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制如何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

古代法制如何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法制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权力结构与法律待遇。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身份不仅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更直接影响了其在法律面前的命运。本文将带您穿越时空，探索古代法制中身份等级的法律差异，揭示那些隐藏在法律条文背后的不平等与特权。

在古代社会，身份等级如同一道无形的墙，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在法律面前并非平等，而是依据各自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与承担不同的义务。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深刻地烙印在古代法制之中，成为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工具。

一、封爵制度的特权印记

中国古代的封爵制度，是君主巩固统治、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重要手段。爵位，这一象征身份与地位的称号，被赋予了诸多特权。从夏商周的初步萌芽，到战国时期的五等爵制，再到秦汉以后逐步完善的封爵体系，爵位不仅代表了荣誉与地位，更意味着财富与权力。受爵者往往能够获得食邑或相当数量的财富，甚至在某些时期，爵位还可以世袭。

在法律层面，爵位成为了特权的象征。贵族官僚犯罪时，往往能享受“上请”、“八议”等特权，使得司法程序对他们而言变得格外宽容。这种特权制度，不仅是对贵族官僚身份的一种肯定，更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一种强化。它让人们深刻体会到，身份的不同决定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二、良贱之分的法律鸿沟

在古代社会，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身份差异外，还存在着更为严格的良贱之分。良民享有相对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贱民则被视为社会的底层，他们的权利与自由受到极大限制。隶卒类贱民，尽管在官府中从事杂役工作，地位相较于其他贱民略高，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无法改变，且其后代也将世世代代继承这一身份。

法律对良贱之间的差别对待尤为明显。良贱之间若发生纠纷，法律往往倾向于保护良民的利益，而对贱民则采取更为严苛的态度。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刑罚的轻重上，更贯穿于整个司法过程中。贱民在诉讼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证词往往不被重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被作为加重处罚的依据。

三、种族与地域的法律偏见

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如元朝，法律还体现出了种族与地域的偏见。元朝将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并依此顺序确定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同待遇。这种种族与地域的划分，使得不同群体在法律面前的地位截然不同。蒙古人作为统治阶级，享有诸多特权；而汉人和南人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他们的权利与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这种法律偏见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与矛盾，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律的公正与权威。然而，在那个时代，这种偏见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成为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

四、特权原则的演变与反思

特权原则作为古代法制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奴隶制社会的“刑不上大夫”到封建社会的“八议”制度，特权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与强化。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特权原则逐渐失去了其生长的土壤。

在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重要法律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对古代特权原则的一种否定与超越，更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肯定与追求。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特权原则在古代法制中的存在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由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结语：身份与法律的现代启示

古代法制中身份等级的法律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从中反思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与正义问题。尽管现代社会已经摒弃了古代法制中的特权原则，但身份与地位对法律待遇的影响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与进步，确保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待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中国古代法律在此后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什么的特征

　　中国的古代法律文化在此后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
　　这一点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当前，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正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奋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而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现代化模式，这将仍然是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征，更明了地知晓其内容，也有助于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中尚未显现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国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动态特征：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各个时期的法律文化也是不同的。从其动态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的。
　　在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法律是以神权法思想为指导的。夏商奴隶主贵族把原始的宗教迷信加工改造为“君权神授”和“代天行罚”说，使之成为为少数剥削者服务的工具。关于夏代的思想状况，至今仍无确凿的史料来说明。但从古籍的一些片断记载可以看出，夏朝的统治者已开始利用神权法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如《论语·太伯》说禹“致孝乎鬼神”，《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天命”。到了商代，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神权思想也有所发展。商朝统治者也极力宣扬天命迷信的神权思想。《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诗经·商颂·长发》说：“帝立子生商”。到了西周，统治集团一方面继承夏商“受命于天”、“代天行罚”的政治法律思想；另一方面鉴于商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强调以“德”作为天命的补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理论和基本国策。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明德慎罚”和“刑兹无赦”的法律思想，即章明德治，慎用刑罚。
　　西汉初期，经济上经过连年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废待兴，民生维艰；政治上秦的暴政使得天下沸怨，民心浇离，社会动荡不安；从思想上看，汉初的统治者大都亲身经历了农民大起义，亲眼目睹了强大的秦朝迅速灭亡的过程，也深知秦灭亡的原因在于秦朝所实行的酷刑，重赋的暴政，为不重蹈秦朝的覆辙，汉初统治者常常以秦为鉴。因此为了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汉初统治者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为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从汉高祖开始汉朝采取了“约法省禁”的措施，并按照这一原则制定了一整套与秦朝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使得西汉政权迅速巩固。
　　汉武帝时期，政治稳定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但无为而治的这种政策与当时统治者日益增长的加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愿望相悖。而儒家学说则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西汉的法律思想从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转向了“独尊儒术”的德主刑辐思想。这一思想经过魏晋南北朝七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状态。《唐律疏议》将这一思想形象地表述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从隋亡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提出以“仁本、刑末”的政策取代隋末的暴政。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其封建统治。
　　宋朝统治者制定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基本国策，因而也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法律内容，使“编敕”等法律形式有了突出的发展，惩治“贼盗”的法律变得愈加残酷，司法上出现了“御笔断罪”的制度。
　　明朝时期，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由于吏治腐败，法纪废弛，提出了“明刑弼教”的立法指导思想和“重典治国”的司法指导思想。朱熹在对“明刑弼教”做出阐释的时候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说：“礼字，法字实理字”。[10]认为礼法均是理的表现，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因此在明朝时明刑弼教思想是将刑罚和教化并列为同等重要的统治手段的一种法律指导思想。朱元璋以元末“朝廷暗弱，威福下移”，纲纪废弛，官吏放纵，导致矛盾深化，王朝倾覆的教训为鉴，针对动乱之后的明王朝初立，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声言：“胡元以宽而生，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的“刑用重典”不同于秦代的“专任法治”，而是“仿古为法，明礼以导民，定罪以绳顽”，从而与“明刑弼教”原则相统一。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贡献：
　　跨进新时期的中国，正着力思考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反省传统法律文化的走向。然而，在追求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影响着我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当今时代就是处于一个多元重构的矛盾境地，承受着多方面的文化引力，我们既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承传与创新的矛盾，又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诚然，以自然经济和封建皇权政治为其产生土壤的中国传统法制，其主要内容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与黑暗，其糟粕与弊害确实不胜枚举。

唐代法律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唐律。

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继承发展了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强调社会风气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礼教对法律的指导作用。

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它大量援用儒家经典的内容，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

它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

唐律的内容遵循礼的精神和要求。

在唐律中，礼是确定其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

同时也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很详细。

唐律中的一般原则都规定在它的首篇名例律里，它集中体现了整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对其它十一律的内容均有制约作用。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制定的完成的刑法典，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其讲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未一体，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

唐律共十二篇，篇目结构比较简单，律令简约也是唐朝统治者立法的原则之一，各篇律条的排序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

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

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

它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

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

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就是《唐六典》——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部文献与《唐律疏议》一样，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

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行政法典，它的编纂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的制定，不仅是唐文化的珍品，对唐朝政治的稳定、对唐朝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使我国古代封建行政体制能超乎寻常地、稳定地沿续千余年。

《唐六典》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使得行政法典成为与封建刑律并行的两大基本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创举，是中国行政法制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的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

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

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和明智的认识。

他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

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秩序，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刑罚体系——封建制五刑（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历来为后世各朝所称赞。

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

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唐后期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

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

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长期居于世界法律发展过程的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广大地区的主导性法律体系，唐朝的法律制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形态，形成中华法系的特色，奠定了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

我国古代夏商周时期法制史的概况及主要特点

1、中国法律的产生及起源：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即奴隶制国家。在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是不成文的习惯。原始社会的习惯体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没有国家强制力，人民自觉遵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了。习惯逐渐无力调整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体现奴隶主阶级利益、由国家认可、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法律随着就出现了。 2、夏朝的法律制度的内容： （1）"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禹刑是以禹命名的夏朝奴隶制刑法的总称，其具体内容已无从查证。据后人追述，夏朝已经有"五刑"，共三千条。 （2）"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是夏启在准备讨伐有扈氏时发布的战争令，即军令〈甘誓〉中一条罪名。 （3）"昏、墨、贼，杀"。 其中的昏、墨、贼是夏朝的三个罪名，杀是刑名。"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 （4）"吕命穆王，训夏赎刑"。夏朝已经有了赎刑。当时用青铜来赎罪。 3、禹刑:以禹命名的夏朝奴隶制刑法的总称。据古书记载，夏朝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刑法和军法。刑法又包括刑名、罪名和一些刑事政策原则。 4、甘誓, 5、罪名 6、监狱：夏朝的监狱叫"圜土"。圜土是监牢的形象名称，在地下挖成圆形的土牢，或在地上围起圆形土墙，以监禁罪犯，防止其逃跑。 夏朝监狱的名称还有"均台"（夏朝将中央直辖监狱设置在都城阳翟的地方）、"夏台"（夏桀囚商汤的地方）之称。 第二章 商朝的法律制度 1、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神权思想。商朝继续沿用夏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天命"、"天罚"，意思是说一切服从上天的安排。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商汤讨伐夏桀时，都是假借上天的名义，把自己说成是上天安排解救人民的。 2、法律形式：除了沿用夏朝的法律，又颁布了命、诰、誓。 3、立法概况： （1）"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并非汤所作，而是商朝刑法的总称。 （2）盘庚迁殷时，对"汤刑"作了调整，增加了制裁大臣不遵守法纪的内容。 （3）"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 4、法律内容 （一）刑法 A、刑名 （历史上有"刑名从商"的说法，是指商朝的刑事立法较夏朝有了发展，并较为发达，为中国奴隶制法制，尤其是刑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 死刑 a、斩、戮 b、炮铬 ，让有罪的人在浇了油、底下烧火的铜柱上走。 c、醢 ，把人剁成肉酱。历史上有"醢九侯"的案件。 d、脯，把人晒成肉干。历史上有"脯鄂侯"的案件 e、劓殄，即族诛。 （2） 肉刑 a、墨刑，脸上刻字，涂以黑墨。 b、劓刑，割掉鼻子。 c、 刖刑，砍断脚踝。 d、宫，割掉男女的生殖器。 （3）徒刑 B、 罪名 （1）舍弃穑事：不种植庄稼。 （2）不从誓言：不听从商王的命令。 （3）不吉不迪：行为不善，不按商王指出的正道办事。 （4〕颠越不恭：不遵守法纪，不恭敬国王，狂妄放肆。 （5）暂遇奸宄：欺诈奸邪，犯法作乱。 （6）不有功于民：禁止无故动用民工。 （二）民法 1、婚姻制度（商朝王室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多妾制 2、继承制度（商朝王室的继承制度）： 商初，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行，但以弟及为主 商中期，实行父死子继 商末，又逐渐实行了嫡长继承制。 5、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1）商王掌握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只有他能制定法律。 （2）负责占卜的官吏也具有一定的司法权。 （二）监狱：商朝的监狱被称作："圜土"、"牖里"、"羑里"、"囹圄"。 第三章 西周的法律制度 〖重点提示〗 1、 刑事立法指导思想：西周的统治者总结了商王朝灭亡的教训，感到神权思想岌岌可危，因此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所谓"明德慎罚"就是谨慎地使用刑罚，提倡德教，对罪犯采取宽缓的政策。 2、 定罪量刑的若干原则： （1）耄悼之年有罪不加刑：意即7岁以下，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 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原则已初步确立。 （2）区分眚、非眚、非终、惟终：即故意或一贯犯罪从重处罚，过失或偶然犯罪从轻处罚的原则。 （3）"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依据罪行轻重量刑。 （4）罪疑从赦：即对于定罪有一定根据，不定罪也有一定理由的案件，从轻处罚或赦免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西周以前已产生，周朝使疑罪从轻从赦原则定型化。 3、 刑名与罪名： （一） 罪名： （1）违抗王命罪：如果不服从周王的命令，就要被从重处罚。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 （2）不孝不友罪：就是不孝敬父母，不恭敬兄长。西周认为这是罪大恶极的犯罪。 （3）寇攘与杀越人于货罪：即后世的"强盗罪"，这直接威胁奴隶主阶级的生命财产安全。 （4）群饮罪：西周统治者接受商朝灭亡的教训，规定不许聚众饮酒。 （二） 刑名： （1） 死刑 （2） 肉刑 （3） 流刑 （4） 徒刑 (5) 拘役 （6）赎 （7）没为官奴婢 4、 法律形式： （1） 誓，即誓词，多为周王或诸侯于战前对臣下发布的带有军令性质的誓词。 （2） 诰，周王对诸侯和下级官吏的训话。 （3） 命，周王就具体事务临时向行政机关发布的命令。 （4） 礼，相传周公"制礼作乐"。里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具有法律规范性。 （5） 遗训，先王的遗训。 （6） 殷彝，商朝法律中有利于周统治者的某些内容。 5、 民事立法中的所有权和契约关系 （一）所有权： （1）周王对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奴隶拥有最高所有权，周王有权把土地和奴隶封赏给诸侯和臣属，也有权把土地收回。诸侯和臣属对土地只有占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不许买卖。在西周初年有田里不鬻的制度。 （2）奴隶和牛马也是奴隶主的重要财产。 （3）凡拾得遗失物，都要送交朝士，公开认领。10日后无人认领的，贵重物品归公，小的物品归拾得人。 （二）契约关系 （1）买卖契约，西周称为质剂。质剂是把两份买卖的内容写在一片竹简上，以分为二，买卖双方各执一半，半而字全。这种竹简分为两种，长的叫质，短的叫剂；买卖奴隶或牛马等大买卖用长券，即用质；买卖兵器或珍异物品用短券，即用剂。 （2）债务契约， 西周称为傅别。傅别是在一片简牍上只写一份借贷的内容，从中央剖开，债权人和债务人各执一半，牍上的字为半文。 （3）损害赔偿 （4）租赁契约，在西周晚期已经存在以土地为标的的租赁关系，初现了租赁契约。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议定租金，是租赁关系成立的条件。 6、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 （一） 婚姻制度缔结的原则： （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2）同姓不婚：按照周礼的规定，"娶妻不娶同姓"。这不仅有利于后代的繁衍，有利于古代人口质量的提高，还有利于达到"附远厚别"的政治目的，即通过联姻与血缘关系远的异性贵族建立姻亲关系，并严格别于同宗，以防紊乱伦常。 （二） 婚姻关系的缔结程序：六礼 六礼：中国古代的六道结婚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 亲迎。 纳采指男家请媒人去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之后，男家用一只大雁并备上其他礼物前去求婚。 问名指男家请媒人问女家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纳吉指男家卜得吉兆之后，备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 纳徵指男家向女家送聘礼。 请期指男家选定婚期，备礼告诉女家，求得同意。 亲迎指新郎亲自去女家迎娶。 （三） 婚姻关系的解除理由：七出或七去 七出：又叫"七去"。中国古代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所谓"七出"，即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所谓"七去"，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七出"和"七去"词殊而意同，都体现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有利于家庭中的夫权统治。 （四） 继承制度：嫡长继承制 嫡长继承制，就是王位和爵位由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的制度。此制度开始于商朝末期，西周初期正式确立。 7、司法机关与诉讼制度： （一） 西周的司法机关有： （1） 大司寇，全国最高司法机关。 （2） 小司寇，中央直辖地区的司法机关。 （3） 士师，国都之内的司法官吏。 （4） 乡士，国都之外百里之内的司法官吏。 （5） 遂士，国都百里之外、三百里之内的司法官吏。 （二） 西周的诉讼制度： （1）诉讼，西周时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有了区别。民事诉讼用"讼"表示，"以两造禁民讼"；刑事诉讼用"狱"表示，"以两剂禁民狱"。 （2）起诉，可以口头起诉，也可以书面起诉。刑事案件的书状叫"剂"，民事案件的书状叫"傅别"。起诉是要交纳诉讼费，否则不予受理或被认定败诉。民事诉讼交纳"束矢"；刑事诉讼交纳"钧金"。 （3）审理，西周规定两造（当事人）具备才能审理，但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审理时"以五声听狱讼"。所谓"五听"，是指审判官在审判活动中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五种方法，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种察言观色的审讯方法，是奴隶主阶级在长期的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也是最早对犯罪心理分析的的尝试，虽然时形而上学的，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判决，要有司法机关制作法律文书，还要向当事人宣读。西周的判例叫"成"，即以往的办案成例，可以作为断案的参考。 （5）上诉，当事人不服，允许上诉。西周法律规定了不同的上诉期，有一旬、二旬、三旬、三个月和一年。 二、案例分析 1、 [夏桀囚商汤] 夏朝末期，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商族的首领汤等诸侯有背反夏朝之心，因此，夏桀将汤囚禁在夏台（今河南禹县），后来因证据不足不得不将汤释放。 [案例分析] 夏朝刚刚从原始社会进化为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司法机关尚未建立，但已经存在监狱。夏朝的监狱称为圜土。因为夏桀将汤囚禁在夏台，夏台也是夏朝监狱名称。据说夏在都城阳翟“均台”这个地方设有监狱，所以“均台”也是夏朝监狱的名称。 2、 [醢九侯] 此案发生在商朝末期，九侯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入之纣”，但九侯的女儿不喜淫，纣王发怒，就把九侯的女儿杀了。九侯因此受牵连，被纣王处以死刑，行刑后被剁成肉酱。 3、[脯鄂侯] 此案发生在商朝末期。鄂侯因对九侯案不满而与纣王发生争辩，被纣王处以死刑，行刑后晒成肉干。 4、 [囚周文王案] 此案发生在商朝末期。周文王（西伯昌）对九侯案、腭侯案的处理结果不满，崇侯虎知道后向纣王进谗言诬陷说：“西伯基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因此，商纣王将文王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后来周文王之臣闳夭等人寻求美女、奇物、宝马进献给纣王，纣王赦免文王，将他释放。 [案例分析] 商朝的司法机关，史籍无明确记载。但根据史记和甲骨文记载，商朝已经有了监狱，叫做“圜土”。因商纣王将文王囚禁在羑里，商朝的监狱又叫做“羑里”。据说因为有些土牢是在地下挖窑穴，上面盖上棚，并开有牖，类似今天的天窗，所以用“牖里”来代称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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