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苏轼没能做到宰相

苏轼步入仕途，际遇之佳，历代罕有其匹。先得欧阳修之赏识，以巍科擢第；嘉佑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轼更参加宋代专门选拔卓异人才的制举考试，应对制策，入三等，其弟苏辙亦入四等。仁宗皇帝回宫，兴奋地对曹皇后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宋代称制举为大科，为科举诸科之首，有宋三百年，仅举行二十二次，及格者四十一名。制举共分五等，一、二等皆虚数，入三等即为上等。自宋初行制举，唯吴育与苏轼入三等。直至南宋结束，入三等者亦仅四人。

宋英宗在藩邸，即已知道苏轼的文名，登基后，想直接召为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却认为，苏轼诚是远大之器，但骤然破格，反易引起天下之士的反感，是爱之反而害之矣。英宗又欲令其修注，韩琦仍不允，只同意授予馆阁中近上贴职，且必须再行制举。英宗说，考试是为了看一个人能力足任否，苏轼难道还会能力不足吗？韩琦仍然坚持制度的公正，遂命苏轼再试二论。这次苏轼又一次入三等，天下更无异辞，遂入翰林为学士。苏轼是极忠厚的，他得知韩琦的坚持后，当面道谢，说道：“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但苏轼在神宗朝，就开始了他的艰难颠沛的生涯。

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父丧毕，服满回朝，参知政事王安石一向不喜其议论与己相违，遂安排他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成为负责文武官员委任及封赠的闲官。但苏轼仍要抗疏言事，敢言的声华，动于朝野，司马光亦自谦敢言不及苏轼、孔文仲。

熙宁三年（1070），殿试始用策论，神宗本想差苏轼任考官，但王安石认为苏轼“所学乖异”，不可衡士，遂差充殿试编排官。如果是一般的官员，也就渊默自处了，苏轼却以举子的口吻，痛陈是非，言无顾忌。当年以策论取士，入甲科者语多谄谀，苏轼不胜愤懑，以为“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遂自为策论以直言切谏。他直指神宗“先入之言，已实其中，邪正之党，已贰其听，功利之说，已动其欲，则虽有皋陶、益稷为之谋，亦无自入矣，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如此谔谔敢言，需要惊人的勇气。他所谨守不移的道，就是他的磐石般坚诚的信仰。正因心中把定了信仰，这才能置生死于度外，如他自己所说，“若乃尽言以招祸，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

神宗、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根本歧异，在于前两者追求功利，而苏轼却信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前两者相信国富则民丰，君强则邦固，苏轼却信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而正是这样的信仰，决定了苏轼不但没有做成宰相，反而造次颠沛，迭遭流放，在艰难苦恨中度过了余生。

苏轼是无职无权吗？

一、“三无”官员苏轼
关于苏轼的人生经历，乌台诗案对苏轼影响非常大。

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那段时间苏轼过得并不是太好，官职级别低了，薪俸也大幅下降，和被流放没啥区别。

有人不免会疑惑：不是还有官衔吗，苏轼当时是团练副使？怎么能说是流放呢？

恰恰就是这个官衔，一些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会产生误会。

太宗被知州代替，还能理解，团练使不是管军的官吗？黄州团练副使，不是相当于武装部副部长之类的官吗？这种小官还不能直接管理政务？

还真不能。

咱先不说具体原因，先看一段电视剧的描写。

前段时间火过一阵子的电视剧《知否》，也有过一段关于团练使的梗。

话说皇宫发生政变，兖王杀害邕王，把在皇宫中的官员捆在皇宫中，逼迫宋仁宗让位。

盛明兰和宫女蕊初逃出宫去搬救兵。

小宫女初蕊被叛军所扔的暗器击中后颈血流不止，奄奄一息之际，告诉盛明兰去禹州找赵宗权，让这位宗室王爷兼禹州团练使来保驾平乱。

后来盛明兰找到赵宗权，赵宗权果然带着禹州的兵马进宫平息叛乱。

《知否》剧的制作挺用心的，服化道都是上乘之选，但是在团练使这个官职的理解上，却出现明显瑕疵。

什么瑕疵呢？

第一，北宋的王爷绝不能指挥禁军发动兵变。宋朝禁军，尤其是殿前军是分成八个部分的，并没有统一的指挥官。这是当年宋太祖定下的规矩，因为他自己就是以殿前禁军的总指挥身份，发动禁军搞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好戏。所以他即位后不断把殿前禁军的指挥权一分再分。

第二，团练使根本无力指挥兵马。赵宗权从禹州跑到开封，也只能是一个光标司令。

类似的错误，《水浒传》中也发生过。

朝廷曾经派过好几批兵马去打梁山，其中有四人就是以团练使的身份，带着军队去征战。分别是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圣水将单廷珪和神火将魏定国。

但是《水浒传》也搞混了宋朝的官制，把团练使想成了一个州府的军事负责人。

二、团练使为何变成“三无” 官职
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追溯一下团练使的前世今生。

团练使最早大面积出现的时间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全称是“团练守捉使”，简称“团练使”。

当时的团练使是正式的地方军事负责人。小至一州，大至十数州的军事长官，一般称为（某州）团练守捉使，或（某几州或某道）都团练守捉使。

那个时候的团练使，才和《水浒传》描写的一样，手下有兵，说打就打。

其实在武周时期就有所谓团练使，但是数量不多，基本是临时设置的。主要职能是组建与训练团结兵，基本上类似地方武装部部长。

团结兵是一个专有称呼，和唐朝的正规军不一样，类似地方警备队，有很强的民兵色彩。

后来唐朝衰落，不少地区的团练使由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大多变成割据军阀。

所以团练使级别也逐渐变高，到了五代团练使可不只是原来的武装部部长那么简单了，比如后梁末帝贞明三年（917年）四月，“以前密州刺史张实为颍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成为一个州的团练使，相当于掌握那个州的实权。

正因为地位变高，团练使逐渐带有了一定的荣誉色彩。有时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奖励，就把团练使作为一个大官的兼职，比如某位猛将是朝中官员，也可以加一个兼某州团练使。

这样不仅工资增加了，还有荣誉性的认可。

但是正因团练使有割据的潜在危险，五代十国时期的各个政权就开始进行改革，削弱团练使的职权。

北宋初年，全国完成统一，又实行废支郡”“直属京”，对地方官制进行改革。

包括团练使在内的一些地方官职，比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这些地方军政长官逐渐被边缘化，他们的的行政、财政、军事、人事、监察等各项职权被架空。

宋朝重文轻武，才华洋溢的苏轼为何会屡遭贬谪？同他性格有关

苏轼二十一岁时参加科举，高中进士第二名，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赞叹不已：“ 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

不出欧阳修所料，在文学艺术上，苏轼于散文、诗词、书法、绘画方面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散文一道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方面他是“宋四家”之一。

但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苏轼的事业却并不顺利。 他“道大不容，才高为累”，“一生凡九迁”，仕途可谓坎坷至极 。

苏轼一生坎坷，屡遭贬谪，究其原因，和他的性格脱不开关系。

苏轼是一个豪迈、洒脱之人。有一次，他在沙湖道上突然遇见大雨，同行之人皆拿着雨具去避雨时，他却杵着竹杖，穿着草鞋缓缓漫步在雨中。面对着众人狼狈躲雨的样子，苏轼却悠闲地放声高歌起来：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

笑对困难，率真、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苏轼是值得敬佩的，同他做朋友，无疑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反过来讲，他这样的性子便代表着，他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男人，放在官场上，苏轼的“不合群”就成为限制他事业的重要因素。

明代文学家毛晋所辑的《东坡笔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的原因，正如王朝云所言：一肚皮不和入时宜。

回顾苏轼的仕途，对他影响力比较大的两件事分别是“乌台诗案”和抨击司马光、王安石变法一事。

乌台诗案发生前，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曾公开向皇帝上书陈述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一边是当朝如日中天的宰相，另一边是新晋才子苏轼，二者的影响力显然不是一个级别，苏轼也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自断前程，但……对于苏轼而言，不吐不快啊。

说出了心里话的苏轼，爽够之后，便主动申请离京，到地方上担任通判去了。

有才华的人，到哪里都会发光，苏轼在地方上做得有声有色。

他在担任徐州知州期间，遇上了黄河决口，于是苏轼亲自率领士卒到抗洪前线修筑堤坝、疏通河道。为此，他还在城墙上搭了个草屋，作为自己的临时居所。

百姓看在眼里，苏轼在民间拥有了很高的声望。

在基层工作期间，目睹了民生疾苦的苏轼，对于新政更加不喜，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吐槽自己对王安石新政的不满。

比如在《山村五绝》中，苏轼便点出了王安石“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地方朝廷强行让百姓借贷谋取私利的现象： 杖藜裹饭去匆匆， 过眼青钱转手空 。 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 。

苏轼的心很热，他看不惯不平事，但他又无能为力，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民众，偶尔再写写诗词发发牢骚，不过正是此举，为乌台诗案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时，例行所写的公文《湖州谢上表》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他在公文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

苏轼点名自己不满新政“生事”，自己愚钝“难以追陪新进”，这种文人间吐槽的话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可苏轼的对手却认为，这是击败苏轼的机会。

于是乎，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纷纷上书，公开批判苏轼“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衔怨怀怒”，他们从苏轼往日所写的诗词中寻找“证据”，向皇帝进言，污蔑苏轼这是目无君王，意图不轨。

宋神宗勃然大怒，即刻差人将苏轼捉拿入狱，打算严惩不贷。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显然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嫌疑，是在小题大做，可当时占据优势的新政党派们在乎的压根不是事件的真实性，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打垮苏轼的借口罢了。

苏轼没有想到，自己不趋炎附势的行为，竟然会招来如此杀身之祸，身处大牢中的他意识到自己这一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托人给自己弟弟苏辙送上了一首诀别诗：“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

幸运的是，赵匡胤曾留下过不可随意杀害士大夫的遗训，加之和苏轼不和的王安石也为其进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因而得以保下了性命。

遭遇此次大难后，苏轼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有劫后余生的喜悦，也有壮志难酬的遗憾。他在《前赤壁赋》中表达出了自己以后要珍惜光阴，乐观生活的豁达态度：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

或许苏轼在仕途上的经历有些不尽人意，但正如他在沙湖道上突逢大雨时所言那样：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苏轼用豁达、率真的人生态度，书写了自己精彩的一生。

文/脑洞趣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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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宋史》

【2】《宋词三百首》

【3】《苏轼集》

苏东坡的不随体现在哪些方面 苏东坡的不随有哪些

1、由于苏东坡生性“不随”，到死也没有当过一天宰相，弟弟苏辙也只坐到副宰相之位。

2、因为与新党领袖王安石新法不入，苏轼无奈请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做了宰相，本应该是苏轼大展宏图的时候，但由于他认为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实事求是，不能操之过急地将脏水孩子一起泼掉，便惹恼了司马光。无奈之下，苏东坡再次离京，去杭州赴任。

3、让人佩服的是，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是以一个受屈者的身份，在地方上混日子。他是既来之则安之，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为地方办些实事和好事。苏轼在徐州，率领军民奋力抗洪，千古留名；他在杭州治理西湖，留下苏堤。我常想，当年苏东坡在我家乡阜阳任太守倘若不是仅有几个月，那道著名的苏堤就不一定在杭州了，它一定会在我们阜阳的西湖……

4、苏东坡的“不随”，直接影响了仕途，但也正是他的“不随”，成了让后人钦佩和敬仰的品格。翻阅大量文人笔记可以看到，从宋代到清代，那么多人写过苏东坡，但没有发现一个对苏东坡的讽贬之词。就拿他后来反对过的宰相司马光来说，有过不快，却依然认为蔡京是小人，东坡是君子。这一点，司马光也真的没有看错。当年东坡和司马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蔡京作为一个小官在厉行变法，可当司马光当上宰相推翻王安石新法时，蔡京又以开封府尹的身份，五天内就完成了司马光的指标，真是神速复神速矣。不过，后来将司马光列名“元祐党人碑”，教唆皇帝撤销司马光一切身后荣誉的，又恰恰是这个“墙头草”。

5、苏东坡反对司马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民间实践中，他发现原来王安石的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对新法有了一分为二的态度。苏轼在谪居黄州时给一个朋友的信里就曾经这样写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私交还是有的，王安石闲赋在家时，苏东坡还曾去看望过他。可见，苏东坡在处理这些矛盾时都以大局为重，对事不对人。因此，他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评价是一样，几乎不相上下的。这也是苏东坡的朴真、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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