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四书生四十年祭

来源: 孤冷的思享者

从维熙中国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昔日被流放于东西南北中的文化囚徒，平反归来重新聚首之后，剧作家杜高对我说起1970年他浪迹南京时的一件往事。一天，他走在大街上，见一辆押往刑场的囚车匆匆而过，他驻足观看街上的布告，才知拉往刑场的囚徒中，有与我们一起劳改过的三个老右。他们的名字是：姚祖彝、王同竹、孙本乔。笔者曾为此在南京报纸发表《金陵寻梦》一文，寻找几个殉难者的历史真迹。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南京读者告诉我，另一老右陆鲁山，因其与被处决的三个苦难书生有说不清的关系，也在同年遭遇了灭顶之灾。呜呼！这四颗苦难冤魂，都与我在同一个大炕上睡过觉，在同一块土地上劳改过，因而当2010年来临——四书生离世四十周年之际，难以平复的历史伤痛，让笔者提起笔来，为这四个难友留下真实的灵魂写照。历史不能忘却，这不是一句空话，无论是月圆的欢歌和月残的悲歌，都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形影；报喜更要报忧，才是真正的求真务实，才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成长……

1970～2010年，时间已经跨越了四十个年头了。在1970年文革的“一打三反”期间，知识分子中的受难群体，受到了生命中最为严酷的煎熬。

我是在这年被戴上手铐的，上厕所无法自理，还得让同号为我擦屁股，可谓丢掉了一切自尊；去了新疆劳改的老地下党员陈野，是在这一年接受赤脚走蒺藜狗子的惩处，满脚血痕累累之后，被吊在房梁上打，一直打到他蹿了稀屎汤子为止；也是地下党员的张沪这年在曲沃服了敌敌畏，想奔天堂而未果，棺材板都钉好了，她又从阴曹地府还了阳；老革命加老书生朱希，这一年在长治被判为死刑，而自己竟浑然不知，多亏林彪早于处决他坠机温都尔汗，不然他将因反林彪而被枪决于晋阳大地……尽管，这几个都是右派群体中的不幸儿，但是对比起在这一年先后被以反革命罪处决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乔、陆鲁山四个右派来说，还属幸运儿之列——因为不管前者承受了多么大的时代高压，但毕竟活了下来，笔者言及的四个老右，可谓悲情之最。他们在这一年被处决在南京的刑场，倒在了昔日雨花台烈士殉难的圣土，不仅增加了雨花台浓浓的血色，还给后来人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叩问：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这般厄运？

在我的劳改生涯中，曾有幸与这四个同类为伍。姚祖彝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在外贸部工作时马失前蹄；王同竹毕业于武汉大学俄语系，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剩下的孙本乔和陆鲁山，分别是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农机大学的学生，他俩是没有完成学业就被戴上一顶右字号铁帽，送进了劳改队里来了。该怎么叙说这段往事呢，让我先从年纪最大的姚祖彝落墨吧。

哭祖彝

记得，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之初在团河农场劳改时，我们曾被勒令修建一个人工湖，几百个赤背裸胸的老右，在方圆二百多米的平地上挖土造湖。当时，精通英语的姚祖彝，负责为工地挑着水桶送水、并兼顾打扫驻地卫生，他虽年长我几岁，不仅身上没有老气，反而学生气十足。记得，挖湖人在劳动的间隙喝水时，我曾看见他躲在树荫之下，偷偷翻看外语辞典。那本书虽然很厚，但体积很小，可以随时装进口兜，以逃脱专政的视线。这在劳改队的大染缸中，称得上一奇：人都掉进井里了，耳朵还挂得住？倒是有苦中作乐的同类，拿一些儿童看的连环画册打发日子，在几百名右字号的同类中，也不乏英语的顶尖之材，如曾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祖慰和新华社专事英语作的刘乃元、杜友良，他们似乎都告别了自已昔日的专业，专心致意地进入被改造的角色，姚祖彝与他们不同，他的生命指针，似仍在沿着自已定向的罗盘运转。

为此，我曾询及过他：“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你不累吗？”

他很清淡地回答：“现在读ABC，可以转移痛苦；我想总不能改造一辈子吧，外语这东西不比中文，一日丢下就难再拾起来了。”

从他的冋答中，我似乎觉察到他心里还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憧憬着未来的某一天，能重回他的外贸部，干他熟悉的工作。知识分子天生爱做梦，在姚祖彝身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这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之外，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人。当时正值大饥饿年代的尾声，集中到这里的右派，一些没有家庭探视的老右，在饥饿年代留下的饥饿后遗症，还像影子一样紧紧追随着他们。记得，钢铁学院来的大肚汉徐继和以及骨瘦如柴、当过人民教师刘岳，毎天收工之后，便环绕着伙房乱转，他们难以割舍胡吃海塞的积习，常常捡些菜帮、菜叶一类的东西往嘴里塞。那镜头不仅丢尽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清高，说得更形象一点，就像旧社会的瘪三和乞丐，两只眼睛的视力，总在搜寻街头巷尾的西瓜皮那般，寻找着可以装进肚皮里的食物。

姚祖彝因为负责清洁卫生，这些被伙房扔出来的东西，属于姚祖彝清理卫生的范围，因而无法避免与他们发生接触。他先是用大道理劝阻这些肚饥的人，不要胡吃海塞，吃了不干不净的东西，得了病还得到公安医院云云，后来当他发现劝说失效之后，另一种人道情怀便油然而生：就借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伙房择下来当垃圾处理的菜帮和菜叶，用自来水洗净收藏起来，留给几个永不知什么叫饱的饥饿号充饥。

有一天，他正在干着这种十分埋汰活儿的时候，被劳改队的高元松队长看见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姚语塞了半天，只好说出实情。

“他们粮食定量不够吃吗？”

“现在，虽然比在别的农场粮食定量高了，但有些人还是不够吃。”姚老实地回答队长询问之后，出于人道情怀，话锋一转，提出了他的臆想，“既然高队长您问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有损于专政机构的形象，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再给他们加点‘钢’。”

“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特殊角落，是粮食的代称。姚祖彝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对执行专政任务的劳改干部提出这样的意见，尽管口气十分婉转，但内心还是捏着一把汗的，因为这等于变相对执行专政的机构，提出增加粮食定量的请求。是命运使然？还是凭着他的聪明，选对了诉说的庙门？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听了他这番话的队长高元松（绰号高善人），不但没有批评姚祖彝的请命之举，还把他的话逐级上报，场部领导居然破例给右派队里每人每月增加了二斤粮食定量。记得，在宣布这一消息时，那几个饥汉手舞足蹈，但是谁也不知道此事的渊源，在于姚祖彝那颗悲悯人生的心。

直到一个星期天，我和姚祖彝同在院子里洗衣服，闲聊时他才向我低语了这件事。说实话，我当时对此事也并不完全信实。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人道心肠似乎可以理解，但是会不会“下里巴人”地去为几个饥汉清洗烂菜，并为此向“高善人”请命，是个待解的问号。我每天出工在外，不知监号院子里的事情，为此事，我特意到伙房去询问炊事人员，虽然得到了他们的证实，我还是觉得像“天方夜谭”，直到有一次高队长召开右派开会，在会上公开表扬∫姚祖彝打扫生尽职尽责之余，还关心别人生活之后，我才开始对姚祖彝有所认识。

我和他住的屋子，只有一墙之隔。在炎热的夏日，为躲避屋子里的闷热，晚饭大都端到院子里来吃，我看见他把自分到的窝窝头，送给石油学院来的大肚汉刘士康吃，当刘推让时，姚祖彝说他的理由是：我干的是往工地送水的活儿，比你们流汗少。有一天，我吃饭时与他坐在一起，他突然用勺子往我窝窝头上抹上了一块黄黄的东西。我定睛细看，才发现那是一块黄油，我没有询问他何以会有这种高级营养品，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这人间罕见之物的，一定是家中非常富有之人。事实证明我推论的绝对正确，后来我知道这是他的家人，从南方邮寄到劳改队的。继而，我知道了他的老家在浙江，属于书香门第出身，由于与我的家庭出身近似，彼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触。

记得，有一天我俩闲聊时，他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从文？这个行当自古就多灾多难！”

我说：“可能与家庭影响有关，叔叔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少年时代我读过他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的‘十四行诗’。”

“你父亲呢？”

“他毕业于老北洋大学，学的是机械和采矿。”我说，“可惜的是，他思想激进，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年轻时就被国民党关进监狱，肺病发作而亡。”

他说：“我和你的情状太近似了，家里过去还拿出钱来，支援过‘地下党’的活动，可是现在……”

“别说了。”

我们的闲谈因涉及了反右，便像受了电击那般谈话立刻中止。虽然，我们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反右的不解，但从不影响劳动表现。有一天，他挑着热开水到挖湖工地上时，还没有到劳动的休息时间。他放下水桶，就到工地上来挥锹挖土，当时正逢抬土的打擂比赛、看谁的肩膀最能负重。我刚刚压断了一根扁担，他就推开了我，并在筐绳中间插进去一条新扁担。由于在右派群体眼里，他并非正常的劳动力之故，几百双老右的视线，都投向了他的身上。很遗憾，他根本没能抬起那三四百斤重的泥筐，虽然他失败了，人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之所以如此，因为他并非劳动的正规军，能主动请缨来“力拔山兮”，足以证明他心中的火焰，并没熄灭。

当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大炕上学习时，我向他耳语说：

“你体力不行，今后千万别干力不从心的活儿。”

他小声回答说：“我常常这么想，应该多给国家添砖加瓦。但是我要声明一点，绝不是出于赎罪之心，我们没有罪可赎，完全是对民族的一腔赤子之情。”

我相信他的真诚。后来我们被分散到各个劳改队去了，他激于满腔血热，在新疆劳改单位来人，动员无家室牵连的人，去新疆开垦边疆，他应征到西北边陲去了。我和他再也没有相见之机缘，但他对我倾吐的肺腑之言，我始终牢记于心，这样一个清纯诚实的学子，被划成右派已然是时代的悲情，到了1970年，怎么会被拉向了死亡的刑场呢？！

在历史跨过去三十多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西山脚下的一个公寓，碰到了中国文化部原电影局局长、诗人石方禹和他的夫人卢粹持女士，他们夫妇俩昔日也是从燕京大

学毕业的学生。他们曾读了我的《走向混沌》，在谈起这部书的时候，便谈起了姚祖彝之死，尽管其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但这俩燕大校友，都为之感叹不已。方禹夫妇当时虽然和他读的并不是一个系，但姚祖彝其人，他们还是知其一二的。他当时给方禹夫妇留下的印象，是个清高而正派的学子。为了让我知道他更多的情况，石方禹的夫人，还特意用快递给我送来《燕京大学校友纪念专刊》。校刊封面印有“雄哉！壮哉！燕京大学”题字和校园内未明湖畔林木深深的图片，其中在有关姚祖的条幅里，留下如是的几行文字：

姚祖彝，浙江余杭人，1927年生，1946年入学，1950年毕业于经济系。曾在1949～1950年上半年任燕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工作后，历尽艰难，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含恨逝世。殁年不详。

在简介之前，还印有一张姚祖彝风华正茂的半身照片：他身着深色西装，眉宇之间飞溢出一股英爽之气。他两眼的目光，没有射向天空，而是向下凝望。在这座当年的洋学府，心比天高的学者雅士，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是谷子地里的高粱，但是姚祖彝的肖像气质平和，两眼在向下凝视。难道这个时候，心怀报国之志的他，就在寻觅地狱之门？抑或是冥冥中的地狱之神，在预示着他并不美好的未来呢？

北京城是1948年冬解放的。姚祖彝在解放后，就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一职，这不是已然为他的青年时代定位了。如果不是对新中国的满腔血热，他当时是不会成为燕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在燕京大学的骄子是学经济的，英语又是他的特长，可惜他生不逢时，如果他晚落生二十年，在改革年代里不正是他大展才华的时候吗？但是人不能选择出生的年月，他赶上了中国历史的蛮荒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像风中的树叶，完全没有自主生活的权利。

据难友告知，他是在他上海姐姐家中被抓走的。当时，虽然是文革的混乱年代，他也未能预料到这一走，就是与人世永别。因而，他当时还对他的姐姐说：“过些天，我再来看你！”呜呼！他就这么走上了死亡之旅。侥幸活过了那个年代的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向你地下的亡魂致哀！

祭同竹

王同竹君的脸虽然不失为清秀，但眉宇间深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楚。从这张遗像上，我们不难看出他有着苦涩的学生时代。我和他有缘在一度时间内成为在劳改队中的难友，除了命运的近似之外，对文学的爱好，当了我们的“红娘”——在众多右派同类中，他是有过作品问世的。

远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时，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当时，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要来华访问，报纸副刊要配发一篇有关这位铁血元帅在二战时的有关事迹。记得，在副刊召开编务会议的时候，负责翻译作品的老编辑，提到在编译局工作的王同竹的名字。不久，我在副刊上读到占了大半个版面的王同竹的译作《铁甲列车》（笔名王竹），当时觉得此人文笔流畅，是个才子型的译者，但是未曾谋面。“不是冤家不聚首”，我做梦也想不到1960年在大墙之内，我们同时成了同一个铁瓮之囚。

记得，我和他初次见面时，是在编织“作茧自缚”的铁丝网。由于牢房人满为患，几百名老右初到这个地方时，住的房子是过去监狱的狱警养警犬的狗舍，与田野间隔，因而我们需要为我们下榻的监号，编织与外界隔绝的铁丝网。其实我与王同竹不在一个小队，但是他抱着一捆带刺的铁丝，居然走到我旁边来∫，并说：

“你是从维熙，我给你打下手吧！”

我非常吃惊。这倒不是因为他道出了我的字号，而是出于对他的陌生。因而我说：“你不是我们小队的人吧？串队干活是违反纪律的。”

“你应当知道我，一定知道我。”他自报姓名说，“我是《铁甲列车》的译者王同竹……”

这个名字，一下把我和他的距离拉近了。但我还是心存障碍，不敢把他留在我的身边干活，因为劳改队长正站在院子中央，监督着我们编织铁丝围墙的劳动。他似乎看出我的心绪，低声地为我解疑说：“初来乍到，队长还认不出来张三和李四，你顾虑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是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不害怕，我则感到不是一个劳改小队的人，越过队界来找我一块儿干活（实为聊天），容易引发事端，所以我当天还是给他泼了盆冷水：“日子长着哩，我们有时间再聊吧！”他显得十分无奈，只好抱着那捆铁丝无声地离开了我。

这是在劳改队中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敢于跨越樊篱的同类。为了这次的失礼，我内心难过了很久，并决心弥补上我的心理失衡，便在一次出工的路途上，我走到他的身侧，对他说：“请原谅那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怕引火烧身。”他说：“我这个人太感情质了，事后我也考虑到了我的失态，你是对的。”从这天之后，我和他常常在出收工的路上，彼此走在一起低声倾吐心声。之所以如此，因为在几百号人行进的队伍中，我们走在一起，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记得，他给我印象最为深邃的，莫过于他痛苦的学生时代了。他从小热爱文学，在湖北襄阳中学读高中时，与他的弟弟王同策便在学校里编辑一块名为《晨曦》的墙报。同时他个人在《湖北文艺》、《工人文艺》等文学刊物上，开始发表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热爱新中国，并决心为她高歌一生的。但是这时，一件对他致命的打击不期而至：他在学校当老师的爸爸，因历史问题被抓走后枪决于刑场。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被押送还乡，城市里只剩下他和弟弟——可能学校出于两兄弟表现还不错的缘故，让他们留在学校读书。年仅十八岁的他，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思想和感情的磨砺：第一，父子的血缘感情，不是挥刀就能立刻斩断的，但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他相信政府对他父亲的处理是有依据的，但是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第二，离开父母后，他和弟弟没有了经济依靠，如何继续学业成了棘手的问题。王同竹是这样描绘当时的困顿生活的：“我和弟弟上课之余，帮人干活打工，不够糊口时便靠向亲友赊借，充填饥肠辘辘的肚子。”当然，填不饱肚子是经常的事情，他便和弟弟到街头菜场捡拾些菜叶菜头一类的东西，煮熟代替粮食充饥。事隔多年之后，王同竹当年的一位女同学、今天武汉第十四中学退休的高级语文教师夏顺萌着文回忆说：

在1952年初春的一个下午，他从我门前走过，曾有气无力地嗫嚅地对我说：“你……有饭吗？给我一点好吗？”我立刻意识到向一个不太熟悉的女同学开口讨饭吃，生活一定到了无奈的地步。我当即点头表示同意，让他走进我的家。其实我当时的生存条件，不比他好多少，仅有半碗米饭当作晚餐。但是看他那个模样，我顾不得这些了，便到乱柴堆里翻出一个糠了心的萝卜，切好放在锅里和米饭一块儿炒给他吃。等他吃过饭，把碗还给我时，我看见他的胳膊细如竹竿，一套黑布棉衣裤，薄如麻片……

这是当年对他充满同情心的女同学，描绘出的高中时代王同竹的一幅肖像。但是王同竹没有被艰辛的生活压倒，凭着他性格中的坚毅，走过了他乞讨般的高中生活。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高中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取了武汉大学俄语系，抒写了一首他个人的苦难童话。在武汉大学由于其口语出众，不仅深受俄罗斯籍教授的喜欢，他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就常常被武汉外事部门调去当俄语翻译。王同竹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后就被调入北京马列编译局工作。一个受了许多苦难的湖北娃子，做梦也没想到会来北京，但是他当真步入了首都。

“在我看来，这是飞天。我觉得学生时代的噩梦已然结束了。因而在马列编译局，拼命地工作。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译作《铁甲列车》，就是我的成果之一。”他说，“除此之外，此时爱情也向我飞来。我和一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来自西藏的姑娘相爱了。不仅圆了我的爱情梦想，还连我的文学梦一齐圆了——我和她一起把西藏的童话《公主与铁匠》和《美女的心愿》编译成汉语，在《民间文艺》上发表……”

王同竹对我回叙这一段青春往事时，是在周日的休息时间。我们彼此交心的地点，选择了院子的自来水下水池旁边——他洗他的衣服，我洗我散发着汗臭的被单。在我记忆中，那是他最为欢快的时刻，哗啦啦的流水声中，夹杂着他的欢声笑语。之所以记忆得如此清晰，因为中间发生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他洗上衣时，口兜里装着的那个与他结为连理的藏族姑娘的照片，差点儿被他揉搓成碎片。多亏发现得早，他匆忙地将浸了水的妻子照片，从湿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因而我有缘看了一眼他的妻子的形影。这个镜头让我终生难忘，身着藏装的美丽姑娘的影像，虽然被揉成几道褶皱，但当他把照片抚平之后，我还是清晰地看到她那清秀的面容。

“你真是福气不小，家里有这么一位等着你，你改造中该有动力了！”劳改队中难得有片刻的快慰，我开他的玩笑说，“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足矣，我祝贺你有这样一位佳丽相伴！”

他背过身去，没有回答。我以为他是逃避我的目光，借机把那张沾水的照片装进口兜。可是我想错了，当他重新回过身来，把目光对准我的时候，两只眼睛里涌出泪水。不用他解释，我也能猜出个大概来了：许多家庭，因为其中出了个右派祸水而解体，王同竹大概也没能逃脱这个时代的定律，很可能已然你东我西了。我无意间说出的那句祝愿的话，正好扎在他的心灵伤痛之处，为此我连连向他道歉，从而更深层里了解到凡是来到囚瓮里的人，心里都揣有一本苦难经文。为了转移他的精神，我开始和他说俄国文学中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他到底是性情中人，用自来水洗了把脸后，对我实言了至今还心悸的镜头：¨一天，我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从家里带走。情急之下，她追了出来，一步踩空了，从楼梯上滑落了下来，致使已然怀孕几个月的娃儿，因为妻子坠楼而流产。”他说他所以保留下她的照片，是寄托对她的内疚和怀念——他甜美的家，早被1957年的那场强台风，撕成碎片了。

我虽然安慰了他一番，自知我的言语是无力的。尽管如此，我从王同竹的身上，看见了知识分子难以言喻的悲哀。也许正是这个诱因，我和他的接触渐渐多∫起来。我们悄声地谈论社会的畸形，评说时代文学的贫血。记得，谈到文学时我们议论最多的是浩然，觉得他虽然生活朴素，但是似乎得了“目盲”，大饥饿年代的中国，明明饿死了成千上万的庶民百姓，他居然写出了《金光大道》一书，真是知识分子的良心被狗吃了。这是我们交谈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身在囚瓮之中，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身份，而对国家丧失青年人的热情。按着劳改队的惯例，每到各种节日，都要鸴歌燕舞一番，因为我过去头上戴过青年作家的桂冠，因而无可逃避地要按着队长的指点，编写个节目什么的。1962年的国庆前夕，我又接受了一个光荣任务，写篇诗歌在会上朗诵，我说我口齿不清，建议队长让王同竹担任该诗的朗诵，推荐的理由十分充足：他多才多艺，不仅会拉手风琴，而且有一副好嗓子。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在我的往事库存中，留下了与王同竹合作的记忆。

他的认真态度，让我吃惊。劳改队长为了让我们的演出成功，特意给了我们一天的时间，让我们排练。在空荡荡的监舍中（别人都去劳动了），他反反复复吟诵这首诗歌之余，还不断地修改诗中的个别段落。我提醒他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写的这首狗屁歪诗，不值得他那么投入。但是他反驳我说：“谁让你推荐我登台呢，我是个完美主义者。要么不干，干就得干出个名堂来。”我依了他，并为他去食堂打饭，以节约他的时间。记得在排练时，他的铿锵有力的声音，惊动了在院子里打扫卫生的姚祖彝，他隔着窗玻璃为王同竹鼓掌叫好之余，还高声询问王同竹说：“喂！你是不是当过演员？凭这水平，就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也会获得满堂彩声。真的！”

姚祖彝这一句助兴的话，却使王同竹顿时失音。

我说：“你怎么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那儿是天堂，这儿是劳改队。”

“真是一个敏感的文学坯子。”我说，“你是不是想撂挑子不干了？”

他端起水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凉开水，用袖口一抹嘴巴说：“谁让咱们生不逢时，赶上个反右呢，不然的话，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也怨我们老祖宗屈原，给我们留下到自投汨罗江时，仍然热爱楚国一草一木的相思传统。谁让我是他的子孙呢！哎——”

他长叹了一声之后，又附加了几句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

尽管我经受了

许多磨难和屈辱

黄土地啊

我是你根上的叶

无法割舍

叶对根的依恋

我为他的诗外诗而动情地鼓掌。

姚祖彝隔着窗子连连喊道：“好——好——”

这个排练中的小小插曲，让我永生难忘。因为它不仅是王同竹的精神自白，也是这个受难群体，在那个年代的一幅集体肖像——那就是尽管沉沦为囚，但仍然斩不断与国家民族的苦恋与相思。

到了10月1日的晚上，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生怕他哪根神经闹妖，再来一次突然失语，那可就砸锅了。在国庆节这个关口上，如果他突然中断他的朗诵，那将不是生活问题，而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我的担心相反，他在大队部搭起的舞台上，朗诵得十分放松；不仅劳改队的成员们为他鼓掌，就连坐在前排的队长们也混淆了阶级界线，情不自禁地为他的演出拍起手来。

这是王同竹人生命运线中的高峰时期，不仅让近千名劳改人员知道有个多才多艺的王同竹，就连监管干部，也知道劳改的右派群体中藏龙卧虎。这是我与王同竹一次难忘的合作，也是我们欢乐的顶峰。时隔不久，我和他先后被解除劳动教养，身份从“大劳改”升格为“二劳改”。我去农场的百亩桃园，他到农场的千亩葡萄园去劳动——我们从此劳燕分飞，各去了各的巢穴。虽然彼此不住在一起了，但由于桃园与葡萄园仅有咫尺之遥，有时还能匆匆地见上一面。大概是到了1965年夏天，我和他在一个商店里不期而遇，他和我咬耳朵说：“我问你个新闻，听说潘汉年曾在桃园附近软禁，你听说没有？”我说：“有这么回事，他常在桃园对面的小河坡上垂钓，总是空竿而回。”他说：“你怎么没找老头子聊聊？”我说：“我们是普通劳改犯，他是特殊的劳改犯，楚河汉界怎么可以随便跨越？”他立刻认真地询问我说：“他住在桃园旁边的哪座楼？”我开他的玩笑说：“你真是又一次生不逢时，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了！老人去了哪儿，只有公安部知道。”他狠狠地捶∫我一拳：“真是孬种，要是我早就……”他的话虽然没有说完，我已然揣测出的他的意思：他要是在桃园劳动，早就与潘汉年老人结识了。

当时，我没有特别在意他的这段话，只是感到他生命中，潜藏着一种的突破羁绊的力量。这与我们初到这个劳改驿站时，他抱着用以“作茧自缚”的铁丝，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出自于同一生活理念：既然活着，就要敢于突破羁绊。记得，文革开始之后的1966年炎夏，新疆劳改系统来农场招募去新疆支边的劳动人员。其条件十分优厚：凡是去那儿垦荒的成员，经过一段劳动之后，都可以改变政治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面对“由鬼变人”的巨大诱惑，相当多的老右报名参加到去新疆的行列，王同竹又是走在支边队伍前面的一个。事后，据与他同去新疆并在同一劳改队里的难友哈长林在信中告诉我，面对大沙漠，他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学起了维吾尔语。之所以如此，王同竹想扎根边陲，在那儿干出成绩，写出新疆的诗章来。纵观王同竹的一系列行为，都表明他是个热血男儿，放在哪儿都是能发光的金子。

但是事与愿违，去农场招募支边人的许诺，没有得到任何兑现不说，对于去到那儿开垦沙漠的受难知识分子，还任意凌辱。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让曾是老地下党的陈野，赤着脚板在撒满蒺藜的道上跑步，然后吊在房梁上抽打，直打到陈野顺着肛门蹿岀稀屎汤子为止。此事件发生之后，在右派群体中掀起轩然大波，许多劳改支队中的右派，都准备逃离这块“山高皇帝远”的沙漠。随着成为真正公民的企盼完全落空，王同竹就是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刻，与孙本乔一块儿逃离新疆的。临行前夕，王同竹找到哈长林，问他是否也一起离开这块令人伤痛的土地，哈长林与来自矿院的于立仁、清华大学来的张逢甲，商量了一下，觉得文化大革命一团乱，跑到哪儿都不安全，还是静观之后再说。哈长林在信中这样写道：“真是命运不该我死，我决定留在新疆，如果我随着他们去了南京，那么被枪决的名单中，便又多了我一个倒霉蛋。”他的信上接着写道：王同竹离开新疆的当天早上，天下着霏霏细雨。傍午时分，哈长林正在田里干活的时候，王同竹、孙本乔与一个并非右派同类、名叫陈仪刚的上海人，一起经过他的身旁。王同竹朝他笑笑，以示告别，哈长林还以微笑，算是对他们的送别。哈长林没有想到，这是他们诀别的微笑，那天飘落的小雨，竟然是老天为之而哭的泪雨。

王同竹和孙本乔一行，离开新疆后先到王同竹的湖北老家，想在农村以务农为生，但到了老家的第二天，胳膊上戴着红箍的人，对他们进行了盘査。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另找落脚之地，孙本乔生在南京的外祖母家，便从湖北调头去了南京，在这座古城里隐居下来，谋求生存之计。据家住在上海、原北京矿业学院学生卓景星告诉我，王同竹于1969年底从南京到上海时，曾夜宿在他的家里，王同竹说他和孙本乔以及后来也逃到南京的姚祖彝、陆鲁山，为了谋生，不得不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大到当搬运的力，小到车胎的修修补补，人间的三百六十行，凡是能用以糊口的，他们都涉猎过了。王同竹告诉他，他们虽然生活十分艰辛，但比在新疆为囚，多了几分人的自由。他这次来上海，是来购买照相器材，用照相维持生计。阔别多年的难友相见，亲上加亲，卓景星好好招待了王同竹，并送他坐上返回南京的火车。想不到的是，卓与王的见面，竟然是人生的水别——1970年7月，王同竹与在困顿中求生存的孙本乔、姚祖彝一块儿血洒南京。

这四个殉难者，都与我在昔日的劳改营中有过往来——特别是其中的王同竹，因为文学媒介的作用，曾与我一往情深。在这里，笔者只能把这一纸祭文，寄往天堂汉河。遥祝他的文魂永生，并在天堂里抒写人间的悲情与苦难，以警示历史的今朝和来世……

吊本乔

在我的印象里，孙本乔与王同竹判若两人——他来自北京轻业学院（现在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是个沉默寡言、十分内向的人。在劳改队中，我和他接触很少，但是流传于同类之间有关他的轶事，却常有耳闻。其中让我最为惊奇的，是说他是自愿钻到囚瓮里为囚的。虽然古语中早就留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之说，但是在阶级斗争时时讲、天天说的历史年代，自愿钻进囚瓮为囚、甘当无产阶专政对象，还属于中国奇闻。一个高等学府的学子，何以会自愿到被专政的囚瓮中来的呢？

记得，那是四个小队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奋战在人工湖的日子。午休时刻，我看他坐在树荫下喝水，便也拿着一只喝水杯子走到他的身旁，询问这个传说的可信性。他看了看我，只回答了这么几句话：“这是谬传，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愚人，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进监狱的。你们小队的张永贤，与我是同学，你问他就一切都清楚了。”

张永贤与我同住在一个监号，我向他垂询其事时，他对我说起了孙本乔进局子的经过。他说：“孙本乔是个十分聪慧的人，在学校时就智商过人。1957年马失前蹄后，与我一起在清河制呢厂劳动改造。当时我们的活儿非常之轻，天天干的是把新疆羊毛分成一二三类，以供制呢时使用。按说这类活儿，男人是干不过女人的，但是让我吃惊的是，他的那双巧手，每天他分拣的羊毛数量，总是超过了车间的女工，不仅我吃惊，连车间女工也觉得不可思议。为此，在那段日子里，他经常受到车间头头的表扬。”除此之外，在张永贤的心中，孙本乔还是书虫子。在清河制呢厂改造时，厂里每月发给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十八元钱生活费，他竟然拿出十六元钱，在书店里买了一套四卷本的法国文学名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此，他不得不常常勒紧肚皮，喝稀粥吃咸菜。孙本乔本来就长得单薄瘦弱，还要节衣缩食买书，身体越来越糟。后来，监督劳动的项目不再是分拣羊毛，而是让右派分子去远郊琉璃河水泥厂扛运沉重的水泥，他因扛不动那几十公斤重的水泥袋子，不得不向领导提出身体适应不了，要求改换工种时，一顶“罢工”的帽子，便落在了他的头上。先是让同类们对他进行批判，孙本乔不服，据理力争，结果是争到大墙里来了。除他之外，凡是以人道情怀同情孙本乔的右派，也同孙本乔的命运一样，被公安人员押解着离开清河制呢厂，送到囚瓮里来了——张永贤就是其中的一个。

听了张的这番话，我理解了“自投囚瓮”的含义了：孙本乔并非真正“罢工”.只是因其劳动强度，超出了他的体能负荷，便钢印一盖按罢工论处，关进局子里来了，此为孙本乔的轶事之一。其轶事之二，则不是来自张水贤的陈述，而是我亲眼目睹。在周日劳改队歇工的日子，从我对面监号里，常常听到“当头炮”、“车沉底”的吆喝声。起始我认为是劳改号们在用棋盘解烦，因为劳改犯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铁锹和箩筐之外，没有用以精神解脱的东西，下上一盘象棋，并在行棋之间喊上两嗓子，宣泄一下愁楚心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并没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有一次我去找王同竹，走进他们的监舍一看，“楚河汉界”之战的口号声，虽然依然此起彼伏，但是却看不见棋子和棋盘。我询问王同竹说：

“这是演绎孙子兵法还是排练：‘刘三姐’的对歌？”

他笑而不答，让我猜猜看。

我说：“我听起来像是吟唱《纤夫曲》，可是又没有水和船。”

王同竹反问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是苦中作乐，抒发心中郁闷吧？”我说。

“他们是在下棋”

“没棋子和棋盘，怎么下棋？”

王同竹斜了我一眼：“这就是你这个秀才少见多怪了。棋盘和棋子，都装在双方心里。”

昔日读过的古书里，曾读到过智圣下棋时，桌上不设棋盘，而把棋盘摊在双方心里。这是智商和记忆的对阵，古书上将其称之为“盲棋”。此时，面对这样的场面，我惊愕地愣住了，我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在这个衣衫褴褛的苦难的群体中，在土炕上演绎着古代智圣们的游戏。也就是在这个瞬间，我看见下盲棋的双方，一个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路，与其进行心战的对方，就是沉默寡言的孙本乔。王同竹之所以不能与我多言，他在用笔记录着双方棋子移动的位置——换句话说，他在充当这场高智商竞赛的裁判。这个惊奇的发现，让我对孙本乔的印象陡然升华，原来这个貌不惊人的孙本乔是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的智星之一。我从小就是数学中的低能儿，小代数曾经得过零分，而他的那颗脑袋，却能记下每一步棋子的移动不说，还要运筹帷幄地争取胜算的战机，这是何等复杂的智商运动，他居然能演绎得那么轻松。因而，这可以称得上孙本乔的第二个奇闻轶事了。

记得，我当时久久不愿离去，想看看两个人之间，谁是最后的胜者。尽管后来孙本乔败于杨路手下，但是他虽败犹荣，因为他的对手是杨路，当年北大数学系来的右派（今天的数学家）。多少年后，张永贤事后回忆说，孙本乔不仅聪明绝顶，还是一个十分忠厚的人，他解除劳动教养较早，从“大劳改”升格到“二劳改”后，还惦记着留在瓮里的同类。他从每月十几元的劳动收入中，拿出钱来为他们买来整瓶的香油和熟肉，以增加难友的身体热能。当然，对于经历过大饥饿年代的右派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难友营养匮乏的问题，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孙本乔了。当难友对此表示谢意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就是孙本乔在那个年代的一幅悲天悯人的灵魂肖像。

当时，与他交往最多的是王同竹，孙本乔每次来右派队看望同类，必有王同竹相伴。但是谁也想象不到的是，孙本乔与王同竹成为患难中的莫逆之后，在那困顿的年代，王同竹竟又把自己的妹妹王同筠，介绍给了孙本乔，成了孙本乔患难友人中的唯一异性知己，经过时间的磨合，后来成了夫妻。这种生命链环的对接，在劳改队中是绝无仅有的，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女性，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劳改犯，但是王同竹的妹妹却挑战当时的政治时尚，贴近了孙本乔的心灵。因而这桩婚姻，在一度时间内，成了劳改队中流传的佳话。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种有悖阶级斗争学说的联姻，给他们自己埋下祸根——到了1970年处决孙本乔的前夕，不仅孙本乔的弟弟孙本岳随之入狱，就连他妻子王同筠也被反复隔离审查，家中被掘地三尺。因而，当今天笔者追踪历史往事、打通她家电话寻找他青年时代的照片时，她说已然没冇任何一张照片了。

忆鲁山

初识陆鲁山是在大饥饿年代的茶淀劳改农场。那是1961的寒冬时日，可谓饥饿年代之顶峰。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冷色与暖色集于一身的人。初冬的一天，我和同类在西荒地的芦花荡里，干着割芦苇的劳动，由于那儿的芦苇长得十分粗壮，有“铁杆芦苇”之称，因而不断要去磨镰刀。在磨刀石旁边，与正在另一块磨刀石上磨刀的陆鲁山，有过一次交谈。话题是由芦苇谈起的：

“你是搞文学的，过去在笔下出现过这样的芦苇吗？”他说。

我告诉他在文章中出现过，因为我的故乡也有芦花荡，但没有这样方圆几十里、粗壮得像小树般的“铁杆芦苇”。我没想到的是，他一下子把芦苇人格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活得还不如它们？”

我听得出来，他在评说我们这个右派群体。我没有立刻回答，因为在这儿磨镰刀的人不只我一个，在历史大蒸锅里蒸煮的知识分子，正在分化变形，而他的话，显然是针对知识分子失重而表达的理念。我没有回应他的质询，万一有人汇报上去，连我也会成为被批判的靶子。他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继续表达他的生存观念：“当然啦，再硬的芦苇，也硬不过镰刀，但那芦苇毕竟像个汉子似的活过，不像我们每天要夹着尾巴做人。”

从他这段精神自白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阳刚气质的人，因而结识了他。我和他之所以一度成为患难中的知音，还有身世上的原因：我从小丧父，形影里只有母亲，他也在年幼没了父亲，也是由寡母喂养大的。这种命运上的绝对近似，让我和他更加亲密起来。

记得，在大饥饿年代、劳改号尽管劳动强度极大，但是早饭没有干粮进腹，只供给定量的稀粥。吃早饭时，炊事员用一个大木桶给囚号们发粥，炊事员一手拿着个木勺，一手拿着一根木棍，把木勺里的粥用木棍刮平，才往领粥人的碗里倾倒，以示惜粮如金并向领粥人表示发粥人的绝对公平。有一次我与来自农机学院的陆鲁山，排在队尾打粥，待等我俩领完那碗晨粥之后，几个饥饿的刑事犯，便一拥而上手拿胶皮鞋底或把头伸进粥桶去抹吃残留在粥桶边上的粥黏，由于脑袋往粥桶里钻的人太多，致使那个木制粥桶先是被外力倾倒，后来那圆圆的粥桶，便被抢粥人弄得满地滚动起来，那些饥饿的流氓与小偷，便索性趴在地上像一条条蠕动的莽蛇那般，拼命往粥桶里钻，浑身上下被粥黏糊得像糨糊一般。右派们出于自我尊严和书本的教育，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没有下作到这个地步。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得了浮肿病的右派，因为迟到了几分钟，没有赶上发粥，抱着一只空碗在地上发呆。陆鲁山走了过去，把他刚刚喝了两口的粥，递给了那个同类。那身患了浮肿病的同类，推却了半天，陆鲁山还是让他接过了那碗粥。他说：“我比你结实，你比我更需要热能。我出工能到田里觅点野食，你都快走不动路了。”由于年代久远，那老右派的名字，我已然无从记起，但是陆鲁山这一幕，之所以能让我牢记于心，除了社会底层展示出的人性之美，对我强烈的震撼之外，也还有着其他的外在因素，让我将其铭刻于心。陆鲁山和我，都是少年丧父，是含辛茹苦的守寡母亲，把我们喂养成人的；此外，我和他还一度在劳改队中，当过右派队的篮球代表队队员，他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要高上一头，试想在那个冰冷的年代里，他是多么需要热量充实体能之需，因而我把他的送粥之举，看成是他的灵与肉的写真，因而无法忘却。

除此之外，在我记忆中，他是个性情中人。记得最为清楚的一件事，是因为丢失食品而引发的。当时，我的母亲来劳改队探视我，她是两只白薯脚（即小时候缠过足），要先坐汽车，后坐火车，最后要步行几十里路才能到达劳改农场。这对她来说已然十分艰辛，由于当时是中国的饥饿年代，她每次来探视我，身上还要背着许多的食物、以防我得了当时流行的浮肿病，可以说这些远途而来的每一块糕点上，都沾有母亲的心血。

可是有一次，我母亲为我背来的食物，在我出工后，被留守在家里的浮肿号偷吃了。我对此十分沮丧，但陆鲁山表现出来的却是愤怒。他说：“偷吃这些东西，就等于吞噬你老母亲的心血，你老母亲把这些东西背到这儿来，流多少汗不说，心恐怕也在流血，怎么能原谅这样没人性的恶贼呢！”

行了，只当是进了你我的肚子算了，”我说，“这个贼一定是腹内空空，只当什么也没发生，下次我出工也把食物带到劳动现场去，贼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他急了，瞪圆双眼与我争吵了起来：“你这个人是不是个基督教徒？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又伸给人家？”

我自知这种让步是一种软弱行为，但我生怕陆鲁山闹出什么乱子来。因为长着“三只手”的人，都沾有流氓习气，一旦事儿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充满血性的陆鲁山，还是去惩罚了那个偷吃的贼。事隔多年，他在劳改队里是如何扮演福尔摩斯，寻到那个偷我食物的贼，我已然无从记忆，可是其事件的收尾，我却一生难以忘却。那是一个周日，劳改队休息的日子，他到我的囚室里把我叫了出去，说是去见一个人。由于丢失食物之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我已淡忘了此事，因而不知他要我去见谁。走到后院老残队后，我们在院子里的一个偏僻角落站下。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我们都是快要去‘天堂’报到的人了？”我不无诧异。

“是啊，我原来以为是咱们队里的小偷，偷吃了你的糕点。后来才知道是老残队的人员，溜到咱们囚室，干的这个勾当。我本想狠狠揍他一顿，可是下不去手——他快死了。”说着，他推开一间破屋的屋门，土炕上躺着一个患浮肿病的枯瘦老人。

“你说，是不是你偷的？”

老者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

我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认出他是地、富、反、坏、右中的反革命。由于是老残队的成员，他寒冬时经常围着棉被在房根下晒太阳，我有一次在得病休息时，曾在墙根下与他有过几句交谈，从而知道他曾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军官。在我和他目光对视的瞬间，他似乎也认出我来了，眨了眨枯涩的眼皮，算是对偷吃我食物的道歉。

至此，我不想再多看一眼他的脸，拉着陆鲁山的衣袖，走出了他的屋子。

“谢谢你！你找贼居然找到老残队来了！”

陆鲁山说了一句：“只当我们是积了善德吧！”

因而，在我的印象里，虽然体态长得五大三粗，像个古罗马斯巴达克斯角斗场上的斗士，但他的心田中的冷色，却常常被暖色所淹没。这就是当年在劳改农场陆鲁山的一幅精神肖像。后来，随着劳改队的不断调动，我没能与他再次相遇。我只是从一些难友口中得知他也去了遥远的新疆——想不到的是，这么一个个性鲜明的患难友人，也殉难于1970年的南京。据知，他不是与姚、王、孙同时殉难的，姚、王、孙于7月被处决之后，他本来可以躲过灭顶之灾的，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在劫难逃——他不断为这三个难友鸣冤叫屈，于1970年的冬天，他终于也踏上了不归之路。

将心比心，我无法想象他老母亲的心情——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回到京城后，曾多方探询他老母亲的情况，结果毫无所得；又在昔日患难友人中间搜寻他的照片，但没找到他的遗照，因而只能以此简短文字，祭悼这位患难中的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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