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荐书153

《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美]詹姆斯·波拉切克 着，李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关于本书

鸦片战争的失败为何没能促使清王朝更加现实地审视西方的实力和中国的弱点？本书分析揭示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这些政治斗争不仅塑造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外交决策，而且持续影响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

本书详尽地探究了寻求并获得皇帝关注的文官网络，这会让人自觉地联想到晚明时期。由于与其自身的国内政治议程关系更大的原因，严禁派主张与西方进行军事对抗的政策。这本书通过将政治阴谋、学术争论和外交事务联系起来囊括广州当地士绅和北京文人网络，第一次将鸦片战争置于清朝内部的政治环境中加以考量。

关于作者

【美】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着有《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等。

关于译者

李雯，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译有《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二战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目录

绪论

鸦片战争政策：一些解释

文人：一种预期的概述

第一章文人再度崛起

文人是谁？

恩庇观

对朋党政治的束缚

宣南诗社作为文人宗派

作为官僚恩庇朋党

作为审美鉴赏家的同业情谊

政治上的失败

结果：林则徐的北方开垦计划

第二章春禊派的兴起

作为个人网络

作为一个政治派别

仪式和象征

文学和哲学

清议政治的理想

第三章禁烟政治

反对禁运的个案

1836年合法化倡议

倡议的失败

不妥协者掌舵

第四章广东胜利的神话

林则徐和禁烟运动

林则徐对抗琦善

包围广州

三元里

准军事的现实

第五章有关战争的争论

琦善和天津谈判

台湾姚莹案

魏源和防御战策略

姚莹和英国在南亚的弱点

第六章顾祠会祭

穆彰阿政府和文人的政治影响

顾祠会祭的政治组织

礼制和学术

寻找政治方案

第七章满人外交的终结

广州人的第二次胜利

一决雌雄

文翰之信

广西的危机

召回林则徐

第八章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书 摘

本书重新探究了中国现代史学家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1840年中英战争或鸦片战争中明确无疑的军事失败为何没能促使中国对外交及对外军事策略进行改革。为了寻求对中国与19世纪西方海上强国遭遇的第一个阶段时中国保守主义逻辑的创新解读，笔者将尤其关注自1835年至1850年的这十五年时间。这个时期见证着清帝国第一次与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在东亚的商业利益和军事实力有所增强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做斗争，这些问题

诸如鸦片和白银非法贸易不断增长，中国抵御西方海军渗透的河防日渐脆弱，以及大多数中国官员和士绅不愿认识到临时和解的策略给中国避免军事耻辱提供了唯一的机会。这个时期的特点还在于，外交政策第一次出现典型的晚清现象，即从严厉排外转变为通敌式的机会主义，然后再回归严厉排外——这种现象此后将令想要成为中国“保护者”和同盟者的外国人感到绝望。对想要重新解读中华帝国对19世纪西方强国“不做回应”这个问题的人而言，“鸦片战争期间”（Opium War interlude）的这两个特点（如果它可以如此归类的话）——也就是，外交关系中新添的“海事”议题的新鲜感，以及晚清政府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犹豫摇摆的最初预感——合在一起使之成为特别迷幻而且也是

成果丰硕的时期。

那么，如何研究这段时期？从哪些特别方面可以看出本书所尝试使用的方法是新的？一方面，读者在随后几页读到的内容似乎一点都不新鲜，而是或多或少地退回到一种更加古老的历史流派：中西外交和军事接触的政治性叙述。诚然，这是以往研究中国“打开门户”的着史形式。笔者之所以再次使用这种形式洞察这个时期，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有关1835年至1850年整个时期的英文着述尚不详尽——至少没有一部着作收编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所能掌握的所有相关中文档案和已出版的材料。因此，在马士（Morse）、柯士丁（Costin）、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张馨保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的学术传统之上重建一种最新的叙述似乎是适宜的，这正是笔者打算实现的目标。

然而，在分析主题而非形式方面，笔者在本书中有意偏离上述着作和其他研究晚清中国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根源的较新成果所归纳的观点。上述大部分着作和观点或者主要关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观的不同寻常的存续，或者主要关注太平天国及其盟友

3削弱了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外政策的影响，笔者则选择另外的关注点。在这本书中，笔者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鲜为人知的主题，即中央政府的政治动态对清朝军事和外交决策的影响。更确切地说，笔者关注外交政策的“朝堂政治”——换言之，关注清帝国政府对关键外交政策决策的制定，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角逐。笔者尤其认为，一致同意的必要性使清朝审议机制压力过大，而且清朝审议机制太过公开，以致热衷于宣扬个人声名的政治冒险家们无法插手，无法催生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战略方针。笔者将进一步指出，到1842年第一轮战败和条约勒索为止，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逐渐敏锐地意识到一系列问题，尽管他们感知到了，但最终仍然不能克服已看到的弱点，于是导致上文提到的“政策摇摆”现象。何以会发生这种落差——虽然1840年中英交战带来相当可观的变革动力，但中央政府的政治制度或者权力关系却没能重新调整——是笔者在本书中试图回答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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