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好为人师

没想到，清朝末年，中国人把这套圈内拼人品、德性比高低的伎俩用在洋人身上却完全失灵。你讲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人家不由分说直接用洋枪大炮把你一顿暴揍，再把浑身带血奄奄一息的你拖到谈判桌前问话。洋人的意思很明白，人品不重要，道德是虚幻，武斗规则讲的是拳拳到肉，谁能使蛮力把对方扳倒，才有资格发话讲理。这种“秀才遇上兵”的强霸姿态古时就有，区别是当年“秀才”一开始示弱，再后发制人，靠道德渗透的揉骨术迂回取胜，蛮族肌肉男块头再大，因姿态不雅也会自感地位卑下，拼的还是人品高低。以往宋朝对抗辽金，就如小民赶路遇到打劫的强人，强人虽耀武扬威，声势逼人，最终还不是觉得自己是野蛮人，面露羞惭模样，在儒家文明点化下乖乖就范。可惜西人不仅有舞刀弄杖的强横霸气，更有整套“奇技淫巧”的硬通货在后面撑腰，靠打粘柔的道德太极吞噬对方没一点胜算，反而被吸纳进去失了立地的根脚。这次不是拼人品，拼的是知识到底能有多少实用的技术含量，儒家的教训始则失位，中经妥协，最后是全面溃败，降服到底。

从“拼人品”转到“拼知识”是从科举崩溃开始的。科举第一场士子仍需靠背四书五经拿分，强化道德记忆永远是第一铁律不可动摇，不过后几场有论、表、诏诰和判语、策问等项，专考你若当官如何随机运用脑子里储备的实用知识，道德涵化与践行的目的一致，学校教化也围绕此目标配置。科举一废，学堂教育多追从西学知识而设，尤重政法理工，其中道德内容大多压缩到可以忽略不计，批量生产出的都是“理工男”和“政法官”，怪不得吴宓当年骂清华只生产满脑子投机的世俗小吏，缺乏大智大勇的学界政界精英。学堂老师的作用类似于复读机，传输的是硬性刻板的规条，没有人生经验的示范。“知识”与“道德”从此脱节，或正是中国文化真正变质的开始。

网罗知识的目的仅仅为了寻“客观”，求“真实”，古“道德”虽柔软圆滑，无奈一触碰这硬邦邦的道理支持不了多久就碎了一地。古人谈玄论道本来就是模糊的生命体验，却非要在“真”与“假”的两极辨个你死我活，二中取一。学问中最具灵性的部分一旦放在“客观”模子里锻造敲打，就如那张强盗的大床，把活人放在里面拉来抻去，等到肉身真和床具两头齐等，早已变成毫无生命体征的僵尸一具。最着名的例子就是胡适和铃木大拙吵架的那段公案了，在铃木大拙眼里，禅宗明明是不立文字的生命感悟，充满生意盎然的体验，在胡适眼里却如一堆冷冰冰的数据，是可以摆弄计算的客观学问。把禅宗塞入知识的牢笼无异于是对感觉能力的谋杀，胡适恰好做了凶手。近代以来，这类凶手在学堂学校中随处横行，他们一路“好为人师”下来，搞得校园内惨案连连，就如那守在大床边的狰狞大盗，正等着把学生一个个填进去无情宰杀。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不道德教育讲座》中曾经有一讲的题目是：“应当打从心底瞧不起老师吗？”这说法在咱们貌似尊师重教的环境里看上去足够骇人听闻，他却硬是讲出几分道理。三岛认为：“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这问题应该由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必须透过阅读、自我思考，才能想出答案。而这方面，老师几乎没传授过我什么。”如果把三岛置于中国古代的学校之中，他肯定不会提出类似的疑问，因为古学要求老师的职责即是“传道”与“授业”。“传道”貌似枯燥的道德说教，实则包含不少教师亲历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技巧；“授业”才指实用的处世知识。近代以来，“道”的部分被贬斥到边缘，学生大脑汲取知识就如往人造乳房中灌注填充物，人美是美，却没什么生命的迹象，故才有三岛之叹。他的结论是：“有了这番体认以后，往后面对老师时，你大可在心里瞧不起他，只要尽量汲取他所传授的知识就够了。你要知道，不论小孩或大人都一样得耗费完全相同的气力来各自解决人生的难题。”这分明是在骂现代教师无资格自称人生导师，充其量只能充当知识传输带里的一个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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