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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八国联军开战,为何昔日藩属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支持清廷

历来现实 2023-09-22 06:12:33

晚清的历史就是一部挨打史,也是一部割地赔款史。

那时候的中国,不但英国敢欺负,法国敢欺负,沙俄敢欺负,连尔小国日本也敢欺负,最后直到八国联军组团欺负。

有人会很纳闷,不是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吗?为什么中国遭受联军入侵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国家出来主持公道?

平心而论,侵略也是一分为二的。

对于日本、沙俄这类侵略成性的国家来说,落后肯定要挨打,因为他们信奉丛林法则,觉得谁拳头大就是老大,弱者就是他们案板上的肉,就是让他们任意宰割的,摊上这样的凶邻,没毛病也能生出事端,你的唯一“毛病”就是贫穷软弱。

但是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落后者不一定要挨打。

就像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后的国家多了去,为什么就打你伊拉克和利比亚?

仔细想想,那些挨打的国家,很多都是不守规矩的国家。

伊拉克前政府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妄图使用武力吞并一个国际承认的国家。卡扎菲对民航客机下手,把公海宣布为利比亚领海,这都是不守规矩的表现。不作死就不会死,就是说这类欠揍的国家。

那么清朝违反规矩了吗?它又是如何不守规矩呢?

一、杀传教士

传教士是来传播宗教的,总体来说是教人向善的,他们在华除了传教,还帮人看病,从事扶危济困等一些慈善工作,除非你相信坊间说他们挖小孩眼睛心脏入药这种荒谬的传言,实在很难给他们扣上黑锅。

清廷持反对态度本身是可以理解的,说到底在本国他们有这个权力。甚至可以制定个国内法,可以驱逐他们,可以不让他们到中国来。但是不能不由分说进行杀害,因为他们没有触犯中国法律(即便犯法也应该走法律程序),更没有谋财害命。

但是清廷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怂恿全国各地的拳民大肆屠杀传教士,当拳民不给力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主动出兵掠阵。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向山西发展,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教会医院、教会学校遭到焚烧,城内的外国传教士被山西巡抚毓贤派兵抓获,监禁于猪头巷客馆。

6月13日,毓贤将44名外国传教士和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 7人全部杀害,一同被杀的还有中国教民,有人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手段令人发指。

据统计,"山西教案"中,全省被杀的外籍传教士包括妇女儿童共计妇241人,本地教徒23000名,被毁的教堂、医院225所,被毁的房屋,两万余间。

下面是一名教士的临终遗言:

"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这一刻,我极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并不后悔来到中国,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事情)。"

看到这些,一个良知尚存的现代人都无法不为之动容,无法不为清廷的暴行兼丑行怒发冲冠。国际社会如何容忍这种暴行,又会有谁去声援“反人类”的清廷?

而山西教案,只是清廷迫害来华传教士案例的冰山一角。

二、杀外交官

义和团因为提出"扶清灭洋"口号,被慈禧利用。但是义和团其实是一伙什么样的人呢?

《庚子国变记》记载:"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年近八旬的大学士徐桐曾经是义和团的忠实拥趸,当心心念念的义和团进京时,徐老热泪盈眶:亲,你们可来了,国家有救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家里同样没有摆脱惨遭抢掠的命运,豪宅也被义和团付之一炬。

"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焚毁正阳门外四千余家商铺,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慈禧命义和拳民和清军包围外交使团所在地东交民巷,另有拳民万余人包围西什库教堂,不断向里面发动进攻。

清军士兵枪杀了德国驻华公使冯·克林德,另有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他的死法是破腹剖心,塞入马粪,扔到路旁。列强多次提出要求清朝镇压义和团,严惩凶手,清廷都置之不理。

慈禧大人还公开下达文件,悬赏屠杀在京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最后慈禧还同时向八国下战书,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

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老规矩,清廷却是和平状态下,无缘无故向各国外交人员施暴,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骇人之举。

你做出这样的事端,没有人同情大清, 跟你国家落后不落后没关系,而是根本就是纯粹的野蛮人,连起码的规矩都不讲了。

德皇威廉二世在派兵远征前,发表了这样的演说:“战士们,水兵们,德意志帝国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永远是人间正道,落后不一定会挨打,不守规矩却一定会被揍得鼻青脸肿。

这时候指望有周边友邦相助?这些昔日的中华文明圈小兄弟小番薯们早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划入各自的势力范围,由于自顾不暇,清廷从来都是敢怒不敢言,遇到清朝走背运时,大家不落井下石已经给足天大的面子了,谁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帮助那个该死的倒霉鬼?

清朝为何没有藩属国?

汉武帝时期,中国就拥有了50多个藩属国,主要集中在西域(新疆、中亚)地区,同时也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藩属国王必须定期朝拜中国皇帝,下跪磕头,而且要‘触地有声’,他们还必须提供本国的土特产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当然中国皇帝回报的赠品比他们的贡品价值更高,以显示中华民族的富有、威严和礼仪。
周边国家之所以‘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一是羡慕渴望富裕的中国文明,希望成为中国这样的国家;二是畏惧和害怕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希望得到中国的政治、军事保护:汉朝的军威远播中亚、欧洲里海、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唐朝的富丽堂皇影响到印度、阿拉伯和东欧地区。
一直到明朝和清朝,中国还拥有40多个藩属国:新疆、西藏、蒙古实际上成为中国领土,只是名义上还属于藩属国地位,另外中亚的一些游牧民族国家、朝鲜、越南、日本、老挝、柬埔寨、缅甸、暹罗(泰国)、爪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锡兰(斯里兰卡)、马六甲(马来西亚)等都是中国的藩属国。
但是到了1840年,腐败的清朝被英国击败,以后被西方列强连续入侵和掠夺、剥削,富裕的中国慢慢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逐渐丧失了所有藩属国。此后,中国甚至遭到曾经是中国藩属国之一的日本的侵略!
2 清王朝与各藩属国的关系
2.1清朝与朝鲜的关系
在清兴起以前,朝鲜与明朝保持着传统的亲密关系(明洪武元年.朱元璋遣使至朝鲜赐玺书,从而确立起两国间的宗藩关系)。l636年,皇太极率兵新征朝鲜,攻占朝鲜京都汉城,朝鲜国王李?在国家存亡之际,迫于无奈,接受了清军的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宗主。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断。朝鲜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把侵略予头指向朝鲜。1876年1月,日本一方面派远征从对朝鲜进行侵略,胁迫朝鲜订约通商。另一方面派人来华交涉。当时总理衙门答称:中国向来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日本趁此借题发挥说,中国既不过问朝鲜事务,所谓“属国”只是空名,日本决心以“自主之邦”对待朝鲜,遂于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江华条约”明显暴露了日本排斥中国在朝鲜“宗主权”的野心。此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先后酿造了1882年“壬午兵变”和 1884年的“甲申政变”。“虽然由于清军的迅速行动平息了这两次事变,但日本还是趁此迫使朝鲜签订了1882年的《仁川条约》和1885年《汉城条约》,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权益。由于日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在其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确认朝鲜“独立”,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结束。
2.2 清朝与琉球的关系
琉球是今天日本的冲绳。自明初以来,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很密切。清朝建立以后,琉球使节于1646年来华,受到顺治帝的接见。从此,琉球使节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为正使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与庆贺、1663年(康熙二年)和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清帝两次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直至19世纪60年代,琉球始终承认自己是清朝的藩属。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登极,讽示流球朝贺。琉球国王遣其子赴东京贡献方物。日本天皇下诏,以琉球为藩属,1873年又列琉球为府县。1875年5月.日本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对中国的“朝贡”,并派军队驻扎琉球;为了消失中流之间“宗藩关系”的痕迹,6月又强令琉球改用日本年号。1876年,日本在琉球设立司法机构,事实上将琉球置于其统治之下。琉球国王不堪日本的侵略压迫,于1877年4月密遣紫巾官向德宏等人来华,呈递国正密信,恳求阻止日本的吞并行径。
[ 清廷派何如璋到日本进行交涉,但未取得成果。1879年3月,日本政府派兵占领琉球,3月30日正式宣布琉球为冲绳县。1879年7月3日和23日,琉球国王又密令紫巾官向德宏两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于日本。10月24日,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人到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希望清政府能在“俯怜二百年效顺属藩”的份上援救琉球。虽然清政府与日本再次进行交涉,但由于日本的蛮横和清政府的软弱,琉球终为日本所吞并。清朝与疏球的宗藩关系也就遂告结束。
2.3 清朝与安南的关系
安南是今天的越南,明建文帝时处在黎氏王朝的统治之下。16世纪初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封建集团.北方郑松集团控制了黎氏王朝的朝政,南方则为阮潢集团所控制。为了对付南方的阮氏集团,郑氏集团急欲结好清廷。1660年(顺治十七年),黎朝派遣使节到清朝朝贡,清朝随即同意册封黎维棋为安南国王。原来割据于安南南方的阮氏集团到17世纪末完全吞并了南方的占城国。1702车,阮福?派遣使节来中国,请求清廷册封,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于是自立为王。1803 年,阮福映改安南为越南国,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出使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19世纪40~50年代.法国开始武装侵略越南,1862年6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一个《西贡条约》,把越南南部六省变为法国殖民地。1874年3月,法国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在条约中法国“承认”越南“独?立自主”,但须由法国主持越南的外交,借以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和确立法国在越南的特权地位。1875年5月,法国将这个条约通知清政府,并要求中国约束黑旗军。清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保护责任,并指出在越军队是应越王之请去“剿匪”的。1877年,越南照例遣使来中国朝贡,法国也未加阻止。 1883年,法国全面侵略越南,迫使越南签订了越法《顺化条约》,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1884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越法《顺化条约》,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6月,中法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清朝不同历史时期的什么特征

(1)第一个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贵华贱夷,闭关锁国,清朝与周边国家维持着长期的和平。

当时清朝认为中国是优越和强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是落后野蛮的,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统治者视来华的西人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认为应严格加以防范。在这种意识支配下,19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

(2)第二个时期,19世纪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权观念,但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意识。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中国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实际利益为对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见容于自身的传统和陈腐的体制为圭臬,因此常常出现以主权换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美国特使顾盛正是以进京为要挟(这违反所谓朝贡体制),换取了清廷对包括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在内的大量利权的让步。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躲在避暑山庄,一不痛心割让九龙,二不吝惜巨额赔款,却斤斤计较认为派员驻京“最为中国之害”,因为公使驻京是对清朝体制的挑战。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产生了危机意识。在受到鸦片战争刺激后,一批爱国开明之士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可惜的是,《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在中国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3)第三个时期,19世纪60至80年代,筹办洋务以自强,以夷制夷维持和局。

此时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胁下先后实行被动开放和主动引进。对外意识的主流也从华夷意识转变为以西方为学习与交涉对象的洋务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天朝迷梦,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列强的强烈抗议下,清政府规定今后“夷人”均称为“洋人”,“夷务”均叫“洋务”。这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对外政策的变化。《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标志着西方列强开始干涉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一切对外事务。中国洋务派开始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大办洋务。

19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主要依靠传统的驭夷之术处理中外关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必须以利益为诱饵,是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已,结果只能是一次次的丧权辱国。

(4)第四个时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一次图强变法的失败和逐渐丧失抗拒外强的信心。

中国人民反抗外强的方式发生变化。甲午中日战争,大清帝国竟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既使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又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它还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进化论的传入使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愈加强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以恢复主权为目标。他研究了各国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后选择了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他还断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国情不同,戊戌变法由于守旧势力远远超过维新势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中国失去了19世纪最后一次主动变革、选择独立自主发展方向的机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了《辛丑条约》,清廷彻底放弃了对抗外强的决心,只是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勉强维持。而伴随国际法的传入和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反抗外强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变,即由以暴力驱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变为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文明的理性的方式。如1905年收回路权和抵制美货活动,开启了中国收复主权、利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表现了对外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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