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再析“王安石变法”之利弊

编者按：

古人常常将王安石变法与北魏孝文帝改革并论，以负面评价为主。北魏之亡，乃是六镇兵变之祸，其直接原因乃是迁都之后，改革利益分配不均。那么，王安石变法果真也是如此吗？49年以来，大批历史学家，如邓广铭、漆侠等先生都对王安石变法有过系统的研究，得出了与古人不同的结论。

今天，与各位学友分享一篇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小文，再一次认真反思“改革”的得失。

本文节选自：王水照，《重新认识王安石》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7

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活动是争论的焦点。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如果说，王安石当年和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矛盾还属于政见不同之争，彼此不失道德人格上的互相尊敬；至北宋末南渡后，王安石即被定性为北宋灭亡的祸首。洛党杨时在靖康国难当头之际，首倡“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说法，嗣后口诛笔伐，一片骂声。诚如鲁迅所说，此一论调已成为“北宋末士论之常套”（《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怪异的，曾被陆九渊评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的王安石，沈与求却在绍兴年间上奏朝廷，认为“丧乱之际，甘心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要求治罪，其证据竟只是王安石曾说过扬雄和冯道的好话，这连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以为“此论前未之及也”。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笼罩下，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王安石，是不可能的。

直到清中期以降，才出现过平反辩诬的呼声，褒贬立场虽异，但思想方法仍未完全脱离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倾向。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梁启超的《王荆公》是两部代表性的翻案之作。蔡谱材料翔实，考证缜密，然而过度强烈的辩诬目的夹杂着乡邦之谊的情绪化色彩，使不少论断失之偏颇；梁氏之“传”从大处着墨，影响深远，但显有借古喻今、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印痕，也损害了其学术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安石被置放于崇高的地位，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时成为研究的基础和社会的共识。其实，列宁这句话是他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的一个注解，内容是肯定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是划分户等、均定税役的一项新政，并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国有或私有问题。但列宁的这条注解，却使王安石研究避免了“左”倾思潮“大批判”之风的干扰，从而使研究论着和文本资料的出版颇为丰富，不像苏轼研究一度成了禁区。到了“文革”大搞“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派定为大法家，一束束耀眼的光环阻挡了人们对他的认识，正如苏轼被强扣上一顶顶“投机派”“保守派”“两面派”帽子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样，或荣或辱，都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途。

从学术研究的自身立场而言，无论是对王安石的肆意攻击，或是无限拔高，都是不正常的，都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地位，也无法揭示他于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迎来“春天”，对王氏的肯定评价仍是主流，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均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有助于认识的深入和发展。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继梁、唐、晋、汉、周以后，演出了又一场武臣夺权的新剧。如何力免沦为承袭五代的第六代，成为宋朝君臣理国治政的关心焦点，不久发生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就是重要的标志。开国君主们殚精竭虑设计的种种“祖宗家法”，目的即为维护和巩固赵宋政权，防止篡权政变，其核心即在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朱熹说过：“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这对巩固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未发生过一次政变、兵变，也未发生过动摇其政权根基的民变，出现了“百年无事”的表面承平局面。但同时存在着消极因素，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在军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为了防范武人跋扈擅权，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来往道路，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就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兵种复杂，禁兵、厢兵、乡兵、藩兵重叠设置，造成严重的“冗兵”之弊。在政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相位常年缺额，厉行权力制衡，鼓励“异论相搅”；规定地方长官由中央官吏兼摄，加强对地方的各种监视；但又优待官吏，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使得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任子”封荫，差遣、寄禄官重叠，造成严重的“冗官”之弊。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惟存空簿”。再加上每年向辽、西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冗费”之弊日趋严重，酿成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因而，改革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士子，都加入这一行列。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宋神宗的重用下，以参知政事而位居权力中枢，登上了全国性变法运动的大舞台，可谓应运而生。他是位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在多年地方官任上已试行过若干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具体方案。

针对“积贫积弱”的危机，王安石以“理财”和“整军”为两大目标，提出了颇具系统性的“新法”设计。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此外，他又改革科举制度，以便为推行新法提拔人才。

“理财”和“整军”针对“积贫”和“积弱”两大弊病，而成为王安石变法重要的两翼，其重点是理财。王安石经济思想要点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调动人们的劳动创造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创造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他理财的总目标是“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开源和节流的结合。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司马光《迩英奏对》，见《传家集》卷四二），把天下财富看作停滞不变的常数，否认人们不断创造能力，这不合常识。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财富再分配，如青苗法把原属高利贷者的四分利息转归“公家”，“民间”的借贷农民减负舒困，单从政策设计本意而言，是合情合理的。从变法理论和具体方案的层面来看，王安石不愧为治国经邦的实干家，既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又有周密的通盘擘画。然而，问题在于实践，如何使“良法美意”收到富国惠民的预期成效，王安石面临三大困境：

一是声势强大的反对派。比之“庆历新政”，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更有力度和深度的改革运动，首先激起一批元老重臣的反对，变法开始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纷纷上奏指斥，随后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王安石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力争化解矛盾，变消极负面因素为正面支持力量。这种转化工作虽不一定有望成功，但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一是他们之间纯属政见不同的君子之争，忠君体国，不谋私利，且反对派中不少是庆历、嘉佑时期主张或参与改革的中坚人物，并非顽固颟顸之徒；二是王氏与他们均有私交，有的相知甚深，欧阳修甚至把王安石视作文坛盟主的接班人，期许很高；三是旧党中也有主张新旧两党应该调和这种的思潮，司马光指令苏轼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称颂王氏“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乃至“建中靖国”年号的拟定，即是显证。

然而，王安石却显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司马光于熙宁三年连续给他三通信函，细说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长达三千余言，而王氏的《答司马谏议书》仅以不足三百字回复，话锋犀利，不容置喙，对这位比他年长的老友，确属“卤莽”了，尽管这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文。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先后被罢免，苏辙退出“三司条例制置司”，忌讳苏轼被神宗重用，倾力排挤，都见出他急于求成，以致容人胸襟之狭隘，无法与反对派沟通与合作，直接造成他无人可用、无机构可倚的难题。

执行机构的仓猝建置和办事官吏们良少莠多，是王安石面临的另一困境。以理财为重点的变法，本应由三司即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等机构来负责推行。但宋朝的三司脱离相权而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于是，王氏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义上仅是制定条例，实际上是主持新法的新的权力机构。草创伊始，百废待兴，行政运作不容许有走上正轨的准备期，熙宁二年二月成立，四月即派遣刘彝、谢卿材等八人巡行全国，考察农田水利、赋役，企求事繁而速成，于是大批新锐之士纷纷加入执行新法的队伍；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器，又未经整顿和训练，官吏差役上下其手，因缘为奸，弊端丛生。陆佃从越州归，面告王氏：“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法，地方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抑配”强借，无钱者患其无力偿还而拒贷；偶获贷款，又在城中挥霍一空，难怪苏轼要写诗加以讥讽：“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

三是推行进度缓急的把握。王安石明白，当时积弊深重，不下猛药已无法疗救；他更清楚，他推行新法的权力仅仅来自宋神宗对他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具有不确定性，宋神宗可以随时收回权力，事实上他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已暴露出君臣之间的疏远。这都是王安石采取激进方式的深层次原因。至于他个人性格上的急躁执拗，只是次要的因素。熙宁二年他刚受命任参知政事，就在七、九、十一月，下令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三法，每法之颁行仅隔两个月，这些新法均涉及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民生，实非长时间的缜密试点、逐步推广不可，如此密集推行新政，超出了全社会的承受能力，更无论具体执行机构和办事官吏能否跟进，种种乱象的产生遂势不可免。

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王氏亲自主持者近七年，其他时间由神宗独自主持），其效果如何，迄无定论。大致说来，国家财政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起色（王韶收复河、岷，拓境二千余里），积贫积弱的局势有所扭转。至于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直至靖康长达二十多年所推行的“新法”，实已变质，演成残民以逞的工具，排斥异己、倾轧报复的招牌，倒行逆施，国势日危，蔡京等人才是真正的亡国祸首。这与王安石无关，应作历史的划分。

元佑元年，当新法逐一废罢的消息传到病居金陵的王安石耳中，他还“夷然不以为意”，及至听说免役法也被取消，他“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他满怀悲愤，赍志而殁，我们对他的报国雄心、理国智慧、奋斗精神，尤对他悲剧性的一生，油然产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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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人文智慧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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