读韩非的书，感叹说：“我怎么偏偏不能跟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呀！”这说明韩非的文章可以读懂，所以他讲的事情才可以思考。如果深奥优雅，必须有老师指教才能学习，就扔在地上了，还怎么会叹息呢？用笔写文章，要使文章通俗易懂是很困难的，不提倡读来难懂却是容易编造的。口说力求解说明白，使人能够听懂，不追求深奥曲折而难懂。孟子以眼珠是否明了来判断贤人，对文章以是否通俗易懂来判断优劣。

??? 王充的书与世俗背道而驰。有的人责难说：“文章可贵的是顺合众人之心，不违背人的意愿。一百人读了没有可指责的，一千人读了也不感到怪异。所以，《管子》说：‘在室内说话，满室人都同意，在堂屋发言，满堂的人都赞成。’现在你却说不与世俗相同，所以你的文章违背世俗，不合众人的意愿。”答道：发议论贵在内容正确不追求语言的华丽，办事情讲究合理而不推崇迎合。辩论是非问题，怎么能不违背常人的想法，违反俗人的听闻？众人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不肯顺从，这样才能消除虚假的，保存真实的。如果都要顺从众人的思想，那只能一切照旧，按老规矩办，办要背教条学习，还要辩论干什么？孔子在鲁哀公那里陪坐，鲁哀公赐给孔子桃和黍，孔子先吃黍而后吃桃，可以说知道吃的次序。但是，周围的人都掩口而笔，是由于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很久了。如今我的做法其实就象孔子按正确的顺序进食，俗人反对我，也像周围的庸人掩口笑孔子。善于优雅的歌曲，在郑国不能激动人心。礼仪所用的严肃舞蹈，在赵国不受欢迎。尧、舜的典籍，同辈人不肯看，孔子和墨子的书，同时代的人不肯读。可使国家转危为安的计谋被老百姓嫌弃，矫正世俗的言论受世俗诋毁。有美味食品在这里，俗人不想吃，狄牙喜欢吃。有宝玉在这里，俗人抛弃，卞和佩带在身上。究竟谁是谁非呢？谁更可信呢？礼节与世俗相违背，哪一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呢？鲁文公违反祭祖的顺序，有三个人离开。鲁定公按顺序祭祖，有五个人反对。有独到见解的话，高水平的人爱不释手，庸俗的人不喜欢。感人至深的菱，贤者特别欣赏，而愚者逃避。

??? 王充的书不能做到完美无缺，有的人就说：“说话没有可挑剔的语言，下笔没有可挑剔的文字。文章必定华丽而且美好，语言必定合理而且巧妙。说的话听起来顺耳，讲的事想起来有味，眼睛看了文章，手就抓着不放。所以，雄辩的言论没有不爱听的，华丽的文章没有不传抄的。现在新著的书（指《论衡》既然在讲道理，批评世俗就是不合情理，又不是特别美好的作品，读者不舒服。师旷奏乐，曲调没有不忧雅的；狄牙烹调，菜肴没有味道不佳的。通达的人著的书，文中没有缺点。《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都悬挂在市门上，观看的人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字提出非议。现在（你这本《论衡》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又多又长，还是要受到很多人的谴责和诋毁。”答道：果树的养料养了果实就养不了花，人的精力放在修养操行上就不注意修饰辞令。茂盛的草丛中有许多花瓣，密林中有许多干枯的树枝。写文章要公开表白自己的主张，怎么能使文章不遭受别人的谴责和诋毁呢？扑灭火灾和拯救落水者的时候，姿势不能都那么优美，辩论是非的时候，语言也不能都那么巧妙。到沼泽地追逐乌龟，顾不上调整自己的步伐；在深渊里捕捉蛟龙的时候，没有时间考虑用哪一只手去捉 。语言简陋，意思深刻；语言华丽，思想肤浅。千锺稻谷，糖皮占了一大半；占钱一亿，穿破钱孔的要超一万。最高级的宴席也有不可口的菜肴，最好的宝玉也一定有污点，重要的典籍也必定有缺点，优秀的工匠也必定有不熟练的技术。这样的话，雄辩的言论也一定有不周密的方面，通达的文章也还有可以被指责的地方。一字千金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人家，文如粪土是由于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鸿烈》和《吕氏春秋》之所以不受指责，是因为它们出自富贵之家。由于官大，才能把书悬挂在市上，由于家富，才有千金可以作为赏钱。观看的人怀着畏惧的心情，即使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合的内容，也怎么敢指责其中一个字呢？

??? 王充写成书，有的人就将它与古代对照，认为与前人不相类似。有的说：“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又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又平铺直叙；说你在论述大道理吧，讲的又是实际琐碎的事，充满乱七八糟的内容，与儒经比较不相应，与传书相比也不符合，考查司马迁的书也不相称，与扬雄的文章也格格不入。文章不与前人相似，怎么能说是优秀的，称为巧妙的呢？”答道：修饰容貌勉强与别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修改自己的语言力求与别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真情。许多小孩，不是同一的父母；不同家庭所生的孩子，不一定相似；自各有不同的禀受，也都有各自的长处。如果文章必须有与前人相雷同的才能称为好的，这就象代替木匠砍伐不伤手的人才能称为技艺高明。文人的追求，各不相同，有的修改辞语使文章巧妙，有的辩论真假来确定事实真相。一定要想法一样，用词照旧，那么五帝也没有不同的事迹，三王也没有不同的业绩。美女不是一样的面孔，看起来都是漂亮的。美妙的音乐不是一样的声音，听起来都是悦耳的。各种酒有不同的气味，饮了都会醉人。各种谷物有不同的味道，吃了都会饱。说文章应当与前人一样，那也就是说舜的眉毛也应当象尧那样有八种采色，禹的眼睛也应当像舜那样有重瞳。

??? 王充的书，分量重。有的说：“文章提倡简短而思想合理，语言崇尚约省而意思明确，雄辩的人说话扼要明确，文人的辞句短小精悍。现在你所写的新书（指《论衡》）超过万言，繁琐而不省略，那么，读的人读不完。又有许多篇，那么，传诵的人领会不了。你蒙受浮澡的人的名声，就是由于文章写得太多就不好。语言简约容易说，文章多了就很难恰当。玉少石多，多的就不算珍贵，龙少鱼多，少的本来就神奇。”答道：有这样的说法，内容充实的言论不感到太多，华而不实的文章不感到太少。有社会效益的，一百篇也没有害处；没有社会效益的，一章也没有好处。如果都是有效益的，那就是多的为上等，少的为下等。积累千金，跟百金相比，究竟谁富呢？文多的胜过少的，财富多的超过贫穷的。世人没有一卷，我有一百篇，别人留不下一个字，我留有一万言，究竟哪一个是贤者呢？如今不说我的议论不对而笼统地说太多，不说世人不喜欢好文章而说我的作品不被他们领会。这正是我的书不能写得太简略的原因。房屋多，所占的土地就不能太少。户数和人口多，户口簿也不能少。如今失实的事那么多，华而不实的言论也多，指明真实，判定是非，辩论的话怎么能简短呢？韩非的书，只有一条宗旨没有别的，却写了几十篇，文章有数万言。身体高大，衣服不能太狭小；事情多，文章也不能少。事多，文章内容丰富，就像水大鱼多。皇帝居住的首都粮食多。国都的集市人多拥挤。我的书虽然文章分量重，但讨论的问题上百种。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所作的书都有一百多篇。我的书才出一百篇，却说太多，这是因为作者地位卑贱，读书的人不能不斥责。黄河水澎湃，跟许多河流相比，哪一个更大呢？蚕茧又重又厚，称一下出丝的重量，与轻薄的蚕茧相比，究竟哪一种多呢？

【评析】

??? 王充《论衡》一书，采取了自设宾主、反复辩难的形式，《自纪》也不例外。大抵历来能言善辩之士，都喜欢而且善用这种形式，如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之类皆是。所以章学诚就说：“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王充之《论衡》，则效法诸难之文而为之……”（《文史通义·匡谬》）不过拿《自纪》与上述诸难之文比较，则知王充的运用此体，又自有他的特色在。

??? 在《论衡·自纪》中，王充表现出了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唐刘知已曾有言曰：“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史通·自叙篇》）如此之言，王充在《自纪》也曾有过。他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把批判现实之虚妄，求得道理之衡，作为他撰写《论衡》的宗旨。然其违俗，必遭人毁。但其永抱一贯之宗旨，因此在反驳他人为难时，表现出其勇士气概。他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陈辞高亢，斩钉截铁。在文学上，他反对因袭之风，对文贵独创一点从理论上作了出色的论证。他说：“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又说：“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这就是说，不同的作者必然写出不同的风格，而千姿百态的风格正可以满足读者多种多样的需要。所以文章之类，贵在独创，不务雷同；模拟因袭，则无益于美，有害于真。其论理之充分，观点之鲜明，对后世造成了很大影响。

??? 语言上，本文语言通俗，但却不碍其论理之透辟。王充曾曰：“文由（犹）语也。”主张“文字与言同趋”。语言的目的在于“明志”，如其晦涩难懂，则“隐闭指意”。故其强调“夫笔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要发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王充不但以史实驳斥了“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的谬论，而且在写作中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王充自称他的文章是“直露其文，集以俗言”，“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又善就近取譬，增加文章的通俗性和说服力。这使他的文章更好地发挥“悟俗人”的作用，从而也就更好地贯彻“为世用”和“疾虚妄，求实诚”的精神。此篇正是以事实论证了充之主张。

??? 纵览全文，充以朴实之笔，塑其文风。且其意深远，耐人咀嚼，不愧大家手笔。

王充博览翻译

王充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因在乡里以孝顺母亲被称赞。后来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做了他的老师。（王充）喜欢广泛地阅读（书籍）却不死板地拘泥于文章的章句。（由于）家里穷，没有书（可读），他经常去逛洛阳街上的书铺，看人家卖的书，看过一次后就能记住并背诵。时间久了，他就广泛地通晓了诸子百家的著作。后来回到乡里，隐居教学。

原文：

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日久，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

扩展资料：

王充，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官职名），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王充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了儒家的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

刺史（官职名）董勤征聘他为从事（官职名），改任治中（官职名），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汉章帝）特地下诏派遣公车（朝廷征聘贤人特定的车马）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力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在家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充市肆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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