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俊伟：略论殷商政治势力范围──以殷墟甲骨文与考古遗址为中心

《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20期，2019年12月，第1─40页，作者江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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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俊伟，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博士。

摘要

殷商政治势力范围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讨论，若要重新厘清此一问题，应结合一手史料殷墟甲骨文及考古资料，并以传世文献为辅。在运用甲骨文方面，可从殷王室与各个势力的关系来探讨王室权力的最大范围；考古遗址的运用则以「殷墟文化」为讨论中心，按遗存性质将殷墟以外遗址分为「小型遗址」及「中型遗址」。不采用出土地不明或单独埋藏的青铜器作为判断依据。根据上述原则，可将殷商势力范围分为三层结构：首先以殷墟为中心，资源的集中导致北至邯郸，南至鹤壁，东至古黄河，西至太行山出现的「真空」范围，属商王直接控制区；第二层为北至邢台，南至驻马店，东至山东淄博、济宁，西至荥阳及山西长治地区。根据遗存内涵及部分青铜器铭文可知，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及部分王室宗族所在。此区域已非由商王直接管辖。第三层为北至秦皇岛，南至罗山，东至鲁北潍坊、鲁南枣庄，西至山西灵石、闻喜及陕西西安地区。从出现带墓道墓葬、随葬青铜器的比例更高，以及出现车马坑等，明显属更富独立性的区域。其中既存在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亦有关系不稳定的势力，可能还包含与殷商不相隶属的「某方」。以上既可看出殷商势力的最大范围，亦可见殷商王室的控制力道随着范围外扩而逐步递减。

关键词：政治地理 卜辞 出土文献 考古学文化 殷代

一、前言

本文所谓「殷商」，是指传世文献记载「盘庚迁殷」之后的商朝。殷商政治势力范围是殷商史研究中基础且重要的问题，以往除了传世文献有零星记载外，近百年以来由于甲骨文、考古资料等一手史料不断地出土，顾颉刚、董作宾、陈梦家、岛邦男、李学勤、严一萍、叶文宪、宋新潮、宋镇豪、卢连成、韦心滢等学者均涉及相关问题的讨论。[1]前贤研究的史料来源有三：一、传世文献的记载；二、甲骨文所见地名；三、考古遗址的分布。不过这些依据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均不早于战国时代，并非研究殷商史的一手史料；甲骨文虽然存在许多地名，但地望大多存在争议；考古遗址存在对其性质的判断标准问题。因此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为了解决此一问题，首先应以一手史料殷墟甲骨文、考古资料为主，传世文献为辅；在运用甲骨文方面，必须认识到殷墟甲骨所见地名有的与殷商王室关系不明，或者只是战争路经之地，且地望大多不可考。这些均不能作为讨论依据。因此合适的做法为，从殷王室与各个势力的关系角度切入。理论上只要能找出卜辞中离殷商王室最远且从属的势力，就能从他们的所在勾勒出王室权力的最大范围。这些势力可能是殷王室宗族（「子某」）、臣属的侯（「某侯」）或各个族群，[2]从属的判断标准为殷王室是否命令他们进行各项事务（如「令某」、「呼某」）、收受贡纳（如「某入」、「某来」）等。另外，卜辞中受殷王室命令的族群也有转为敌对相互争战的例子，说明该区域受殷王室的掌握较弱，亦可作为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殷商的「势力范围」并非指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对地方直接掌控形成的区域，而是指殷商王室直接控制地区与周边服属的势力构成的军事联盟范围。另外，殷周时期对土地的掌握是以据点为主，而非整片面积的掌握，因此下文讨论的范围是充满「空隙」的。研究殷周政治地理问题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对于考古遗址的运用，目前学者根据殷商势力的中心「殷墟遗址」中的陶器、青铜器及墓葬等遗存，对与其文化属性相似的遗址形成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称为「殷墟文化」。[4]笔者赞同此判断标准。不过各个遗址的内涵有所差异，需要加以区别。首先由于殷墟文化遗址较多，笔者只讨论遗存较为重要或丰富者。[5]目前发掘成果表明，殷墟文化以殷墟遗址为中心，其规模之大与遗存之丰富，已有许多论着提及。[6]至于殷墟以外的遗址，多数规模较小或遗存较少，可称为「小型遗址」，少数出现带墓道大墓或较为丰富随葬品的归为「中型遗址」。以往有的学者将青铜器的分布地纳入殷墟文化范围，进而将江西、湖南地区归为殷商势力区。但实际上青铜器属于珍稀物品，可能因为战争、贸易等因素流传外地，因此本文不采用出土地不明或单独埋藏的青铜器作为判断依据。是以据笔者统计，殷墟文化范围包含今河南省全境，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半部，安徽西北部，山西中、南部及陕西东部一带（见下图）。

图2 殷墟以北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安阳辛店 2林县下陶 3磁县下七垣 4邯郸涧沟 5邯郸薛庄 6武安赵窑 7永年邓底 8沙河青介 9邢台东先贤 10邢台贾村 11邢台葛家庄 12邢台曹演庄 13邢台粮库 14邢台西关外 15隆尧双碑 16临城古鲁营 17临城补要村 18赵县双庙 19正定新城铺 20灵寿西木佛村 21新乐中同 22定州北庄子 23容城上坡

小型遗址方面，在殷墟以北周边有安阳辛店遗址，其地西南距殷墟10公里，除房基、墓葬之外还发现铸铜遗迹，包括陶范、模、芯共约5,000块，磨石、骨锥、铜削等工具上百件。可能属于殷王室在殷墟周边掌握的一处铸铜聚落。[19]此外还有林县下陶、[20]磁县下七垣遗址。[21]其中下七垣遗址发现铜器3件带「受」字铭文，2件带「（启）」字铭文。以上可见殷墟周边遗址较为稀少。

往北到邯郸、邢台地区周边则有邯郸涧沟、[22]邯郸薛庄、[23]武安赵窑、[24]永年邓底、[25]沙河青介、[26]邢台贾村、[27]邢台西关外、[28]邢台曹演庄、[29]邢台东先贤、[30]邢台粮库、[31]邢台葛家庄、[32]隆尧双碑、[33]临城古鲁营、[34]临城补要村遗址。[35]遗址普遍发现窑址，其中隆尧双碑遗址更发现窖藏陶鬲77件。另外发现墓葬及房址，墓葬一般出土少量陶器。其中武安赵窑遗址发现数件铜器带「」字铭文；临城补要村遗址发现铸铜遗迹，包括密集的炭渣及烧土，并散见陶范、坩埚、残炉壁、范芯、铜器碎片。这个区域的遗址较多，但遗存基本以陶器为主。其中普遍出现窑址是这个地区的特殊现象，显示当地可能存在制陶产业。

邢台以北至石家庄。

邢台以北至石家庄、保定地区，有赵县双庙、[36]正定新城铺、[37]灵寿西木佛村、[38]新乐中同、[39]容城上坡遗址。[40]遗存以墓葬为主，但部分随葬品较为丰富。如赵县双庙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品有玛瑙、玉器；正定新城铺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铜器中有6件带「 」或「 」（ ）铭文； 灵寿西木佛村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铜器22件等。

另外还有属中型遗址的定州北庄子墓地，发现墓葬42座。随葬品中铜器比例明显较高，其中31座墓共出土铜器274件，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与其他等。此外还有陶器18件，玉、石器共45件，以及少量骨、蚌、木器等。随葬品较多者有M5随葬铜器30余件与小型玉、石饰，M80随葬铜器等物品27件，也有无随葬品者。个别墓葬殉一或二人。铜器普遍带有「 」字铭文。[41] 是殷墟以北规模较大的的一处墓地。 以往部分学者认为北京地区亦存在殷墟文化遗址，不过相关遗存较少且存在争议，暂不纳入。[42]

从殷墟以北遗址分布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殷墟至邯郸地区。这个区域除殷墟遗址外的遗存较少，可能是资源集中于殷墟的表现。表现在政治势力上，应为殷商王室直接掌握的区域。第二是邯郸、邢台地区。出现的遗址明显增多，但遗存普遍较少，并以窑址为主。推测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分布区，并主要经营制陶产业。第三，石家庄、保定地区。此区的遗址分布又趋稀疏，不过其中的定州北庄子遗址规模明显不同，墓葬伴随较多青铜器等，加上周边遗址遗存也更为丰富，应属于独立性更强的地方势力。因此甲骨文虽能看出殷商势力最远达河北东北部一带，但考古资料更能显示这个范围内的分层结构。

三、南部

南部区域同样存在许多族群，但比较能确定地望的仅有 、曾二族。前者见于《合集》2354臼：「戊申，妇 示二屯。永。」其中「 」作「 」形，或释「息」字。「妇 」为 族嫁与殷商王室之女子，则殷、 之间存在联姻关系。至于族地望，目前在河南罗山天湖墓地（详后）出土较多带「 」（《集成》1225）、「 」（《集成》1226）字铭文铜器，亦有作「 」（《集成》1535）形者，应为该族所在。后者曾族位于豫、鄂一带，是与殷商关系友好且地望离殷商最为遥远的族群。相关卜辞如下：

乙未〔卜〕，□贞：立史（事）于南，又〔从□〕，中从 ，左从曾？《合集》5504

〔乙〕丑卜，曾令归？《合集》22294

《合集》5504卜问于南方立事，右从□，中从 ，左从曾？大致是在南方展开军事行动的内容，可推论曾在商的南方。右、中、左为殷周军队常见「三军」编制，《合集》33006：「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春秋‧襄公十一年》亦载：「王正月，作三军。」[43]《合集》22294卜问命令曾归来？曾既参与征伐并受命令，可知商、曾关系友好。此外并无双方明确敌对的内容。

关于曾的地望，丁山、饶宗颐、李孝定先生根据传世文献中潧水、鄫国的位置认为其地在今河南。[44]而据近年考古发掘成果，湖北随州另有一个未见于传世文献的「曾国」：

M65的年代当在西周早期的康昭之际。……在一些反映身份的重器如方鼎、圆鼎、簋等上多见有「曾侯」和「曾侯谏」的铭文，因此，可以断定，该墓葬所出的大批铜器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曾国铜器群之一，其国属应为曾。……主人应当属曾侯谏墓。[45]

之后发掘则补充说明此地：「应是西周早期的一处曾侯家族墓地。」[46]因此殷商的曾亦可能位于豫南、鄂北之间。以上所说，大致可知殷商王室的势力范围南至今豫南一带。

至于殷墟以南的遗址分布可参下图：

图4 殷墟以东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淮阳冯塘 2民权牛牧岗 3夏邑清凉山 4菏泽安邱堌堆 5梁山青堌堆 6平阴臧庄 7平阴朱家桥8济南刘家庄 9济南大辛庄 10邹平丁公 11桓台史家 12阳信李屋 13益都苏埠屯 14寿光古城15泗水寺台 16邹县南关 17滕州前掌大

殷墟以东至菏泽地区之间，由于在先秦时期属古黄河河道区，[87]除前述濮阳马呼屯遗址以之外基本未发现遗址。[88]豫东地区有淮阳冯塘、[89]民权牛牧岗、[90]夏邑清凉山遗址。[91]山东泰山以西有菏泽安邱堌堆、[92]梁山青堌堆遗址。[93]发现少量房址、墓葬等，遗存以陶器为主。

泰山以北地区有济南大辛庄、[94]济南刘家庄、[95]平阴朱家桥、[96]平阴臧庄、[97]阳信李屋、[98]邹平丁公、[99]桓台史家、[100]寿光古城遗址。[101]主要发现墓葬及房址。其中济南大辛庄遗址在一、二个探方内集中出土夹细砂红陶大口缸，可能与冶炼有关。另外还发现卜甲中有一片存有刻辞34字，与殷墟卜辞明显属同一系统；济南刘家庄遗址发现墓葬77座，其中M121、M122随葬的铜戈、矛、刀达数十件，并有较多带「」字铭文铜器；平阴臧庄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的一件铜爵带有「子（义）」铭文；阳信李屋遗址存在较多的「盔形器」，被认为与制盐有关；桓台史家发现几片刻划卜骨。

此外还发现属中型遗址的益都苏埠屯墓地。随葬品以铜器（主要为铜镞）及大量的贝、蚌为主。其中至少有一座「亚」字形大墓，随葬的铜钺，以及铜锛、铜爵残片均带有「」字铭文（或释亚丑）。还有二座「甲」字形墓M8与M11。前者随葬铜器中有13件带有「（融）」字铭文。[102]不过苏埠屯墓地年代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部分墓葬可能晚至西周早期。[103]

泰山以南有泗水寺台、[104]邹县南关遗址。[105]均为墓葬，随葬铜器为主。其中邹县南关遗址随葬铜觚带铭文「（子保）」，铜爵带铭文「」，应为「保」字异构。

此外还有属中型遗址的滕州前掌大墓地。发现双墓道墓葬2座，其中BM4存在地面建筑。单墓道墓葬、中型墓葬各一座。小型墓葬一般随葬铜器或陶器，数量在数件至数十件不等。1998─2001年又陆续发掘了一批墓葬，有11座被归为殷墟四期晚段。[106]不过前掌大墓地的分期存在争议，部分墓葬可能晚至西周早期。[107]另外该地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带有「史」字铭文铜器，与殷商时期墓葬的族属关系有待研究。

以上殷墟以东遗址分布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殷墟至濮阳古黄河河道区。这个区域同样出现真空状态，可归属于殷王直接管理区。第二是商丘、菏泽至济宁、淄博地区。遗址数量较多并沿泰山山脉周边分布。墓葬大多随葬陶器为主。应为服属殷商王室的族群所在区。从平阴臧庄、邹县南关遗址出土带「子某」铭文铜器来看，此区域还存在殷王宗室。第三是潍坊、枣庄地区。发现属中型遗址的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墓地，均出土带墓道大墓及较多青铜器，明显与周边遗址不同。属独立性更高的区域。其中益都苏埠屯墓地的族属「」，在甲骨文中亦见此族，如《合集》36419有「小臣」，「小臣」之称说明其为王室官员。不过族既作为王室之臣，但在地方上又存在王室等级的「亚」字形大墓，双方复杂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结合甲骨文与考古资料，殷商以东势力范围最远可至山东泰山以北、以南区域。

五、西部

以往学者认为卜辞中有许多势力位于殷商以西区域，不过大多无法确定具体地望，只能概括在今山西及晋陕交界一带。能够确定地望且离殷商政权西部最为遥远的势力仅有陕西的周族，即日后代商之周。甲骨文中商周关系并不稳定：

丙寅卜，内：令周取？《合集》8854

甲子卜，贞：妇周疾不（徙）？《合集》22265+《乙补》7387+《乙》8743+《乙》8833+R37046[108]

□未卜……弗（敦）周？《合集》6824

丙辰卜，贞：王周方征？《合集》6657正

《合集》8854命令周取？《合集》22265+《乙补》7387+《乙》8743+《乙》8833+R37046卜问妇周疾病不延续？妇周为殷周联姻的明证；《合集》6824辞残，留有弗敦伐周的内容；《合集》6657正卜问王征伐周方？从周方之称可知周有一段时间不隶属于殷商王室。[109]从双方关系若即若离，可推测殷商王室对周及其所在区域无法完全掌握。

关于周的地望，商末时位于陕西关中平原岐山、丰镐一带没有争议，但此前位于何处则有不同说法。钱穆先生云：「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110]陈梦家先生说：「周在今山西南部，……自古公而周始去晋南而至于陕。」[111]岛邦男先生认为：「周方必在岐山的中心地。」[112]夏含夷先生则言：「在商王武丁前后，……周的故居即在河东地区内。」[113]主要认为在晋南或陕西关中平原一带。其他学者看法大致不出以上所说。晋南说主要是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但由于该地尚未发现与周人遗存相关的考古遗址，目前无法证实。相较之下，陕西关中平原西部的考古发掘较为丰富，目前已发现碾子坡类遗存、[114]刘家类遗存、[115]郑家坡类遗存等。[116]由于与商末周初的周人遗存有所联系，所以考古学者多认为其中一支为「先周文化」。[117]

由于先周文化的归属存在争议，可暂将殷商时期的周置于陕西关中平原一带。考虑到以上所说各类遗存的东界大约在今西安，则甲骨所见殷商西部的势力范围最远可至陕西西安一带。

再看殷墟文化以西的遗址分布：

图5 殷墟以西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长子北高庙 2屯留上村 3武乡上城 4灵石旌介 5闻喜酒务头 6浮山桥北 7西安老牛坡 8西安袁家崖

图中可知殷墟文化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未见遗址。在太行山西侧的晋东南部有长子北高庙、[118]屯留上村、[119]武乡上城等小型遗址。[120]均为随葬少量铜器的小型墓葬。晋中、南及陕西西安地区存在较多中型遗址。晋中灵石旌介墓地发现墓葬数座，随葬铜器达数十件，其中30多件铜器带有「」字铭文。[121]晋南浮山桥北墓地发现一批墓葬，其中带一条墓道的墓葬5座，部分随葬车马。中型墓9座。墓葬年代涵盖殷商至西周中期。[122]该区域曾发现一批被盗的带「先」字（或释「失」）铭文铜器，[123]一般认为即此遗址所出，不过具体情况未明。闻喜酒务头墓地发现墓葬12座，其中带一条墓道的墓葬5座。不过完整资料尚未公布。[124]陕西有西安老牛坡遗址，发现大型夯土基址、陶窑、铸铜遗存、墓葬38座及陪葬墓、马坑、车马坑等。墓葬有半数殉人，随葬品以铜器为主的有10余座。[125]邻近的袁家崖遗址发现一座小型墓葬，可能属老牛坡遗址的一部份。[126]

以上遗址虽然较少，但仍可看出三层结构。第一为殷墟至太行山山脉区。这个区域同样是殷墟王邑的资源集中导致的「真空」状态，属王室直接控制的范围。第二是晋东南区。这些出少量铜器小型遗址邻近太行山脉，与殷墟遗址隔山相望，应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所在。《尚书•西伯戡黎》亦载此地存在殷商的诸侯黎国，可作为参考。[127]第三是晋中、南及陕西西安地区。出现的较多带墓道大墓及大量铜器均显示为独立性更强的区域。这应是太行山脉的阻隔，导致殷商王室对其西区控制较弱的表现。结合甲骨文与考古资料，大约可知殷商以西势力范围最远至陕西西安一带。

六、结论

结合甲骨文及考古资料，既可看出殷商势力的最大范围，其中还能细分为三层结构。首先以殷墟为中心，资源的集中导致北至邯郸，南至鹤壁，东至古黄河，西至太行山出现的「真空」范围，属商王直接控制区；第二层为北至邢台，南至驻马店，东至山东淄博、济宁，西至荥阳及山西长治地区。根据遗存内涵及部分青铜器铭文可知，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及部分王室宗族所在。此区域已非由商王直接管辖；第三层为北至秦皇岛，南至罗山，东至鲁北潍坊、鲁南枣庄，西至山西灵石、闻喜及陕西西安地区。从出现带墓道墓葬、随葬青铜器的比例更高，以及出现车马坑等，明显属更富独立性的区域，相当于边域或域外区。其中既存在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亦有关系不稳定的势力，可能还包含与殷商不相隶属的「某方」。周边的小型遗址不排除为从属于这些地方势力的关系。从中不但能看出殷商王室的控制力道随范围外扩而逐步递减，且各区域的发展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如往北的发展沿着太行山脉与古黄河河道之间，往南主要分布于黄河两岸交通要道，往东沿着泰山南、北部，往西则受太行山脉的阻隔而发展范围较小。

当然，以上研究受限于现有资料而有讨论余地。例如透过殷墟甲骨文讨论殷商王室与周边族群的关系，实际上仅是片面的从殷商王室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而考古遗存虽然相对客观，但问题在于殷墟文化与殷商政治势力范围不会正好等同。例如非殷墟文化的势力亦可服属于殷王室，属殷墟文化的遗存也可以是深受殷墟文化影响的敌对国家。前者就如甲骨文所见的竹、周等族，后者虽无法从考古资料看出此一情况，但殷墟文化边缘存在规模较大、遗存较丰富的遗址是事实，就算其中存在与殷商敌对的势力也不意外。这些问题都可能随着新材料的出土及解读方式的不同，可以进一步研究及修正。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3-25；董作宾，〈希望中的殷商时代疆域图〉，《中央日报》「地图周刊」第400期纪念（1954年4月23日），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28（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甲骨文献集成》各册出版资料相同，以下不再注明），页7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311-312；岛邦男着，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735；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页95-97；严一萍，《甲骨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页141-142；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01-112；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21；宋镇豪，〈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页58；卢连成，〈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页57-92；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89-355。此处仅列举相关研究的一部分，不过已可见其梗概。

[2] 以往部分学者探讨此一问题会将「某方」纳入讨论。然而「某方」相当于「外国」，从卜辞可知双方基本敌对，也未有隶属关系。因此其所在区域不能视为殷商政治势力范围。参岛邦男着，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页814；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四册引叶玉森说，页3147；水野清一，〈殷の历史地図〉，收于氏编，《东洋の歴史》第1卷《中国文化の成立》（东京：人物往来社，1966年），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24，页255；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页107；David N. Keightley（吉德炜）, The Ancestral Landscape: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Ca. 1200-1045 B.C),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00, pp.57-58.

[3] 可参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页42；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88；林澐，《商史三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页1-46。另外，学者一般以「王畿」指称殷商王室的直接控制区，但二者概念实不等同，笔者将另文讨论。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页8-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页284-324。

[5] 仅出土灰坑或采集、调查所得的遗址，对遗址性质的讨论较无帮助，不纳入讨论范围。

[6] 可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页1-4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284-303；唐际根、何毓灵，〈殷墟近十年的考古新收获〉，收于陈光宇、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298-308。

[7] 文中地图均依据Jarvis A., H.I. Reuter, A. Nelson, E. Guevara, 2008, Hole-filled seamless SRTM data V4,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 (CIAT), available from http://srtm.csi.cgiar.org, 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ngcc.sbsm.gov.cn）资料绘制。

[8] 陈逸文，〈《甲编》新缀五例与《甲编》之误缀〉，《故宫学术季刊》第30卷第4期（2013年），页247-248。

[9] 「妇」甲骨文多作「帚」（），一般认为即「妇」字。已往学者虽对「妇某」性质有不同看法，但经笔者全面考察卜辞，「妇某」最有可能为商王及其宗室的配偶。参江俊伟，〈殷商政治空间及其主要统治结构〉，国立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博士论文，2019年8月，页141-151。

[10] 另外孙亚冰、林欢先生根据《合集》3324内容认为有「竹侯」。见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收于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1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372。不过作竹字形的「」字其上半部为残缺的甲骨，而此字形又与「」字下半部相同，且卜辞又常见「侯」一词。是以《合集》3324「」形可能为「」字残缺的下半部，未必是「竹」字。

[11] 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页204-205。

[12]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330。

[13] 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收于王宇信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400。

[14] （西汉）司马迁着，（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新校本史记三家注并附编二种》（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以下简称《史记》），卷61〈伯夷列传〉，页2133。

[15] 《史记》，卷3〈殷本纪〉，页109。

[16] 钱穆，《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又出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25。

[17] 冯时，〈殷代史氏考〉，收于陕西师范大学、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主办，《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页30。

[18] 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1-185；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151-281。

[19] 孔德铭等，〈河南省安阳市辛店商代铸铜遗址发掘及学术意义〉，《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页52-62；〈考古发现证实河南安阳辛店遗址为商代晚期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光明日报》2019年2月27日，第9版。

[20] 张增午，〈河南林县下陶村发现一件晚商铜斝〉，《文物》1982年第9期，页33。

[21] 罗平，〈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殷代青铜器〉，《文物》1974年第11期，页90；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页185-214。

[2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页197-202。

[23]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河北省文物局，〈河北邯郸薛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3期，页351-390。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四）〉，《考古》1987年第7期，页65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页329-364；刘超英、裴淑兰，〈河北商代带铭青铜器综述〉，收于《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65-372。

[2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研究所、永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永年邓底遗址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12-26。

[26] 任志远、田凤山、罗平，〈沙河县青介村发现古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页78；徐海峰，〈河北商周考古历程〉，《文物春秋》2000年第6期，页8-18。

[27]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贾村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页29-3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邢台地区古遗址古墓葬的发现与清理〉，《文物》1959年第9期，页68。

[28] 唐云明，〈邢台西关外遗址试掘〉，《文物》1960年第7期，页69-70。

[29] 河北省文化局发掘组，〈邢台市发现商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页70；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页43-50。此二篇文章所指为同一遗址。参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邢台尹郭村商代遗址及战国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4期，页69。

[30]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页371-45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着，《邢台商周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页57-128。

[31]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编着，《邢台粮库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139-225、279-288。由于粮库遗址与曹演庄遗址相近，也被合称为曹演庄遗址。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着，《邢台商周遗址》，页7。

[3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2期，页3-27。

[3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隆尧县文物保管所，〈隆尧双碑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页133-153。

[3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着，《邢台商周遗址》，页187-264。

[3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3期，页3-1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3期，页16-29。

[36]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资料丛刊》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页151。

[37] 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县新城铺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12期，页33-34。

[38]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117-119。

[39] 文啓明，〈河北新乐、无极发现晚商青铜器〉，《文物》1987年第1期，页48-50。

[4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容城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7期，页1-7。

[4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页230-240。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324-325；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考古》2016年第4期，页91-101。

[43] （春秋）左丘明传，（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左传注疏》，收于阮元审定，《重栞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以下十三经本皆同，不再注明），卷31〈襄公十一年〉，页543上。

[44] 各说见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页2123-2124。

[4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页40。

[4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页51。

[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淇县大李庄商代晚期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5期，页24-40。

[48] 袁广阔、南海森，〈近年濮阳考古发现与研究〉，《三代考古（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页96-97。

[49]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韩国河、赵海洲编着，《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3、266-311、3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三）〉，《考古》2007年第7期，页63。

[50] 傅山泉、明永华，〈河南新乡市杨村商代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页21-28。

[5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辉县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页1-32。

[52] 齐泰定，〈河南辉县褚丘出土的商代铜器〉，《考古》1965年第5期，页255。

[5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孟庄》（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4、306-338、388、517。

[54] 河南省文物局编着，《辉县孙村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页6-13、28-78、124-125。

[55] 杨宝顺，〈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页88-89。

[5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孟县涧溪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1期，页33-39。

[5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乡地区文管会、孟县文化馆，〈河南孟县西后津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页1、6-8。

[5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7-8、875-951、1033-1035。

[59]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页27-40。

[6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黄河路109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年第3期，页4-13。

[6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马良寨遗址晚商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4期，页14-25。

[62]〈河南郑州高庄遗址发现晚商遗存〉，《中国文物报》2017年1月27日，第8版。

[63] 信应君，〈梁湖遗址商代大型建筑基址性质初探〉，《黄河‧黄土‧黄种人》2017年第10期，页18-23。

[6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竪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0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年），页34-35。

[6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7期，页32-46。

[6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荥阳小胡村墓地商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1期，页3-13、25。

[6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编着，《荥阳西司马墓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页2-3、188；郝红星、于宏伟，〈荥阳西司马商周墓地再研究〉，《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页67-79。

[68]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编着，《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页635-701、781-795。

[69] 游清汉，〈河南南阳市十里庙发现商代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页370；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页95-96；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十里庙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页27-29、14。

[70]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闰楼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页457-510。

[7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上蔡出土的一批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页66-69、63。

[72]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管会，〈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页96-99。

[73] 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页2。

[74] 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颖上王岗、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第10期，页36-41。

[75]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页111-118；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页4-13；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页153-197；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管会，〈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页14-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信阳市博物馆、罗山县博物馆，〈河南罗山天湖商周墓地M57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页3-12。肖梦娅等，〈信阳罗山天湖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初探〉，《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页135-145。

[7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83-99；豆海锋，〈试论安徽沿江平原商代遗存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页69-80、68。

[77] 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附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又出于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78。

[78] 《合集》6665正+《合集》16900正。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页118-119、413。

[79]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页6；于省吾，〈释〉，收于氏着，《双剑誃殷契骈枝》（北京：虎坊桥大业印刷局，1940年），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8，页218-219。

[80] 林泰辅、董作宾、胡厚宣、岛邦男等说，见锺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页104、149；丁山说见氏着，《殷商氏族方国志》，附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页79-80；（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4〈公孙丑章句下〉，页84下；（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26〈淄水〉，页2245。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305。

[82]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页3390。

[83] 叶玉森、饶宗颐、李孝定等说见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页89-90；郭沫若，《卜辞通纂》（东京：文求堂书店，1933年），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2，页113；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页196；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页410。

[84] 《左传注疏》，卷8〈庄公五年〉，页140下。

[85] 郭沫若，《卜辞通纂》，页11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又收于刘庆柱、段志洪主编，《金文文献集成》21（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页405；锺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页219。又《屯南》2064有「王族其（敦）尸方邑旧」一句，提到王族敦伐尸方的邑落「旧」。后期黄类卜辞未见尸方之称，不过《合补》11232：「癸未王卜，贞：旬亡？才（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才（在）旧。」商王征伐人方亦经过「旧」地。似乎也说明人方就是尸方。

[86]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页306。

[87]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页17-18。

[88] 袁广阔、南海森，〈近年濮阳考古发现与研究〉，页96-97。

[89] 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县出土一批晚商文物〉，《文物》1989年第3期，页94-96。

[90]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商丘市文物局、民权县文化局，〈河南民权县牛牧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2期，页3-17。

[9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443-519。

[9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菏泽地区博物馆、菏泽市文化馆，〈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317-397。

[9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页28-30。

[94]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页12-27；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页47-52；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页25-33；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所，〈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页3-6。

[95]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页243-334。

[9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页86-93。

[97] 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阴洪范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页93-96。

[9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3期，页3-17。

[99]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页391-39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页496-504。

[100] 张光明、夏林峰，〈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相关问题的探讨〉，《管子学刊》1999年第4期，页89-96；王树明、张光明，〈山东省桓台县史家商代箕（）国都址东夷旧部薄姑说〉，《管子学刊》2011年第2期，页121-128。

[101] 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页1-11。

[102]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页17-30；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丑」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页23-3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54-273。

[103] 黄川田修，〈斉国始封地考──中国山东省苏埠屯遗迹の性格──〉，《东洋学报》第86卷第1号（2004年），页1-36。

[104] 赵宗秀，〈山东泗水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88年第3期，页284。

[105]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页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邹县文物保管所，〈山东邹县古代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98-108；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页61-68；黄川田修，〈山东邹城南关遗迹の研究──西周时代の黄河下流域の一様相──〉，《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49册（东京：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年），页58-78。

[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一）〉，《考古》2005年第7期，页58-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海岱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227-375。

[107] 张应桥，〈关于山东滕州前掌大M3、M4的年代问题〉，《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页59-63、68；付琳，〈滕州前掌大墓地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2014年第1期，页72-84。

[108] 蒋玉斌，〈子卜辞缀合11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961.html，2015年1月26日。另「」字一般读为「延」，此处参考郭静云先生的意见读为「徙」。见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359。

[109] 一般认为《合集》20074有「周侯」之称，不过该片为残甲骨，暂存疑。

[110] 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又收于氏着，《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1982年），页5。

[11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页292。

[112] 岛邦男着，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页790。

[113] 夏含夷，〈早期商周关系及其对武丁以后殷商王室势力范围的意义〉，《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又收于氏着，《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9。

[1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南邠州‧碾子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页348-352。

[115]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页16-29。

[116]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页1-15。

[117] 可见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1-14。

[118] 郭勇，〈山西长子县北郊发现商代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198-201。分期参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090。

[119]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屯留县上村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91年第2期，页177。

[120] 王进先、杨晓宏，〈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文物》1992年第4期，页91-93。

[121]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着，《晋中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页101-203。

[122] 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347-394。

[123] 无署名，〈山西临汾破获文物案缴获商晚期「先」族青铜器〉，《中国文物报》 2001年6月3日，第1版。

[124] 〈「考古中国」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4日，第9版。[1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考古》1988年第7期，页661；刘士莪编着，《老牛坡 :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发掘报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5、105-375；

[126] 巩启明，〈西安袁家崖发现商代晚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120-121。

[127] 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10〈商书‧西伯戡黎〉，页144下。

安阳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 发现于 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安阳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正文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 发现于 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商以此为都(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1899年,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考证、调查，确认为商代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1928年10月，董作宾主持了试掘。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先后主持工作的有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等。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 6月，共发掘十五次。发掘大墓十一座、方坑一个、小型墓和祭祀坑一千二百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有：发掘武官村大墓、后冈祭祀坑，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四千多片;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妇好墓,等等。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该处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资料，引起国内外的重视。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傅氏(傅斯年，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台长)组织领导的安阳殷墟洹水南岸历时9年15次田野考古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的都城就在此处，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地层、出土青铜、玉器等遗物，以及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司马迁《史记》有?洹水南，殷墟上?记载，另有文献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这个都城的形制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东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荣的地位。

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称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地理位置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地理坐标为114?18?50?E，36?07?36?N，海拔约80m，长宽各约6公里，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产地保护区核心面积414 公顷，缓冲区面积为720公顷。殷墟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型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手工作坊等。

文物遗迹

宫殿宗庙遗址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5公顷，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防御濠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

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公顷。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现辟为M260展厅。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洹北商城位于洹河北岸花园庄，城址大体呈方形，东西宽2.15公里，南北长2.2公里，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基槽。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延长了殷商的历史时间，延伸了殷墟的范围。

洹北商城遗址的年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晚商文化，略晚于郑州早商文化，很可能是商代中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

2017年5月3日报道，考古人员在殷墟大遗址保护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18座匈奴墓葬。这些匈奴墓葬排列整齐，墓葬形制相同。从出土的器物判断，这些墓葬晚于殷墟时期，且与中原墓葬的形制内容有所不同。它的时代应该在东汉末年到魏晋，距今1800年左右。

发掘沿革

据《尚书》、《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曾存在商王朝，该王朝延续了近500年，是具备疆域国家形态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第一位商王名汤，于公元前16世纪初在?亳?建国 ，并迅速征服了周邻势力，稳定了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商朝的王位继承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办法，前后共有31位商王。

商朝的都邑曾数度迁徙，自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盘庚自奄迁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 ，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商灭亡后，逐渐沦为废墟。

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殷墟的位置进行了较为确切的描述。 宋、元时期，安阳一带多有青铜器出土，引起关注，但被认为是商王河亶甲的相都。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一带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时，才成为由数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居民点。清末以来，小屯居民在耕作中常从地下挖到碎骨片。19世纪末，当地传闻碎骨即所谓的龙骨，可以治病，于是村民收集碎骨片，或留作已用，或卖给中药铺。从此，?龙骨?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掘出。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开始重金收购，进而考证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义愤自尽，所收藏龙骨由其子转售晚清学者刘锷。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成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

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许多学者加入到收藏甲骨的行列中来。各中药铺中的?龙骨?，一时间身价百倍。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1908年(一说说1910年)，罗振玉经多方探求，始知甲骨出于?滨洹之小屯?，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至此，殷墟遗址第一次被学术界所知。1917年，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进一步证实小屯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出土过程

1928年，在傅斯年大力支持下，开始对殷墟进行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

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约2米深处，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这座城址的年代略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洹河北岸，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洹北商城?。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如地理、地貌、植被、资源、动植物)等;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如铸铜、制玉、制陶、制骨);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的性质等，商朝逐渐成为信史。[15]

遗址价值

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16]

品、艺术品等，礼器有鼎、斛、簋、觚、爵等，乐器有铙、铃、钲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等，工具有锛、凿、斧、锯、铲等，生活用具有铜镜、杖首、漏、勺、箸、器座、角形器等，装饰艺术品有人面具、人头面具、铜牛、铜虎、铜铃等。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四五千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礼器170多件，兵器1340多件，还有工具以及其他杂器。1950年～1986年间，发掘所得礼器650多件，兵器1400多件，还有一些工具、艺术品和杂器。1986年以后，仍有不少青铜器被发现。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最多的就是保存完好的第五号墓??妇好墓，竟有468件之多，而且种类齐全。

青铜器中铸造技术工艺最为精美的是礼器。而殷墟出土的礼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形制多样，呈现圆、扁、方等形状，其中以圆形器为主。最大最重的当属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铜器，也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此外，侯家庄西北岗M1004号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等，也是重型礼器。

建筑特色

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设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的洹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

史学价值

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

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16]

考古学影响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19]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夏王朝?的探索。

评价

国内评价

郭沫若：①?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②?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③?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陈运和：?甲骨文乐得跳出殷墟，青铜器乐得跳出殷墟重见天日，真是安阳小屯村的特大欢喜?。

夏鼐：①?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②?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马驾的车子、刻文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

金秉模：?整体来看，殷墟遗址的价值很重要，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也是很好的。殷墟YH127甲骨窖穴是人类东方最早的档案库。王陵遗址可与古埃及金字塔相媲美，是第二个古埃及。?

江泽民：?这个地方学问很深，很有发展前途。?

国外

2006年在立陶宛召开的第30界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殷墟?具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作出了以下评价：

II、殷墟作为商王朝都邑，展现了包括文字系统在内的顶峰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III、殷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关于商代晚期文化传统的证据，包括丰富的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例如建立在日相与月相观察上的天文历法、刻写在甲骨上的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

IV、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范例，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VI、殷墟的考古发现，为汉字语言、古代信仰、社会制度以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物质证据。[

商代城市遗址中，墓葬区和生活区是如何布局的；其中很多都是隔河相望的，这是否有一定的依据 ？

殷墟的正式英文名为Yin Xu。
1.谓殷纣身死，国都为墟。
2.指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说起殷墟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作为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越久，历史价值越高。
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都城是什么，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他任何遗产没办法比的。
这就是殷墟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开始，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为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坚实证据。2001年3月，在由国内48家权威考古机构参加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中，殷墟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
根据最近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殷墟遗址的面积超过36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并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自1928年以来，在这里先后发现宫殿宗庙建筑基址80多座。这些宫殿宗庙建筑，以黄土、木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其建筑多坐落于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基置柱础，房架多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版筑，屋顶覆以茅草，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具有浓郁的中国宫殿建筑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1937年以前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宫殿宗庙遗址又陆续发现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妇好墓、花园庄东地H1甲骨窖穴、54号基址和花园庄M54号墓等。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成的南北长1.1千米，东西长0.65千米，宽10-20米，深5-10米的巨型防御濠沟，其东、北两端与洹河的河曲相通，将宫殿宗庙遗址环抱中间，构成了严密的防洪、防御体系，与宫殿宗庙遗址浑然一体，起到了类似宫城的作用。
殷墟发现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000片，震惊了世界。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YH127甲骨窖穴，发现于1936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辞甲骨17,000余片。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辞甲骨5,000余片。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发现于1991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00余片。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畋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
殷墟王陵遗址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对，是商王的陵地和祭祀场所，也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墓葬群，面积达11.3公顷。王陵遗址共发现有12座王陵大墓和2500多座祭祀坑。王陵大墓多为“亚”、“中”“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壮阔。面积最大者达1,803平方米，深达15米。墓内椁室、棺木极尽奢华，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贵和威严。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2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西区有8座4条墓道大墓，8座大墓分成4排，一南一北分列，最西为M1500、M1217，最东为M1001、M1550，位于中间东北部的为M1004，西北部为M1003、南部为M1002、居中位置为M1567；东区有5座大墓，其中4条墓道大墓1座，为M1400，2条墓道大墓3座，分别为M1443、M1129和50WGKM1（武官大墓），1条墓道大墓1座，为M260。这些大型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形呈“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学者认定为殷商后期的王陵。在王陵遗址的东区和西区，还分布着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东区已发掘1,383座，西区发掘104座。这些墓葬除少数为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先祖的遗迹。这些祭祀坑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坑内埋葬着数千具祭祀牺牲的遗骨，这些人牲大部分被砍杀，多为青壮年，还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每坑8-10人不等。仅1976年发掘清理的191座祭祀坑就发现祭祀人牲1,178人，这些祭祀坑的存在成为商代残酷人祭制度的历史见证。这种以人祭、人殉等为代表的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并在秦汉时期演变为制作陶俑或木俑等殉葬的方式。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肯定。
近年来，殷墟仍不断有大量的重要发现，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潜力。如1999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洹北商城，面积达4.7平方公里，丰富了人们对殷墟认识；2000年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M54墓，成为继妇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贵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建筑群，是对商代宫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发现；2002年在小屯村南路西段发现商代甲骨窖穴，成为继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系列的新发现表明，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也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
多年来，殷墟遗址在国家、河南省和安阳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措施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先后颁布实施了《安阳市殷墟保护管理办法》、《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规建设，把殷墟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并相继成立了专业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文物保护、行政管理和游览服务，形成较为完备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有效保护了古代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从2001年4月，安阳殷墟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已经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5年多来，安阳市政府先后投入2亿多元巨资，编辑制作了申报文本及其2个补充资料，拆除各类建筑21万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绿化19.7万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边环境。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探索遗址的展示方法，既保护了深埋地下的遗迹，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遗址的可观赏性。特别是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博物馆投资3000万元，由安阳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双方共同管理博物馆的事务。这种中央单位与地方政府合作双赢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遗址打造成了具有较高质量、兼顾保护和展示的大遗址公园。
编辑本段甲骨文照亮煌煌中华
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广德说，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遍华人社会，即使方言难以交流，方块字写在纸上，一目了然——亲不亲？文字根！
编辑本段青铜器世界独一无二
“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谈到殷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杜金鹏这么评价。
杜金鹏说，安阳殷墟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青铜容器4000余件，这些青铜器中，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实际上，安阳其他一些证据证明，这并不是殷墟最大的青铜器物。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经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那个工厂现场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而这个内范表明它是一件圆形青铜器，这个圆形青铜器的口径达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这样来讲，如果它是一个圆形的鼎，那比司母戊鼎壮观多了。
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要进行铸造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是不能间断的，能把各个工种有机协调起来，可见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严密。
殷商的青铜加工业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高品位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有学者推测，商代频繁的战争，可能也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商代的石器与玉器亦可谓琳琅满目，殷墟出土的玉器体现出中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像力。学者们认定，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玉！那么可以这样设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通往新疆的“金石之路”了。这可要比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早1200多年！
编辑本段8000多座墓葬世界少见
“殷墟作为非常明确的商代古都，这个证据是非常充分的。”刘庆柱说，殷墟有好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刘庆柱说，殷墟考古发掘70多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其种类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妇好墓的随葬品达1928件，而平民、奴隶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刘庆柱说：“在殷墟的墓中，有4个墓道的是王墓。王为何要用4个墓道？这是在喻示着‘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我管’。换句话说，王埋在地下也要控制四方。“
编辑本段殷墟建筑填补考古空白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博士率领的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东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积470多万平方米的洹北商城，其中仅一号基址长度就有170余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不仅是夏商周三代最大的单体建筑，甚至可谓历代宫殿之最！它的建筑面积相当于六七个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总和。
在洹北商城发现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是继1999年发现400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墙遗址后，又在该城内南北中轴线偏南位置，发掘出的一座回字形巨大宫殿建筑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
唐际根博士说，洹北商城及其中轴线附近夯土建筑群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考古工作者通过多年野外调查，分析大量古文化遗存和古地貌资料后，发现的一商代都邑遗址，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目前，考古人员已发现宫殿宗庙建筑110余座。这些建筑成组排列，或为宗庙，或为社坛，已具备中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规划雏形。
编辑本段殷历法为农历所沿用
据徐广德研究员介绍，殷墟时期的自然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甲骨文的记载表明，殷人已能够准确地记录日食、月食和星象，并对超新星等天文现象有了较早的认识。殷历法采取阴阳合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取增加闰月的方法，解决了与回归年实际太阳日的矛盾。这些方法仍为中国现行的农历所沿用。
在数学方面，殷人已有了个、十、百、千、万等数字概念，并采用了十进位制。
在医学方面，商代晚期已能认识人类的10多种疾病，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能应用针砭、按摩等治疗方法，达到了较高水平。
考古发掘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其中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已经使用了大量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时期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本段殷墟的两处重要遗迹
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达71.5公顷，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
著名的妇好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的建设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殷墟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开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
殷墟，又名殷虚，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
殷墟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空前发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一。殷墟以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饬的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体现出恢弘的都城气派而卓绝一时；以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而闻名中外；以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烧造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享誉世界；以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的甲骨文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是华夏先民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在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使它成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摇篮，而且为湮灭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见证。殷墟作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蜚声中外而又影响深远，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应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保护。
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郭沫若先生称：“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20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编辑本段发掘过程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1928年到1937年，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而开始进行发掘。中央研究院组织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而停止。1950年后又重新开始发掘工作，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
编辑本段新发现
殷墟发现的甲骨中已经辨认出5000多个单字，能够认出来的的汉字大约1700多个，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现代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中演变而来的。而且对于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甲骨学。
目前所探明的殷墟范围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4公里，洹水从中间穿过，面积约有24平方公里。这一范围是商朝的青铜器和甲骨出土最为密集的地方，有许多遗址和墓葬，其中洹水南岸小屯村东北是殷墟的中心。宫殿和宗庙都集中在这里。他的外围是一些手工业作坊。洹水北岸武官村一带则是历代商王的王陵，共发现了13座大墓，其中一座空墓推断是纣王所建，因为国破身亡不能入葬。
在陵墓中发现有很多的殉葬人群，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在王陵区编号1001的大墓中，殉葬了墓主生前一支不少于68人的田猎队、18匹马，殉葬的领队是贵族出身，因此这个领队自己还拥有两个殉葬者。殉葬者最多的是王室宗庙祭祀坑，有近600人殉葬。大多都是被斩首、腰斩、断肢甚至肢解后扔进来的，其中还发现有1周岁左右的婴儿也被殉葬。
1976年，在小屯村北面百米处，还发现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出土器物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同时还出土755件玉器，将近7000件海贝。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了司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小屯村西北200米处有一条巨大壕沟，认为是人工挖掘的防御设施。
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
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87年在古老的洹水岸边修建了殷墟博物苑。它占地100多亩，就建在殷墟的宫殿区遗址上。它是依照甲骨文的“门”字形，用几根雕有商代纹饰的木柱和横梁结构而成。苑中建筑由著名的古建筑家设计，严格地构筑在原建筑的遗址上。每座建筑都采用了重檐草顶，夯土台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殷墟博物苑不仅展现了殷代王宫殿堂的布局与建筑，而且还具有园林特色。同时，它也是集考古、园林、古建、旅游为一体的胜地。
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13日一致决定，将中国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安阳殷墟由此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1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殷墟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对中国来说很不平凡。童明康认为，相对于寺庙、建筑、石窟等可视性遗产而言，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申报世界遗产非常不易，因为很多东西都埋藏在地下，申遗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次申报成功说明，殷墟在文物保护和展示方面的努力不仅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同时也为中国类似文物的展示和保护树立了典范。
中国安阳商代遗址又名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南起刘家庄，北至后营，东北至三家庄，长约6公里，宽约5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殷墟的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放形制的古代都城。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殷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童明康说，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是最早的都城遗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殷商时期的文字已相当成熟，所确立的古代都城制度、礼制、丧葬制度等也都直接影响后世几千年。
继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前一天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河南安阳殷墟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已有33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第三位。(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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