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让人心生惋惜,一位数学经济专业的留学高材生,无疑会是国家的栋梁,能为国家奉献巨大的才华。可是事实往往不尽人意,6月18日晚,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死者驾驶一辆跑车猛冲向隔离带,跳海身亡。如今,父母已到达国外处理后事。孤身一人的留学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没有了父母的关爱,沟通,心理压力难免会日益壮大。
对于这次留学生撞车事故,让人心生惋惜,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首先在教育方面,中国的教育一直在强调应试教育,教育学习几乎完全是奔着考试去的,小升初,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等等。说实在的,孩子们很难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从小就被带到各种补习班,兴趣班使劲学习,根本没有玩的时间,童年,本身就该是孩子玩耍的时间,完全可以通过实践去学习,而不是一味的通过理论去学。久而久之,从小学到之后,大量的学习没有停止,心理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累积。
再者,留学生撞车事故的发生与父母的家庭教育脱不了关系。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确实,赵怡宁成绩显著优异,绝对是高材生。回头想想,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脑海中的理论观念想必是特别完善的,分得清是非对错。看待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表面的光彩,但却不知其内心世界,学到如今,缺少父母的爱,内心积攒的压力想必是到达了极点,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话说回来,悲剧时刻在发生。我们该如何去做,如何去避免,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警钟时刻在响,吸取经验才是真的。做事绝不可以莽撞冲动,若发现心理上有障碍,应立即与心理医师沟通,及时地治疗,避免那些不必要事故的发生,再一次告诉我们,完善教育体制,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1896年,经族人周济,入新化资江书院,刻苦博览二十四史。
1898年,入新化实学堂(今新化县一中),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倡办不缠足会,成为变法运动的拥护者。
1900年,入省城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其时,莅湘某令识其才,欲以女妻之,陈效法汉时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乃婉言谢绝,说:“国不安,吾不娶”(直至蹈海报国之时,终身未娶)。次年转入求实书院。
1903年初,入省城师范馆,不久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 1903年春,陈天华以官费生被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逢沙俄企图侵占东北三省,拒俄事件发生,祖国正处主权沦丧境况,陈破手血书寄示湖南各学堂。湖南巡抚赵尔巽亦为感动,亲临各学堂宣读,并刊登于官报,还饬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讲习所,使湖南全省拒俄运动士气更加高涨。陈天华在日本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还“日作书报以警世”。同年,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这两部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回国策划起义
1903年冬的11月4日,陈天华和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等以庆贺黄兴30岁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 。
1904年2月15日,陈天华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在湖南长沙参与发起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不久,因清政府搜捕,陈天华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 。
1904年3月,陈天华到达日本后,入法政大学。8月,冒险回国,准备参加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因事泄失败,又去日本。
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7月,孙中山到日本,主张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中国同盟会,陈天华积极赞成。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任秘书,并被推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他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政治小说《狮子吼》。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强大运动。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2月7日留下《绝命书》万余字,次日投海自杀。著作辑为《陈天华集》。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从海边的浅处一步步走向海的深处)自杀,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 学生规则》。陈天华用蹈海这样一种死亡方式来抗议日本,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12月8日晨,陈天华蹈海自杀,年仅31岁。
陈天华自杀后,留下《绝命书》万余言,鼓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有《陈天华集》。1906年7月11日,长沙学生与各界数万人,为陈天华举行公葬。
陈天华的死,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06年的春天,当陈天华的灵柩运回上海后,中国公学为他和另一位投黄浦江自尽的同盟会员姚宏业举行了一次公葬的会议,到会千余人,会上宣读了姚宏业的遗书和陈天华的绝命辞,大家痛哭流涕,会议决定将陈姚灵柩一起送回家乡湖南,举行公葬。 背景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被列强瓜分、凌辱、被排除在世界主流话语权之外的三流国家,国家将亡是一个悬在无数觉醒的中国青年心中的首要命题。这些热血青年的背后,是三亿多留着辫子的人群——这是怎样的人群呢?余世存先生曾在他的《破碎》一文中这样描述这群人:
“中国人民,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芽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
这是我们东土大陆的奇观,自古及今,它都算人类世界最庞大的基因种群,但这个种群却以最卑微的姿态生活。它的个体成员要么加入上流的吃人宴席,要么被吃,要么离群索居,或者成为化外之民,一经化外,它的个体成员就为夷为狄。就是说,它的个体成员从未成为自己,成为文明的人格。这个种群,中国人民,似乎是为了一种奇特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
请记住这个大背景,它对我们理解天华之死的意义有着重要启示:国家,是三流的弱国;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卑微的劳力、埋头的牛马和只能以在同类被杀中寻点乐趣的看客,数千年的专制使人们在做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交替中渐渐忘记了做人,忘记了爱恨情仇,忘记身体里到底流淌的是什么东西。
背景二
直接促使天华之死的,是以下一系列事件:
1. 当时清朝政府为了挽回国衰民穷的颓势,派出了大量青年留学美国、欧洲和日本学习先进技术,其中以留学日本最多。对清朝政府的未来,美国当时驻上海领事馆领事曾指出有两条路:一条是改革,美国可以为之培养出一大批审时度势的改革家;另一条是革命,日本正在为颠覆清朝培养暴力革命家。
2. 正是为了扑灭在日本留学生中越来越高涨的暴力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火焰,1905年11月2日,清朝政府勾结日本政府文部省发表了一个严格管束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就是《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个规则有很多内容,主要有三条,第一是中国留学生一定要在清朝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留学生的活动、到哪里去都得要登记;第二通信要登记,给国内给朋友写信都必须登记;第三不准住到别的地方去,只能住在留学生学校的宿舍。
3. 这个规则一出台,就引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抗议,但是在该如何具体应对这场斗争的方式上,留学生们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为代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一派以汪兆铭和胡汉民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到了水火不相融的地步,以至最后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不想承担责任,纷纷辞职不干了。
4. 这种情况让日本报纸很是幸灾乐祸,描述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号的《朝日新闻》甚至干脆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挖苦中国人缺乏团结力,而陈天华就是在看了这张报纸后的当夜,连夜手书了一封被后世人称为“绝命辞”的信,第二天就赴海而死。 毫无疑问,陈天华是在羞愤中死去的。这种羞愤不是针对挖苦轻视中国人的日本人,也不是针对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而是针对“求利禄不居责任”的中国留学生和甘当奴隶麻木的祖国同胞。天华之死不是为了抗议任何势力,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轻视生命的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试图换来两个目的的实现:
一是告诉人们,特别是几千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民众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二是用自己的死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羞愤中意识到我们族人的缺陷与陋习,督促、劝戒、警醒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一句话,陈天华因国人之陋而死,他是死给我们自己人看的警世钟。 长期以来有这样几种说法:
1. 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2. 当时的《朝日新闻》攻击中国人缺乏团结力,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天华以死相争。
3. 以死报国,反对空谈救国。天华曾谈及自己能为国做的无非两件事,“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
以上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些理由,并不足以使天华之死成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成为这个国家至今还在流血的很难愈合的伤口。那么,促使陈天华以命相殉的最大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一语蔽之,是中国人——他的同胞,促使了天华之死。
关于陈天华的死,如今有新的观点。
陈天华并不是因为取缔规则而自杀,因为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
湖南岳麓山腰,绿树环抱之间,有两座花岗岩石棺合葬在一处,这里沉睡着陈天华、姚宏业两位烈士。 在舍身殉国的湘籍英烈中,这两个人算不上名头最大的,但其壮怀激烈同样可歌可泣。陈31岁时投入日本东京的大森海湾,姚年仅25便跳进中国上海的黄浦江,他们用如此决绝的方式,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为「 ”民族尊严”和「 ”救国责任”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但这两个人非亲非故,他们的以死明志,前后也相差了半年,为什么要合葬在一起?今天,我们就以姚宏业为主,讲一讲这背后的历史风云。 图:位于湖南岳麓山的烈士合葬墓 【一】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姚宏业,188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梅塘村,字剑生,号竞生。1904年7月赴日留学,笃信日本明治维新,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立志「 ”推倒恶劣 *** ,建设共和民国”。1905年10月,由黄兴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秘密潜回上海,从事武装起义的联络工作,但因「 ”满奴日横”,很快又返回日本。 这次回来,惊闻陈天华牺牲了。 图:同盟会成员黄兴(前排中)、陈天华(前排右二)、宋教仁(后排左一) 陈是姚的湖南老乡,也是同盟会骨干。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和往常并无二致。他先去邮局寄了封信,给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杨度,然后乘车到东京南面的大森海湾,跳海自杀了。 陈天华为什么要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得明白: 「 ”……日本各报,诋为乌合之众,或嘲或讽,不可言喻……直诋为‘卑劣放纵’,其轻我不遗余地矣……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陈的自杀,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的「 ”取缔在日留学生规程”风潮。日官方提出要对中国留学生加强管理约束,引发留学生群体强烈不满,当地报刊又出现了诋毁中国留学生的言论。31岁的陈天华,为唤醒同胞的民族自尊,决定以死明志! 姚宏业是这场风潮的积极推动者,他对陈的「 ”以死明志”最为悲痛。然而,这场风潮,原本却是始于一个误会。 图:陈天华及其代表作《猛回头》 【二】不容日本侮辱,集体 *** 回国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廷昏聩无能,致使中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民众内无安定、外无尊严,我泱泱华夏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此时,近邻日本却因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国内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鼓吹复制日本模式可以救国于危难。 据尚小明所著《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记载: 「 ”从1896年开始的留日运动,在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出现 *** ,东渡日本的学子或官费,或公费,或自费,络绎于途。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种程度、各种类别的教育。” 请注意「 ”各种程度、各种类别”这8个字,说明当时日本的学校各式各样,其中不乏以牟利为目的的所谓野鸡学校。而8000名中国留学生(1905年)也是良莠不齐,玩乐之徒丢了中国人的脸。于是,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19号令正式公布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图:清末兴起的日本留学热潮 其实这个规程主要是将各类学校纳入文部省统一监管,同时正确引导留学生尽快步入正轨。这看起来挺正常,所以规程刚出炉的时候,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 但是,学校执行走了样,布告称:「 ”限令各生于该月二十九日前呈报其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语气生冷强硬,立刻引起留学生的警觉。他们翻出20几天前刊登的《规程》,反复阅读、比对、琢磨,在读到以下两条时,读出了敌意。 第九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督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 第十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 「 ”取缔”一词 *** 了中国学生,冲动之下,他们忘记日文的「 ”取缔”有监督管理的意思。经过层层揣摩、层层演绎,这个规程竟成了「 ”取缔留学生规程”。当然,敏感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早在六七月间,坊间就有传闻说要取缔留学生,沸沸扬扬的。这次,学生们以为总算揭开了锅。 尽管中国留学生总会出面交涉,日本文部省紧急解释调停,但为时已晚,留学生的群情激奋已无法阻挡。姚宏业等人认为事关国体,倡议全体 *** 。12月3日,学生代表发出传单: 「 ”文部省颁布之《规程》,辱我国体,我辈当另结团体,誓死力争,必尽废此全部《规程》而后止。” 随后,各校留学生纷纷响应,呼吁 *** 回国。女校也竖起了大旗,以秋瑾最为激进,她举刀明誓:「 ”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 *** ,吃我一刀!” 图:日本留学时期的秋瑾(后排左二) 鲁迅、许寿裳、杨度等人则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必全体 *** 回国,但他们的声音太小太弱,没人听。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当时的激进派自发组织了纠察大队,甚至带着短刀在各校门口蹲堵,阻拦留日学生到校上课。 正在此时,陈天华的死,成了重磅炸弹,彻底激化了「 ”敌我矛盾”。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陈的遗书,不难发现,他的自尽主要是因为日本报刊诋毁中国留学生「 ”放纵卑劣”,他要以死来换取同胞的觉醒觉悟、奋发图强。而对于这个规程,他的本意是「 ”可了则了,切勿固执”。 但没人顾得上陈的本意,他的死,就是促成留日学生集体归国的致命一击,任谁也不可能挽回了。 这么多学生集体回国,以后该怎么办?这是姚宏业首先想到的问题。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办学!这是姚宏业的答案。而半年后,他的死,就与这办学有关。 图:日本东京留学的绍兴籍同学合影,左起:陈仪、许寿裳、鲁迅、邵文镕 【三】归国兴教办学,吾辈初心不悔 从12月4日 *** ,到14日第一批留学生回国,仅仅10天时间。匆匆忙忙中,大伙儿订立了《归国办法》和《善后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了归国办学的思路。他们办的这个学,就是中国公学。《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记载: 「 ”今之海内论者,皆曰:‘中国公学之创起,盖由乙巳之冬留日学生争取取缔规则不得而停课而归国者之所组织者也。’固也。然此特其表,非内容也。……我中原以文明古国见重全球,而今不竞至低首下心求学岛国,抚衷自维,已足愧耻。……故斯时归国兴学之现象,已跃跃于有心人之脑海中……取缔规则,不过益促此机之成熟耳。” 意思是,风潮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我泱泱华夏竟要向岛国学习取经,这本身就是耻辱,值得羞愧,中国人当自立自强,复兴中华。可见,中国公学从创办之初,就承载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家国、关于大学的梦想,深深打上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烙印。 12月10日,中国留学生总会推选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到上海,共商办学事宜。一是给严复、马相伯等名人写信,请他们站台支持。二是给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写信,请求资助。三是上书学部和各省学务部,请求将留学官费拨一部分过来。四是要求所有归国留学生不得星散,静等新校成立。 10天后,刘棣英他们与姚宏业、张邦杰等人在上海会和,此时滞留的学生已达3000人了。 1906年1月9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同学们兴致冲冲地选举了新一届留日学生总会,也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订立了自治规则,组织了纠察大队,对全体留学生加以约束。 图:中国公学干事,王敬芳、张邦杰 正当干事们四处张罗之时,清 *** 留日监督处突然传来消息,要求全体学生立即返回日本复课。原来,从风潮初起,清 *** 就和日本交涉,力求平息事态、安抚学生。 一下子,留学生群体分裂成两派,一是归国派,一是复课派,双方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谁,眼看就要起内讧。 其实, *** 回国说是为了民族尊严和民族觉醒,但很大程度上是书生意气,是一时冲动,所以归国派虽然闹得凶,但底气是不足的。1月11日,两派协商,一致同意以自愿为原则复课,并电告全国。 大批学生返回日本继续读书,留下的只有几百人。那么,这学还办不办? 13日,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不改初衷,继续兴办本土大学,「 ”我辈归国初心为兴学耳,勿论东京交涉为失败之交涉也,……我辈只知兴学挽 *** 育权耳,不知其他。”姚宏业等人怀着赶超美国耶鲁、日本早稻田的憧憬,将学校定名为「 ”中国公学”。对这个校名,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曾经这样解读: 「 ”……归国学生既多,遂发起办一个理想的学校,容纳这些 *** 回国的学生。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故名为‘中国公学’。” 17日,第三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中国公学第一批职员。姚宏业担任庶务员,相当于今天的校办公室主任,大事小情都要操持。姚很辛苦,也很快乐,但快乐短暂,辛苦却漫长。因为,之前和上海有关方面接洽的事情,都不作数了。 图:中国公学发起人合影 【四】万事开头难,而前路竟更难 那一年的旧历春节,干事们在奔波中度过。尽管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演讲,但社会各界对这所新学校多持观望态度,并不给予实质性的支持。据早期学生张承槱回忆: 「 ”当时办学毫无基础,全体同仁遭遇极大困难,同情者虽多,而实际援助者除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捐了数千元外,其他各界毫无表现,全凭我数百人自己解囊相助,大多数困苦不堪,连生活也难于维持了。” 校舍房租每月近千两,不得拖欠缓付,学生宿舍租在农户家,因为缺钱,两个学生合租一个铺位。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公学竟然颤颤巍巍地开学了。 1906年3月4日,开学典礼。社会名流郑孝胥应邀参加并发表演说,台下掌声四起,有人感动得流下热泪。 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3个月前,刘棣英、王敬芳等人接洽的四件事:名人站台、商会支持、官方拨款、学生抱团,几乎都没有落实。最难的是两点: 一是生源不足。3000人锐减到260人,还不足十分之一。学生来自13个省,年龄不一、层次不一,同班同学能差出14岁之多!教员配备完全跟不上,有些课程还要请日本教师来讲,再请懂日语的同学翻译。甚至年龄大一些的学生要给低年级做 *** 讲师,颇有点自给自足、自教自学的劲头。这能长久吗? 二是资金匮乏。社会各界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说办学是假,革命党的阴谋才是真,这样的谣言喧嚣直上,就更没有人敢出钱了。下层盯着中层,中层盯着上层,谁也没有真行动。 这边正焦头烂额,那边开学还不到10天,竟出了一件大事,差点让这新学校夭折! 图:1906年的上海街头 【五】愿以我一人之死,换四万万同胞觉醒 办学条件艰苦,教学水平也跟不上,有的学生已心生不满。副干事朱剑和部分江苏籍学生发生了点口角,本来不是大事,互相体谅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冲动是魔鬼,朱干事甩了一句难听话:「 ”江苏人闹事,江苏人皆出。”意思是闹事的都滚蛋。 这本来是一句气话,何况朱干事自己就是江苏人嘛。但学生们不干了,认为学校有意排斥,闹着要 *** 、要退学。诸位,这路子和半年前在日本的时候,是不是如出一辙? 为避免同室操戈愈演愈烈,朱干事被迫辞职了,但学生们拒绝和解,他们带人破坏了学校设施,公开在报纸上声讨攻击中国公学。最终,50多名学生坚决退学,自立门户,组了一个健行公学。 图:同室操戈衍生出的健行公学 开学仅10天就闹出来的分崩离析,无疑使中国公学的形象大受损害。本来观望的人,这下成了看热闹的,说这帮学生简直就是胡闹,幸亏当初没出钱。而更严重的影响是,上海官府本来批付一部分经费,但因为这事,已经在走流程的款项,被紧急召回了。 整个事件,姚宏业一直尽力周旋,力求保住中国公学的颜面,但无奈以失败告终,他痛感:「 ”东京之现象既如彼,内地之悲观又如此,此次归国对外之种种大愿,终莫得遂。” 失意失望、郁闷悲痛,姚的脑海渐渐浮现出陈天华的身影。冥冥之中,他萌发了同样的以死明志的念头。 图:上海黄浦江码头 4月5日,姚宏业和干事王敬芳促膝长谈,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尽了。王觉察不对劲,想着第二天是清明节,就说一起出去散散心,姚一口答应。但第二天敲门时,姚不在屋内。此后7天,杳无音信。 13日,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黄浦江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是个穿西装的中国人。王敬芳、张邦杰等人感觉不妙,立刻赶往医院认尸。但尸体已经膨胀模糊,无法辨认,只从口袋里翻出两枚图章,一个「 ”剑生”,一个「 ”竞生启事”。剑生、竞生是姚的字号,这尸体无疑就是他了。在场之人无不痛哭流涕,无法抑止。 人们在整理姚的遗物时,发现一封事先写好的遗书,字里行间,声泪俱下: 「 ”……我愿我死之后,君等勿复念我,而但念我中国公学……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振起精神,无轻灰心,无争意见,于各事件不完善者补之,不良者改之,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我愿我四万万同胞之官绅、兵士、农工商,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我死后如有知也,愿此一点灵魂与我中国公学共不朽!” 赤子丹心,苍天可鉴!这一年,姚宏业不过才25岁。 图:革命烈士姚宏业 【六】我以我血荐轩辕,英雄魂归岳麓山 姚宏业跳江自杀了! 在寂静的时代,他的死,撕裂了黑压压的阴霾。社会各界倍受震动,纷纷伸手援助:上海商绅界答应给予财力上的扶持,大清银行借助了10万元,湖南、四川、广东等多省每年认捐数千元,海外华人华侨也慷慨解囊……中国公学保住了,这是姚宏业用命换来的! 壮烈义举传入家乡湖南,学界和革命党认为陈、姚「 ”两人宗旨及死状,同为数百年来所未有,宜合葬于麓山名地,以留中外人士观感”。同盟会湖南支部会长禹之谟极力主张,将两位烈士遗骨接回家乡,合葬于岳麓山上。 图:同盟会湖南支部会长禹之谟 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当局和士绅的强烈反对,理由是「 ”革命党就是造反,是大逆不道,不是烈士”,并称已得湖南巡抚谕示,坚决不许二人合葬岳麓。 禹之谟义愤填膺地斥责:「 ”今台湾、胶州、广州(湾)、大连等地皆为外人所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抔土,反不能容乎?”意思是,我国这么多领土被外敌强占你们不出声,埋葬两个烈士反倒不能容忍吗? 毫无道理的野蛮阻拦,反而坚定了学界和革命党的决心,「 ”不葬岳麓,誓不罢休”! 1906年5月20日,两位烈士的灵柩分别从东京和上海运抵长沙,近千人参加了追悼会。3日后出殡。8000余人手擎白旗高举祭奠,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绵延十余里,岳麓山一片素白。清 *** 派出的军警,也在一旁肃穆,无一人上前阻拦。 但到了6月初,竟不断传来迁葬的消息。巨绅俞诰庆(学务处总监)居然指使军警抓捕了参与公葬的学生。学界代表紧急交涉,但以失败告终。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这个俞诰庆因嫖妓被抓个正着,为保仕途,他被迫承诺释放学生。真是苍天饶过谁! 13年后,一代伟人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称赞这次公葬壮举是「 ”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激昂到了极点。” 然士气激昂是有代价的。公葬3个月后,禹之谟被官府逮捕,秘密杀害。转年2月,陈、姚烈士墓被强行迁出,到民国元年(1912年)才重回岳麓。 但不论身处何地,对于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来说,敢以我血荐轩辕,抛却一人之性命,换取四万万同胞之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正是死得其所、震耀方册! 感谢您阅读到这里,欢迎您点赞、转发、留言评论 参考资料: [1]陈天华集,陈天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尚小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3]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藤惠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姚烈士传,胡适全集,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沉沦》是郁达夫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收录在同名小说集《沉沦》里。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通过“一个病的青年忧郁症的解剖”( 郁达夫《〈沉沦〉自序》),揭示主人公内心灵与肉、伦理与情感、本我(Id)与超我(Super-ego) 矛盾冲突。与郁达夫其他的小说作品一样,《沉沦》是一篇“注重内心纷争苦闷”的现代抒情小说(也叫“自我小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因此,小说大胆而深刻的揭示任务复杂而丰富的心理活动。若要赏析这篇小说,就必须探究人物内心的矛盾心理以及造成这种心理的自身与社会原因。
《沉沦》的主人公“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在“他”四处求学中接受的则是较为开放的进步思想。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下长大的主人公既有中国文人某种气质,同时又有一些自由与叛逆的思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自由思想被压抑。当他离开W学校“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他选择了蛰居在小小的书斋里。他的内心里也因此而压抑,产生了“忧郁症的根苗”。此后的留学生涯他的忧郁症就更加严重起来。在异国他乡,饱受“性的苦闷”与“外族冷漠歧视”的“他”渴望真挚的爱情,并愿为此抛弃一切。然而这种渴望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的内心逐渐失去理智的控制,他开始自渎,窥视浴女,甚至到妓院寻欢,只为了寻求自己感官上的一时愉悦与满足,最终深陷在邪恶的沼泽里不能自拔。那饮鸩止渴的行为显然让“他”更加苦闷,愉悦过后是更大的空虚,欲望越来越大,他开始寻求更大的刺激,而他的经济状况却穷困潦倒,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他”只有投海自尽来结束这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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