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斗法大战背后，竟是这样的幕后缘由

任何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说到底皆为探讨生命的问题。以中国的主要宗教佛、道两教来说吧，前者弘扬的是因果报应、天堂地狱和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套思想观念，目的是为来世的生命注入憧憬的法码，而道教则追求人的生命自由和长生不死。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则强调要人生实现生命的价值，着名的“三不朽”即为显例。也正是这样，他们才能够长期共存，并在不断地碰撞和冲突中逐渐走向融通汇合，构成了璀璨多姿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基础。诚然，儒、释、道三教也有观念上的相异之处。如儒家强调的是现世的人生价值，而佛教则重在来世，道教呢，看重的是当世生命的永恒。所以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也时会产生分歧。而当这种分歧牵涉到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恶时，宗教斗争，主要是佛、道之间的斗争有时就显得更为激烈一些。

佛教是从异域传来的宗教，天生地有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在和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的长期共存中经常会发生思想冲突。这就是所谓的“格义化”。在中国，这种“格义化”的进程，从它传入神州大地的那一天开始，一直没有中断过。好在佛教在本质上是比较圆融的宗教，在经历了大约五百年的“格义化”以后，它才基本上扎下了深根。然而，佛、道之间的斗争也始终没有中断过，有时不过是采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而已。有本名叫《西游录》的书就很具体地记录了元代时的一次着名的佛、道斗争。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明代。自朱元璋登基立国以后，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儒家思想来巩固政治地位。由于他从小当过和尚，对佛教颇有好感。明初的几代统治者大多“好佛”，这使佛教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但历代统治者对道教也不废弃，所以道教在较为艰难的政治生态下也在不断地发展。尤其是在明孝宗时代的后期，他宠任番僧，好尚方术，广建斋醮，大量晋升僧道入仕当官，还对真人和高士赐予很高的封号和诰命，甚至任用了道士崔志瑞为礼部尚书。至世宗即位，崇道行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嘉靖六年(1527)以后，更有专崇道教而黜佛之狂热，甚至超越了唐玄宗和宋徽宗时期。他不仅崇尚斋醮，宠任方士和道士，还迷信方药，使道教在全国蔚然发展。当时的着名道士有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龚中佩、蓝道行、胡大顺和蓝天玉等，都甚得世宗宠爱。嘉靖十八年(1539)以后，明世宗崇道更急。他日渐以崇道奉玄为中心，并且不理朝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后，他“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过上了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正如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三卷所说：“随着世宗对长生的追求日益迫切，其崇道举措也日益坚决。自嘉靖中叶以后，更以崇道奉玄为其施政的中心，许多重大朝政皆必视此中心为转移，从而使嘉靖后期的朝政带上浓厚的道教色彩。世宗还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其皇考和皇妣上道教尊号，又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阴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俨然以道教教主自居，使整个明王朝几乎变成为一个道教之国了。正是在流治者的狂热崇信的驱使下，道教在明代中期发展到极为贵盛的局面。不少教徒担任着朝廷的重要官职，有的甚至位极人臣，声势显赫，不仅恩渥终身，且荫及子孙。其时道教的社会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小说中描写的道教在车迟国的发展盛况以及对佛教徒的排斥，不就是上述社会生活的真实的反映吗?

这则小说题作《戏道车迟国》，叙述的就是唐僧师徒在车迟国所遭遇的一系列怪事。起因在于取经途中他们听到的类似山崩地裂般的声声巨响。经过了解才得知，这巨响既非隆隆的炮声，也不是战场上激烈打拼的人喊马嘶，而是在“那城门外，有一块沙滩空地，攒簇了许多和尚，在那里扯车儿哩。原来是一齐着力打号，齐喊‘大力王菩萨”’，这喊声惊天动地，引起了唐僧等人的注意。原来这是一群衣衫蓝缕的和尚工人正在做苦力活儿，他们都推着满车的砖瓦土坯和石子之类的建筑材料，在狭小的工地上艰难地前进。而从城里出来的少年道士，“头戴星冠，身披锦绣。头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锦绣彩霞飘。足踏云头履，腰系熟丝绦。面如满月多聪俊，形似瑶天仙客娇”，和那些从事苦力的劳工不同，明显是在此监管和尚工人们劳动的工头。更加奇怪的事发生了：“那些和尚见道士来，一个个心惊胆战，加倍着力，恨苦的拽那车子。”这表明了他们对那两个少年道土的恐惧。孙悟空忽然想到，他曾听人说过，在西天取经的路上，“有个敬道灭僧之处”。可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个“敬道灭僧”的地方，原来就在此处。

所谓的“敬道灭僧”，实质就是宗教斗争的极端发展。在中国，佛、道两家虽然由于观念上的差异，平时也有矛盾，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本是友好相处、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在明代，至嘉靖朝的后期，这种情况始有改变。今据《古今图书集成》的“神异卷”和《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的“世宗崇道教”中的记载，可知当年“敬道灭僧”之一斑：

1．嘉靖十五年春正月，朝廷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并赐玉带冠服；

2．嘉靖十五年夏五月，朝廷下令禁中佛殿，并毁佛像、佛骨和佛牙等物；

3．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因皇嗣生，朝廷录致一真人邵元节祷祀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俸禄，并授他的弟子邵启为等人禄秩有差；

4．嘉靖十六年，朝廷发布诏书，主要内容是：遣返僧徒，准其还俗，并禁止修缮寺院及私自剃发为僧；

5．嘉靖十八年，朝廷授陶仲文为神宵保国宣教高士，扈驾南巡承天；

6．嘉靖二十二年，朝廷下令毁掉大慈恩寺。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上摘录的仅是从嘉靖十五年至嘉靖二十二年间短短八年的记录，就可知当年的“敬道灭僧”是何等的厉害!当然，在嘉靖朝的后期，这种“敬道灭僧”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历史学家们公认的事实。

对于这种“敬道灭僧”的行径，道家自然是高兴的。小说中的一老道士说：“我这城中，且休说文武官员好道，富民长者爱贤，大男小女见我等拜请奉斋，这般都不须挂齿，——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由此也可证以上的历史记录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好道”，已是一个全民的活动，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社会贤达，也不管是富民长者还是大男小女，人人都“好道”，个个崇金丹。其原因“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车迟国是如此，其他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孙悟空顺着老道士的话，接了一句：“想是道士做了皇帝?”其实不是!不久，他从两个小道士的嘴里打听到了实情：只因有三个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大仙在此用心作法使然。这三位大仙分别叫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他们在这里控制着僧人们的一切行动，包括人身自由。这使孙悟空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僧人本身应是充分自由的。倘若出家人还要受到如此严格的管束，这个社会必定是极专制的了。所以他向小道士打听其中的原因。小道土为他一一说来：

因当年求雨之时，僧人在一边拜佛，道士在一边告斗，都请朝廷的粮饷。谁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经，不能济事。后来我师父一到，唤雨呼风，拔济了万民涂炭。却才发恼了朝廷，说那和尚无用，拆了他的山门，毁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放他回乡，御赐与我们家做活，就当小厮一般。我家里烧火的，也是他；扫地的，也是他；顶门的，也是他。因为后边还有住房，未曾完备，着这和尚来拽砖瓦，拖木植，起盖房宇。只恐他贪顽躲懒，不肯拽车，所以着我两个去查点查点。

这里的“当年”，据前文说是在这二十年前，当时，“民遭亢旱，天无点雨，地绝谷苗，不论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户户拜天求雨。正都在倒悬捱命之处，忽然天降下三个仙长来，俯救生灵”，让黎民百姓获得了幸福，所以有了威信，两佛教徒众只是光会念经，空喊几句好话，一切于事无补，只得受人摆布，在此充当苦工。

为了确证此事的真实，精明机智的孙悟空还以寻亲为由混入这伙和尚劳工中探听虚实，由此而得到了更多的信息。第一，灭僧敬道的根本原因是“这一国君王”的“偏心无道”，“他们只喜得是老爷等辈，恼的是我们佛子”，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正是由于当权者的个人好恶，宗教政策的偏向，才纵容了道教的无限膨胀，而使佛教遭致毁灭性的打击。第二，在上述这种错误的宗教政策下，皇帝在坏人的纵容下，受到迷惑：“如今兴盖三清观宇，对天地昼夜看经忏悔，祈君王万年不老，所以就把君心惑动了。”而坏人当道的结果却是他们的随心而欲乱折腾，什么“抟砂炼汞”啦，什么“打坐存神”啦，什么“点水为油”啦，什么“点石成金”啦，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盛行，搅得民众难以安生。第三，崇道的结果之一必然是灭僧。朝廷倾斜的宗教政策为佛教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小说在具体描写当时对佛教的严酷迫害时说：

那仙长奏准君王，把我们画了影身图，四下里长川张挂。他这车迟国地界也宽，各府州县乡村店集之方，都有一张和尚图，上面是御笔亲题。若有官职的，拿得一个和尚，高升三级；无官职的，拿得一个和尚，就赏白银五十两，所以走不脱。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我们没奈何，只得在此苦捱。

这对佛教徒众来说，真是一场浩劫，死者无数。“到处捉来与本处和尚，也共有二干余众，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爊煎，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死了有六七百，自尽了有七八百，只有我这五百个不得死。”为什么要死而“不得死”而在此长受罪呢?众僧也道出了原因：“悬梁绳断，刀刎不疼，投河的飘起不沉，服药的身安不损。”这是他们长期修身行善的结果。然而他们却长期在此服苦役：白天“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粥，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才合眼就有神人拥护。”而在夜间却因劳累艰辛而不断地做恶梦，梦中皆见：“六丁六甲、护教伽蓝，但至夜就来保护。但有要死的，就保着，不教他死。” “他在梦寐中劝解我们，教不要寻死，且苦捱着，等那东土大唐圣僧往西天取经的罗汉。他手下有个徒弟，乃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问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来显神通，灭了道士，还敬你们沙门禅教哩。”就这样，凭着一点希望之光艰难地度日。

这大约是当年真实的事。史载嘉靖初年确有天灾来袭之事。而世宗的崇道也在他的后期发展至极。因此小说中的这类艺术描写，我们千万不可轻忽。它是中国佛、道史发展的珍贵资料，有利于人们认识明代嘉靖年间佛、道之间的宗教斗争的某些情形。

小说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侧面描写的艺术手法。所有这些有关佛、道之间的宗教斗争的情况，都是借助于孙悟空的探访而得知的。他的探访者有老道士，也有佛教徒，既有当年历史的追述，也有现实中的目睹和再闻，通过视、听多方面的核实，构成了一幅幅完整的画面和艺术锁链，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用小说来印证历史，只是一种文学研究的可行之路。我们在具体使用小说中的史料时，还得结合其他的历史和文物、考古等相关的文献进行综合而深入的研究，这才是更为科学和准确可靠的治学之路。

（选自 《西游记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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