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发现青铜时代晚期亚腰形墓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8日电（记者勿日汗）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位于我国西部的阿拉善左旗发现一座青铜时代晚期亚腰形墓葬。

这座亚腰形墓，在地表上用石块构筑起亚腰形状的石围，并在石围四角立有角石。在亚腰形石围的中心位置，有长方形竖穴墓，大小仅容一人。

亚腰形墓的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属青铜时代晚期，主要分布在我国和蒙古国戈壁地带。

据了解，阿拉善左旗新发现的这座亚腰形墓规模较大、结构完整，不仅丰富了考古界对此类遗存的年代分布、文化内涵、文化属性的认识，还为探讨我国农牧交错地带文化互动、人群融合提供了重要研究线索。（完）

郭物：马家塬墓地所见秦霸西戎的文化表象及其内因

摘要：秦霸西戎无论对于秦国本身，还是对于中国整个历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程。秦霸西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战国中晚期的马家塬墓地体现了这个过程晚期阶段的特点。马家塬墓地中，高等级墓葬虽然有显示戎王身份地位的一些器物，但是和独立于农耕区之外的游牧首领墓葬比较而言，缺少短剑、管銎啄戈一类的武器，可能显示秦国对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的控制和首领的羁縻，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另一个方面，墓中出土车辆、铜壶等器物，则反映了这支戎人受到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秦人建国和扩张的过程中曾与西戎发生了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关系，考古工作者可以从双方城址、墓葬和出土器物中发现多种文化交融的现象。西戎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考古学家对这些半牧半农的人群却知之甚少，甘肃张家川 *** 自治县马家塬墓地的发掘逐步揭开了西戎一支的神秘面纱。自2006 年开始发掘以来，马家塬墓地迄今已发现66 座墓、2 座祭祀坑，墓地中心是M6，其余中小型墓葬在其北部和东西两侧呈半月形分布。马家塬墓地葬俗和随葬品包含了欧亚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和楚文化等因素。本文结合马家塬墓地的考古发现，从秦霸西戎的角度，探讨马家塬墓葬文化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及产生的原因、同周围文化的关系以及蕴含的历史意义。 一 秦霸西戎为长期过程 秦人最初可能来自东方，先后为商周两朝出力。广义的秦人祖先，也就是戎胥轩和申侯之女带领的族群，在商周之际就投奔周人，定居西犬丘，和戎人生活在一起。大骆时，有二子：成与非子。非子庶出，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别封于秦，秦邑可能在今天陕西宝鸡陈仓一带，为秦人直接的祖先。在西周厉王末年，约公元前841年，西戎灭大骆。西周宣王时，秦庄公收复西犬丘，从此，以西垂为都，代替骆嬴一支，作西垂大夫。 秦国统治的区域是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地区，自陇以西的土地和人民始终游离于商周的势力边缘或者范围之外，直到秦孝公时能号令的还有「 ”戎狄九十二国”。秦人长期与戎人杂居通婚，各个方面有很多互动，因此，被周人，特别是齐、鲁、晋等华夏诸国，看作是「 ”戎狄”和「 ”陋国”。由于秦人和戎人既为邻居，又互动颇多，因此，不但在周秦边缘地区能发现大量的戎狄遗存，在周秦统治的核心区域也存在不少的戎狄文化因素。秦国西部的西戎，既是可以良性互动，吸取骑射技术和人力资源，获得牧业产品和远方信息的朋友，也是威胁秦国生存，牵制秦国扩张的敌人。秦国主要通过长期多次军政途径整合这个地区的人群。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 年） 「 ”霸西戎”是最为有名的一次，由于秦国整合西戎主要以冲突和战争为主，本文以「 ”秦霸西戎”来概括秦国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过程。 秦霸西戎无论对于秦国本身，还是对于中国整个的历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程，其中以几次大的事件为代表。如西周宣王时，秦庄公从西戎手中夺回西犬丘；公元前750 年秦文公伐西戎；最著名是公元前623 年秦穆公霸西戎；秦孝公元年（前361 年） 「 ”西斩戎之獂王”； 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前315 年） 「 ”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最彻底一次是公元前272 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并在其地置陇西、北地及上郡。 秦霸西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规模最大的是秦穆公霸西戎， 《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 年） 「 ”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匈奴列传》记：「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胊衍之戎。”秦霸西戎巩固了西北大后方，从而能较为从容地东向与诸侯争霸，而且在周边地区导致了很多连锁的反应。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一方面北方草原人群南下，一方面是秦国政治势力及文化的扩张，阻止了游牧势力的南扩，甚至用修长城的方式清空了适农区域的游牧人，「 ”西戎”被秦国渐渐控制。战国中晚期，义渠成为秦国大患，宣太后时，通过非常手段，终于解决了后顾之忧，为东向攻灭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秦霸西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这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多考古发现的现象和文物进行佐证和充实。战国中晚期的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为我们从考古视野了解这个过程晚期阶段的特点提供了生动的实物例证。 二 马家塬高等级墓缺乏整套显 *** 权和身份的游牧人武器 马家塬战国墓地属于西戎一支应当没有问题。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是緜戎。也有学者推测，清水有邽戎，甘谷有冀戎，秦安、张家川估计也属于邽戎和冀戎的势力范围。戎人一般认为属于牧业人群，至少也是半游牧半农耕的社会，观察墓葬迄今发现的迹象以及器物，本文发现这些本来应当尚武的戎人文化恰恰缺乏尚武的迹象。 在欧亚草原地区游牧人群的高等级墓葬中，一般都会有武器、马具和动物风格艺术三个要素。随着等级的提高，器物制作和装饰的材质中黄金、银、宝石的比重增加。从萨彦- 阿尔泰地区王族墓地的发现看，游牧社会用来显示统治者权威的威权器物一般是以管銎战斧、短剑、弓及弓囊、箭及箭箙为代表的武器，以及各式腰带、马具、马鞭和铜鍑，这些器物制作精美，甚至用黄金制作或者装饰，多以动物风格艺术装饰，礼仪的功用超过实用的目的。比如俄罗斯图瓦阿尔赞国王谷发现游牧首领墓葬。根据已经公布的马家塬战国墓地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些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虽然有一些武器的发现，但和同时期草原地带首领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相比，缺少短剑等武器为代表的威权物，特别是在整装成套、人群属性和材质贵重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 根据现在发表的资料，第一等级的M16 墓主虽然有三条奢华的腰带、半圆大金项饰、臂钏等表示身份等级的威权物，但随身未携带武器（图一）。墓中出土鋄金银铁矛却非常奢华，具有礼仪的功能。这个矛并未放置在墓主身边，贴竖穴墓坑壁放置，和同一竖坑埋葬的礼仪性车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个矛具有戎人矛的特点，不过戎人的矛可能也是源自秦国的矛。第二等级的M15 竖穴西北角立铁矛。M15 墓主身体周围发现较多兵器：铜管銎啄戈、铜斧、铜戈、箭囊和数枚箭镞，但是没有短剑。M2 墓主头骨顶部放置铜戈及铜镞。第三等级M12 墓主身体周围发现铁戈和铜镞数枚。M8 墓主身体周围发现铁戈和铁剑。另外，M1 出土箭箙饰和9 枚铜镞，M1 出土了中原式的戈和草原风格的管銎三棱镞。根据迄今公布的材料，可以发现，矛在马家塬墓地中显得比较突出，各类武器作为随葬品在马家塬高等级的墓葬中不太普遍和平衡，而且没有金银装饰的短剑和管銎武器，特别是没有极具身份象征意义的短剑。大约同时代的西戎文化中，一般还能发现管銎啄戈、短剑和箭镞等武器，比如固原彭堡撒门墓地M3 周围有4 具马头骨，土坑墓，在墓主骨架腰部附近出土了戈、剑、矛。这是为什么？这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战国晚期这个地区的西戎首领不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可能是已经为秦国所羁縻，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受到秦国的控制，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后汉书·西羌传》载：「 ”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既然能率戎狄92 国朝觐周王，这说明秦国对这些戎狄能进行有效的控制。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阐释了如何以秦律和文化管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这些竹简写成虽然较之马家塬墓地时代晚，但有些律法由来已久，可以看到秦国对于被征服地区严格的管理以及移风易俗的努力。从文献、封泥、铜器铭文看，秦国为了统治降服的西戎，很可能利用了「 ”属邦”这个行政机构，设立「 ”道”，负责处理包含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事务。汉平帝时期的34个道中，至少有7 个可能是沿用秦国以来的道，其中「 ”緜诸道”管理的范围可能就包括了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 北京市延庆县玉皇庙墓地M250、M18 大墓的发现为了解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游牧社会精英的墓葬习俗提供了生动的资料。这些墓葬中都随葬了短剑、箭镞、戈（相当于啄戈），从箭镞的摆放情况分析，应当是一把整齐放置的箭，应当是放在箭箙中，只不过箭箙已腐朽。 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二号墓的发现为了解春秋中晚期秦戎关系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墓中发现了3 把金柄铁剑，另外还有大量金、玉、铜、铁器，但没有发现中原或中原式的铜礼器。虽然学者对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墓主的身份有不少争议，但金柄秦式铁剑的出现应当是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 三翼有銎箭镞也是北方系器物，头箱主要随葬马具，有金环首铁刀、串饰等，显示了明显的草原文化特点，可以看作这个阶段秦戎关系的体现。墓主可能是秦穆公霸西戎后，臣服于秦国，后来内迁至宝鸡地区的西戎某国戎人君长。可以看出，秦国在早期对这些戎人首领的控制尚不严格，他们还是可以随葬象征他们身份的高规格短剑，甚至是为他们生产了这样融合秦文化因素的短剑。有学者认为在欧亚草原游牧人的墓葬中出土的铜剑等武器，是非常锋利的实用武器，而中原发现的短剑，刃口比较钝，可能武器在中原文化中，只是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实用性减弱了。这的确说明，短剑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中，礼仪的成分大一些。其实这可能只是反映了中下等级的游牧人武士的情况，在欧亚草原最高等级首领墓中出土的短剑等武器，比如前述图瓦阿尔赞王族墓地，武器往往装饰了黄金等贵金属，黄金、宝石以繁复的方式镶嵌在短剑、管銎戈等武器上，这样的兵器其实也是礼仪的功能较大，实用性值得怀疑。马家塬墓地代表的战国中晚期一支西戎恰恰处于更远地区尚武游牧文化和中原礼仪为重的文化之间，比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中间地带人群的角色特点。 有学者指出秦国在公元前4 世纪中期商鞅变法之后，秦墓中就普遍缺少武器。有学者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一些推测，认为可能为了节约资源，或是防止有人盗掘兵器，或是害怕亡灵携带武器归来。这当然也许是马家塬墓地代表的西戎受秦国影响，与秦国同俗，缺少武器的原因之一。如果是这样，更可以说明秦国对西戎的广泛影响。《史记·秦本纪》记载：「 ”（武公） 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说明，公元前688 年，早在秦穆公霸西戎之前，秦国已经开始在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设县统治。公元前471年之后，緜戎可能占据了这个地区。秦国对于周边相对定居于溪谷台塬之地、半农半牧的戎人采取的是占有其地、保留其部落首领，以戎治戎的方式。公元前395 年，秦国伐緜戎，之后，緜戎可能就完全属秦，从「 ”外臣邦”转化为「 ”臣邦”，归属邦管理，这样首领不能称王，只能称为「 ”君长”、「 ”君公”，兵器的制造、发放、保存也将被纳入统一的管理。《史记·货殖列传》曰：「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正是这个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的写照。 有意思的是，张家川县南部的清水县刘坪遗址发现的文物中，却有草原风格的短剑和管銎啄戈。不过这些武器制作尚不奢华，没有黄金或者宝石的装饰，并不像是等级特别高的人使用的礼仪性的武器。由于是征集，因此，也无法知道原来的共存关系。说明低级别的戎人，在随葬品方面，可能没有受到来自秦国官方的约束，可以随葬管銎啄戈、短剑这样实用性的武器。比如马家塬墓地低级别的M8 就可以随葬短剑。从甘肃秦安上袁家墓地M6、M7 的发现看，一直到了秦朝建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其间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三 马家塬西戎墓地受到秦楚为代表的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与秦国政治中心较为接近，加上秦国对这些戎人的有效统治，因此，非常容易受到秦国文化的影响。马家塬墓地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中原诸国文化的因素，首先是秦国的铜鼎、铜壶、铜茧形壶、铜甗、铜戈和灰陶罐等。 从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动物艺术风格来看，除同时期独立于华夏农耕区之外，没有受到中原强国控制的草原文化影响，较多文雅柔和的特点。猛兽不猛，神兽不神，动物搏斗噬咬的牌饰也多呈风格化表现，缺乏扣人心弦的震撼力量。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牧民族尚武、尚神精神的衰落。 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人群几乎都受到中原青铜礼器文化的影响，他们甚至因此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青铜容器———鍑，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这主要流行于「 ”狄”系统的游牧人中。除了一般的青铜容器，商周王朝周边的人群会选取中原青铜容器中的某一种，通过交换或者仿制的方法，作为他们最喜爱的青铜礼器，这在「 ”羌戎”系统的人群中比较普遍。四川茂县牟托一号墓出土铜罍放于石棺外面最高处头部上方第一块盖板上，可能作为「 ”祭器”，显示铜罍在这个文化中的地位。在巴蜀符号中，也有这个以「 ”罍”为形象的符号。这个传统可能从更早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就开始了。从迄今的发现看，西戎控制的区域并不是铜鍑的流行区域，马家塬墓葬中虽然出土了很多类的青铜器，甚至有自身特点的铲足铜鬲，但应当说，盛酒、储酒之用的壶才是最重要的铜容器。比如M16 墓室北壁东侧头龛随葬了一对铜壶和一件银杯，显然，此银杯应当是用来饮用壶中所盛饮料，可能是酒。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晚期，游牧已经在欧亚草原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和生活方式，草原人群从原来各类的陶器中，筛选出壶作为最主要的多用途容器，各种材质的壶成为北方草原地带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容器。新疆北疆，包括南西伯利亚，这个时期的文化，器形简单的陶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巴泽雷克文化和萨格利文化更是以陶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容器，以牛角为原料精心制造的杯形角壶在巴泽雷克文化中成为高等级的容器，而且影响到吐鲁番的苏贝希文化。汉代的乌孙也是以陶壶或者铜壶作为文化中重要的容器。壶这种器物当然有其自身久远的草原文化背景，也有甘青彩陶壶影响的渊源，但作为中原青铜礼器之一的铜壶的文化影响力，也可能是中原战国秦汉时期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广泛使用这种器物的原因。 随葬车和牵引牲畜最初可能是两河流域开始的，后来随葬车马成为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中西部的习俗，驯化马和轮辐战车传播至几大文明中后，成为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区统治阶级钟爱的装备。车马传入中国后，自殷周以来，在中原文化中长盛不衰。欧亚草原则相反，在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在高等级的墓葬中，以车随葬迅速式微，殉葬马匹则比较普遍。马家塬战国墓葬随葬不同等级和用途的车马的习俗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些车的基本形制和中原地区的相似，但是整车与墓主一起在同一墓室埋葬的方式和这个时期中原使用单独车马坑的葬法又不一样。秦汉时期，这种习俗进而向西北影响到巴泽雷克文化，之后向北影响到匈奴文化，在这两个文化中，都能发现中原式的马车，特别是匈奴高等级的墓葬中，几乎都随葬了墓主人乘坐的马车，不过这时的车主要是承担礼仪、交通的功能，这在很多发现的金属饰牌上也有生动的体现，墓葬中随葬的车可能还具有让墓主乘坐，顺利升天的目的。在阿富汗席巴尔干黄金之丘发现的男性首领墓葬中，随葬了马头和马腿，没有随葬车，但男墓主脚踝部发现一对绿松石镶嵌的圆牌饰，表现的正是猫科带翼神兽牵引双轮车升天的场面。由于这件人物穿褒衣博带，车篷支撑使用竹子，而且使用中原的技术制造，因此学者认为这件文物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马家塬战国墓葬几乎每座高等级墓中都埋葬车马。1 号、3 号墓内各有5 乘车，车前有马匹。这些车乘大多装饰华丽，有的车饰以鋄金银铁饰件以及金、银、铜制的大量车饰品、漆制的车舆、轮、辐，皮条编制的车厢。车乘轮辐及车厢侧板，均以金、银、铜、玛瑙、釉陶串珠、贝壳及鋄金银铁饰件等装饰。装饰极尽奢侈，表明墓葬极高规格。马家塬高级墓葬随葬车马的习俗，车的结构虽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对车辆奢华浓烈的装饰则是西戎文化特点。有学者认为车厢装饰的构图和布局与巴泽雷克墓地出土西亚毛毯中间的构图比较接近，可能是受到巴泽雷克文化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用大量金箔、青铜制作的虎和大角羊等草原动物风格艺术饰片装饰车辆的车厢、车轮，迄今只发现于马家塬墓地，这当然与发现的机缘有关，可能其他的游牧人群也会有此习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车辆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源和复杂工艺，西戎统治阶级拥有的这些车辆，可能得到秦国官方作坊力量的支持。 马家塬墓地发现的铜敦、车辆上的漆绘花纹等是受楚文化影响的产物，这可能是通过秦人的中介而来。秦楚传统上一直有联姻关系。特别是春秋晚期，楚有求于秦，因此，两国之间多结盟、联姻，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楚地的高级产品，比如丝织品、漆器、铜器以及相关的技术和审美观等就会进入秦国。巴泽雷克文化中发现的南方生产的丝绸制品、铜镜、漆料与漆器，也很有可能是通过秦、西戎这些中介，传入南西伯利亚的。从这里有两个途径进入草原，首先是秦国王族自己直接和欧亚草原地区进行交易，一种是先作为政治礼物赠给西戎统治集团，西戎在和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人群进行交换的过程中，输入到南西伯利亚地区。无论是秦国和西戎，他们利用这些奢侈品同阿尔泰山地区游牧人交换的重要物资可能是马匹等战略物资，其次是黄金等奇珍异宝。秦国发现的形制巨大的金箔片以及金柄铁剑证明这个时期黄河流域对黄金的大量使用， 西戎墓葬中的黄金器物也同样说明这样的背景。 这些被秦采取和戎政策以后的西戎人群可能为秦国修路、屯垦、移民、戍边。同时发挥牧业人群的优势，为秦国提供马匹、牛羊毛皮，甚至奶制品、肉食资源等，甚至作为雇佣军。另外，可以认为，西戎在秦楚与欧亚草原腹地人群之间，扮演了一个很好的中间角色，他们可能利用其熟悉的草原交通网络，发挥他们草原人群的长处，输出丝绸、漆料等，为秦国搜罗远方的马匹、皮毛和奇珍异物，承担了贸易交换的任务。巴泽雷克文化人群和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有着一定的联系，由于这些游牧人的沟通和引荐，甚至有可能西方遥远地区一些特别先进的技术和想法也可以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传递到秦国统治阶层。 四 结语 马家塬战国墓地属于西戎一支，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带来了战国时期秦戎关系研究的突破，其所在的区域既算是秦人的故地，也紧邻当时秦人控制的区域，准确地说，应当是和秦人交错杂居的区域。由于其最高的墓葬等级和墓地全面的发掘，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到这些人群比较全面的信息。 本文通过观察马家塬墓地中的一些现象，探讨了战国中晚期，秦霸西戎给西戎文化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墓葬迄今发现的迹象以及器物看，戎人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还是比较显著，但本来应当尚武的戎人文化恰恰缺乏尚武的迹象，另外其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中原诸国文化的因素。战国中晚期这个地区的西戎首领不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可能是已经为秦国所羁縻，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受到秦国的控制，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可能要按秦国的要求配置随葬品。高等级的首领由于不能随葬短剑、啄戈等武器，因此，只剩下高级的项饰、腰带、奢华装饰的车辆和繁复的珠饰这些非军事性的因素作为首领们的威权物。另外，由于和秦国的密切关系，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西戎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中作为礼制文化构成的器物，突出者比如成为核心铜礼器的铜壶和作为仪仗核心的车马。 应当说，经过长期的互动，至少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这支戎人已经深受秦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秦国一个可以控制和利用的力量，为秦国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以后秦汉最终把西戎统治的广大区域纳入华夏文化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以后汉武帝时期能顺利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前期步骤之一。 （作者：郭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 ”阅读原文”）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青铜器的发展历史

青铜器历史

形成期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

在中国，距今5000-4000年，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铜锡合制的青铜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出现并流行于4000年前直到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

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是黄金般的土黄色，因为埋在土里生锈才一点一点变成绿色的。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

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鼎由最初的烧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变为一种礼器，成为权利与财富的象征。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轻重，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造型系列：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等。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夏朝时代

夏朝是我国已认定的最早奴隶制王朝，经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其开始于约公元前2070年（禹传启家天下），灭亡于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鸣条灭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

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遗物之一,有礼器、工具、兵器等。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

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

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

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如今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

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

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起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

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

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西周青铜器

在西周早期仍然延续商代的青铜器，部分西周青铜器还带有铭文。

春秋战国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冶炼技术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已经不像前朝那样繁琐，而是讲究实用和朴素风格。商朝和西周时期盛行酒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大为减少。带钩和铜镜是当时冶炼水平的代表物。在楚国的长沙出土了最多数量的铜镜。

而在曾国（今湖北随州）出土的大型曾侯乙编钟以及其他一系列青铜器则是春秋时期高超的冶炼技术的反映。进入秦汉时期，虽然青铜器依然在前期铸造，但是也开始逐渐被早期铁器所取代。铜镜的冶炼工艺沿袭下来，但在材料上也开始出现改变。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扩展资料：

分类

一、分类

青铜器主要有工具、兵器、构件、礼器和装饰品等类别。制作精美的大型青铜器都是礼器。

1、青铜食器

食器主要分为蒸饪器、盛食器两种。蒸饪器包括鼎、鬲（lì历）、甗（yǎn眼）等；盛食器包括簋（guǐ轨）、簠（fǔ府）、盨（xǔ许）、敦（duì对）、豆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青铜器。

2、青铜酒器

酒器主要分为饮酒器和盛酒器两种。饮酒器包括爵、角、斝（jiǎ甲）、觚（gū姑）、觯（zhì志）和觥（gōng公）等；盛酒器包括尊、卣（yǒu友）、壶、罍（léi雷）、锺和方彝等。

3、青铜水器

青铜水器主要是在行礼时净手所用，以表示恭敬和虔诚。水器包括盘、盉（hé禾）、匜（yí移）、鉴等。

4、青铜乐器

主要的乐器有铙、钟、鼓、镈、?及钲等。 根据钟纽的形制差别，不同的钟有“铙”、“铎”、“镈钟”、“甬钟”、“钮钟”等不同称呼。而编钟是将各种不同的钟按照大小、音阶依次排列而悬挂在钟架上。现存最大的曾侯乙编钟是最好的代表。

5、兵器

青铜兵器有戈、矛、戟、钺、剑、铍、箭镞、盾钖等。

6、车马器

当卢、马冠、节约、銮铃、軎辖、毂等。

地理分布

以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为主地带的青铜器出土较早较多，以前被认为是青铜器造诣最高的地方。近年来不断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商文化的边缘或者不属于商文化的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部分青铜的造诣甚至超过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青铜器是如何发展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才能证实。

主要出土地：

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后期；

陕西扶风、岐山周原遗址，西周时期；

湖南长沙宁乡炭河里遗址，商代后期至西周；

湖北随州擂鼓墩墓葬群，春秋时期；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商代后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后期；

四川成都青白江船棺墓群，春秋至战国时期。

商代城市遗址中，墓葬区和生活区是如何布局的；其中很多都是隔河相望的，这是否有一定的依据 ？

殷墟的正式英文名为Yin Xu。
1.谓殷纣身死，国都为墟。
2.指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说起殷墟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作为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越久，历史价值越高。
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都城是什么，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他任何遗产没办法比的。
这就是殷墟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开始，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为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坚实证据。2001年3月，在由国内48家权威考古机构参加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中，殷墟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
根据最近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殷墟遗址的面积超过36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并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自1928年以来，在这里先后发现宫殿宗庙建筑基址80多座。这些宫殿宗庙建筑，以黄土、木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其建筑多坐落于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基置柱础，房架多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版筑，屋顶覆以茅草，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具有浓郁的中国宫殿建筑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1937年以前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宫殿宗庙遗址又陆续发现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妇好墓、花园庄东地H1甲骨窖穴、54号基址和花园庄M54号墓等。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成的南北长1.1千米，东西长0.65千米，宽10-20米，深5-10米的巨型防御濠沟，其东、北两端与洹河的河曲相通，将宫殿宗庙遗址环抱中间，构成了严密的防洪、防御体系，与宫殿宗庙遗址浑然一体，起到了类似宫城的作用。
殷墟发现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000片，震惊了世界。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YH127甲骨窖穴，发现于1936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辞甲骨17,000余片。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辞甲骨5,000余片。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发现于1991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00余片。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畋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
殷墟王陵遗址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对，是商王的陵地和祭祀场所，也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墓葬群，面积达11.3公顷。王陵遗址共发现有12座王陵大墓和2500多座祭祀坑。王陵大墓多为“亚”、“中”“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壮阔。面积最大者达1,803平方米，深达15米。墓内椁室、棺木极尽奢华，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贵和威严。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2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西区有8座4条墓道大墓，8座大墓分成4排，一南一北分列，最西为M1500、M1217，最东为M1001、M1550，位于中间东北部的为M1004，西北部为M1003、南部为M1002、居中位置为M1567；东区有5座大墓，其中4条墓道大墓1座，为M1400，2条墓道大墓3座，分别为M1443、M1129和50WGKM1（武官大墓），1条墓道大墓1座，为M260。这些大型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形呈“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学者认定为殷商后期的王陵。在王陵遗址的东区和西区，还分布着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东区已发掘1,383座，西区发掘104座。这些墓葬除少数为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先祖的遗迹。这些祭祀坑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坑内埋葬着数千具祭祀牺牲的遗骨，这些人牲大部分被砍杀，多为青壮年，还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每坑8-10人不等。仅1976年发掘清理的191座祭祀坑就发现祭祀人牲1,178人，这些祭祀坑的存在成为商代残酷人祭制度的历史见证。这种以人祭、人殉等为代表的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并在秦汉时期演变为制作陶俑或木俑等殉葬的方式。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肯定。
近年来，殷墟仍不断有大量的重要发现，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潜力。如1999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洹北商城，面积达4.7平方公里，丰富了人们对殷墟认识；2000年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M54墓，成为继妇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贵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建筑群，是对商代宫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发现；2002年在小屯村南路西段发现商代甲骨窖穴，成为继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系列的新发现表明，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也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
多年来，殷墟遗址在国家、河南省和安阳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措施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先后颁布实施了《安阳市殷墟保护管理办法》、《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规建设，把殷墟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并相继成立了专业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文物保护、行政管理和游览服务，形成较为完备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有效保护了古代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从2001年4月，安阳殷墟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已经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5年多来，安阳市政府先后投入2亿多元巨资，编辑制作了申报文本及其2个补充资料，拆除各类建筑21万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绿化19.7万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边环境。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探索遗址的展示方法，既保护了深埋地下的遗迹，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遗址的可观赏性。特别是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博物馆投资3000万元，由安阳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双方共同管理博物馆的事务。这种中央单位与地方政府合作双赢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遗址打造成了具有较高质量、兼顾保护和展示的大遗址公园。
编辑本段甲骨文照亮煌煌中华
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广德说，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遍华人社会，即使方言难以交流，方块字写在纸上，一目了然——亲不亲？文字根！
编辑本段青铜器世界独一无二
“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谈到殷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杜金鹏这么评价。
杜金鹏说，安阳殷墟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青铜容器4000余件，这些青铜器中，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实际上，安阳其他一些证据证明，这并不是殷墟最大的青铜器物。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经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那个工厂现场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而这个内范表明它是一件圆形青铜器，这个圆形青铜器的口径达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这样来讲，如果它是一个圆形的鼎，那比司母戊鼎壮观多了。
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要进行铸造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是不能间断的，能把各个工种有机协调起来，可见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严密。
殷商的青铜加工业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高品位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有学者推测，商代频繁的战争，可能也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商代的石器与玉器亦可谓琳琅满目，殷墟出土的玉器体现出中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像力。学者们认定，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玉！那么可以这样设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通往新疆的“金石之路”了。这可要比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早1200多年！
编辑本段8000多座墓葬世界少见
“殷墟作为非常明确的商代古都，这个证据是非常充分的。”刘庆柱说，殷墟有好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刘庆柱说，殷墟考古发掘70多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其种类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妇好墓的随葬品达1928件，而平民、奴隶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刘庆柱说：“在殷墟的墓中，有4个墓道的是王墓。王为何要用4个墓道？这是在喻示着‘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我管’。换句话说，王埋在地下也要控制四方。“
编辑本段殷墟建筑填补考古空白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博士率领的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东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积470多万平方米的洹北商城，其中仅一号基址长度就有170余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不仅是夏商周三代最大的单体建筑，甚至可谓历代宫殿之最！它的建筑面积相当于六七个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总和。
在洹北商城发现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是继1999年发现400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墙遗址后，又在该城内南北中轴线偏南位置，发掘出的一座回字形巨大宫殿建筑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
唐际根博士说，洹北商城及其中轴线附近夯土建筑群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考古工作者通过多年野外调查，分析大量古文化遗存和古地貌资料后，发现的一商代都邑遗址，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目前，考古人员已发现宫殿宗庙建筑110余座。这些建筑成组排列，或为宗庙，或为社坛，已具备中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规划雏形。
编辑本段殷历法为农历所沿用
据徐广德研究员介绍，殷墟时期的自然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甲骨文的记载表明，殷人已能够准确地记录日食、月食和星象，并对超新星等天文现象有了较早的认识。殷历法采取阴阳合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取增加闰月的方法，解决了与回归年实际太阳日的矛盾。这些方法仍为中国现行的农历所沿用。
在数学方面，殷人已有了个、十、百、千、万等数字概念，并采用了十进位制。
在医学方面，商代晚期已能认识人类的10多种疾病，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能应用针砭、按摩等治疗方法，达到了较高水平。
考古发掘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其中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已经使用了大量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时期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本段殷墟的两处重要遗迹
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达71.5公顷，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
著名的妇好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的建设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殷墟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开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
殷墟，又名殷虚，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
殷墟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空前发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一。殷墟以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饬的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体现出恢弘的都城气派而卓绝一时；以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而闻名中外；以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烧造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享誉世界；以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的甲骨文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是华夏先民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在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使它成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摇篮，而且为湮灭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见证。殷墟作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蜚声中外而又影响深远，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应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保护。
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郭沫若先生称：“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20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编辑本段发掘过程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1928年到1937年，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而开始进行发掘。中央研究院组织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而停止。1950年后又重新开始发掘工作，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
编辑本段新发现
殷墟发现的甲骨中已经辨认出5000多个单字，能够认出来的的汉字大约1700多个，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现代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中演变而来的。而且对于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甲骨学。
目前所探明的殷墟范围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4公里，洹水从中间穿过，面积约有24平方公里。这一范围是商朝的青铜器和甲骨出土最为密集的地方，有许多遗址和墓葬，其中洹水南岸小屯村东北是殷墟的中心。宫殿和宗庙都集中在这里。他的外围是一些手工业作坊。洹水北岸武官村一带则是历代商王的王陵，共发现了13座大墓，其中一座空墓推断是纣王所建，因为国破身亡不能入葬。
在陵墓中发现有很多的殉葬人群，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在王陵区编号1001的大墓中，殉葬了墓主生前一支不少于68人的田猎队、18匹马，殉葬的领队是贵族出身，因此这个领队自己还拥有两个殉葬者。殉葬者最多的是王室宗庙祭祀坑，有近600人殉葬。大多都是被斩首、腰斩、断肢甚至肢解后扔进来的，其中还发现有1周岁左右的婴儿也被殉葬。
1976年，在小屯村北面百米处，还发现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出土器物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同时还出土755件玉器，将近7000件海贝。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了司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小屯村西北200米处有一条巨大壕沟，认为是人工挖掘的防御设施。
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
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87年在古老的洹水岸边修建了殷墟博物苑。它占地100多亩，就建在殷墟的宫殿区遗址上。它是依照甲骨文的“门”字形，用几根雕有商代纹饰的木柱和横梁结构而成。苑中建筑由著名的古建筑家设计，严格地构筑在原建筑的遗址上。每座建筑都采用了重檐草顶，夯土台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殷墟博物苑不仅展现了殷代王宫殿堂的布局与建筑，而且还具有园林特色。同时，它也是集考古、园林、古建、旅游为一体的胜地。
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13日一致决定，将中国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安阳殷墟由此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1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殷墟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对中国来说很不平凡。童明康认为，相对于寺庙、建筑、石窟等可视性遗产而言，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申报世界遗产非常不易，因为很多东西都埋藏在地下，申遗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次申报成功说明，殷墟在文物保护和展示方面的努力不仅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同时也为中国类似文物的展示和保护树立了典范。
中国安阳商代遗址又名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南起刘家庄，北至后营，东北至三家庄，长约6公里，宽约5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殷墟的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放形制的古代都城。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殷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童明康说，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是最早的都城遗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殷商时期的文字已相当成熟，所确立的古代都城制度、礼制、丧葬制度等也都直接影响后世几千年。
继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前一天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河南安阳殷墟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已有33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第三位。(新华社)
后申遗成功
门票：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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