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罗姆普：突厥册封中原“可汗”考

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学人都对汉文短语“以夷制夷”非常熟悉，一般释作“以‘野蛮人’来操控‘野蛮人’”。与其称之为一种政策，毋宁说该短语蕴含有三个层面的策略，并围绕此策略来制定相应政策：其一，在中原军事体制内利用归化人充作边防军以抵御外来入侵者；其二，通过分化瓦解外夷政治实体以削弱其力量；其三，通过挑拨外夷关系，使之形成对抗，以求削弱其中一方或使二者彼此削弱。三条策略中的第一条是由汉代（前202~220年）官员晁错（卒于前154年左右）提出的，即“以蛮夷攻蛮夷”，藉由此法，使汉朝得以成功应付北部强邻游牧民族匈奴的威胁。[1] 后来，又衍生出了另外二策，即第二条和第三条策略。[2] 在衍生出的两个策略中，共同之处在于制造敌方分裂，然后由中原皇帝支持其中一方之首领或者政治实体，以制约另一方。这种支持可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结盟（形式之一为和亲）、朝贡、册封等。这些方法屡试不爽，成为中原王朝对周边奉行羁縻政策的基石。

常用术语“以夷制夷”及其行用，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此策的另一面却被掩盖了，即中原王朝的周邻有时也会采用类似手法来操控中原王朝。该短文拟通过一些事例来考查周边异族的“以汉制汉”（即通过中国人来控制中国人）之策的行用。[3] 尽管这个术语不若汉语“以夷制夷”那样广为人知，但同样的技巧也被一些他国君主，尤其是游牧帝国的统治者所采用，他们通过削弱、限制甚或与中原政权的妥协，使自己获得政治上的收益。

这一现象的一些重要例证可见于突厥帝国之对外政策中。突厥于6世纪中期崛起朔漠，于552年立国，当时中原尚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北方地区有拓跋氏(古突厥语作Tabghach“桃花石”)建立的东魏和西魏（之后分别由北齐和北周取代），互相争衡，又都与新兴的处于快速扩张状态的突厥政权接壤。两个拓跋氏政权都试图与突厥结盟，突厥则首鼠两端，通过运作，使二者形成对抗，从中获益。[4] 对突厥来说，造成这样的局势是有益而合算的，据传，突厥统治者他钵可汗（572~580年在位）[5] 曾洋洋自得道：“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6] 从突厥帝国建立伊始，即发现了北中国两个拓跋氏政权的分裂，于是便妥加利用。

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589年，隋朝（581~618）剪除南中国的陈朝重新实现统一，这是中国分裂近三个世纪来的又一次大一统。大约与之同时，突厥势力却分裂为两个互不统属且彼此争长的两个可汗，分别占据了突厥的东西二部。于是，统一后的中国再度使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有效地操控局势，不仅造成两个突厥汗国的对抗，而且隋朝统治者还不断挑起两个汗国上层之间的矛盾。[7] 但是，这些并未完全消除突厥对隋朝的威胁，故隋兴之初，即对突厥采取合理且有益的接触政策。当隋朝国力鼎盛时，东突厥启民可汗（599~609年在位）于599年归降，受到隋朝优遇，和义成公主结亲。[8] 然而，隋朝之盛未能持续太久，隋炀帝东征高丽失败，损失惨重，导致国内问题丛生，东突厥势力借机复苏。汉籍史乘告诉我们，在始毕可汗统治时期（609~619），东突厥势力已经比任何时期北中国的游牧民族都要强大。[9] 始毕可汗当政期间，“以汉制汉”之策重返历史舞台。

如上所述，中国封建帝王善施的第二条策略为通过分化外夷政治实体以弱其力。在中原王朝之外交本领中，此乃常规手段之一。但是，不能把所有册封都视作“以夷制夷”之手段，有时册封的主旨在于促进和番邦君主的友好关系；有时，番邦君主希望通过册封体现中原王朝对自己的支持，用以加强自己的实力并矮化竞争对手。隋朝运用了这一手段，用以激化突厥内部的矛盾。

对番邦君主的册封是审慎的，至少在中国官方内部修辞语中，彰显的是皇帝对下级的授权。但这些封号对番邦君主而言意味着什么，则是一言难尽的复杂问题。举例子说，受到皇封的牧民君主们，在看待他们与中原君主之关系时，往往首鼠两端，特别是在己力强盛时，未必将中原皇帝视作最高领主。对于许多接受册封的牧民君主，中原皇帝并不发号施令，也无法操控其独立，只有在符合其共同利益时才会表现得和谐共处。看起来，中原皇帝并不指望通过这样的册封来驾驭游牧民族下属。册封者与被册封者在思想意识上有一致性，那就是通过册封来增强各自的地位，冀以促进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册封增强了游牧民族君主的威信，彰显出其统治的合法性。册封游牧民族君主之收益到底有多大，取决于中原王朝驾驭游牧民族的能力。然而，亚洲腹地的统治者们经常寻求中国对其所赐封号的确认，对突厥和很多其他的亚洲腹地民族来说，国家主权独立的概念与这样的举动可谓背道而驰。

中国人在描述这一类型的关系时出于国内需要，经常会理所应当地添枝加叶。对外国统治者“册封”的概念，对维持中国皇帝是“天子”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是有作用的，这一理论凸显了中原的优越感（或者是潜在的优势），要君临天下。诚如上文所言，册封实为中原试图操控和影响周边番邦的众多方法之一。研究者一般强调中国的世界观是将中国置于君临天下的最高位置上，在这一点上，中华帝国的修辞法在很多方面上都是灵活多变的。例如，在游牧民族强盛时，中国宫廷可以分别在内部的和外部戏剧性地利用截然不同的语言。封建帝王一方面对受其羁縻统治的蕃夷保有一种优越感，而对不接受其辖制的蕃夷则诚心以待。[10] 是故，封号的颁行既要考量其政治要义，又不忘修辞术语上的拿捏。修辞术语可以通过模糊政治现实以适应中原王朝本身的需要。

在所有交往中，不管对内还是对外，中原帝王通常只允许自己冠以“皇帝”名号，对蕃夷君主不能授予这样的荣誉。然而，在突厥的修辞法里，这个情况稍稍有些复杂。众所周知，古老的突厥语“可汗”，作为至高无上的独立统治者，该词被突厥所使用，也确实被一度统治部分亚洲腹地的古老民族所使用。同样的，突厥也用该词来命名其他的独立统治者。8世纪的古突厥碑文中，“可汗”也适用于中原皇帝，对于突骑施、黠戛斯、吐蕃诸族的统治者也同样适用，[11] 似乎表达了突厥把独立统治者都置于平等地位的观念。汉语之“天子”和“可汗”之间包含着平等概念，因为可汗名号前一般冠有突厥语Tengriteg Tengride bolmiš，意为“天一样的、自天所生的”。在最高统治集团的突厥上层中，这种情况更加复杂，在特定时段内，并非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可汗”称号。该称号经常授予重要人物，其地位并不比在位的大可汗低多少，力量也不比在位的大可汗小多少。考查突厥可汗之名号，应注意中国的百科全书《通典》（完成于801年），其中有突厥“小可汗”的存在，还有“狼可汗”（古突厥语böri qaghan，汉语称“附邻可汗”）和“屋可汗”（古突厥语ev qaghan，汉语“遗可汗”）。[12] 其他史料表明，在突厥帝国中，称为“小可汗”者为数不多；在很多事例里，这些人实质上是明显具有高度自治权的政治军事权威统治者。

中原对蕃夷的册封由来已久，史不绝书，但蕃夷对中原君主册封的证据却远远不及。尽管如此，在突厥历史中，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例子，即游牧民族的君主试图通过授予中原统治者之封号以操控其政治。这些罕见的现象，是强有力的突厥统治者通过册封以插手中原政治的尝试。举例说，577年，当北齐遭到其宿敌北周攻击时，他钵可汗通过扶持北齐皇子高绍义为“齐帝”以加剧当时不稳定的局势。实际上，中国官方正史《周书》用动词“立”（扶植、建立）来表述突厥统治者的行为。[13] 几十年后，当隋朝崩溃时，处罗可汗（619~620年在位）对其各色名人予以庇护，并在620年扶持隋炀帝（604~618年在位）之孙杨政道为“隋王”。[14]

以上例证包含了突厥统治者支持中原皇位谋求者，利用诸如“皇帝”或“国王”之类的汉族名号承认其地位，并将其扶上王位。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是突厥的册封，亦即对中原君主赐予封号，其中不无突厥元素，这是本文的主题。这种情况甚为稀见，截至目前，为人所知的仅出现于两个特殊的时刻，其一为隋唐过渡之际，再一次出现于武则天（690~705年在位）建立废唐立周期间。尽管突厥干预中原政治的情况甚为稀见，但通过一些实例，可为突厥王权和中原关系史的研究补缺滹漏。顺便说一句，有极个别强有力的中原皇帝也自称可汗，[15] 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突厥第一期册封中原可汗出现在隋朝崩溃之际，豪杰蜂起，都觊觎皇帝宝座，其中包括唐朝建立者李渊（唐高祖，618~626年在位），他也从东突厥那里获取支持。与此同时，强有力的东突厥始毕可汗对北中国混乱的局势洞若观火，北中国的多种反隋势力都尝试着借助突厥的支持以壮大自己。突厥遂在北中国祭出阻止、操控和恢复稳定等一系列手法，包括上文提到的为隋王朝提供避难所。[16] 对本文主旨而言，更重要的是始毕可汗对一些中原皇位谋求者授予封号的问题。李渊尽管不在其列，但他对突厥的依赖和暗中屈从，使始毕可汗在历史学家眼中一直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尤其是那些倾向于将中国最着名王朝——唐朝建立时突厥介入之影响作最低估计的历史学家们。这里提醒大家注目那些功败垂成的起义军领袖们，他们有的曾经接受过突厥的“可汗”封号。

第一个事例是刘武周，他原本为隋朝官吏，在谋害了长官北部重镇马邑太守之后，刘武周自称太守，于617年春至东突厥寻求帮助。[17] 之后他臣服于始毕可汗，接受其封号，以表示他的地位及其和突厥的亲密关系。刘武周获得的封号为“定杨可汗”，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具有混合角色的称谓。“定”为“平定”之意，“杨”则是隋朝国姓，恰如阿史那为突厥国姓那样。随后又有突厥语“可汗”之谓。是故，这个封号有“平定杨氏的可汗”之意，有着很强的象征性，寄望刘武周击败隋朝并平定其疆域。[18] 这个封号多少有些奇怪，既可理解为刘武周享有高度自决权（可汗），也可理解为刘武周奉命平定杨氏。如同突厥其他官员一样，始毕可汗同样给予其狼头纛。在突厥古老神话中，狼被视为突厥的图腾，据传，一只神圣的母狼将濒于灭亡的突厥人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狼故而被奉为突厥皇室的女祖先。[19]

在始毕可汗支持下，刘武周大胆地自封为皇帝，封其妻为皇后，建元天兴。[20] 这些举动表明刘武周对皇位非常渴望。也有记载称始毕可汗将刘武周封为“定杨天子”。[21] 但这也许是后来才有的解释，是“定杨可汗”之异称。刘武周从突厥那里得到军事支援，并归其辖制，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唐王朝，不得不北逃突厥以寻求庇护。后来他又秘谋重回旧巢马邑，事泄，大约于622年被突厥处死。[22]

第二个事例是同一时期出现于北中国朔方郡的梁师都，[23] 他同在617年春叛隋而自立，国号梁，建元“永隆”。同年与突厥结盟，不久被始毕可汗授予“大度毗伽可汗”之号。[24] 该封号没有汉语层面的含义，“大度”为突厥语Tardu（达头）之音译，具体含义不管在突厥语还是在突厥化诸语中都不得其解。这不仅是一位着名突厥统治者的名字，同时也是其他突厥上层人物的常用名。[25] 古突厥语Bilge（毗伽）是“明智”的意思，广为人知，也经常出现于突厥统治者名号之中。

就像刘武周事件一样，始毕可汗授予梁师都狼头纛，[26] 又封其为“解事天子”。[27] 这个称号看起来像是对“毗伽可汗”一称的汉语意译，因为在汉语中，“解事”就是“理解、聪明”之意。同古突厥语Bilge（毗伽）相似，“天子”同于“可汗”。至于Tardu（达头），其名称有可能并非来自突厥语，含义不明，给人一种感觉，抑或就是对梁师都封号“大度”之音转。在汉籍史乘中，仅此一例。

新建立的唐王朝致力于北中国的稳定，荡平了很多割据势力。梁师都众叛亲离，因担心失去影响力，遂派使节至新立的突厥统治者处罗可汗那里，怂恿其南侵。处罗可汗受其蛊惑，同意南下，并预备了多个方案，只是在最后关头因处罗可汗猝死而作罢。[28] 在唐朝的不断打击之下，梁师都难以自立，被迫投突厥新立君主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寻求避难。在那里，梁师都仿佛发现了处罗可汗对唐朝的敌意，不断地怂恿其袭取中原。但处罗可汗本身地位不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于是，唐朝决意彻底消灭梁师都。628年，梁师都被其叔伯兄弟梁洛仁所杀，随即梁洛仁归顺唐朝。[29]

刘武周和梁师都是在隋唐交替之际由东突厥赐“可汗”封号的，是突厥支持中原割据势力的明显例证。另有中原割据势力刘季真依靠突厥，并自称“突利可汗”，只是不久便加入了刘武周的队伍。[30] 刘季真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叛军势力，然而他却自封为突利可汗。突利可汗是突厥重要称号之一，包括两个在突厥政权中拥有强大力量的小可汗在内，先后有多个突厥首领都用过这个头衔。另一股中原割据势力郭子和（后被唐朝赐姓“李”），将其弟送给突厥充当“质子”，以求获取突厥的支持。[31] 作为突厥的傀儡，郭子和拒绝接受始毕可汗所授“平杨天子”封号，遂被赐予“屋利设”（“屋”为“屈利设”之形讹，“屈利设”乃突厥语Kül Shad的音译）之号。[32] 在本质上言，“平杨”的意义与刘武周的称号“定杨”等义，因为“平”同样有“平定、抚慰”之意。如同刘武周一样，突厥统治者意在暗示郭子和的任务是击灭杨隋政权。郭子和最终接受的是一个较为谦逊的突厥语封号，而同时期的突厥封号很多就含有与之相同的元素。[33] 古突厥语Kül（屈利）为尊称，通常授予少数可汗最亲近的男性亲戚，意味着大权在握。[34] 还有其他多位觊觎皇位者也接受了来自突厥的支持，也同样得到了封号，此类人物有薛举、窦建德、王世充、李轨、高开道。现有资料未明其具体封号，更不知他们是否也被封为“可汗”，《隋书》只是讲到这些人向突厥称臣，并从突厥那里获得封号。前文谈到，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唐朝建立者李渊在致始毕可汗信中不无屈从之语，只是未向突厥称臣而已。[35]

始毕可汗授予刘武周和梁师两人可汗的封号，如果加上突厥授予郭子和的最初封号“平杨可汗”，则为三人。既然突厥灵活的政治结构允许小可汗同大可汗一并存在，我们可以将始毕可汗的行为视作册封小可汗，高度自治但仍需听从他的命令。那时的刘武周和梁师都皆意图将自己塑造成突厥代理人，其行为很清楚，旨在建立中原式王朝，易言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原成为独立统治者，而不仅仅作为突厥的代理人。的确，可汗封号极具灵活性，上述事例中的可汗封号就很圆满。令始毕可汗惬意的是，这些人是其下属，但获得了享有自决权的允诺，这是具有限定性的汉语术语“皇帝”所无法做到的。此外，可汗这个术语能够轻而易举地为内亚（包括中国）的这些归顺者所接受。经过“讨价还价”，突厥君主和中原叛将双方都可以通过表面上灵活多变的关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南面可汗”称号随后也派上了用场。621年，唐高祖接到下属官员情报，言李仲文谋反，确定无疑。报告言及，李仲文已去讨好东突厥统治者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许以“南面可汗”。事情败露，李仲文被处死。[36] 尽管这一任命并未付诸实施，却显示颉利可汗不仅延续着始毕可汗扶植叛军以抵抗中原皇室的策略，而且试图利用隋朝七年前推行过的通过册封以瓦解东突厥汗国的策略。

最终，突厥没能阻止中原的重新统一和强大新王朝的建立。职是之故，突厥支持刘武周、梁师都之属的策略引起人们的蔑视。这种政策用心不一，是短视行为，反映了“突厥权力阶层建构的临界点”。[37] 对突厥用心不一特性的记述史不绝书。我们必须注意到，很多对外政策，尤其是创造性的对外政策，都有其自然形成过程，不能说突厥的对外政策全无新意。有一点很明显，突厥在北中国制造的政治环境，即使没有获得成功，但也是对自己有利的，至少对自己无害。在敌方造成分裂并利用之，的确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上策，是“以夷制夷”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成功，无新意之说不攻自破。此策在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时同样得到运用，630年，通过俘获颉利可汗以迫使东突厥臣服，正是这策略的成功运用。若言这是因为唐太宗熟练地操控了突厥内部的政治，导致东突厥帝国的崩溃和瓦解，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很少有人将唐太宗的政策看作是无新意的。突厥与唐朝，各有自己的盘算，唐太宗力图解除突厥对北方的威胁；而突厥则希望中原局势不稳，以便从那里攫取更多的财富。只有北中国势弱，才不会威胁到突厥的政治稳定。

突厥早期发展阶段恰处中原分裂时代，环境有利于他们的生长；反之，国家统一（隋朝之后），会给突厥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突厥希望回到其国初创时的那种局势，当时，两个拓跋氏王朝鹬蚌相争，突厥则坐收其利，可谓运用自如，而一个统一的中国则不那么容易被利用。因为隋唐之交突厥的政策未达预期目的，故有人判定其政策失误。始毕可汗面对这样的局势时，利用册封和军事力量，采用“以汉制汉”之策，旨在阻止中原（特别是北方）重新统一，这样做，至少可以保证，不管是谁当新天子，都会与始毕可汗关系融洽。如果此策成功，或者因为其他因素北中国未能归于一统，那么，始毕可汗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就该来个换位思考呢？毕竟，由唐朝统一中国并非出自必然。

除上述诸例外，突厥对中原“可汗”的册封还有一次发生于后突厥汗国和武则天时期。由于唐朝的离间，突厥发生内部分裂，于630年被唐太宗击灭。及至682年，东突厥复兴，在内亚广大区域重新树立起他们的权威。在前两任统治者，即骨咄录·颉跌利施可汗（Qutlugh Ilterish Qaghan，682~691年在位）及其弟默啜可汗（Beg Čor Qaghan，691~716年在位）[38] 时期，这个重建的帝国在内亚频繁地发起军事行动，对中原构成威胁。这时的唐朝仍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权，只是其间经历了戏剧性的改朝换代，即唐高宗（649~683年在位）的遗孀，亦即唐高宗的继任者中宗（684年在位）、睿宗（684~690年在位）之母武则天，将其子拉下皇位，改国号为周，并自称“天子”。女皇的统治并未削弱帝国的基础。对其举动，论者颇多，普遍评价是她有效地保持了帝国的强大。但女人当皇帝，在此前的中国，是一件不可想象之事，时局难料，于是，这位新皇帝的正统性问题便骤然被置于风口浪尖上。

在默啜可汗带领下，突厥迅速攻占了北中国。在唐朝措手不及关头，他却突然主动示好中原。武则天于695年封之为左卫大将军和归国公。[39] 女皇派官员阎知微[40] 为使册封默啜为“迁善可汗”。[41] 汉语“迁善”意为通过修德而变得善良。当然，这些封赏在现实政治中意义甚微，默啜从未指挥过武周的兵士；“归国”意在表示“重新拥护[周]王朝”。默啜的“拥护”乃权宜之计，兼具暂时性和妥协性。为奖掖默啜“归国”之举，武则天赏赐其丝绸五千段，双方也中止了敌对关系。

和平局面未持续多久，周王朝便被一系列的军事威胁所困扰。先是吐蕃帝国于695到696年侵犯唐朝；继之，契丹人于696年反叛。默啜出兵勤王，作为回报，女皇赐予他两个新封号，一为“颉跌利施大单于”，一为“立功报国可汗”。两个封号都是混合的，前者既有突厥语，也有汉语，还有令人意外的古匈奴语：“颉跌利施”是突厥语Ilterish的音译，[42] “大”是汉语，“单于”是汉文典籍中对匈奴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相当于古突厥语之“可汗”）。从第一个封号中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朝廷有意标榜他们懂得内亚名号并有操控能力，其中包括遥远历史上有说服力的词汇“单于”。颁授给默啜的第二个封号相当有文艺性，冠名“立功报国”。按照常规，一般只授予汉人，对唐人而言，意味着默啜向女皇武则天臣服。就像此前阎知微奉命册封默啜为“迁善可汗”一样。

默啜利用了契丹的叛乱及其激发的中原危机，以此来增加财富并扩充力量，他向武则天施压，要求割让北方六州及单于都护府管辖之地，并索要谷种、丝绸、农器、铁等物资，同时要求以其女与唐朝皇子联姻。武则天一一照准。这里呈现出一个例证，一位内亚君主老练地应用了汉族“以夷制夷”策略中的“和亲”之术。“和亲”可视作中原王朝支持其统治的明显标志，也会将他置于与中原皇室有姻亲关系的有利地位。698年，武则天派阎知微护送其侄孙武延秀到默啜牙帐迎亲。阎知微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支持这项在朝堂中饱受争议的特殊政策，也因为他与默啜可汗间有着良好关系。但是，默啜拒绝了武则天侄孙武延秀，因为他不是李唐宗室，突厥可汗请求李氏皇子和其女联姻。从这一点看，默啜看得更远。默啜授予阎知微“南面可汗”的封号。“南面可汗”这个混合型封号的封授，意在汉人而非突厥人，因为汉人比突厥人更了解该封号的含义。[43] 默啜裹挟着阎知微入寇河北。武则天——一个敢于创造“新字”并善于改动文字的皇帝——怒而将“默啜”改成了“斩啜”，此可谓又一另类新封号。这种改动既可视作一道命令，又不失为一种预言。默啜的军队蒙受巨大损失，败给了女皇的“天兵”。阎知微被抛弃，由唐兵所获，女皇下令将其处以磔刑，命百官一起向其尸体射箭。阎知微尸身上插满乱箭，如同刺猬一般。武则天还不解恨，又令剔光其肉，挫断其骨，灭其三族。[44] 武则天之凶暴反应表明她并非仅仅将阎知微看作突厥傀儡，而是将其视作卑鄙的卖国贼。“南面可汗”封号，不管阎知微情愿接受与否，对其皇位都是威胁。

没有理由相信默啜会让阎知微成为中原之主，但突厥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无病呻吟，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让女皇处于尴尬地位。默啜大肆制造武则天统治非正统性舆论，冀以引发朝廷内部的动乱。据载，默啜曾致书武则天，言：“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45] 很明显，默啜对阎知微册封的“可汗”与始毕可汗对刘武周、梁师都所册封的“可汗”迥然不同。后两者是未来中原（至少是部分地区）皇帝的潜在势力，但阎知微封号里的“南面”，尽管有阎知微为“中原子民领主”这层含义，实则阎知微只不过扮演了突厥权力结构中小可汗之类的角色，而非未来的天子。尽管如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突厥可汗对封号运用之老道。首先，如前所述，“南面可汗”的封号以前就被用过，614年隋朝曾赐该号与突厥可汗的弟弟，冀以诱发突厥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但未获成功。621年，突厥统治者颉利可汗拟将此号授予李仲文，希望以此动摇新兴唐王朝的基础，同样功败垂成。于是，这个封号便有了历史分量，充斥着敌意，由中原和突厥两方的统治者交错运用，试图在对方的王国内制造分裂。我们不能确定默啜是否知道这些前例，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他达到了预期目的。其次，默啜一定知道武则天皇位是篡夺来的，她改国号为周，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不合正统的。他以反对武周为旗号攻入中国北方地区，并让阎知微参与其中。默啜利用武则天的非正统地位，意在削弱唐军，同时煽动和纠集唐朝境内反对武则天的势力。无论如何，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迫使武则天昭告天下，宣布在她去世后将皇位还给李家。因为只有在发出这样的宣告之后，女皇才有能力召集足够的军队来终止来自突厥的威胁。默啜把正统性这一敏感问题当作利器，虽然一些中国史籍将他的行为视作巧取豪夺，[46]而古突厥语碑铭却声称，他的高尚是和突厥的习惯法是一致的。[47]

突厥统治者册封中原“可汗”之封号，或为突厥语，或为汉语与突厥语的混合体。这些罕见而意义非凡的事例，为政治和区域文化研究开启了一扇窗牖。汉人有追求门当户对的情结，突厥君主妥加利用，通过操控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从这一点上看，其文化能力是不低的。关于突厥历史，很多事情都不能绕过北中国与内亚。自3世纪末以来，这里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词汇变得日益复杂，北中国的文化被融进草原民族文化中，形成一种“混合文化”。[48] 突厥对外政策的形成，与北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个性息息相关。边境上的常规联系，通过不同形式的影响和交流，进一步强化这种复杂性。复杂和多元的边境区域发展，受控于流动的上层文化，这是上述区域历史发展的显着特征之一，[49] 不了解这一重要现象，便不能很好理解突厥和中原王朝之关系。

至于封号本身，术语“可汗”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刘武周或梁师都（不包括阎知微）被突厥统治者平等对待。就像前文所言，可汗的名号可以用以描述独立统治者，也可以用来描述大可汗统辖下的小可汗。有鉴于此，两人都被授予狼头纛和可汗封号，看来，他们都被当作小可汗而非独立统治者，尽管他们看起来有能力去充当独立统治者。可汗名号的分量以及与之相伴的权威不是那么容易被授予的，但对称号本身的理解可存在灵活性。在隋唐之交，突厥从未将如此高贵的封号授予归顺他们的隋朝官员。例如，张长逊曾向突厥寻求保护，但他并非皇位觊觎者，突厥遂授予“割利特勤”称号。[50] 这是地位的象征，“特勤”作为一般的荣誉名号，常授予皇室家族的男性们，多见于突厥政权中，特别是在位可汗的兄弟和儿子们。因此，同授予刘武周和梁师都的可汗名号比起来，特勤的权威性明显较少。

这些中原人被突厥授予可汗名号的历史实例，发生在中原板荡，突厥崛起且力量强大之时。第一期册封事件发生在中原改朝换代的混乱之际，此时大家都有机会成为天子。突厥可以支持某些皇位觊觎者，也可能下赌注支持所有皇位觊觎者，也可以兼而用之，旨在造成中原分裂，以求利益最大化。[51] 实际上，对突厥来说，更谙熟分裂的中国（或北中国）而非统一的中国。在6世纪中期东突厥政权崛起的时候，中华一统还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政治分裂是常态。尽管短暂的隋朝成功地完成了统一，不久便灭亡，中国会走向哪里，谁也无法预知。突厥在混乱中进行了有效的运作，不管结果如何，都尝试着从中获益。突厥会极力阻止强大而统一的王朝（或者是北方中国）形成，因为那样会对他们造成严重的政治挑战。唐朝崛起短短十余年，便将突厥一马扫平，从反面展示出突厥遏制策略的明智。

第二期册封涉及阎知微，发生在武则天废唐改周这一极不寻常的环境中。因为武则天轻视政治和社会规范，使大唐陷入混乱。默啜处于突厥复兴之际，对政治对手女皇武则天阳奉阴违，此政策可谓行之有效。阎知微当皇帝的希望一点都没有，但默啜却封之为“南面可汗”，使之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小丑，引人注目，加上真实的军事力量，默啜从而使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同时削弱了武则天。

东亚中古早期是民族文化交流，从而导致民族融合的时期，也是文化个性形成之时，特别是在北中国和内亚更为明显。“五胡乱华”造成了边境的移动以及在汉代灭亡之后内亚民族大规模向中国北方的迁徙。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来自有着不同民族和文化血统相融合的贵族。作为民族间如此广泛影响的结果，隋唐被看作是具有高度世界性的时期，特别是在安禄山叛乱的8世纪中叶之前。[52]世界大同主义观念势必会对突厥帝国有所濡染。

对中原“可汗”的研究，为认识北中国与内亚混合文化提供了依据。本文主旨不在于说明该区域很多人并不明确自己的身份是突厥人还是汉人（契丹人等等），只是要说明这些有着不同心理与语言的群体，特别是当出现政治问题的时候，会以很多方式与对方交流。世界大同主义被认为是唐朝早期的特征，但并未局限于中原王朝，影响及于周边。同样地，突厥也有着宽阔的视野，会通过有效操控汉语和突厥语的政治手段，协同强势的军队，插手中原政治事务。这些“以汉制汉”的事例，揭橥了突厥统治者精于谋略，善于通过适合自己的策略以扭转对中原的局势。突厥颁授中原的突厥语或“混合语”封号，表明他们已把自己当作北中国和内亚区域复杂文化与政治的标杆。

本文译自《唐学报（T’ang Studies）》第25卷，2007年，第183~202页。作者德罗姆普（Michael R. Drompp）为美国罗德学院（Rhodes College）执行副院长和资深教授，主攻唐代回鹘历史文化，着有《作为唐内亚关系史原始资料的李德裕文集（The Writtings of Li Te-yü as Sources for theHistory of T’ang-Inner Asian Relations）》（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6年）、《唐朝与回鹘帝国的崩溃（Tang China and Collapse of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莱顿，2005年）等。

译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博士，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李阳（1990- ），河北保定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1]余英时（Ying-shihYü）：《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中国与游牧民经济关系结构研究（Trade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Relations）》，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4~15页。参见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和它的宿敌——东亚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兴起（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Power in East Asia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204页。对晁错一生的叙述，见劳惟一（Michael Loewe）：《秦朝、西汉和新莾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4年）传记辞典（A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 221BC-AD24）》，莱顿：布里尔，2000年，第27~29页。

[2] 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中国与游牧民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15~16页。笔者倾向于用第二种政策作为“分而治之”的方式，但至少在很多实例里，它给中原人带来了太多的机会。中国战略家大多是利用现有的分裂而不是制造新的分裂。

[3] 林恩显在论述突厥插手中原王朝政治斗争时，提出了这个术语，见《突厥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70~272页。

[4] 这一论点可从下列事例中得到实证：534年，北中国分裂为两个王朝，互相对抗，有利于突厥推翻柔然的霸主地位而建立自己的政权。见德罗姆普：《内亚帝国的形成：6世纪到9世纪的早期突厥帝国（6世纪到9世纪）》（Imperial StateFormation in Inner Asia: The Early Turkic Empires 6 to 9 Centuries）》，《匈牙利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58卷，2005年，第103~104页。

[5] 该名称之古突厥语形式已无从知晓，汉语写作“他钵”，汉籍史料多见。另外，在6世纪晚期的布谷特碑中还可见到粟特语写法，遗憾的是，到底应读作Taspar还是Tatpar，至今无法确定。见于克里亚什托尔内（S. G. Kljaštornj）、利夫希茨（V. A. Livšic）《布古特碑粟特碑铭补证（The Sogdian Inionof Bugut Revised）》，《东方学报》第26卷，1972年，第73~74和86页。又见森安孝夫和敖其尔（Ayuda Ochir）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报告》，大阪：中央亚细亚学研究会，1999年，第122~125页。

[6]《周书》卷50，第911页（本文所引二十四史皆为中华书局标点本，下不另注）。“儿”这个词的使用，似乎暗示他钵可汗视自己的地位高于两个寻求他帮助的拓跋氏君主。亦有反对如此解释的论点，请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6~88页。

[7] 对这一问题的全局概述，见潘以红（Pan Yihong）：《天子与天可汗——隋唐中国及其邻邦（Son of Heaven and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贝灵汉：西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所，1997年，第100~132页。

[8]《隋书》卷84，第1872~1873页。

[9]《旧唐书》卷194，第5153页。

[10] 对有关事例的研究见德罗姆普：《唐朝和回鹘帝国的崩溃（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莱顿：布里尔，2000年，第159~195页。

[11]塔拉特·提肯（Talāt Tekin）：《鄂尔浑突厥语语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232~233、237、245、250页（用于称呼中原皇帝，写作桃花石汗）；第234、236~237、243、246~247、250~251页（用于称呼突骑施可汗）；第234、235、237页（用于称呼黠戛斯可汗）；第237页（用于称呼吐蕃赞普）。

[12]杜佑：《通典》卷197，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68页。多种情况下，古突厥语böri之汉语记音为“步利”或“步离”，而非“附邻”。

[13]《周书》卷50，第912页；《北齐书》卷13，第156~157页。

[14]《旧唐书》卷194上，第5194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5878页。这里的处罗可汗和早期西突厥的一位可汗（603~611年在位）同名，请不要混为一谈。

[15] 最好的例证即是630年取得“天可汗”尊号的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有关论述见潘以红：《天子与天可汗——隋唐中国及其邻邦》，第179~183页。鲜为人知的“莫缘可汗”称号，乃突厥启民可汗呈奉给隋文帝（581~604年在位）的尊号，见《隋书》卷84，第1873~1874页。对此称号的解释，见刘茂才（Liu Mau-tsai）：《东突厥史料（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ost-turken (t'u-kue)）》第2卷，威斯巴登：德国出版公司，1958年，第535页注336。又见护雅夫：《突厥启民可汗之上表文》，《东洋学报》第48卷第1号，1965年，第51~53页。

[16]《资治通鉴》卷188，第5878和5896页。

[17] 刘武周传见《旧唐书》卷55，第2252~2255页；《新唐书》卷86，第3711~3713页；《资治通鉴》卷183，第5718~5719、5723~5724页；卷188，第5882~5883页。这里所论皆基于上述史料。

[18]《资治通鉴》言“杨”为“杨州”。但是，“杨州”一词无解，且笔者发现当时并没有唤作“杨州”的地方，所以，这种解释极成问题。据温大雅记述，唐朝建立时刘武周也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温大雅未将该称谓和突厥联系起来，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页。虽然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但将“杨”字解释隋朝国姓，截至目前，应是最有说服力的。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164页。

[19] 这段独特神话见于丹尼斯·西诺（DenisSinor）：《突厥的起源传说（TheLegendary Origin of theTürks）》，载热嘎斯（Egle VictoriaŽygas）与沃尔黑斯（Peter Voorheis）共编：《民俗研究——沃依纳斯纪念文集（Folklorica:Festschrift for Felix J. Oinas）》，布卢明顿：内亚研究所，1982年，第223~257页。狼头纛同样被回鹘所沿用。回鹘是8世纪中期在蒙古高原崛起的突厥语民族之一，在推翻突厥帝国后建立了漠北回鹘汗国。见《新唐书》卷217上，第6155页。

[20]《旧唐书》卷55，第2253页。又见《新唐书》卷86，第3712页。

[21]《资治通鉴》卷183，第5724页。

[22]《旧唐书》卷55，第2254~2255页；《资治通鉴》卷188，第5882~5883页。早期史料言刘武周的叛乱持续了六年，被处死于622年左右。后期史料则推测刘武周亡于620年。

[23] 梁都师传见《旧唐书》卷56，第2280 ~2281页和《新唐书》卷87，第3730~3731页。

[24]《旧唐书》卷56，第2280页。

[25] 见沙畹（É.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巴黎，1903年，第100、362页。这个称呼在汉文史籍中有多种写法，最典型的是“达头”。

[26]《旧唐书》卷56，第2280页。

[27]《资治通鉴》卷183，第5724页；《新唐书》卷87，第3730页。

[28]《旧唐书》卷56，第2280页。

[29]《旧唐书》卷56，第2281页；《资治通鉴》卷192，第6050页。

[30] 刘季真传见《旧唐书》卷56，第2281~2282页；《新唐书》卷87，第3732页。

[31] 郭子和传见《旧唐书》卷56，第2282~2283页；《新唐书》卷92，第3804页。《旧唐书》言郭子和将其子送往突厥充当人质，但二书都明言，当郭子和的行为冒犯了突厥时，被处罗可汗下狱的是郭子和的弟弟。

[32]《资治通鉴》卷183，第5724页。

[33]克劳森（GerardClauson）：《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辞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72年，第715页。

[34] 克劳森：《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辞典》，第866页。

[35]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7页。参见潘以红：《天子与天可汗——隋唐中国及其邻邦》，第169~171页。

[36]《资治通鉴》卷188，第5904页。

[37] 安德鲁·艾森伯格（Andrew Eisenberg）：《中古北亚政权的战争和政治稳定（Warfare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dieva l North Asian Regimes）》，《通报（T'oung Pao）》第83期，1997年，第318~320页。

[38] 默啜见于汉文史籍，可能为古突厥语Beg Čor的音译。Čor在突厥语中为敬词，见克劳森：《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辞典》，第427~428页。

[39]《旧唐书》卷194上，第5168页。

[40] 阎知微的简要传记见于《旧唐书》卷77，第2679~2680页及《新唐书》卷100，第3942页。

[41]《新唐书》卷215上，第6045页。本卷所载一系列战事数量略有出入。三个封号都赐予默啜，以表彰他在女皇对契丹的战争中勤王有功。又见《资治通鉴》卷205，第6510页。

[42]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25页。颉跌利施（Ilterish）见于8世纪古突厥语碑铭，是突厥第一任君主称号。

[43] 这在阎知微传记中记载明确，见《新唐书》卷100，第3942页。

[44] 这些事件见于《资治通鉴》卷206，第6530~6531、6537页；《旧唐书》卷194上，第5168~5169页。欧阳修称阎知微是从突厥中逃出的，和被遣返的说法有矛盾。见于《新唐书》卷100，第3942页。

[45]《资治通鉴》卷206，第6531页。

[46] 例证见于《旧唐书》卷194上，第5168页及《新唐书》卷215上，第6045页。

[47] 塔拉特·提肯：《鄂尔浑突厥语语法》，第234、266页。

[48] 赖特（F. Wright）：《隋朝（The Sui Dynasty）》，载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of China）》第3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49] 参见查尔斯·霍尔科姆（Charles Holcombe）：《东亚的起源，从公元前221年到906年（TheGenesis of East Asia, 221 B. C. - A. D. 907）》，檀香山：亚洲研究协会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144页。霍尔科姆不仅揭示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也揭示了伴随此过程的民族与文化冲突。

[50]《隋书》卷57，第2301页。汉语“割利”可能来自古突厥语qari，意为“老”，这里表示“高龄”，为礼貌性词汇。参见克劳森：《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辞典》，第644页。

[51] 参见安德鲁·艾森伯格：《中古北亚政权的战争和政治稳定》，第318~320页。文中指出突厥的政策应该视为一种“分而治之”。

编按：译文原刊《河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18~27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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