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得到秦王支持的，为何最后是五牛分尸的结局

悲剧就在于他在秦国君主的眼里，不是一个朋友，只是一个工具人，一个使秦国强大的工具。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是没有朋友的，所有的人都是工具人，商鞅对于老秦家而言，就是一个妥妥的工具人。

秦孝公此时苦于秦国的弱小，想要大出于战国之时，就必须选贤任能，可是秦国一向给山东士子留下野蛮落后的形象，就好比我们现在看非洲一样，自然没有人才愿意来秦国，于是为了富国强兵的梦想，秦孝公开出了自己的价码，不惜裂土封疆！

就在这时候，千里马商鞅来到了秦国，正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在魏国碰了一鼻子灰的商鞅来到了秦国，通过自己非凡的话术，已经一套比较成熟的政治构想，成功打动了秦孝公。

在商鞅的影响之下，秦孝公认为，非改革不能使秦强，但是但凡改革肯定会对一些人的利益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由秦孝公亲自出面推动改革，那么这些人就会把怨气撒到秦国的君主身上。

对于精明的秦孝公来说，这种事情是他最不愿意发生的，所以他就把商鞅一把踢到了前台，有商鞅这个职业经理人为他打理一切，改革成功，自然是他秦孝公是有识人之明，改革不成功，自然这个锅就得由商鞅来背。

所以商鞅的角色就像现在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一样，成绩好是梅西的功劳，踢的差就是这个主教练无能。一旦改革方与保守派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时候，他这个君主就能出来当裁判，作为一个裁决者，这才是一个君主最舒服的定位。

商鞅的变法得到了秦孝公大力的支持，他开始大刀阔斧的对秦国的旧法进行改革，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升斗小民打开了上升通道，爵位不再是贵族们的专利，只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凭借你的斩首数就能获得爵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秦帝国将不存在赢在起跑线上的人，哪怕是贵族，如果没有为国立功，只能失去爵位，没有特权，这对于贵族的打击是绝对致命的。其次，在经济上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这让贵族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变得荡然无存。

第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怕就是太子爷犯法也一样，照罚不误。这三条在经济上削弱了贵族们的权利，在当时的社会，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使得这些贵族们对朝廷的格局影响变弱，从而使得秦国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可以说，商鞅的每一条变法，都像一条鞭子，狠狠地抽打在这些旧贵族那高傲的脊梁上，所以当秦孝公去世之后，这些受到压抑的旧贵族们，就想借新君上位局面不稳的情况，干掉商鞅。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这只老狐狸多年培养出来的太子，怎么说也是一只青年狐狸，于是他就毫无心理负担的将商鞅隆重推出，借商鞅的人头，平息了，贵族们的怒火。

所以商鞅之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的变法触动了贵族的利益，秦孝公在世时凭借它巨大的威望，能够压制住旧贵族的反扑，但是当秦惠文王继位，作为一个王权上的新兵蛋子，他们没有能力镇得住那些旧贵族。

所以商鞅这个工具人，就化身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被华丽丽的抛弃了，归根结底就是政治家的刻薄寡恩，为了自己的政权，谁都可以出卖。

商鞅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在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老板是不会在乎你对公司做了多大的贡献的，该裁员还是会裁员，只不过大秦帝国的裁员方式极为特殊，采用的是五马分尸的方式，最后商鞅死在了他一手制定并用终生维护的秦法之下。

商鞅最后是被车裂死的还是死后才被车裂？

战国时代人们虽然斗争十分残酷激烈，但是在杀人方面还是讲究快刀斩乱麻，通常都是斩首，一刀两断对双方都是一个痛快。五牛分尸、凌迟等酷刑都是针对尸体，而不是针对活人。比如法家巨子商鞅就是先被处死（一说战死）后被五牛分尸的。

《商君列传》中记载道：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可见秦军与商君的私家军队战于黾池，秦军击杀了商鞅，再将他的尸体带回咸阳，秦惠文王下令车裂了商鞅的尸体。战国时代的车裂就是五牛分尸，后世发展成了五马分裂活人。

车裂这种酷刑最开始不是用于人的，而是用于神的。相传共工怒撞不周山，导致天庭塌陷，女娲娘娘用五彩石补天，才拯救了人神鬼三界。《大秦帝国.黑色裂变》中儒家博士赵良如此解释：车裂乃天地古刑，即五牛分尸也。非万恶之人，不施此刑。此刑出于禹帝诛杀共工。共工罪大恶极，身长无以斩其首，故以五牛之车裂其躯体，复斩其首。

上大夫景监对此反驳到：越地昔年掘出长大骨架，无人能识。求教孔子，孔子考订为共工躯干之骨。若车裂共工，何来完好躯干？尔等欺圣灭智，玷污刑典，不畏天道昭昭乎？

赵良博士又解释到：车裂共工，乃孟子大师所考，岂有荒诞之理？商鞅罪行，发九州四海之水，无以洗之！此千古不赦之罪，自当受千古奇刑！上大夫说没有出典，难道禹帝之时也有你么？

商君制订的秦国新法中死刑有：绞刑、斩首、腰斩、弃市等，并没有车裂之刑。处商君以车裂之刑后，车裂也进入了死刑之列。战国时代，铁质兵器刚刚发展，青铜兵器还是主流，用青铜兵器行千刀万锅之刑难度过大，因此都是千刀万锅尸体。后世铁兵器发展快，铁质小刀锋利无比，故开始千刀万锅活人。后世死刑有折磨人的身体用途，战国时代死刑仅仅是剥夺人的生命，并不折磨活人。

求问富国强兵的商鞅为何竟被车裂？ （转）

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第一个被车裂的人是商鞅。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车裂之刑听来便令人不寒而栗，受此刑者的死状更是惨不忍睹。那么有大功于秦国的商鞅为何竟被车裂呢？这个故事还得从头说起。人们熟知商鞅，主要是因为商鞅曾主持过一场历史上最为著名也是最为成功的变法，这场变法不但让大秦帝国得以富国强兵，而且也让商鞅终究名垂青史。商鞅本来并不姓商，他原来是卫国的国君的远方后代，姓公孙，名鞅。年轻时候的他曾经在魏国丞相公叔座的手下当侍从官，由于长期得不到重用，商鞅早已心灰意冷，思谋投奔识货的买家。恰逢秦孝公举国招贤，卫鞅于是入秦并 “走后门”，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进见了秦孝公。商鞅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不厌其烦地先后向秦孝公谈论帝道、王道、霸道的治国思想和策略，终于“霸道”理论使秦孝公龙颜大悦，让其深刻地认识到眼前这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于是，秦孝公决定重用卫鞅，任命卫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一场大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使昔日一蹶不振被山东六国嘲笑为蛮夷之国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这主要得力于变法从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还从军事上奖励军功，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总的来说，商鞅变法使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因为商鞅变法，战国进入到一个秦国的时代；那么也因为商鞅变法，秦国便进入到一个商鞅的时代。从入秦受到秦孝公的召见和信任，其后商鞅在秦国为相变法十年，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这十年，是商鞅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十年，是他纵横捭阖立下莫大功业的十年。这十年，商鞅的人生事业达到了巅峰，权力达到了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极致。四时循环更替，日月运行反复，人生亦是如此的变化多端。盛极而衰、喜极而泣似乎永远都是人生中的悲剧，很快商鞅便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而这个时刻也成为了永恒。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又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以“车裂之刑”于彤，尽灭商君之族。商鞅死后，举朝文武无人怜悯，百姓甚至争食其肉。毋庸讳言，商鞅是伟大的，他为秦国富强立下了卓越功勋，他不仅是秦国的功臣，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大功臣。没有商鞅，或许就不会有以后的“秦王扫六合”；没有商鞅，或许就不会有以后的“诸侯尽西来”。然而商鞅死了，死得如此的悲惨，这是他所不希望的，也是他从未曾想过的。也许他死不瞑目，含冤九泉。而历史却告诉了我们，商鞅的死是必然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八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孝公死去，失去后台。商鞅变法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有秦孝公这个强大的后台基础在支撑，一旦失去了这个靠山，商鞅的路便走到了尽头。前车之鉴便是吴起，吴起在楚国变法，得罪了众多的旧贵族，这些旧贵族在楚悼王活着时隐忍不发，而楚悼王一朝死去，他们便急不可耐地给吴起来了个万箭穿心。商鞅不行谦逊之道，不取前人存亡之理，不慕人际和谐之途，实属自取灭亡。其二、“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做了丞相后，每次出行，后面都随从着几十辆车子，车子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坐车做贴身保镖，车子旁边还有手持矛戟的徒步卫士飞奔护送。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了一样，他就坚决不出门。而相比之下曾经帮助秦缪公强秦的百里奚为相六七年中，他走路不坐车子，夏天不打伞，出入京城，从没有车马跟随，也没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这样的德行让秦国人牢牢记住了。显而易见的，百里奚提倡德，而商鞅依恃力，自然两人的结局也就天差地别了。其三、刻薄寡恩，轻罪重刑。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十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 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事实证明，商鞅正是被他曾经处罚的人所谋害。 其四、刚愎自用，我行我素。赵良曾经为他献计献策，规劝他要学聪明点，要谦卑有礼，要注意言行，要实施德政取得人心，要激流勇退让出权位和富贵，要为民办事，为民谋利，要尊老爱幼，否则秦孝公一死，百姓和秦国中要出来收拾你的人实在太多了。赵良明确指出，说商鞅现在的处境危险的就象早上的露珠受阳光照耀一样。但是商鞅置若罔闻，他仍然迷恋着到手的富贵。他甚至在孝公封给他的商地大肆营建城防，反而给他的仇人们提供了其谋反大逆的口实，让他百口莫辩，忠心无处可诉。 其五、告密法行，作法自毙。商鞅曾制定了一条“什伍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等于是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总之，用西汉贾谊的话来讲，秦国已经成了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后来商鞅被诬陷，他准备逃出秦国去，但在半路上准备住店的时候，店主不接纳他。商鞅大怒，认为自己有钱。旅馆老板拒绝他说：“对不起，商鞅定下了法律，入住客人没有身份证明，要连旅馆老板一起治罪。”到了此时此地，商鞅这才哀叹道：“天啊，苛法的害处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其六、唯利是图，无情无义。商鞅曾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这个公子卬，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此例足以说明商鞅是一个唯利是图、无情无义之徒，难怪乎后来魏国人都不肯收留他，把他推上了死亡之路。其七、败坏传统，只知功利。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商鞅变法虽然改变古法，制定秦律，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依赖严刑峻法，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就会“免而无耻”，趋向功利。而连坐制度开了株连的先河，人民由宽容忍让而变得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而互相揭发，也极大败坏了淳朴的与人为善的民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实，也难祥和快乐。其八、迷恋权势，“兔死狗烹”。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事例太多了。商鞅功劳巨大，位极人臣，如果他能够及时急流勇退，也许还可能会有一个好的下场。但他幻想富贵一世，荣耀一生，“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依然“蓄百姓之怨”。这样一来，他也就成为众矢之的，无论秦国贵族还是百姓，无不希望“噙其皮，食其肉”。如此，商鞅不死，岂不怪哉！只是，死后依然被车裂，这却是当时贵族们的不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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