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比传说中的景佑本更早的《汉书》

《汉书》初次雠校付梓，始于宋太宗淳化五年，而在真宗景德元年，又诏命儒臣覆校这一印本，所校改缪误，录为六卷。但这次校改后并未重刻其书，世之行者仍“止是淳化中定本”，当时乃因“既已刻版，刊改殊少”，即只是适当改动了原有书版上很少一小部分错讹的文字，也就是只对淳化旧版做了少量挖改（《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崇儒》四）。

仁宗景佑元年，秘书丞余靖复上言：“国子监所印《两汉书》文字舛讹，恐误后学，臣谨参括众本，旁据它书，列而辨之，望行刊正。”（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佑本《汉书》篇末附印官牒）至景佑二年九月，校勘事竣，成《汉书刊误》三十卷，同时“下国子监颁行”新的校本。不过这次新成的印本，只是“改旧摹本以从新校”，即依旧是在淳化旧书版上剜改错谬，并没有按照新改订的文本重刻书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仁宗景佑二年九月壬辰条。参据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

由于除此之外《汉书》在北宋时期再别无刻本，这也就意味着北宋刊刻的《汉书》，只有一种在景德和景佑年间两度剜改修补过书版的淳化刻本，“传说”中的景佑刻本《汉书》只不过是淳化刻本的景佑改补本而已。

过去人们看到的最早刊印的《汉书》，是印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那个本子。这个本子当时是被张元济先生认作北宋景佑刊本的，但后来人们认识到，其实际刻印成书，已是南宋初年（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之《目录》）。这个新的认识，科学是科学了，当然正确也是正确了，可北宋刻本的《汉书》到底是个什么样，从此也就再也无从知晓了。

尽管地不爱宝，在考古学家和盗墓者的眼前，新奇的景象总是层出叠见，可即使是这样，人们要想看到一部完整的北宋刻本《汉书》再现于世，那可能性实在也太微乎其微了。全本的重出无由奢望，碎纸残片，偶然一遇，倒是可以想象的事情。这不，我随意翻检黑水城出土文献，就看到了下面这样一个已经严重缺损的页面——它只剩下煌煌一百卷《汉书》中某一页面的一角（似乎应属左上角）。

黑水城遗址出土北宋淳化刻后印本《汉书》残页（据《俄藏黑水城文献⑤》）

首先，这书避宋讳。大家看残页上“敬惮”一语的“敬”字，少了最后那一捺，就是以空缺末笔的形式来表达对宋太祖祖父赵敬的敬意。这是其版刻出自赵家人天下的确证。什么意思？——宋朝刻的书，被输入到西夏国治下今天我们称作黑水城遗址的那个地方。

西夏虽然也有雕版印刷，但史金波先生曾总结其整体发展状况说，目前所知所有可以确认为西夏本国所刻的汉文印本，其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佛经，“很少见到有世俗文献”。与此同时，西夏又从宋金输入许多汉文刻本，这表明“一些西夏境内需要的汉文书籍，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宋朝或金朝如果已经刻印，西夏就可以引进，而不一定需要自己重新开雕印刷。西夏文书籍则不然，非要在本国雕印不可”（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这宋刻本《汉书》，就是西夏大量输入的汉文书籍当中的一种，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情。

黑水城遗址出土北宋刻本吕惠卿着《吕观文进庄子义》（据《俄藏黑水城文献①》）

黑水城遗址出土北宋仁宗时期刻本《广韵》（据《俄藏黑水城文献①》）

其次，这幅残页雕印的内容，属于《汉书》卷六六《陈万年传》的一部分，同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谓景佑本《汉书》相比，行款、字体都有很大差别，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儿。两相对照，我认为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这个《汉书》残片，其版刻字体的风格，也比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谓景佑本《汉书》要更古拙；同时在我们已知的南宋刻本中也没有见到同样字体和行款的本子。这样一来，这个本子便只能属于北宋刻本了。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佑本《汉书》中的相关页面

另外，这个残片虽然没有完整的一个字行，可是对照《汉书》其他版本，可以推知它应该是每半页13行，满行26字。对照北宋本《通典》的每半页15行，满行26字，还有北宋刻14行本《史记》的满行26字，可知这种每行26字的行款，也是北宋时期比较通行的一种版刻形式。再看它的欧体字，还有似乎是左右双边的边框，这些也都符合北宋官刻本的基本特征。

如前文所述，根据文献记载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整个北宋时期，《汉书》只有太宗淳化年间这一个刻本，直至仁宗景佑年间，书版经过剜改修补，仍在刷印。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这个残页，版片泐损的痕迹相当明显，一些字迹已经邋遢难辨，这种晚刷后印的特征也同淳化本书版在北宋时期一直被长期沿用的情况相符。

基于上述情况，我判断，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这个《汉书》残片，应该就是后印的淳化刻本。这个版本不仅比过去传说中那个所谓景佑本更早，而且这还是《汉书》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国子监较早刊刻的那一批正史之一。这不管是对版刻史研究，还是对《汉书》等正史版本的研究，价值可就太大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别人不一定也这么看，我说的也不一定就对。假如这样的认识别人还没有讲过，而且我也碰巧说对了，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古代版刻研究史上一项比较重要的新发现（要是别人早就说过，当然谁说的就算谁的，现在检索这么便利，我想抢别人的东西也是抢不来的，只是太过慵懒，以致一味闭门造车而已）。当年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在西安市文管会存放的一大堆古书零篇残页中发现一张元朝建阳书坊刊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让宋元版刻“小说话本”的面目重现人世，成为20世纪小说研究资料上的一项重大发现（黄永年《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见《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三册）。这片淳化刻本《汉书》残页在版刻史上的研究价值，可以说是与之差相仿佛的。

最后附带说一句，这宝贝现在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为啥？因为它是由那个国家一个叫作科兹洛夫的探险家发现的。

2020年9月2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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